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可怕的一年，当命运把阿盖耶夫抛向这里时，他足不出村，从未来过坟场，只是到了那个恐怖的、几乎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早晨时，他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坟场。
现在四十年过去了。阿盖耶夫在一个春末的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再次来到这里。这时他已经成了鳏夫，也退休了。
开头，他大吃一惊，简直一切都认不出来了，昔日的小村镇俨然成了一座市镇。至少，镇中心变得不可辨认了。早先的集市广场一直拓展到了教堂跟前，教堂的院栅不见了，广场对面矗立着区执委会的三层大楼，再走过去，在大道的路口，就是一座庞然大物——水泥抹面的百货大楼。大楼门外有一座小小的街心花园——一排靠木棍支撑的瘦弱的小树和一条镶有砖边的小径。小径很短，直通围有铁栅的混凝土方尖碑。碑的正面贴着一方宽大的大理石板。铁栅的小门敞开着，看样子可以随便进出。碑前的混凝土台阶上，安放着几束枯萎的丁香花，包裹花束的玻璃纸已经给风吹开了。但是阿盖耶夫没有带花来，因此没有走进去。他手扶栅栏的菱尖，读起碑上密密麻麻的姓名。
关于方尖碑，他在镇上就听说过，来过小镇的朋友也对他提起过。他还给区执委会写过信，得到的回答是，地下工作者也掩埋在这里。现在可以不费力气地读到他们的姓氏了。他们的名字刻在那令人辛酸的名单末尾。与前边的人不同，地下工作者都末注明军衔。是的，除了莫洛科维奇之外，别人是没有军衔的。
名单里没有她。
可是为什么没有她呢？难道说，她死里逃生了？也许，她不是在这里牺牲的，是给运走以后死在德国集中营了？
虽说那个年月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不过四十年来阿盖耶夫一直认为，她不可能逃脱厄运，结局肯定跟别人一样。至少说，那年秋天的可怕经历使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绝境，只好束手待毙，只有他阿盖耶夫偶然地、幸运地逃脱了死神的魔爪。
在那种处境下同时发生两桩偶然的机遇——难以想象的事，他根本不相信会有第二个人逃出来。
他觉得，可能是发生了误会，再不就是没找到她的尸首，也许根本没去寻找。因为只有他阿盖耶夫一个人知道她的事，当然，还有破获案件的警察局知道。不过，现在不能指望问那些警察；文件也别想找到，他们早就毁掉了一切。
只有一条出路了：到处打听。
他离开纪念碑，向四周张望一下。广场是完全变样了，但教堂还在，它对辨别方位很有帮助。应当往前走，挤进胡同，再顺路往前走。阿盖耶夫克制着内心的激动，疾步从镇中心向郊区走去。他首先要去的就是绿荫街——条他非常熟悉的小街，街旁是一排普通的木屋。宅边的小块果菜园地同一条深谷相邻。谷底溪水潺潺，谷坡老树掩映。阿盖耶夫非常高兴的是，这里除了有些房舍显得比过去破旧，而另一些则黄墙耀眼、修茸一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街口是一栋高大的三窗房舍，正面钉有薄板，房顶厚重，包着德意志式的方角木瓦。阿盖耶夫克制着剧烈的心跳，往前走去。小街不长，他从远处就认出了那片熟悉的修补过的屋顶。那是巴拉诺夫斯卡亚的屋舍，他曾在那里住过差不多三个月。
不过，随着脚下灰尘飞扬的土路离房舍越来越近，心花怒放的阿盖耶夫也就渐渐地冷却下来。越来越多的衰败景象映入了他的眼帘——临街一面，庭前小园后面的窗户上钉着长板皮，厨房山墙上的窗玻璃七零八落，成了一孔黑洞；早先这里虽然也没有栅门，但院内却优雅舒适，铺满小块鹅卵石，挖有排水沟，现在则长满了莠草。看样子，房舍早已没人居住，它正在那座嵌入地面的凹凸不平的房基上静静地死去。四十年过去了，也许，只有宅边的果园变化不大，尽管它也因为无人侍弄而显出荒凉景象：对着厨房门口的那棵高大的老槭树没有了，院子另一端的小凉亭也不见了。
