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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日中由“战”到“和”渐进过程
作者：纪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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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园田外相刚到北京不久，福田首相由于受到自民党内的压力，却又向他发出中日“签约”谈判，必须先议“尖阁列岛”的训令。善于谋划的园田外相，想到让对中国官方熟悉的秘书北村博昭私下拜访廖承志和邓小平，以找到能化解双方矛盾的钥匙。北村博昭回忆说：“日中谈判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这件事，正式会谈是在黄华外长和园田外相之间进行的。私下会谈，则由廖公，甚至邓小平阁下出面。在会谈最困难的时候，我奉园田外相之命，曾先后与邓小平阁下谈了4次，与廖公谈了12次。”经北村博昭传递信息，园田外相发现，中方竟有3位谈判对手供他选择：一位是华国锋主席，一位是实力派人物副总理邓小平，一位是跟自己同样地位的黄华外长。于是，他果断地向中方提出请求，希望谈判延缓3天，中方接受了这一建议。在这3天期间，园田最后决定与邓小平直接谈判。经他向福田首相直接请示并获允许。园田提出与邓小平直接谈判的请求，为中方接受，谈判果然成功了。
1978年8月9日，日中双方就条约草案达成了协议。8月11日，邓小平会见园田外相时谈道：“日中友好条约的核心是反霸，反霸并不针对第三国，对自己也是如此。在目前形势下，中国需要日本的援助，同时，我也相信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援助。两国并非不存在问题，还有钓鱼岛和大陆架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现在最好不涉及。按照中日友好条约的精神，可以暂时搁置几年，即使几十年不解决，也不会不能友好交往，也不会导致日中友好和平条约无法执行。把钓鱼岛问题放一放，好好考虑之后再解决会更好。”“两国重要的是求大同，存小异。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可以让下一代去解决。如果还解决不了，就让孙子一代去解决。”
会见结束后，园田直外相代表日本政府邀请邓小平正式访日。邓小平于当年10月22日到达东京，受到日本朝野热烈欢迎。23日，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福田与邓小平同时出席。
因顺利签订日中“和约”，园田外相曾受到日本政界人士的称赞。园田说，他亲手签订日中“和约”，“这是苍天所能赐予一位政治家的最大恩惠”。
邓小平启动高科技交流，把中日友好合作推向新台阶
北村博昭说，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日中之间由经贸的互惠，到政治上的互信，进而到80年代能启动高科技领域互相交流，这既体现着日中之间经历漫长的由“战”到“和”的渐进历史过程，同时也预示着两国之间尚有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尚待进一步合作与开发。他指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起步之初，在日中之间发生的一件事。
据《中国航天决策内幕》（巩小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介绍，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面对美国的核威胁，经毛泽东提议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精心策划，首先从海外回来的钱学森、钱三强、任新民等几位尖端科学家入手，继而派出一大批优秀学子去苏联等国进行深造。结果，从60年代起，接连取得原子弹、氢弹、洲际核导弹试爆与地球卫星上天的惊人业绩。这不单有效地建立起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同时，还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间的大国形象和有利地位。
在上世纪60年代，美苏为争夺载人航天领导地位的时候，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们也在思考着自己的载人航天问题。1970年7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正式启动，代号为“714工程”。当时计划用两年时间训练完航天员，到1973年底，即可将命名为“曙光1号”的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但是，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与林彪关系密切的空军，都投入到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工作中去。因此，训练航天员工作忽然中止。准确讲，当时真正原因是由于文革动乱，国家经济实力与资金已经相当有限。为此，毛泽东不得不作出决断：“载人航天的事暂时停一下，先处理地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714工程”全面下马是1978年。这年8月，邓小平就我国导弹、航天技术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指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空间技术方面，我们不参加太空竞赛。现在不必上月球，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应用卫星上来。”
