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科夫走后，阿盖耶夫睁大双眼躺在那里，继续思考着。同往常一样，他那敏锐的听觉时刻警惕着，注意着危机四伏的黑夜里的一切响动。莫洛科维奇一直没有来，阿盖耶夫不由地想，他莫非出了什么事？在阿盖耶夫这种处境里，要是失掉莫洛科维奇，那将不仅仅是悲哀的事。尽管现在阿盖耶夫已经不象先前那样孤独了，促莫洛科维奇仍然是他的主要支柱——年轻的中尉是他同不久前的军旅生涯、苦命的团队、艰苦的战斗与伤亡的唯一联系纽带。提起他们的过去，尽管不足以成为夸耀的对象，但也没有理由感到羞槐。他们都尽力完成了自己的战斗职责，至于整个形势的戏剧性变化，那不是他们的罪过。
夜里伤口又开始疼了，里面一抽一抽的，一直痛到腰间。他为了把伤腿放得舒适些，不得不在床上辗转反侧。可能，巴拉诺夫斯卡亚在院子里听到他在折腾，便走进了仓房。“您怎么了？要点什么吗？”
“不要，谢谢，什么都不需要。”
“我也无法入睡。唉，今天看到和听到的那一切……”
“可怕！别再说了。”
女主人并不急于走开。黑暗里，他几乎看不见她，但能感到她那温顺的身姿。
他并不强求地说：“您能留下来说一会儿话吗？”
“是的，可以。您知道，一个人简直没法呆。真没那份勇气。”
“是啊，眼前可真是需要大无畏精神的时候。请问，这位沃尔科夫……他跟您谈过话吗？”
“安东·斯捷潘诺维奇吗？当然，跟我谈过。您不必担心，我不是说过吗，我儿子跟您长得很象。年纪也相仿。”
“他叫什么，奥列格吗？”
“对，奥列格。奥列格·基里洛维奇·巴拉诺夫斯基。现在您就是巴拉诺夫斯基，是我儿子。”
“好的，谢谢。怎么，您的丈夫真是神甫吗？”阿盖耶夫突然开门见山地问道。他觉得出，黑影里的女主人有些发窘，只听她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才答话。
“当过圣杜霍夫斯克教堂的神甫。就是在镇中心市场旁边那座。但是您没到过那里……”
“是的，没去过。”
“我在民众学校里教过书。很早以前了，”她惆怅地说，沉默下来。
“很早以前？是革命前吗？”
“革命后也教过。基里尔神甫直到１９３２年关闭教堂以前，都是那里的主事。我比他早十年就停止了工作。没法干了，您能明白：神甫太太当女教师算是怎么回事呀？”
“您是本地人吗？”
“不是，我生在德文斯克，在维尔诺住过一段，在那里读完了马林斯基高等学校。父亲是银行职员，在维尔诺、波洛次克、德文斯克都工作过。我是和基里尔神甫一块儿到这里来的，这儿是他的老家。唉，说来话长了，跟生命一样的长。详情细节一个冬夜都说不完，当然啦，现在这样的秋夜就更嫌短了。”
“生活困难吗？”
“我们那个时候，轻松的生活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我们过的日子却是特殊的艰苦。您瞧，现在……有过一个儿子，是我的全部寄托，我好象就是为他活着的，可现在他也没有了。子然一身！有时候我就想：活着为了啥？干吗要活下去？特别又逢上这种战争年代。恐怖，灾难，兵荒马乱。我有时想，也许我的选择错了？我在终身大事上犯了错误？不对，没有那回事。我一直追求有良心、讲善良的生活，完全不拒绝接受时代的先进思想。但是，时代却不肯接受我这样一个女人。我有过一个女友，叫柳芭·切尔诺娃，是个好姑娘。我俩一起学过音乐，天晓得她算得什么天才，可她却在音乐学院毕了业，在莫斯科日子过得不错，嫁给了一个苏维埃工作者。我不甘心专门摆弄音乐，一心想到民众中去，把理智、善良和永恒带给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做些启蒙工作，为他们打开知识之路。父亲不赞成我这一套，他对当时盛行的现代精神，有许多保留。他是一个对新事物不信任、抱有怀疑的旧官吏。但是，我母亲，噢，善良可爱的妈妈，却全力赞成我的职业选择，赞成我当一名民众教师。她自己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做些教育工作。她对待仆人就象对待亲人一样，百依百从，逢年过节必定要送些礼物。可这毫无益处，仆人们照样厚颜无耻，瞎，那些人啊，光知道好吃懒做，干些见不得人的事，一有机会就愉鸡摸狗的。可妈妈绝不认为这是什么大的过错。她总说，这是出于愚昧无知才干的。她坚持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整晚整晚地在厨房里给他们朗读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的作品，教他们接书识字。我毕业后就到维帖布斯克省一个穷乡僻壤去教农村孩子。我不认为那几年是我生活中最坏的时光，正相反，孩子们喜欢我，我也对孩子有很深的感情。为了他们，我不惜一切，尽心尽力；我教他们文化和启蒙知识，自己的日子却很清苦，连固定住处都没有，只能在当地犹太人家寄宿。不过，我认为我是在对人民尽责，工作做得一丝不荷。您自己明白，年轻人的这种精力是十分充沛的。”