阿盖耶夫没有进院，朝前后左右环顾着。没有特色的街景，似曾相识又不曾相识。不幸的是，他把邻居都忘光了，只记得房舍对面住过—位沉默寡言的中年庄稼汉。巴拉诺夫斯卡亚常为琐事找他，好象他和女主人还沾点亲戚关系。阿盖耶夫想起这一点之后，便走到对面，推了一下不高的木板栅门。肮脏的狗窝里，一只机警的长毛狗朝他狂吠起来。立刻，从边房的门廊里走出一位身穿褪色的淡蓝萨拉凡①的苗条少妇。
（俄罗斯民间女人穿的一种无袖长衣。——译者）
“您好，”阿盖耶夫瞧着她那年轻而又淡漠困惑的脸色，尽量和蔼地说。说完之后，就停住了。不知道还应该说些什么。
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但女人既不制止犬吠，也不请他进屋，她还想听来人的下文。
“您知道，对面住过一位巴拉诺夫斯卡亚……”
女人站在敞开的门里，耸了耸晒黑的肩膀，朝房舍正门喊了起来，声音很低沉，象是刚刚睡醒似的：“维克多，出来！有人打听什么巴拉诺夫斯卡亚。‘
“是谁呀？”房间里有人瓮声瓮气地应道。
“出来嘛！谁，谁……”
正门里走出一位身穿白背心的年轻人，手拿一只正在冒轻烟的烙铁，他喊了一声，狗立刻不再吠了。女人从他身旁挤进正门，从里面传来婴儿的急躁哭声。
“我想打听一下，对面住过一位邻居，姓巴拉诺夫斯卡亚，”阿盖耶夫由于激动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她……她后来怎么样啦？”
“巴拉诺夫斯卡亚？哪个巴拉诺夫斯卡亚呀？早先那里住的是瓦留卡，他们开荒去了，不是三年前就是四年前。”
“瓦留卡……那么您……请原谅，您多大岁数？”阿盖耶夫不知所措地微笑着，有些明白了主人的回答。
“我吗？28岁。怎么啦？”
“只是问向，没什么，”阿盖耶夫一下子全明白了，“请原谅，您知道，我是弄混了。”
“是吗？常有的事……”
阿盖耶夫顺手带上了门，漫无目的地沿街走去。他想２８岁的维克多生于五十年代末，毫无疑问，在那以前，巴拉诺夫斯卡亚的房舍里可能已经几易主人了。要是能在这条街上找到战前的老住户就好了，从他们那里肯定会打听到更多的事情。阿盖耶夫回头瞧了一下——穿白背心的维克多还停在院子里。阿盖耶夫转身走了回去。
’对不起，您能告诉我这条绿荫街上的老人谁还在吗？要战前就住在这里的。‘
“说不准，”维克多皱起眉头说。忽然，他一甩头上的淡色浓发，想起来了，说：“也许，有个苏普伦丘克……”
“什么苏普伦丘克！”怀抱襁褓婴儿的少妇来到台阶上打断维克多说，“你那个苏普伦丘克打从过节就入土了。您最好去问问波杜斯基，他也许知道。”
“他住哪儿？”阿盖耶夫立刻振作起来了。
’拐过去第三家就是。门前有一辆蓝色日古利车，‘维克多也高兴地接过去回答说。
阿盖耶夫快步沿街走去，果然拐过去第三座院落里停着一辆日古利，那辆车四门敞开，后面的行李仓盖和前面的引擎盖也都开着。一位身穿蓝色运动裤的年轻男子正在车前忙着。
“您好！”
“日安，”男子抬起头，满脸困惑不解地瞧着阿盖耶夫。
“我想找波杜斯基，”阿盖耶夫解释说，克制着自己的紧迫心情。
“我就是啊，”年轻人直起身子，手拿着一把扳子，回答说。
“不对，您知道……我要找……年纪大些的。”
“年纪大些的？找我父亲吗？他钓鱼去了。今天是星期天，又刚刚开禁。我这不也要去嘛，可这辆鬼东西倒耍起脾气来了。”
“您父亲多大年纪？”阿盖耶夫谨慎地问。能去钓鱼，这跟他想象中的年纪有些对不上茬口。
“多大岁数？55岁吧，”
“嗯……”
“怎么，嫌太年轻？我家还有更老的。爷爷，”年轻人转身喊道，可是院子里没有第二个人了。“他哪儿去了？刚刚还在嘛……”年轻人说着朝房角拐去。那里有一排花朵已经凋谢的树木，树干涂着白灰浆，树间最早晨刚浇过水的整齐的菜 。
