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盖耶夫往儿子身后一看，忽然说道：“到这儿来，谢苗！”
果然，从坟地后的大道上走来了身穿黄色坎肩的谢苗。他大概远远望见阿盖耶夫不是一个人在这里，便放便了脚步，似乎在想：是否转身回去？阿盖耶夫此时却非常想把开始了的谈话继续下去，所以几乎乐意让这位新客人不合时宜地到来。
“你好，”谢苗走近，有礼貌地对阿尔卡季寒喧道。
“这是我儿子，”阿盖耶夫点点头。“这位是谢苗·谢苗诺夫，你看得出，是位老兵。瞧，我们正在这儿议论。你把那边的小桶拿过来坐下。你来得正好。”
出于礼貌，谢苗略显犹豫，然后才在桌边落座。那里已经没有了荫凉，所以他那张皱纹纵横的褐色面孔不久便蒙上了一层细小的汗珠。他没有擦拭，依旧耐着性子坐在太阳地里。
“那么说，是来探望父亲？这好哇，当父亲的总是高兴的……”他开口说道，一边打量餐桌，视线一下子便停留在酒瓶上了。
“给客人满上一杯，”阿盖耶夫说，“你大概不会象我一样拒绝吧？”
谢苗装模作样，皱皱眉头。
“我们这更习惯的是喝烧酒。”
“为什么偏爱喝烧酒呢？”小阿盖耶夫边斟酒边问，“是不是是因为价钱便宜些？”
“不—不，为了能多喝些，”谢苗微微一笑。
“太明智了！”阿尔卡季赞许说，“好，请喝。”
“您呢？”
“我已经喝够量了，喝够了，我就不再喝。”
“独自喝有点不好意思……‘
谢苗用右手的粗糙手指从垫纸上笨拙地拿起一小块胸排，把它放在一片面包上，呼哧几声。只见他严肃庄重，不慌不忙，准备享用这场款待中最美味的东西，用眼测试着杯中美酒，长吁一口气。阿盖耶夫几手是在欣赏他这—套神圣仪式，欣赏反映在堆满笑容的面孔上的兴奋神色。在他那晒得黝黑的额头上，刺眼地显现出经过一夏褪了色的两弯白眉，谢苗终于一仰脖，不紧不慢地喝干了杯中洒。他的脖颈很长，布满皱纹，尖瘦的喉结从下往上，然后从上往下地移动了一周。
“真好啊！”
“请吃菜下酒，随便吃点吧。”
“谢谢。”
“只有喝汽水，才用’谢谢‘当下酒菜，”阿尔卡季略带教训口吻说。父亲从他的腔调里觉察到一种令人不快的冷冰冰的优越感。儿子性格中的这种气质早已不止一次使他感到气恼。
“谢苗诺夫是战争中真正吃过苦的人，”他对儿子说，“当过侦察兵，请你注意这一点。”
“侦察员——如今正吃香。人人尊敬侦察员。是暗探嘛，以及诸如此类的……”
“不是什么暗探！”阿盖耶夫提高了声调，“是军事侦察员！请你相信，这并不比……”
儿子灵巧地一拍，便把卡普纶瓶塞拍进了瓶颈。
“当然，当然……”
“是老兵，残废军人，”阿盖耶夫被儿子的话刺伤了，不禁气冲冲地说道。“他不象某些人那样藏奸取巧。那种人或者躲在家里闲呆，或者马上跑去当了警察。”
谢苗平静地听着阿盖耶夫父子这场有些紧张的谈话，慢条斯理地咀嚼下酒莱，只见金属假牙一闪一闪。他找到一个合适时机，审慎地插嘴说：“当警察的并不都是出于自愿。那儿也有被迫去干的。有些人是被逼，还有的人是由于愚蠢。”
“怎么能由于愚蠢？干这种事？”阿尔卡季惊异地问。
“有过这种情况，比方说，我就是。”
“怎么，你也当过警察？”小阿盖耶夫吃惊道。老阿盖耶夫也诧异地盯视谢苗，可是谢苗却若无其事地安然嚼着下酒菜。
“当过，我什么没干过啊！当过警察，当过游击队员，还当过俘虏。在军队里也服过役。一直打到维什拉河，瞧……”他笨拙地晃了晃残肢，“你可以把我看成死过一回的人。我曾经讲过……”
阿尔卡季惶惑莫解地把目光移向父亲，可是父亲佯作没有察觉他的目光，面色阴沉地坐在那里．话题的这种转折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我全都可以讲出来。怎么？你以为这是秘密？！你再给我倒点。不然的话……稍稍倒一点。”
“请吧。”
阿尔卡李心甘情愿地拨开瓶塞，倒了满满一杯。这次谢苗把酒一饮而尽，没再吃菜，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一盒揉搓成一团的主角牌香烟。