1983年3月23日，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后，中国有关部门多次召集专家、学者进行分析、论证，商讨对策。讨论结果，竟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也应继续搞“航天”。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国应该抓住机会，迎接挑战。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国力来看，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国外搞它的高科技，中国应该先搞一些实用的、见效快的项目。等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国外的高科技也搞出来了，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科技成果，再上也不迟。
当时，一向务实的邓小平，显然欣赏后一种见解。但是，他也不放弃对前一种建议的思考，以及国际上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后续反应，尤其是对中国周边国家动态的观察。于是，他最先想到东邻日本。
就在这期间，国家航天工业部门通过我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联系，申请派遣一个科技考察团前去日本考察航天技术。对此，日本外务省拒绝签证入境。后来，人们为这件事找到了中共中央对日工作“智囊”廖承志。廖承志说：“这件事，应该找北村博昭去办。”
北村博昭回忆，大约1983年5月一天，廖承志通过秘书给他在北京的办事处打来电话，说廖公有事要找他谈。北村博昭接过电话，立刻驱车赶到廖承志家。谁知，廖承志见了面却说：“我现在，请您去见一个人。”见谁？廖承志未谈。说话间，汽车已开到中南海邓小平家。进屋时，只见邓小平已在会客厅等待他们。北村上前与邓小平握手寒暄后，只听邓小平幽默地说道：“北村先生，我有件事情，想请您帮帮忙。”北村不解，忙问：“邓先生阁下，能有什么事让我帮忙？”邓小平用一个手指指向屋顶：“天上的事。”北村更感莫名其妙，又问：“天上能有什么事？”邓小平竟又神秘地笑道：“是飞机上边的事。”北村更感惊奇，忙问：“飞机上边能有什么事？”至此，邓小平才谈到，中国想组成一个科技考察团赴日本考察，而被日本外务省拒签入境的经过。邓小平郑重地谈道：我们没有特别的目的，仅仅是想从大体上考察一下，日本“科技振兴基本国策”是怎样起步、实施的，便于研究我们两国之间能否有可能在高科技领域进行相互交流和协作的方式。希望你能提供一下帮助，请日方给开一个绿灯。
北村博昭十分感动，忙说：“邓先生阁下，您能如此看重我们日本人，我会全力以赴。”北村博昭返回东京，找到老上司园田直。但此时，园田直已由内阁外务相改任厚生相（即卫生部长）。当园田仔细听完北村博昭的介绍，却竟然未表现有任何难色，爽快地说：“这件事，由我来办。”他首先同日本外相商谈好，应准予中国科技考察团入境考察这件事；并明确入境后的接待单位就是北村所在的“亚洲交流协会”。继而，又征得日本科学技术厅（管航天）主管同意，并答应可派专人陪同参观考察。就这样，由中国科技部一位副部长率领的一个科技考察团，顺利地到日本鹿儿岛等几个科研基地和发射现场与相关设施，进行相互交流与科学考察。因那里的发射设备是三菱重工制造，所以，考察团还与三菱重工进行了洽谈和交流。考察团一共在日本停留了两周。此次考察进一步促进了中日间的友好合作关系。1985年7月，中日两国政府还正式签订了“科学技术协议”。其中，包括在航天领域双方的有关协作。
最终促使邓小平下定决心，要启动中国“航天”计划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接到4位研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于1986年3月3日共同署名的一封建言信。信中列出了5个方面理由，强烈希望中央快些决策启动“航天”工程。其中核心内容谈道：“在事关国力的高科技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科技，是花钱买不来的。”为此，邓小平于3月5日，迅速作出批示：“……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策，不可拖延。”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在经历半年多时间，组织几百位专家反复论证，并在编制出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正式发出《关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布于世。由于4位科学家提出建议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因此，该项计划便被简称为“863计划”。由此，中国“航天”工程再次启动。
北村博昭回顾他所在的日本“亚洲交流协会”，在推动中日间开展科技交流经历时谈道：1983年初，中国科技考察团去日本考察时，因日本“航天”计划起步较早，当时日本“航天”科技优先于中国。现在来看，中国“航天”起步虽晚，但进展速度相当惊人，确切说已在多方面优于或领先于日本。在当今世界，日中两个邻国既是相互竞争的对手，又是相互友好合作的伙伴，这也体现着日中之间由“战”到“和”，在新世纪里所呈现的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和新的表现形势。我衷心祝愿日中两国能永远携手并进，我更愿意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再多尽一份心力。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