“爷爷，你多大岁数了？”
没有听到回答。阿盖耶夫也随着走了过去。房后的丁香丛下，有位年逾古稀的老者坐在长椅子上。他两腿细瘦，穿一双旧毡靴，目光缓滞，似乎正沉洒于老年人特有的思绪之中。他对来人几乎毫无反应，只是抬头漫不经心地看着阿盖耶夫。
“我想请问您，”阿盖耶夫劲头十足地问道，“您在此地住很久了？”
“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本地生人，”年轻人抢先回答说。
“也许，您记得这绿荫街上住过一位巴拉诺夫斯卡亚吧？”
“从前叫绿荫街，”身后的年轻人解释说，“现在叫宇宙街。”
“改名了？”
“改多少回了。战后叫过坦克手街。后来又叫北京街，现在是宇宙街。”
长椅上的老者奇怪地前后摇晃着，悬在两膝中间的青筋嶙嶙的手臂也随着一上一下地滑动着。
“巴拉诺夫斯卡亚，瓦拉瓦拉……德国人枪毙了。”
“枪毙了？原来是这样……”
“枪毙了。在车站上。还记得，那是冬天尼古拉节的前夕。我在运柴禾……”
这个消息对阿盖耶夫来说，虽然够不上晴天霹雳——他早就料到结局会是这样的，但还是禁不住惊恐地想：因为什么呀？不会是因为他阿盖耶夫的事吧？他心里隐隐作痛，沉默地站着，还在等待老人说下去。但是老人没有说什么，不知是又陷入了沉思还是在等待新的问题。
“还有，也许您知道，‘阿盖耶夫怀着新的希望问道，“在邻街上住过一个人，记不清是白铁匠还是钳工了，战争期间还用马口铁造过研磨机，磨谷子的……”
“鲁卡什吗？”
“可能叫鲁卡什，记不清了。他家里住过一位女教师，外地人。女教师有个妹妹……”
阿盖耶夫说到这里，觉得自己来到了深渊边缘，那是他多少年来一直迫寻的主要目标，也许，马上就会听到对他的终审裁决了。要坚强起来，要经受住这一裁决——不论它是如何严酷。
“鲁卡什是个能工巧匠，是啊……会干木活，也会干铁活。战后还给我做过窗框呢。能工巧匠啊！是啊……”
一瞬间，老人的脸色变得开朗了，他的目光从地面移向阿盖耶夫这边。阿盖耶夫有些失望地喘了口粗气，倒换着两只脚——想坐，可是没有地方。
“能工巧匠啊……死了。老早就死了。”
“有个女教师住过他家……”
“什么？女教师？也许，住过。”
“您不记得这事了，老大爷？”
“女教师吗？”老人重复着，停了一会儿，回答说，“不，不记得了。”
这次访问使阿盖耶夫情绪一落千丈。他告辞出来，盲目地在街这边走走，又到街那边走走，又一次来到巴拉诺夫斯卡亚家，走进荒芜的、长满杂草的院落。他印象模糊地辨认着倾斜的屋墙、腐烂变形的屋角、歪歪扭扭的墙壁。他察看了同劈木场相邻的牛棚、仓房，劈木场里长着没膝深的滨藜草。他进了房后的菜园，但却找不到那座连屋小仓库了；可能，早就给拆掉当柴烧了。他记得，紧埃墙根的是一垄垄长势很好的马铃薯秧。他目测着原来为他放床的地方和墙上的空洞。就在那里，他把自己的ＴＴ式手枪藏在一块石板下面。那支手枪可能是给人拾走了，要不就是被警察发现了。
回到前院以后，他又站着着了看果园。原来，也是岁月无情：老苹果树也在脱落着于枯的枝丫，一棵棵地死去；黑豆果和醋栗果丛完全不见了，早年正是它们把院子和果园隔开的，而在菜园边上，只有几株樱桃树的枯枝俯视着木栅，那些樱桃树是他时常忆起的；这次，他甚至不愿走近它们。他的全身都被失败的沉重感压抑着。为了有所解脱，他再次朝街口走去，绕过德式屋顶的高屋，拐进另一条街。他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向遇到的第一个中年女人询问，她是否记得铁匠鲁卡什。手提口袋的疲倦的女人把装满粮食的袋子放到地上，整了整头上的花巾。
“记得，有个鲁卡什，他姓万科维奇。战后就死了。”
“战前他家住过一位女教师。”
“女教师？住过，挺标致的羌人儿。可我记不得她叫什么了……”
“维拉，”阿盖耶夫重又兴奋地提醒说。