“您在这个小镇里也工作过吗？‘阿盖耶夫问。
“没有，不过我工作过的地方可不少。在德利先斯克县工作时间最长。在德文斯克附近也工作过一段时间，离城有十公里多。我是在那里同基里尔神甫认识的。
“他刚从神学校毕业，想谋求一个教区，不过，不是主教区里最槽的区。当然啦，到处都一样，民众的生活十分困苦，没有文化，基里尔神甫的热情完全不比我低，他进行的是道德教育。现在，人们都说，家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可那时却不是这么想的，大多数人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信仰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崇高、善良，更接近生活的真理和光明。是的，那时也有无神论者，他们认为宗教远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最重要的该是教育和知识的应用。我也用于这一派……”
“那您怎么会结婚呢？嫁给一个神甫？”阿盖耶夫微笑了，在黑影里问道。
他身不由己地对巴拉诺夫斯卡亚的叙述听得入了迷，而且兴趣越来越大。他逐渐发现，女主人完全不是他最初想象的那种人。这真出入意料，甚至今人惊讶。他原以为，女主人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婆娘，但她却是维尔诺马林斯基学校毕业生，同时又是神甫的妻子。
“问题就在这里，我正想对您说说，在我的生活里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完全违反我的信念和迫求。我们俩人信仰不同，可是竟然相爱了，我说不出这是为什么。当然啦，爱上基里尔神甫并不难，他一表人材，高大英俊，蓄着一部褐色胡须，眼睛蓝蓝的，目光是那样天真、充满幻想，说起话来……唉，一切都得从头说起，都是从他说话开始的。我第一次是在教堂里听到他的声音的，后来又去了第二次，接着又在县警察局长家的圣诞节晚会上同他再次见面，而在谢肉节时他已经向我求婚了。我的父母就住在附近的波洛次克，但我自己就决定下来了。婚礼就在当地教堂举行。我父亲知道这事以后，没说什么。可母亲却大发雷霆。她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是她的恼怒没有持续多久，当她亲眼见到我的蓝眼神甫后，怒火立刻烟消云散了。基里尔是能够征服任何人的—一用他那动人的外表、翩翩的风度，当然，还有他的聪明颖悟。除了圣经以外，他文学知识渊博，懂得艺术，现代的、西方的和拜占庭的，对东正教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东正教不仅有优点，也有许多缺陷。但他总是回避正面批判赖以生存的宗教，他是克尽职守的人。
1915年我们的奥列格出世了。当时我住在波洛次克父母家里，基里尔在加里西亚前线当团队神甫。他常写信来，叙述俄国士兵在那场愚蠢的战争里的悲惨境遇。过了一年，他在夏天里回来度假，给了我们大家一段短暂的幸福，然后又离开了。您知道吗，那时我好象突然成熟了，也许是受他的影响，也可能是成了母亲的缘故。不管怎么说，我从那个夏天起，年轻时代的民主主义所剩无几了，我第一次窥伺了上帝的伟大秘密。也许，是因为时代变了——几年来，在后方发了经济混乱，在前方连续受挫，人类在经历一场悲剧。就在那年夏天，我的堂兄弟在里加附近牺牲了。我是那样爱他。人好，心地纯洁，出于爱国热情自愿加入了炮兵队，可他逐渐对战争失望了，牺牲以前写来很多灰心绝望的信。他是为拯救战友而死的。我记得，他的死讯把我惊呆了——他仇恨战争、前线和那些指挥官，可在必要时却象英雄一样的死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时我想过：这是什么，是英勇无畏还是幼稚无知？我一直把堂弟的为人看作楷模，可我不能确定，我能否跟他一样。”
“您干吗要跟他一样啊？您是女人，当时又是年轻母亲，”阿盖耶夫插言说。
