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古潘久久不能入睡，不停地咳嗽，一直在床上翻来转去，我的那张木板床被他那沉重的躯体压得吱吱作响。我也没睡着。我同一个保卫人员躺在地板上，跳蚤跳上跳下，发疯似地向我们发动进攻。保卫人员一个劲地搔痒痒，还不时捶我的肚子，嚷道：“从左翼包抄过去！”。幸亏另一个轮到在院子里站岗，否则，他俩会发出两个不同的命令。民警嘛，神经都十分紧张：就是这样的工作嘛。
“局长同志，”我对古潘说，“您反正睡不着。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他一声不吭，只是伸手去拿挂在木板床旁的那件制服。打火机在手枪上嗤地一声，亮起了一点火光。
“拿火烧鬼……嗯，他们那号人，”我继续说道。“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呢？我对火烧鬼的情况不大清楚。据说，他曾经当过兽医，专门阉公猪的……好，他也许，心里怀着什仇恨。可我们村的另一个法西斯走狗，克拉姆钦科，过去是饲养场的运料员。谁也没有得罪过他。他家孩子全都在上学……同大伙儿的孩子一样……为什么火烧鬼成了现在人人
怕，人人恨的呢？如果没有战争’他仍旧当他的兽医。我出在还不是要同他点头打招呼，也许在婚礼宴会上或者洗礼宴会上还能碰到他，同他一起唱歌呐。我不能理解！”
“法西斯主义嘛！”古潘说。
他全身上下烟雾缭绕，象一艘起了火的轮船。他那强壮的肺，呼噜呼噜地直吹气。这是一部早已用坏了的机器，毫无疑问，区分局局长睡不好，休息不好，而那个当保卫人员的民警虽然睡得不安生、不停地咋呼闹喊，可他毕竟是在睡呀。而且他做的梦清清楚楚，十分具体：战斗正在进行，应该从左边包抄过去。
“法西斯主义吗？”我反问了一句。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不论对什么事物都能下一个简短而又明确的断语，对他们来说，只要几个标签式的词语就足够用了。他们话一出口，就象板上钉钉。莫非古潘也是这一种人？“嗯，明白了，是法西斯主义。这说明什么……跳蚤让您不得安宁吧？我们这里的跳蚤都十分放肆。”
他哼了一声。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他开了口。“我可不是什么哲学家，不能讲得面面俱到……我只受过民警训练，请你原谅。”
他朝我翻过身来，那张干得裂了缝的木板床叽叽嘎嘎地响了起来。
“法西斯主义……你当然知道，这是最卑鄙，最凶残的资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分子不依靠这样的专政，就对付不了工人阶级，对付不了革命！所以他们就拿起鞭子。抓起斧头，用尽一切力量来镇压，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他们枪毙人，绞死人，把人抓进集中营。他们对人要么极力压制，要么激起他身上那种阴暗的心理、兽心……比方说各种各样种族主义的感情呀，民族主义呀。”
“火烧鬼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问道。“他算什么帝国主义分子？他是江湖郎中，狗崽子！”
“好吧，”古潘嘟浓了一句。“我来试试看，给你解释解释，这一点你是需要的。
他深深地抽了口烟。
“当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对火烧鬼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古潘说。“给他看这种理论等于给公羊看百科全书。不过你应该看到这一点。希特勒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哪些人是他的基础呢？冲锋队、形形色色的黑势力。为什么呢？因为搞到了权，对他们这号人有利。这种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们在这股浊浪中可以飞黄腾达。现在，他们的面前展现出广阔的天地。他们可以任意抢劫，而且受到这个无法无天的土匪国家的保护。你懂吗？可以杀人、可以折磨人、可以乘人之危、发财致富——所有这些暴行都可以作为功劳记在帐上，你懂吗？”
他声音嘶哑地咳嗽了几声。
“请原谅，我没把你熏坏吧？”
“没什么。”
“我这是为了驱赶跳蚤。兴许，跳蚤会受不了的。”
“受得了，”我说。“我已经用发烟筒熏过了。猫儿差点儿没呛死……请您继续谈吧。”
“好吧……我只能简单地给你解释一下，你也知道，我受的教育是道听途说的教育。你也明白，象歌里唱的‘我自己个辟了个小花园’。言归正传吧，法西斯主义。你知道吗，对这号人来说，好就好在它用权力来代替法律。凡是为这个国家效劳的人，都是这个权力的一份子。这个人似乎可以以国家的名义来决定，什么有利，什么不利。而实际上，他首先关心的是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别后退，同志们！”那个民警突然嚷了一声。“从左面包抄过去！”
