首页 -> 2008年第9期
情系共和国粮食安全的周恩来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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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穿衣，衣食住行，是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其中吃饭问题排在第一位。吃饭离不开粮食，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共和国的“大管家”的周恩来非常重视。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国家和人民渡过了难关。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人民的生活问题，为了让人们吃饱饭、吃好饭，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三年困难时期，
粮食问题是他操心最多的事情之一
粮食是我国农业生产中需要长期致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粮食问题直接关系着约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生存问题。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52年底，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88公斤。民以食为天，中国这句古老的俗语朴素地道出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但他出生不久便家道中落。作为长子，幼年周恩来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从而使他与社会下层的贫苦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参加革命后，周恩来深入农村的机会更多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周恩来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更加深入。从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到1949年3月进入北平的17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除1938年到1943年夏，再加上1946年这六七年时间基本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外，其余时间都是生活在农村。就是在国统区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也常回到革命根据地。这就使得周恩来对农村和广大农民十分了解，对他们的温饱冷热给予无限的关注。建国之后，周恩来在农村调查情况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他最了解农村，最熟悉农村，最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与温饱，所以他讲农业问题也就最有发言权。
在新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不仅是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最早的人，而且是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最多的人。周恩来十分了解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其任总理的27年中，他不仅明确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而且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结合当时的情况多次重申和深化这一认识。我国长期饱受粮食短缺之苦，周恩来深知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他将其地位概括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他指出：粮食是人的第一生活需要，“人民首先需要的就是粮食，衣服可以穿破的，可以少穿一件，而粮食每天要吃”。他还指出，“粮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农业人口需要粮食，工矿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此外，还要备荒，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来平衡对外贸易”。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各方面对商品粮的需要激增。而农民因改善生活，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反而有所减少，粮食的供求矛盾日趋尖锐。陈云提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和赞许。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是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了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决策经过，陈云副总理作了专题发言。这是一项适合当时我国情况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耗费的心血极多，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据长期担任粮食部部长的陈国栋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在1960年至1962年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记载着他为当时困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而运筹帷幄、辛勤操劳的情景：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这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现今保存下来的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室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
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他已经在忧虑1958年大浪费之后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958年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事实正如周恩来预料的，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终于渡过了难关。
在“大跃进”中刮起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在食堂吃大锅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的矛盾。1960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30斤稻谷（折粮21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鹏回来报告后，周恩来很重视，指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让童小鹏写信给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之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亲自到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反映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供给制害处很多。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当时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从外面调进来的粮食不够销售的需要，粮库几乎挖空了。当时这些省市的库存粮食可供销售的时间，北京仅有7天，天津10天，辽宁9天，上海粮库中几乎已经没有大米。刘少奇曾说，我们国家到了“非常时期”。粮食危机让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粮食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各地调拨粮食。
周恩来一直处于经济工作第一线，并担任了“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非常清楚。1960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是个禁区。有战略眼光的周恩来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周恩来的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等省市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