“也许，是叫维拉，记不得了。”
“她后来的经历您还能想起来吗？她有个妹妹战前来到这里。叫玛丽亚。”
女人皱起本来就已堆满皱纹的眉头，瞧着远处街口轰轰隆隆驶过的一辆带拖斗的科尔希达牌拖拉机。
“不知道。我记得，是有过一个年轻姑娘。住过不长时间，可她上哪儿去了呢？…… ’
“战后没再来过？”
“说不好……”
阿盖耶夫在这条街和相邻的几条街上，又走了几个来回，最后在绝望中走到两位在院门旁闲聊的男人跟前。
他俩一个门左，一个门右，一边吸烟一边聊天，时而发出粗鲁的笑声。不过，一见有人走近，他俩就不再说笑了。
听过阿盖耶夫的问题之后，其中一个又高又瘦的人顿时活跃起来，他隔着栅门说：“我认识玛丽亚，她住在明斯克。外语学院毕业生，在中学教书。”
“是这样啊！”阿盖耶夫也跟着傻乎乎地高兴起来，“很早以前就毕业了？”
“１９７８年，没错儿。我也想考取，可竞争太厉害，给刷下来了。她可是读到了毕业。”
阿盖耶夫脸色一沉，心里盘算着，1978年她该有多大年纪。不对，1978年从学院里毕业，对她来说太晚了。不可能是她。
“对不起，她有多大年纪？”
“多大年纪？和我同岁。我们是中学同学。不过我服过兵役……怎么，不是您要找的？”
“不是，”阿盖耶夫气 地说，颌首告别了两位男人。
他继续询问着，被问的人有年纪稍大些的行人，也有售报亭的老年女售报员。他还多次进院打听，只要见到院子里有人。
有些人多少还记得鲁卡什，也记得巴拉诺夫斯卡亚，而记得女教师维拉的人就很少了，她的妹妹就更鲜为人知了。有人说，是来过一个姑娘，在姐姐这里住了不久。可她到哪儿去了？谁都说不出。说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时间太久了。连知道战前的区委书记沃尔科夫的人，也不多了。
沃尔科夫是1943年在莫吉廖夫战役中牺牲的，阿盖耶夫是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沃尔科夫的特写，才知道这事的．可沃尔科夫是谁？怎么说，也是旅政委，而不是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沃尔科夫是不会“丢失”的。
种种迹象都说明，她是死了。可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阿盖耶夫为此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翻来复去地考虑这一问题，但总是百思不解其解。
他也做过多少次努力，向各级机关写信，想借助档案和查询打听玛丽亚的下落，可得到的同样是令人迷惑不解的答复：“没有编码”、“没有记载”、“没有资料”。事隔多年，阿盖耶夫唯一能够求助的，当然只有档案、名单、文献资科。它们浩如烟海，可惜关于她，都无只言片语。不过细想一下，也就见怪不怪了．在那个难忘的秋天里，他们最怕的就是档案、名单、记录乃至偶然丢失的一张纸片，因为这都会成为他们的罪证。而关于死后的纪念或者历史记载，当时又有谁会考虑呢？对于他们来说，进入历史之路是被每时每刻的杀身之祸堵塞着的，想逾越这些危险，常常连想都不敢想。这些年来，阿盖耶夫一直不断地发信查询，翻阅档案，到处打听，但他心里明白，这样做如其说是为了知道她的下落，倒不如说是在自欺欺人，在设法逃避那最终的、不可想象的答案。这一答案可能带来最最可怕的结论……
终于，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关于她，没有任何人能说得清楚，她的确是在1941年秋天失踪了。
出路只有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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