“这大概是在开始的时侯？在４１年？”阿盖耶夫问。
“在42年春天。”
“在43年人们多半去当了游击队。开春以后大批人参加了队伍。沿着秘密小道去的。”
“对，沿着秘密小道。我和维契卡·别克什也这么想过。在炕炉上猫了一冬天，开春时明白了：必须进林子去。尤其是人们谈论起了游击队。当然，游击队出没的地方离我们远点儿，在西尼亚夫斯克森林。我对维契卡说，你先等等，让我把菜园种上，然后一起去。他说：不行，耽误不得，会让自己倒霉，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当然，我们吵了一架，他一清早就独自一人走了。你们知道，我本来也想同他一道走，可是，我可怜妈妈：若没有菜园，老太太靠什么活呀？奶牛冬天里就给赶走了，马也没从集体农庄牵回来，因为我当俘虏遭罪时错过了机会。我当俘虏是在白波德里亚什卡，也许你们听说过那个地方，那儿有一个挺大的集中营。我就是秋天从那儿跑出来的。逃跑出很多人，可是活下来的很少，德国人放狗咬，开枪打，都给杀了。我走运：总算拖到了家。肚子饿的咕咕叫，身上长满了虱子，冻得浑身到处是疗子，祸不单行，我又得了痢疾。家里的情况怎样呢？老妈妈住在冷屋子里，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连土豆也没有。勉勉强强支撑到开春，病刚刚好，就又该去打敌人了。打敌人——我自然不能推出不管，我恨他们都恨得牙根直痒痒，可是舍不得妈妈呀。”
“怎么，家里再没有别人了？”阿盖耶夫问。这个故事他已经开始听得动心了。
“除了我，妈妈本来还有个女儿。是我的姐姐。她嫁到邻区去了。可是姐姐有四个孩子，撤退刚开始那几天姐夫又被打死了，现在她和公公住在一起。怎么能让妈妈到她那儿去呢？所以老太大就只好呆在自己家里。
再接着说，这个别克什打好背包，离开了村子。我留下了，在菜园子里又翻又刨，栽上了土豆。过了三四天，我这个伙伴回来了——游击队把他打发回来，说是必须带武器才行！没有武器他们不收。可是，上哪儿去弄武器呢？只有在打过仗的地方才有，在战场上丢下的武器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我们这里什么仗也没打过，战线很快就推过去了，所以无论在哪儿也找不到。带着什么去投奔游击队？
应该告诉你们，这时又发生了另一桩倒霉事——卫戌司令部决定在地方招募警察。当然喽，有志愿者，这都是些刻骨仇恨苏维埃政权的人。这类人都招募去了——还不够。于是开始招收各种人。或者发来通知，命令报到，编入队伍；或者干脆派人来，闯进家门，抓去入伍。若是有人被拒绝接受入伍，那就算他走运，他们都是些残废人、病人，不过得有证明。我也有医生开的证明，身患痢疾。但是，这份证明已经开了半年了。不错，我涂改了一次，两次，写日期的地方几乎磨出洞来，所以第三次已经不能再用了。事情糟透了！这时，有一天傍黑，我和别克什在澡塘后边凑到一起，商量怎么办。应该说，这个别克什是有文化的小伙子，念完了九年级，可是年轻气盛，因为没能加入游击队心情非常难受。这时，他就说：’咱们去当警察，怎么样？一领到步抢，就进西尼亚夫斯克森林去。‘我寻思，这也许是对的！不然的话。只能等着人家用武力抓去，或者更坏些——被人家枪毙。心里害怕，当然也觉得这么做有点儿讨厌，可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情况大概不会比白波德里亚斯卡附近的集中营更坏。我们当然不会给他们效力，我们需要的只是得到步抢。
这样，等我耕完了菜园，栽上了土豆，我想，这—回就是我被打死，妈妈也能支撑一阵子了。我向老人吐露了想法，她一听就大哭起来，说：‘去年夏天打仗时你牺牲了，也比现在去当警察强啊。’我说，‘没什么，好妈妈。我给他们效点力，然后就跑去投奔游击队，我只指望弄到武器。’总算把老太大安慰住了，第二天早晨我和别克什就到了地区。