“可是问题就在我当了母亲。您知道，这最能改变女人的性格，特别是在困难时刻，它使女人更眷恋于孩子和丈夫，您该知道这一点。可我理解这一点却是在盼回了丈夫以后。他是1917年秋初回来的，精疲力竭，心情沮丧，全身都是虱子。对十月革命，他的态度是平静的，不兴高采烈，也不惋惜悲哀。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贫苦阶级的生活，同情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许多旧的东西毁灭了，推翻了，遭到唾弃，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劳动群众，为了人民的利益。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从年轻时起就敬重人民，准备为他们牺牲一切，当然，是有理智地牺牲。当我们这里的男爵勃洛特贝格的庄园被哄抢一空，当图书馆被付之一炬，贵重家具和雕塑被砸毁之后，基里尔受不住了。要知道，这一切对新的人民政权也是用得着的。庄园嘛，也就算了，说到底是可以重建的，可干吗要枪毙民众学校的校长呢？！他是那样兢兢业业地为民众服务了一辈子。真是天知道！枪毙他，为的是他试图阻止毁掉那座庄园，因为民众学校打算搬到那里。他的罪名是资产阶级保护人。人枪毙了，庄园也烧了。是谁枪毙的？正是那些最没有知识的、最受奴役的庄稼汉们，他们的孩子就在这位校长——伊凡·伊凡诺维奇·波斯特内的学校里就读。可能正是这件事，也可能是许多其他类似的事，迫使我考虑，人不应该按阶层和阶级，不应该按职业和地位划分，而应该划分成善良的人和恶人。善和恶的比例，可能是10比1。还有，没有上帝就不可能有善良。魔鬼总是同恶一起攫取人的心灵，它是贪得无厌的。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基里尔在家乡获得了一个教区．在他之前，是个叫菲利普·扎雅茨的神甫在这里主事多年。这个人啊，我跟您说，可不是什么好神职人员，连个好人都算不上。典型的害人精、守财奴、醉鬼，这种人在当时的外省很常见。他最善于利用宗教为个人谋取私利，手法圆滑巧妙，就象宗教是专为他个人力创造的。神甫女人也跟她男人一模一样．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实际上，她不仅管着丈夫，还管着教区，可却是个不通道理、没有头脑的婆娘。革命前，教区的信徒们就年年上告，一直告到宗教公会。可扎雅茨惯于把自己装扮成无罪的羔羊，把告状人说成别有用心。最后一张状子是一位农村女医士写的．扎雅茨把她害得好苦，竟逼得她服用吗啡自杀了。直到她死以后，神甫还怀恨在心，不许她葬进攻场，只许葬在坟场外面。不过，尽管不是她的状子起了作用，可她的死却起了作用。扎雅茨被革去教区职务，任命了基里尔。我们搬进了这座房舍。基里尔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接着又是我们的奥列格。我已经不能在学校里教书了，成了吃闲饭的人、神甫老婆。我们主要靠菜园为生，还有教民们捐赠的微薄收入。生活十分拮据。不过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很难。我对这幢小屋、院落和街坊邻居产生了感情。邻居们那是些勤劳、简朴、直爽的人。我也努力同大家和睦相处，尽力帮助那些多子女的家庭、流浪儿，我们有了一大批平民百姓朋友。知识分子——老师啦、苏维埃工作者啦，同我们不怎么来往，上帝保佑他们，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情况就不妙了，基里尔生了病，睡眠不好，经常发脾气，当然，对工作还是全心全意的。他经常外出主持圣礼，热心地去作教区神甫应作的事。后来，开展了反宗教斗争。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斗争变成了人身攻击，开始捕捉具体对象。不言而喻，基里尔神甫成了斗争的重点。宗教仪式也无法顺利进行了，有人常常喊叫，再不就是酒后撒野。后来，又常常找我丈夫出去谈话，到政治保安局，到乡苏维埃，要不就是去文化馆参加群众辩论。基里尔从不表示反感，百依百顺，让去辩论就去。当然，胜利者从来不会是他，总是一个叫科希卡·勃利得的人得胜，我说不好那是个姓名还是个绰号。①有一回，基里尔正在讲述圣经的来源，科希卡突然打断他，问道：’你亲眼见过上帝吗？‘基里尔回答说，上帝是不能看见的，与其说上帝是人，不如说是一种道德观念，可科希卡象一切蹩脚的演说家一样，大叫大嚷起来，说什么’道德啦，习俗啦，这都是不肯上套的母马的胡言乱，可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要自由，我们诅咒你的上帝！‘
（科希卡·勃利得：有“光脸的科希卡”之意。——译者）
