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亭子里又坐了一会儿，然后一瘸一拐地回到住处，处理从昨夜起一直疼痛不止的伤口。他一走动，伤口就特别疼。他解开脓痕斑斑的、脱落一旁的绷带。贴肉的绷带又同伤口粘成了一片，每一掀动，都会痛得汗流浃背。他感到惊异的是：膝盖以上的红肿已经开始消退，伤口两边的肿胀的肌肉也不象先前那样坚硬了。阿盖耶夫扔掉了滑向一边的猪油薄片，心想，已经不必再放新猪油了。他垫上四层新白布之后，用旧绷带重新把伤口包扎起来。现在该吃些东西了，他早就觉得饿了。他拄着手杖出了畜棚。
鞋亭旁的长凳上正坐着一位戴黑头巾的老太婆。跟他一样，老太婆也有一根手杖，显然是在等修鞋匠。阿盖耶夫步履艰难地踱了过去。
“大娘，您找谁？”
大娘不紧不慢地转过身，用浓眉下的无神的目光瞧着他。
“我来给孙女修修鞋……就剩一个孙女了，爸爸、妈妈都没有了。人家告诉我，神甫家里有个修鞋的。”
“是这样，不错。鞋坏得厉害吗？”
“破得厉害……不假。让我上哪儿去给她弄新的？现在没有卖鞋的。”
“哪儿都没有！”
他从老太婆手中接过一双用细鞋带捆在一起的童鞋。这双鞋破得实在厉害：鞋底磨穿了，鞋跟磨歪了，鞋帮上出了洞。阿盖耶夫有些发愁，这可怎么修？但若大娘的神情倒象在等待宣判一样，这使他一声长叹，没有拒绝的余地啊！
“行啊，想法修修。今晚来拿吧？”
“谢谢你。孩子，谢谢。我不会让你白干的，上帝保佑你……”
他送走老大娘，回到了鞋亭，本想着手干活，但觉得有些饿，可心里却是又烦又伯——总也忘不掉早上警官来访那件事。那个讨厌的签名会给阿盖耶夫带来什么呢？当然，他，从未打算为他们工作，但他知道已经陷入了什么样的泥坑，而想从法西斯分子的役使中自拔又是何等困难。边件事必须通知沃尔科夫，至少要告诉基斯利亚科夫，告诉他们，警察局正想拉他干些什么，求大家共同为他研究一个行动方案。因为……因为他现在的双重身分可能很快贻误大家，当然首先是危害阿盖耶夫本人。他明确知道这种处境的复杂性，但他有什么办法呢？光是诅咒战争或者坏蛋德罗兹坚科又有什么用呢？但就是在咒骂警察局长，咒骂战争和他本人的厄运的同时，他也还得活着，还得按照良心和红军指挥员的职责从事一些活动啊！红军正在从北到南的广大战线上流血，显然，那些战斗在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城外的人绝不会比他阿盖耶夫轻松，他们中的成千上万人会长眠于地下——他阿盖耶夫有什么权利抱怨自己的不幸遭遇呢？只有忍受下去．一旦有了可能，就行动起来——反对德国人，但绝不要伤及自己人，尽管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他在厨房里匆匆吃过一些东西之后，又想到了女主人。他为在这种时刻女主人不在，而感到惋惜。他对巴拉诺夫斯卡亚这位独特的房东大婶已经有些恋恋不舍了。很可能，要是她在，她会帮他想想办法，至少能向他介绍一些情况。她是本地人，什么事儿都知道，对什么人都了如指掌。他阿盖耶夫可能不久就要同本地人打交道，在他的处境下，离开本地人他就完了。
吃午饭之前，他一直在修补那双童鞋，总算把它用线缝起来了。要想修好，就得有材料——皮子、鞋底，但他没有。他想，照此下去，他的修鞋铺也要完蛋。那时他怎样维持生活呢？靠女主人的菲薄财产为生吗？啊，没说的，虎落平坡啊，了不起的军需主任阿盖耶夫！不，应当是工程师奥列格·基里洛维奇·巴拉诺夫斯基。他自己已经开始闹不清这些名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怎样称呼自己了。
午饭过后，老大娘来了。阿盖耶夫把修好的鞋摆在桌上，正在捻绳，以备再用。但一直没有新顾客。他把捻好的线团起来，正要起身时，见老太婆象盲人那样用手中的木棍探着路，来到门口，静静地站在亭外。
“给，大娘。修好了！”
“修好了？！谢谢你，美男子，上帝保佑。给，这是穷老太婆给你的修鞋钱……”
她庄重地把一张叠成邮票大小的苏维埃一卢布纸币，放到桌角上。
“让孩子穿去吧，”阿盖耶夫说。
“噢，谢谢你。上帝保佑我那孩子……”
老太婆走到街上时，还在自言自语地感激着阿盖耶夫和上帝。阿盖耶夫拿过纸币，铺展开来。他苦笑着想，这是第天的工资。要是都付给他这种纸币，他就得改行去管房子了——就象伊里夫和彼得罗夫①合著的小说里讲的那样．
这一天他没再做什么事，甚至连午饭都没吃——虽然餐桌上一直摆着他念念不忘的玛丽亚的馈赠。他在厨房里一直坐到晚间，常常留神看着窗外，看有无客人来访。他不想更多地在亭子里露面，他并不关心有无新的顾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他的心事在别处：他在等林子里、沃尔科夫派人来或者基斯利亚科夫本人来访，他得把个人命运里发生的转折，告诉给他们。但遗憾的是，直到天黑，院子里竟再也没有人来。
天色全黑，小镇隐入夜幕之后，阿盖耶夫在黑影里围着房子走了一圈，听了一会儿，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小仓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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