我已经说过，那儿有熟人，有两个是从我们村子去的，同地区的也有几个。我告诉你们，人跟人不同。有的是畜牲。有的却没什么，就是吓破了胆，尤其是那些拖家带口的人。他们还能有什么法子？稍有违抗，德国人就抓走他们的孩子、老婆，残酷地报复。我和别克什改编入第三营，开始了操练：象在正规军队一样教给我们队列、敬礼等项目。制服还没发，各人穿各人的衣装。我穿的是军便服，灰色军大衣，厚油布长靴。步枪暂时也没发。大家都故意折磨我们这些没有武器的人。警察局驻守在学校里，是一层的砖房，在镇中心，紧挨着大桥。局长纯粹是个野兽，全身披挂，腰上挎一支毛瑟枪，凶狠残暴——可真厉害。稍稍有什么可疑，或者违反了什么，就狠狠地打，不然就送到车站上的保安处，德国卫成司令部就驻扎在站上。已经武装起来的两个营常常听到警报出动。有时是去抓人，大搜捕，有时是去打游击队。这样，有一次——这事发生在5月，树木已经开花吐叶了——半夜里响起了警报。全体人员跑出去，集合站队。我当时正执行值班勤务。这次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有的坐大车，有的骑马：听说什么地方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就是说要起去救援自己人。连第三营也被赶出去，剩下的只有两个病号和我们三个值勤的人。全体出动之后，我扫了扫营房，在走廊上的小柜旁站岗，另一个值勤的人刚刚下岗
在床铺上盖着大衣蜷着身子蒙头大睡。值班长苏尔维拉警士手持步枪在大门外踱步。我们三人之中只有他佩带武器。我心想，他若是躺下休息的话，我就能利用他的这条步枪了。可是，这个鬼没有躺下。快到早晨时，天刚蒙蒙亮，听见森林那边工人村附近响起一片枪声，双方对射相当密集激烈，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这个苏尔维拉坐立不安——忽而走进大门来，忽而又走出屋去，这个畜牲害怕游击队会进攻到这儿来。这是个最坏的下流坯，从前管理想区文化宫，脸蛋子有这么大，肩膀有这么宽，浑身是劲，可是这条狗却胆小怕死；我一看，他被吓得心神不定，象掉了魂似的，我暗暗幸灾乐祸，可是外表上没露出来，仍旧在走廊站岗；我腰上别着一把刺刀，就是咱们骑兵用的那种普通三棱刺刀。当然，这不能算武器，带着它游击队是不肯收的。可是到哪儿去弄更好些的？我一直在想，真是绞尽了脑汁。
天色刚一大亮，夜间行动的人回来了，先是骑马的，接着是坐大车的。运回了伤员，有五六个人。还有两个打死的，用担架拾进了营房。我一看，太突然了，我差点儿没喊出声来，原来是别克什！他的头斜在一边，额头惨白，头发上沾着血。血倒是不多，是颗小子弹，可是人报销了。是致命伤。瞧，弄武器弄到了这个下场！他手都没挨着，一直赶车，看守马匹。当兵的命运是没有眼睛的，黑白不分。碰到谁就杀谁，更经常的是杀好人，对那些畜牲，子弹连碰都不碰。
这样，死人抬下了车，伤员安置到床铺上，有两个警察还搀扶着一个人。这也是个受伤的，伤在腿上，伤口草草地包扎着，没穿靴子，只用一条腿跳着走。我一看，这好象不是我们的人，警察局里没有这样的。我向切尔尼亚夫斯基——他是镇上的警察，我们曾经在中学同学——打听了一下，他说，是个俘虏的游击队员，受了伤，被抓了回来。是个年轻人，戴着黑色平顶羊皮帽，看上去象森林里的一个指挥官。
