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亲历日中由“战”到“和”渐进过程
作者：纪 敏
字体： 【大 中 小】
当谈到日中交往，北村博昭说，新中国于1949年10月成立后，日中两国可谓无任何来往。1950年12月6日，日本政府根据美国指令，全面禁止对华贸易。1952年5月15日，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代表与参众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高良富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邀请，来北京访问，并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由此，日中民间贸易才得以恢复。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不断施压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阻挠，日中民间贸易始终起伏不定。直到1962年9月16日，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双方同意逐步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并开辟了“廖承志——高埼达之助贸易”的渠道，并于当年11月9月正式签订“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备忘录”（简称“LT贸易备忘录”）之后，中日间的民间贸易才上升到半官方层次。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地位和权利。11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组成“日本经济界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访华团团长是日本飞机制造株式会社社长东海林武雄，副团长是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社长永野重雄；顾问为东京电力株式会社董事长木川田一隆；团员包括富士银行董事长岩佐凯实、小松制作所社长河合良一等经济界人士。当时，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工作的北村博昭，作为该会工作人员，陪同访华团一行来到北京。
在北京访问期间，日本财界访华团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会见，并与访问团代表就中日恢复邦交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当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方面很关注战争赔偿问题，但是，发动那场战争是军国主义时代的事，和现在的一代、孩子们的一代以及孙子们的一代没有关系；不能让孙子们来承担祖父的罪过。周总理的谈话，让在座的日本人都深受感动。
1972年7月10日，田中角荣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发表谈话：“政府认为，现在进行日中政府间接触的机会正在成熟。”7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一行。北村博昭说，他当时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常驻北京首席代表，深受廖承志的信任。田中角荣私下委托亲华的竹入义胜前来北京与廖承志事前商谈日中复交有关事项时，他竟被廖公带进会谈客厅，因而深知日中复交谈判的最初阶段有关两国间的许多内情。尤其是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复交之后，日本经济界的热烈反应，他更是熟记在心。他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往事，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经济界朋友帮助我国建立第一座核电站的事。
据相关史料记载，1970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标志我国已拥有开发核电的条件。1974年，周恩来总理作出建设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指示，并提出“掌握技术，积累经验，培养人才，为中国核电发展打下基础”的要求。据说，当年三四月间，周总理还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亲自审批立项核电站建设方案。遗憾的是，当时国内还处在文革十年动乱时期，国家储备资金有限，国外又对中国实行经济技术封锁，因而使中国的核电站建设难以起步。
1978年，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主管部门再次把建设核电站立项，而且，为了保证核发电万无一失，国家决定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核发电技术。当时国际上能制造压水反应堆核电技术和设备的，只有法国和日本两家。由于当时日本政界人物一再纠缠历史问题，中方只好先同法国厂家商谈。法方的条件是，可以提供设计和设备，但不能转让关键的核电技术。中法谈判以失败而告终。
北村博昭说，1982年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他时，谈到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三菱重工曾为中国承建几座大型火电厂等方面提供支持，作出了贡献。现在，中国准备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建设一座30万千瓦的实用型核电站机组，希望日方能够继续提供帮助。邓小平谈到，中国希望能引进目前世界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核电技术，日本三菱重工有制造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的能力。邓小平说：“北村先生，您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协助。如果有可能，请三菱重工派人到北京来谈判。”
北村博昭回到日本找到三菱重工会长未永先生，向他介绍了有关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未料，未永会长回答很干脆：“只要中方有这方面需求，我们会给予满足。”跟着，未永会长便派三菱重工的社长饭田去北京，与中国核工业部洽谈此事。结果双方谈了10来个月，最终谈成了。当时，日本的东芝、日立作为三菱重工的竞争对手，也曾参加了谈判，但没有竞争过三菱重工。北村博昭说：“三菱重工制造的压水堆核电技术，从头到尾加工质量不低于法国，从80年代建成运转到现在没出过事故，质量很好。为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建成，我曾参与牵线搭桥，让中方获得了一项新技术，让日本厂家做成一笔大买卖，日中双方各自受益，我自然乐在其中。”1983年3月中方核工业部的原子能工业公司与三菱重工正式签订该技术转让合同。1985年7月，又由中日两国政府几个相关部门补签了有关“和平利用核能协定”。
邓小平智慧，促成中日顺利签订正式“和约”
北村博昭说，因1978年8月中日双方商谈签订“和约”进入了僵局，才使他有机会能与邓小平多次私下接触，并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
谈到中日签订“和约”，说起来话长。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排斥新中国，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约》签字仪式。52国参加，49国签字，苏联等3国拒签。11月18日，日本通过《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
1952年4月8日，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台北单独签订所谓“中日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等的占领和日过去在中国的财产所有权；但未界定钓鱼岛的归属，台当局即表示“放弃对日赔偿要求”，这为后来中日间正式签订“和约”设置了障碍。
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都处于多事之秋。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人民都企盼中日之间能早日签订正式和平友好条约。但是，实现日中复交后的田中内阁，却因“洛克希德事件”，于1974年11月被迫宣布实行总辞职。尔后，由亲苏的三木武夫出任日本首相。这之前，因发生边界“珍宝岛流血冲突”，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国便对三木武夫政权提高了警惕。三木内阁于1976年12月辞职，改由福田纠夫出任日本首相。1977年1月上旬，福田内阁官房长官园田直，委托对中国熟悉的北村博昭，带着日本著名的冠心病专家和田浩美医生专程前往北京，为廖承志检查身体，同时向廖公传告福田纠夫和园田直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约”的愿望。接着，1978年3月2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飞鸟田一雄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也郑重谈道：中日友好，早日缔约是大势所趋，是真正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
于是，自1978年7月21日开始，中日双方便在北京正式进行两国缔结“和约”的谈判。谈判初期，是在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和他身份相当的中方官员之间进行的。日方坚持应先明确“尖阁群岛”（注：即钓鱼岛，下同）归属日本，才能进一步谈签“和约”。中方认为，钓鱼岛自古就属中国领土，领土归属不容谈判。同时，中方还坚持“和约”应写“反霸”内容；日方认为，写“反霸”意味针对第三方，日本签约不方便。因而，中日双方代表商谈了9次，签约谈判陷入了僵局。中江要介只能回国请示。福田首相为打破僵局，决定派已由官房长官改任外务相的园田直，亲自到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继续商谈。园田外相认为，自己曾作为日本军人在中国打过仗，单为赎罪也应签下这个“和约”。但是，在他启程来北京之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到外务省门前示威，并在夜间向他家里打骚犹电话。严重的是，自民党内部也有一股势力，强力主张：只要中国不承认“尖阁群岛”属于日本，日方就不能同中方签订“和约”。为此，园田写好了辞呈，要找福田纠夫首相。园田当时的想法是，让我迫使中国外长在几小时内承认“尖阁列岛”属于日本，并在书面上作出正式承诺，我无力办到。因当时正值夏季，首相在避暑地箱根。园田到达箱根，一进福田房间就说：“如果让我先议‘尖阁列岛’问题去北京，我力所不及，还请首相找能干的人，把我替换掉。”首相见园田撂了挑子，也就未再提及“尖阁列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