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亲历日中由“战”到“和”渐进过程
作者：纪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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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日本“亚洲交流协会”理事长北村博昭先生，是在2007年9月中日实现帮交正常化3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当时，我将寻访多年写成的史料文稿《新中国成立前后首任抚顺矿务局长王新三与日籍工程师北村义夫友谊记事》一文，寄给已故的北村义夫的儿子、现任日本“亚洲交流协会”理事长北村博昭征询意见。未料，这份文稿居然引起当年在抚矿工作的多位日本专家后人的极大关注。最先是，北村博昭看到文搞后，从东京寄来几张与他父亲有关的生活照片。继而，在京都的北村义夫的长女北村明子，收到她在抚顺念初中时期的同学寄给她刊载此文稿的《抚顺日报》，立即委托在抚同学向我表达谢意。据说，明子看了这篇文稿，竟然感动地哭了。
恰好，当年9月下旬，北村博昭前来抚顺煤矿出席中日合资企业“虎博洁净煤出口有限公司”董事会。他刚在抚顺“煤都宾馆”住下，就通过抚矿相关部门约我见面。这一次，北村博昭先生不仅给我带来一本经日本广播公司（TBS）协助、由中国五洲出版社刚出版的一部文集《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其中有新华社驻东京高级记者李德安与记者蓝建中合写的对北村博昭理事长的一次访谈。更难得的是，北村博昭还赠给我若干张他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廖承志等一起的合影与相关题字。其中一张，是1978年8月12日日本外相园田直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共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当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单独会见北村博昭时的合照。邓小平为日本“亚洲交流协会”题字，据介绍，是1986年5月，北村博昭陪同日本“全日空”总裁来北京访问，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见时，当宾主交谈结束，北村博昭向邓小平提出请求：“这个月5月，正是日本‘亚洲交流协会’成立7周年。我们很希望邓先生阁下，能为我会写一个题字赠言。”邓小平听后，望着北村博昭怔了怔，然后笑道：“我还从未给任何外国人题过字，北村先生，您是我的好朋友，写吧。”果然，在一星期之后，北村博昭从廖承志秘书手中，接到邓小平手书题字：“面向未来——日本亚洲交流协会留念。邓小平，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
北村博昭先生与我见面介绍说，他这次来中国已经是第548次了。北村解释说，在当今日本 ，已经很难找到像他这样频繁来中国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对中国、对抚顺有着千丝万缕般的特殊感情。
难忘的少年时代
北村博昭先生今年65岁，一头黑发，脸庞黝黑，身材不算高，但身体相当结实，目光炯炯有神。他于1942年，出生在日本人创办的“抚顺炭矿医院”妇产科。他父亲北村义夫于1933年3月，自京都帝国大学工学系采矿专业毕业后，即来到抚顺炭矿任采煤工程师。后期，转到吉林、黑龙江等地炭矿，继续担任采煤工程师。1948年11月1日，抚顺从国民党占领军手中获得第二次解放后，时任中共鹤岗市委书记兼鹤岗矿务局长的王新三，奉命前来接收抚顺煤矿时，北村义夫被王新三任命为抚矿首任生产技术处长兼井工煤矿主任工程师。北村义夫为协助王新三迅速恢复抚矿井工煤矿生产，尤其是倡导预排矿井煤层气，从根源上消除矿井瓦斯带来的巨大灾难，曾得到东北人民政府和中央燃料工业部颁发的奖状与奖金。
谈到幼年时代，北村博昭说，他对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一无所知。他出生前后，正是日军霸占中国东北领土最凶残的时期。当时，日本垄断集团在长春（即伪满首都“新京”）设置“关东厅”，严密控制着伪满政权；成立“关东军司令部”，残酷镇压中国反满抗日军民；建立所谓“领事馆”，制造日满“两国”平等亲善假象；让日本财阀创建“满铁株式会社”，以经营东北地区铁路、矿山为中心，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资源掠夺。北村说，直到他长大懂事之后，才对日本军阀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产生厌恶与鄙视之感。
北村说，“正因为我在中国土地上出生和成长，所以，我自幼就懂得爱中国、爱和平。”他还举例说明，他当年在抚矿北台子弟小学读书期间（即今抚顺实验小学），中国的老师和同学不单没有把他看成外国人，甚至因为他各方面表现优秀而被推选为该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北村说着，似乎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代。他兴奋地谈道，他担任大队长时胳膊上是“三道杠”。他说：“我同班同学、现任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主任的陈云林，当时仅是‘少先队’中队长，他是‘两道杠’。”北村博昭与陈云林现在还常有来往。说话间，北村先生还拿出一张他们夫妇与陈云林夫妇在北京的合影。
在回忆往事过程中，北村博昭说最难忘怀的是1954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那天，爸爸下班回到家里，突然询问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你想留在中国，还是想立刻回到日本？记得，最先问大姐明子，明子回答说：我还想申请加入中学里的共青团组织，我干么要急着回日本。”北村博昭说：“没等大姐把话讲完，我急忙插话：我也不想现在回日本。爸爸问：为什么？我说：您瞧，我是北台小学少先队的大队长，我怎么能离开中国的小朋友。爸爸又说：日本又派船来接我们了，这次你不回去，你就永远是中国人了。”北村博昭说，“当时我回答：作为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好，反正我喜欢中国，我不想现在就回日本。这时，爸爸才说出了自己的苦衷。爸爸说，他原本也不想急着回日本，因为他从事的煤层气综合利用科研工作还刚刚开始。但是，日本政府一再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和提出抗议，两国红十字会为遣返在华日侨已有正式协议与联合新闻公报发表，而且，在抚矿工作的20多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都已经回国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如果在中国红十字会首次访日团出发之前，我们再不回到日本，抚矿领导也会感到为难了。就这样，爸爸先去了北京，向已调任中国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抚矿前局长王新三正式告别。当父亲从北京回到抚顺以后，即由抚矿派出两位干部陪同全家人到达了天津和塘沽码头。”
他们一家人于1954年9月20日，乘日本派来的“兴安丸”回归日本。船上载着566名在华日侨与部分获宽释的日本战犯。北村说：“当船行驶到茫茫汪洋时，前方是自己未曾见过面的日本祖国；后方，则是已经远去的出生我的故士中国大陆。当时，我12岁，站在日中一水之隔中间，思绪万千，心情难以言表。我期盼着日中不要再发生战争，两国应该世代友好。”
北村义夫带着家人回到家乡京都不久，先后在京都大学与福冈县北九州市三菱化工厂继续从事煤层气的综合利用研究，并通过工业化生产提取化工原料。在这期间，北村博昭先在京都念完初中后，便跟随父亲到北九州市念高中。据说他在念高中期间，就开始练习日本的传统体育项目“剑道”。后来，到东京法政大学经济专业学习期间，继续在课余时间练“剑道”。一次，在羽贺道场晨练时，认识了日本“一桥剑友会”会长、日本众议院自民党议员园田直。北村博昭说：“园田会长年轻时，曾作为一名日本军人参加过侵华战争。每当他谈起自己的这段经历，就会感到内疚与羞愧。所以，当我大学将要毕业时，园田会长便问我：北村，你大学毕业后，准备干什么？当时，我还没有任何计划。园田会长却说：无论如何，你应该进入有关日中友好的单位工作。要知道，日中之战是一个历史错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把前辈们造成的历史错误，补偿过来。”
就这样，北村博昭于1964年大学毕业后，经时任日本政府经济计划厅国内调查局长的叔叔真田敬夫介绍，进入到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负责日中贸易的“一部”工作。
周恩来语出惊人，日本财界全力支持日中世代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