他被拉进办公室里受审。办公室恰好在我对面，只离两步远。我站在小柜旁，屋里怎么审讯他，我听得一清二楚。挎毛瑟枪的局长，从保安处来的一个穿黄皮靴的打手，还有几个警察。先是对他好言相劝，可是游击队员显然不愿开口，于是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拷打得非常凶。他也大喊大叫，破口大骂，可是终究还是说出了些什么。我听见，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那些人一直追问西尼亚夫斯克森林的事；开始更凶狠地拷打。他已经昏了过去。有人跑出来取水，又泼又浇。然后，又是拷打。后来，暂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开始了。这场刑讯大概持续了三四个钟头。我已经下岗离开了小柜旁，刚刚躺下打盹，苏尔维拉就把我叫醒。他说：’套上大车，咱们去执行任务。‘上哪儿去？’我问。‘上车站，把俘虏的土匪送去，德国人要他呢。’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任务——首先，不愿把游击队员送交德国人，要知道，这明明是让他去送死，第二，我仍旧得不到武器。我说：‘发给我一条步枪吧，空着手，我怎么去？’苏尔维拉说：‘别胆怯，我带着武器。他若是逃跑……况且他也跑不了——眼看要断气了。’
我套好马，把游击队员抬上车，放在麦草上。我一看，果然半死不活的了，被揍得满身是伤。‘你们把我拉到哪儿去？’他问。苏尔维拉对他说：‘到哪儿，对你还不都一样，你这个土匪。等到了桥上，把你扔进水去！‘游击队员开口痛骂，娘三爹四地大骂，既骂警察，又骂希特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暗想，难道我要插手把他害死？可是，怎么办呢？又不能推却。夜里接到警报出去干事的人现在获准休息，要睡到午饭时间，就是说，这趟差事正该轮到我们头上……
我们离开镇子，沿着大路走。俘虏尽管挂了彩，又被打得遍体鳞伤，但还是被捆住双手，绳头系在那条好腿上。我坐在前座上，手持缰绳。苏尔维拉坐在左边，睁大两眼，观察周围动静。大道上迎面走过两辆马车，还有几个婆娘挎着篮子走路。除此以外，空旷无人。这时，我脑袋里翻腾起—个又一个念头。我开始观察周围地势。到车站要走四五俄里，一路上都是田野，可是过了小桥，从一个地方开始出现了灌木丛。在灌木丛处大道分成了两岔。岔路口很不显眼。大道通向车站，旁关的小路穿过一个小水洼，直通松林附近的斯摩里亚纳村。我想，若能拐到那儿去嘛……但是有这个剥皮的恶鬼坐在身后，手持步枪，怎么拐呢？若是让他一察觉，就会冷不防给你后背射进一颗子弹。
不管如何，我还是下了决心。一走进这个小树林，我就对苏尔维拉说：‘喂，你先替我拿着缰绳，我去解个手。肚子有点儿不好受……’他想了想，往四下打量一下，他还是爬下了车，走到前边来，抓起了缰绳。这样一来，步枪自然背在了背后，我计划的正是这样。我从腰上拔出刺刀，一下予捅进了他的后心，就象杀一头野猪。他象骟猪一样，只哼了一声，就躺倒在我的脚下了。我抓过步枪，背在肩后，抓着他的脚拖到壕沟里去。然后，跳上马车，狠命地打马跑去！几匹马都不坏，我一抽打，它们就箭似的跑过了水洼。游击队员先是痛得尖声叫嚷，后来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止住了叫声。再往后他就指点我往哪儿去。他说：‘到卡查纳去找铁匠。到那儿会告诉你……’我把他飞快拉到卡查纳。在那里，我们被掩护起来，在干草棚里度过一夜，第二天队伍上就派了人来。来了四个骑马的，我救出了的人对他们说：‘就是他救了我，同志们。谢谢你，警察。’原来，这个人不是普通游击队员，竟是游击队的参谋长。我心想，闹了半天，还是个大人物啊！从此，我也走了运。只是，可惜别克什……
我暂时被编入了预备队。我观察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原来，这儿也有许多熟人。有的人来自区里，他们对我不十分熟悉，——战前我一直在作业队干活，年纪又轻。后来我在远东地区的正规军服役。然而，我却记得他们。我们的扎夫拉伊佐是民警局长。有一天，我在伙房看见了镇中学老师巴吉洛夫，他在四年级教过我们。只是见老了，头发几乎全都白了。现在是队伍的政委。
