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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清沉浮录
作者：李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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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
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程世清在回忆录中（秦城监狱中所写）记述了他汇报完后的心情：“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9月1日毛泽东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过中饭，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招招手，登车而去。
过去，毛泽东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依预案进行，这次却很反常，突然决定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这是为什么？从逻辑上判断，应当是9月2日毛泽东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对林彪和四员“大将”的问题及动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决策，必须紧急返京，抢得先机，从容应对。程世清在关键时刻，一语惊天，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解决林彪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论，兹人兹事，历史应当书写一笔，以示公正。
此事还有一些后续情况：
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洪都机械厂生产的70多架强五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时为福州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当时归福州军区管辖）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泽东的汇报。
1972年3—4月，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举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毛泽东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张春桥也没有吭声。
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的张耀祠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证实了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一事。
锒铛入狱10年，临终身份证件皆无
有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几天的情况，程世清在其回忆录有如下的说法：
9月19日晚上10时许，总理来电话（保密机）通知我说，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并说，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报告的事，主席曾要你亲自报告我，对别人都不能说是吗？我对总理说，我准备在这个月底到北京单独向您报告，总理说：“事情现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电话感谢你。”听到总理的电话后，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并且感到了一种从未有的高兴。
此后数日，奉毛泽东命，许世友要程世清到南京，拿一份绝密文件，送到福州韩先楚处，又从福州乘坐“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的高级专列，顶着星光返回南昌”。然而，程世清后来回忆道：“事情也不知为什么那么巧，回到南昌，我刚进家门不久，汪东兴就打来电话对我说：要我到鹰潭一个仓库去，动员周赤萍（时任福州军区政委）到北京去。我问他，这是谁的意见呢？他支吾了一大阵子，才说是总理的意见。我对他说：军区那么多的人，我凭什么本领，能把那个大政委送到北京呢？我干脆回答说，另选高明吧。汪又接着说，主席在南昌同我的讲话他没有作笔记，让我追补回忆，把主席的讲话整理出来，交给他。我当时回答，我那时根本就没有作笔记，现在更无法追忆整理。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我曾想：你那个专管的大主任，怎么想得出要我来办这无法做到的事情呢？真不知为了什么‘打算’。”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程世清继续做他的省委书记。半年后的1972年4月27日，中央下发中发[1972]17号文件，给了程世清这样一个定性：“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这时的程世清仍然被称为“同志”，省委书记的职务也没有撤掉。直到当年6月28日，程世清才被隔离审查。个中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文革结束后，1978年10月23日，程世清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期间，程世清蛰居斗室，伏案写成了30万字长篇小说《柴山堡故事》，原稿以圆珠笔芯裹胶布书写，字密如麻。书中故事源于他儿时家乡生活原型，上百人物如郭永泰、赵文品、李婶、甜妹子、郭不理、郭二皮、陈六祖、陈四瘸子、汪老虎、王文焕、小寡妇、包大脚、石杆子、杨万油、扁担老人、罗六姑、路走高、胡裹糊、白梅香、丁四苗子等，维妙维肖，乡土气息扑面而来。1981年三、四月间，程世清写就了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录，成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82年1月，坐牢3年多的程世清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向其宣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予起诉决定书》。该《决定书》宣布：“被告人程世清，男，现年六十四岁，河南省新县人，汉族，小学文化，一九二九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五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逮捕，现在押。被告人程世清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予起诉……”
有意思的是，程世清因为被称为林彪集团在江西的代理人而备受指责，甚至锒铛入狱，而在这份《免予起诉决定书》中却根本没有提到程世清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程世清不能够算做是林彪的死党。更有意思的是，8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曾对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和事进行过一次“清理”，程世清不在“落实政策”之列。比起曾被算做是林彪死党的其他人来说，程世清以后的境遇要差很多，1988年中央军委特授“红旗勋章”时，林彪系很多人都在其列，但没有程世清。
程世清与“四人帮”关系并不好，也看不起他们。有3件事可以说明。其一，据著名传记作家吴东峰2002年10月20日在福州对程世清本人的采访：在庐山会议期间，陈云发言论及生产。王洪文听了很不满意，批评道：“老右派要翻案。”程世清当时非常生气，斥责王洪文说：“新兵蛋子懂个屁！”其二，林彪线上的另一红人——空5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委书记陈励耘后来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初期，林彪集团策动了对张春桥的批判。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华东大组再开讨论会的时候，原来积极发言批判张春桥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只好检讨。那次华东大组会议江青也参加了。陈励耘还没讲完，张春桥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此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噤若寒蝉，不敢吭气，程世清却站了出来打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世清这一番话算是把江青、张春桥得罪到家了。其三，在秦城监狱期间，程世清与姚文元、刘丰、王秉璋同居秦城监狱一室。程世清曾对传记作家吴东峰说：“（姚文元）只知道看书，有时也下下棋，但什么话也不说。他是个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主要是听了康生、江青的话。”
1982年3月21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程世清退出现役，每月发200元生活费，政治、医疗按师级干部待遇转地方安置，11月6日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转业后的程世清居住在福州北大路某院内，其院名“半野轩”，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故宅，程世清居一角，取名“野半庐”。晚年的程世清有两大爱好，一是潜心学画，他作画时喜欢以白布代纸，经常画些奇松怪石、飞禽走兽等等，据看过的人说画得很不错；二是特别喜欢喝酒，60岁每日1斤，70岁每日半斤，80岁每日仍3两，而且喝的都是竹叶青等烈酒。
程世清虽然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无论他在福建还是在江西期间，地方官员都对他非常敬重。1992年2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来到“野半庐”探望；作为曾于1969—1971年下放到一机部江西奉新“五七干校”劳动的贾庆林，对当时主政江西时的程世清记忆犹新。他和程世清忆及当年时说：“听将军作报告，手不拿稿，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滔滔不绝数小时，谁能信您只读过一年私塾？”1996年3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野半庐”探望。2003年10月，江西省南昌市委书记余兴荣、南昌市市长李豆罗来到程世清在南昌的住所看望。
2008年4月29日下午16时49分，因病医治无效，程世清在南昌逝世，终年90岁。
由于当年程世清不愿回江西安置，一直留在福州，由当地部队代管，身份问题一直挂着难以解决，临终前没有居民身份证，也没有军官证和离退休等证件。
程世清逝世后，在家属的努力下，总政干部部承认程世清享受地、师级待遇，并同意由属管单位在江西和福建两省的有关报纸上刊登讣告。9月初，经主管单位同意的家属刊登的讣告文字内容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三八八一部队讣告：程世清，1918年7月出生，1929年7月参加红军，1935年3月入党的中共党员，2008年4月29日病逝于南昌，享年90岁。”落款为“刘秋萍（程世清夫人）携家人”。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