“所有这一切不仅滑稽可笑，而且令人气愤，可基里尔能够心平气和，还想用更通俗的语言作些解释，没料想，科希卡的两个朋友跳上讲台，把帽子深深地套在基里尔头上，辩论会也就一哄而散了。后来，我们的处境就更因难、更离奇了……在街上或店铺里，常常有人对基里尔和我起哄，说脏话。这些我就不去说它了，习以为常，不再计较了。最让人伤心的是，小奥列格常常回家哭诉同伴对他的凌辱。他们给他起绰号，骂他，有时还打他。我们痛苦极了。我干脆把儿子送到波洛茨克他外祖母家。他在那里要心静多了，上了学，象别的孩子一样用功读书，只是在暑假期间回爸爸妈妈这里住上几周。可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谁都没法理解，就连丈夫也不知道我多么难过。当然，他的处境也够受的了。”
巴拉诺夫斯卡亚时断时续地、困难地讲述着，似乎要在起伏的思绪里追逐逝去年华的涛声。阿盖耶夫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故事，这是历尽沧桑的痛苦的自白，是对磋陀岁月唱出的一阕安魂曲。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努力去理解女主人痛苦经历的深刻内涵。一开始，他对别人的种种经历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既谈不上同情，更谈不上反感，有的只是逐渐升起的兴趣和好奇。他属于另一个时代，走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他听着女主人的叙述，有时竞然忘记了现实中的她，设想起过去的种种生活情景——革命前的，教师的，村镇的，神甫的。他非常想听下去，知道那位蓝眼神甫的结局。
“那个科希卡·勃利得当上了村镇头头以后，基里尔的境遇就更糟了。科希卡想方设法嘲弄他！在文化宫里，不论大会小会还是上演节目，他都要大骂一通上帝、教会和基里尔，他把基里尔神甫说成最下流的恶魔。连我都对基里尔的耐性感到惊奇。他从不发火，连声色都不肯露，总是逆来顺受，有时候也争辩几句，但多数时候一言不发．因为完全没有可能同科希卡进行认真的交谈，科希卡只会一个劲儿地威胁、咒骂。事情的结局是，有一年春天教堂给查封了——刚好在复活节前夕。当然，这事引起了信徒们的不满，有人向政府告了状，甚至给加里宁写了信。但是，所有的信都转回到了科希卡·勃利得的手里，并由他来调查。从那以后，他就更恼火了。事情发生在机器拖拉机站建立以后。有一天，本地有个叫列克萨·谢马舍诺克的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向上爬的家伙，带了两台拖拉机，直接开到教堂门外。他攀上教堂尖顶，用绳子拴牢十字架。几乎整个镇子的人都跑来了，看拖拉机怎样吼叫着，挣扎着，把十字架从央顶上拉下来。从此，每逢下雨教堂就漏水，圣器和装饰品开始发霉变质。又过了一年，镇苏维埃宣布教堂没收充公。圣器发往城市，书籍被孩子们糟踏了，有好一阵子糊风筝都是用的羊皮圣经。就在学校附近放飞。工业组合用神甫袈裟缀制圆顶小帽，整个夏天，区里的人都戴着这种用金银线编成的穆斯林小帽到处游逛。
关闭教堂一事对基里尔打击太大了。他完全灰心丧气了。他不会干别的工作，再说也不准许他于。他想了一个出路：给列宁格勒的一位朋友写信，请他寄来全套的修鞋工具——榔头、钳子、槌子等等，随后就当起了鞋匠。总得活下去啊，可我们什么收入都没有。瞎，他算个什么鞋匠啊，有时候一天挣五个鸡蛋，再不就挣一小桶土豆或者５０戈比。我们就这样对付活着。不过也还是好景不长，对个体户开始征重税了，不再允许个体开业了。可是修鞋组合又不肯接纳他，因为他的社会出身不佳。怎么办呢？”
巴拉诺夫斯卡亚沉默不语了，看样子，有些话是不便于说的，但也许是没有想好。
阿盖耶夫等了一会儿，尽量把声音放低，语气缓和地问道：“那你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不用说，非常艰难。我觉得我们已经陷入了绝境。翻来复去地想啊想的，可是一筹莫展。只有理智和信仰才能阻止我们踏上最后一步，当然，最主要的是，儿子奥列格是我们活下来的支柱。后来，有一天夜里他爸爸失踪了，不久我们的冤家对头科希卡·勃利得也遭了横祸，来镇里接替他的是安东·斯捷播诺维奇。”
“就是这位沃尔科夫吗？”