我的游击队经历就这样开始了，看来开始得还不坏。尽管认识我的人不多，但是我立即受到了敬重——自然喽，我把参谋长从死亡线救出来了嘛！不错，也有些人斜眼瞅我，心里说，从警察局来，别再是暗探吧。”
“你真的是挺有运气，”阿尔卡季说，“碰上了参谋长。就象电影上讲的。假使，比方说，碰到的是个普通战士？或者，半路上他死了……”
“我最怕的也就是这个，”谢苗开朗地笑了，完全象个孩子那样天真。
“在路上，后来夜里在干草棚，我都担心过。参谋长情况非常不好，常常昏迷过去。我心想，他要是一命呜呼，我可怎么办？投奔谁？游击队员会说：是你杀害的。回警察局也不成，不会相信我。况且他们会找到苏尔维拉，他背上还插着我的刺刀哪。参谋长有两三个月没有在队伍里，他被安置到某个隐蔽地方去养伤了。在这个期间我已经完全熟悉了环境；参加过几次伏击，也弄到了武器。以前我只梦想有一支步枪，可现在我连巴拉贝伦自动手枪都弄到手了——是在公路上从一个被打死的军官身上搜出的。还有一柄短剑。好极了，还配有一个潦亮的剑鞘。总而言之，我成了真正的游击队员。有一天傍晚，我们刚刚在伙房吃过晚饭，一出门——迎面来了一个身穿皮夹克，拄着手杖的陌生人，他有些跛脚，我心想：这是谁呢？科尔卡·斯米尔诺夫(他是莫斯科人，后来摧毁德寇卫戎司令部时受了致命伤，就牺牲在我的怀里)，就是这个科尔卡捅了捅我腰，说，你还看什么，快问好。这就是你救过的人，是参谋长！我连忙行了个举手礼，如此这般作了报告。’您好，参谋长同志，您身体好吗？‘不错，他向我伸出了手，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说：’这不值什么，得救的是两个人，既救了您，又救了自己。‘他问：’你从哪儿知道应该救谁呢？‘我答说：’我在小柜旁站岗来着，您受审问时，我听到了一些。‘他那一次什么话也没有再说，但不知为啥，脸色却阴沉了下来。我当时没在意——人不得不受的罪还少吗，落入敌人的手里——这可不是一件愉快事儿。
这一年夏天快过去了，我们在游击队作战，嘿，森林里劈劈啪啪可真热闹。不是我们劈头盖脑揍他们一顿，就是他们让我们吃点苦头。我们先前的那位指挥官调任当旅长去了，他的位子由参谋长诺维科夫斯基担任。同志们逗我说：’谢苗，你去找你救过的人，说说情，让他给自动枪手批点肉吃。‘或者：’去说一句话，行动之后让他下令准许我们晚起两个钟头。‘再如：’你为啥穿双破皮靴，去求求他，让他从战利品里拨给你—双新的。‘我当然总是用笑话应付，哪儿也没去，谁也没去找。我已经觉察到我的指挥官好象在生我的气，甚至尽量躲开我；不仅从不用什么奖励我，相反，本来可以让我多睡个把钟头，他却总想方设法派我去什么地方干事。别的指挥官对待我都很正常，政委——他还树我为榜样，让伙伴们学习。实际上，难道我战斗得不好吗？炸毁绍齐的桥梁时，我一个人把放哨的警察干掉了。而且干得那么出色，趁着敌人在掩蔽部里睡觉，我们把所有的炸药都绑在桥桩上了。爆炸成功了，守桥部队—举全歼，我们的人无一伤亡。政委在队列前当众向我表示感谢，我看见诺维科夫斯基却蹙紧了眉头。他不喜欢我！到了十月革命节，开始呈请授奖时，政委说，奖给谢苗诺夫一枚勋章。可是，指挥官反对，说，给他一个奖章就足够了。喏，就是说，给一个军功章。但是，只要哪儿现了危险的麻烦事，比方说，在特罗相沼泽德国人抢去了我们的辎重，那就该把谢苗诺夫派去了。你去，或者死，或者把辎重找回来。我去了，夺回来了，我并没有死。当然，在队列前表示了感谢等等。但我感觉得出，对他来说，我若是不回来，若是死了，会更好些。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究竞是为什么，我却很久想象不出。”
“大概，就是因为你在警察局效过力，”阿尔卡季说。
“根本不是因为效力，问题不在于效力，”谢苗打断了自己的故事。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瞧着立在桌脚边的那瓶还没喝完的白兰地。阿尔卡季当然发现了他那含意明显的眼神，但装作不懂它的真正含意。阿盖耶夫沉默不语，他已经明白了谢苗用这些细节把故事引向什么结果。可是，他听着。不能说他怀着巨大的兴趣，更确切地说，是带着一种想得知详情和当时情势的不十分固执的感情，因为他的记忆里同样充满了这类细节和情势。“不是因为效力。一开始我也曾这么想过。以为他不信任我，或者是在考验我。后来，我明白了：我是自作自受。因为自己嘴不严紧，才遭这份罪。
有一天，我给他备马，喏，正赶上这么个机会。我把马牵到地窖子前(当时我们驻扎在红色密林，在松树林里)，把缰绳交给他，附近没有什么人，他接过缰绳，拉住脚镫，上马之前问我说：’谢苗诺夫，你告诉我，当时你从头到尾一直在岗上值班吗？‘我马上明白这里说的’当时‘指的是什么时候，可是没显露出来，反问了一句：’您指的是什么时候？‘’喏，就是我受刑挨揍的时候。‘我说：’我站岗来着，可是不一会儿就被换下去，到营房睡觉去了。‘我对他说了谎，可是一看，他的眼睛变得高兴了，有点什么消失不见了。他纵身上马，我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问他：’有什么事吗，指挥官同志？‘’不，没什么，‘说着，他用树条抽打马脖子一下，就跑走了。瞧，我说了谎，结果让一个人放了心，我也变得轻松些了。一次，站队时他走到我跟前，开了几句玩笑，甚至还请我抽了支烟。我心想，谢苗呀，你可得坚持住，你的事似乎已经熨贴了，只是不要再走嘴说漏了。不过，我的好运不长。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埋葬了诺维科夫斯基，——在穿越铁路线时他杖打死了。”
谢苗住口了，用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心不在焉地捻着早已熄灭的香烟。阿盖耶夫父子也沉默不话。父亲沉缅于对自己那遥远而充满苦难的往日的回忆。
阿尔卡季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不久便承认说：“我不完全明白，究竟要害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是奉命，还是另有原因？”
“什么奉命？”谢苗没有理解，“为什么是奉命！明摆着嘛。”
“具体说呢？”
“一清二楚，”阿盖耶夫说，“还解释什么。连小孩子都能明白。”
“嗯，”谢苗简单地证实说。
“可是，我就不明白，“阿尔卡季执拗地说。
谢苗狡诘地眯缝起眼睛，瞅瞅儿子，望望父亲，可是仍忍住不肯解释。
于是，老阿盖耶夫对儿子讲道：“可能，你是不理解，因为你们这—代人离那个时代太远了。这不是指你们对那一时代的知识数量，不，关于战争的知识你们足够用了。但是，战争的气氛——这是靠逻辑不可能体会到的细腻之处。过只能用身体才能体会得到，要用鲜血，用生命。你们没经历过这些。不过，也未必一定要经历。你们有自己的经历。至于战争，对于你们来说，仅靠普及性读物提供的那些表面东西就足够用了。简单明了，甚至壮丽多采，尤其是讲到万炮齐鸣、轰击敌人的场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阿尔卡季反驳说，“我们应该了解。”
“为了真正了解点儿什么，必须全部身心深入到这个’什么‘里面去，就象深入到科学或者艺术里去一样。或者当这种’什么‘变成自己的命运时才成。但是，决不能使它成为短暂兴趣的对象，或者更不应成为昙花一现的好奇心的对象。”
“啊，让它见鬼夫吧！……了解少些倒更好，”谢苗心平气和地说。“你睡觉也会安稳些。比如我吧，一回想起来，夜里就睡不着，总在想。当时并没想这么多，可是如今却不由自主地思索。”