“正是。千真万确。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不论他干什么事，还是担任什么职务，他都是这样的人。奥列格中学毕业了，可是您能理解，他有我们这样的双亲，能有什么出路呢？有一天，我去了区委会，对安东·斯捷潘诺维奇毫不隐讳地说明了一切，就象我现在对您一样。他听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完全没有打断我，然后他站起来，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言不发。我都想走了，泪水流了下来。而他停在窗前，背对着我，低声说；’我理解您，我能帮助您。因为……因为……您失去了丈夫，不可挽回了，可儿子得活下去。儿子不能为父亲负责。但是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人民总是要追究我们的……‘您想得到吗，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说奥列格·巴拉诺夫斯基虽然出身于神甫之家，但巳同双亲划清界限，自愿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承认，读完条子以后，我哭了起来，可他却说：’别哭，别哭，必须这么办。对你们来说，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他的这一招儿也真灵，基里尔失踪了，儿子却上了大学，毕业以后成了专家。他过上了新的生活，跟我们完全不同了。没有想到，他的一切也破灭了。”
看来，她的叙述到此结束了。她不再作声，只是默默地 泣了几下。阿盖耶夫听得入了神，直到这时才在床上动了动身子。
“是啊……可是……”他茫无所措地说。女主人的辛酸坎坷，是他不能立刻理解的，它们只能逐渐地、断断续续地进入他的意识。“宗教嘛，当然啦，有点那个……水火不相容……”
“这跟宗教没关系，”巴拉诺夫斯卡亚抢过话头说，“这是良心问题，在我们的生活里，远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凭良心干的。”
“您知道．那是阶级斗争年代……”
“瞧您说的——斗争！斗争，必须是你争我斗才成。可我们根本就没有跟谁斗争过。我们一下子就接受了新政权。是新政权不接受我们，跟我们斗个不停。难道说，这不够让人伤心的吗？”
对于这位前神甫太太，阿盖耶夫能说些什么呢？他本以为，那些年代国内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理所当然，不容置疑——当然，必须是处在局外人的角度。只要他稍微正视一下这个女人的内心，那么他就会觉得痛苦和屈辱——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这—点。
巴拉诺夫斯卡亚继续说道：“您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轮到我们名下的善良，竟是那样少．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比珍视侥幸得到的点滴善良，同时也尽力使别人同我们一起分享。什么比善良更为宝贵？金子？财富？那些东西我们从来没有过，我们有的只是善良，那是丈夫教会我的——愿他永世被人怀念。他自己不需要了，我也土埋半截了……但是别人需要，特别是那些好人，那些急需以善良相待的好人……”
那些急需以善良相待的好人……
女主人走时已经过半夜了。阿盖耶夫还在久久地思索着。是啊，要不是这位神甫太太的人间善良，要不是她的基督信仰，要不是她的人情味和乐善好施，那他阿盖耶夫又会怎样呢？他在敌占区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他的饮食和安全．难道不正是靠的这人道善良吗？而现在对他这个身负重伤者的无偿照料，难道不也是靠的这人道善良吗？因为他是祖国保卫者，就有权享受这一切吗？可他算个什么保卫者呢？——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整个白俄罗斯，直逼斯摩棱斯克，要说是保卫者，也只能是极糟糕的保卫者。但是，而对这位供他吃喝、照看他养伤、保护他的安全的前神甫太太，他不仅没有无地自容之感，甚至觉得这—切都是顺乎情理的事。
他将以什么去报答她呢？
他信任她，并不怀疑她的自白，但是在内心深处总是摆脱不掉一丝阴暗庸俗的疑虑：可别让这个神甫太太坑害了他。不管怎么说，她属于异己的阶级，而阶级利益差别永远都是斗争的导火线——他从上学起，人们就是这样教育他的。她失掉了丈夫和儿子，一生中历尽磨难，又怎么会以善报恶呢？但是话又说回来，是可以以善报恶的，正如区委书记曾经信任过她—样，现在她是会无愧于他阿盖耶夫的。就是说，她心里存在着一种东西，它高于阶级隔阂，甚至高于她生来就孜孜以求的公正原则。阿盖耶夫反复地想，也许还存在比善良更加善良的东西，但是他得不到答案，他只是感到正在沉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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