“那就是说，我们在衰老，”阿盖耶夫说。“思索和疑虑一样，都是老年人惯有的现象。”
“我可不是老年人！你知道，我感觉自己还是二十六岁时的样子。尽管我快满七十岁了。可是，七十岁的好象不是我，那是一个叫谢苗诺夫的老头子，而我是谢苗。我还是战争时期那个样子。”
“这仅仅是感觉而已。”
“当然是感觉。不过，我本人感到自己就是如此。旁边却是另一回事。”
“若是旁观，一切都是另一种样子。”
阿盖耶夫不时地看着儿子，看到阿尔卡季眼睛的表情逐渐起了变化：由略显冷漠的谨慎怀疑转为迟缓而羞涩的温和亲切。他似乎开始理解了什么。所以父亲想到，一个人襟怀坦诚，披肝沥胆，毫无为己之私，毫无炫耀美化子己的如实自白，该是一桩多么了不起的事。这是一种目前越来越少见的品德。他不止一次发现，在年轻人，甚至在年纪较大的人们聚会时，每个人都言不离“而我……”，只关心一点：哗众取宠，制造效果。用什么并不重要：东西呀，行为呀，周围人对他的好评呀，尤其是上级对他的赞许呀……谢苗没有任何希图——不怀任何目的披露了自己的赤裸裸的为人本质。阿盖耶夫早已感受到了他身上的这一品质，谢苗没有吹嘘自己的诚实、勇敢、机敏或者功勋，这使他更加器重他。谢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智慧，也没树立过任何丰功伟绩，然而他正是靠这种品质比很多聪明人或者功勋卓著的人更为可亲可近。
“再喝一杯吗？”阿尔卡季已经换成完全亲切友好的口吻向客人问道。
“我不反对，”谢苗随即同意了。“我讲得让你们厌倦了，我自己也激动了起来。”
阿尔卡季慷慨地给他倒了满满一杯，却没有给自己斟上。阿盖耶夫忽然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冲动，伸出手来说：
“给我也斟上。”
儿子瞪圆了眼睛，但还是给他倒了酒——只斟了一点点，刚刚盖住杯底。于是，阿盖耶夫转身对谢苗说：
“来，兄弟。为了咱们从前遭过的磨难。”
“啊哈，你们知道，我该道歉——有时候我不由自主。”
“好就好在不由自主，”阿盖耶夫几乎是感动地说。
“不，为什么道歉呢，很有意思。所以我该谢谢你，”阿尔卡季完全友好地说。
“这算得了什么！我以后还会讲比这更好的呢。会更有意思。我讲讲我怎样差一点没获得英雄称号。”
“好吧，我们太高兴了，”阿盖耶夫手抱酒杯说．
他喝下洒，几乎没有吃菜，坐在那里静待自己体内的变化。他由于不惯喝酒，感到很快有了昏昏醉意。他为心脏担忧，可是不知是由于刚刚吞服了一片可拉明，还是因为喝下的白兰地洒，他的心脏搐动正常，尽管加重了负担，可却暂时没有出现心律不齐。真该谢天谢地。
酒瓶已经空空如也，扔在桌下草地上。谢苗长篇大论讲了一通故事之后，显得兴致索然，耷拉着头，坐了一会儿便站起身来。他简短地道了别，似乎急着到什么地方去，头也不回地沿着围墙向大道走去。
太阳已经几乎隐没，余晖径直照亮了墓地上密密的一排白杨、石墙的上部和拐角处的缺口。搭有帐篷的斜坡和沙坑已经淹没在黑影之中。旷野上飘来阵阵冷风，于是阿尔卡季轻快地从破旧的折叠椅上站起。
“好了，咱们安排睡觉吧，爸爸。你睡在帐篷里吗？我还是躺在汽车里。”
“不短吗？”
“设备齐全，可以拉开，又不是第一回。”
他开始在车里忙碌起来，拉开了后座，久久地往与“日古利”颜色相同的红色气床垫里打气。阿盖耶夫坐在桌边未动。他在想，他的健康状况幸而没有恶化，心脏在胸膛跳动，没有明显的间断，醉意很快便消逝了。他在想明天将会给他带来什么。他打算请儿子留下两、三天，帮助他挖出被暴雨冲下的大石块，然后再在石块下稍许挖一挖。如果那儿什么也没发现，那么他这场旷日持久的搜寻也就可以就此罢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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