“他受过震伤，”古潘解释道。“在咱们奥任公安局，现在数我最健康：气喘不算……火烧鬼看到，他的面前出现了他从前想也想不到的前景。他的本质是个刑事犯罪分子，卑鄙的恶棍，贪婪的野心家。但是这些品质过去没有敢表现出来，因为表现出来就要受我们苏维埃工农法律的应有惩罚……可是现在……只要能够顺应形势，只要成为这个巨大权力的一分子就行了！现在他可以欺压人、枪毙人、剥夺人家的财产——所有这一切都算他干的好事记在功劳簿上了，懂吗？当然火烧鬼这个人从本质来看，是个残暴之徒，残暴之徒加上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的坏蛋，所以法西斯主义对他来说象是蜜糖。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干部。它象一块磁铁把各种各样的渣滓都吸引去了！”
古潘用指头掐灭了卷烟。他的指头真厉害啊！他就这么捏住还燃着的卷烟头，一下掐灭了，甚至叫也没叫一声。这双手长了这么一层石棉般的厚皮，大概干了不少活儿吧。
“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这正配火烧鬼的胃口，真是一张王牌。现在他可以抢劫和欺压白俄罗斯人，因为他们是白俄罗斯人；可以抢劫和欺压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可以抢劫和欺压那些泥腿子①，因为他们生在第聂伯河的那一边……他火烧鬼不是地道的法西斯分子，他是刑事犯，是土匪，是强盗，可是问题就在于刑事犯罪分子同法西斯分子是姑表亲。到了今天，他想掌权呐。你瞧，他现在也参加了班德拉匪帮，参加“意识形态”组织。这算是他干土匪的挡箭牌。但他的生活意义只有一个——为非作歹，恣肆专横、疯狂仇恨苏维埃政府。他火烧鬼还想在这儿当土皇帝，他想的多美！有一个问题你要记住：火烧鬼是法西斯的官方人员，当过伪警察局局长；在法西斯分子跑了，苏维埃政权回来之后，他当上了土匪。这是合乎逻辑的！可是有你这样的人挡着他的道。所以很清楚，你在捍卫苏维埃法律的同时，也是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最重要的战土，懂吗？”
我忘了跳蚤，忘了肚子里火烧火燎的隐痛。我翻过身来，看着古潘。我的心里确实有点开了窍：我在格卢哈雷这个小村子里干“小鹰”的差事，刹那间，换了不同的概念。在这个村子里，我开始体会出原来没有想到的巨大的意义。
“你的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古潘说。“你保护居民不受法西斯土匪的骚扰。不光是保护，还应该用你的一举一动给他们证明，我们苏维埃法律是强大的，坚定的，不徇私情的。三年来，这一带的居民受尽了法西斯的摧残。法西斯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是：强权出公理。就是这样！而你应该天天教育他们相信另一种思想。明白吗？比方说，你带着武器，这是权力的第一个象征，是比其他人优越的地方。可是你永远也不能滥用这份权利，来做危害他人的事。不能出于自私的动机，或者出于报复，或者还出于……因为，你是什么人呢？你是苏维埃的、我国人民政权的合法代表。所以这不光是‘小鹰’队的工作呀！可以说，你肩负的任务是党的任务，伊凡·卡佩柳赫！”
……大清早，青草和树叶还覆盖一层没有光泽的白露，古潘就带着他的两名自动枪手动身回奥任去。在放阿勃罗西莫夫遗体的四轮马车上，坐着夜里叫喊从左边包抄过去的那位民警。他睡眼惺忪，眼皮不时地抽搐着。古潘和另一位民警骑上马，还有一匹马拴在马车后面。
“你听我说，”古潘俯下身来，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想办法了解清楚，阿勃罗西莫夫来这里的消息是通过谁泄露出去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碰巧才撞上马车的。这份‘计划’使他们感到不安。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火烧鬼一直待在格卢哈雷村附近……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他们很快驶出了院子。古潘急着赶回去，奥任可能会成为什穆钦科匪帮洗劫的对象，它的命运使他感到忐忑不安。四轮马车轻轻地在弹簧上颠簸着。他们用旧的粗麻布覆盖在阿勃罗西莫夫的遗体上，但是他的一条腿耷拉着，一只高筒皮鞋随着车子的节奏摇来晃去……为什么土匪不扒掉阿勃罗西莫夫脚上这只高筒皮鞋呢？他们住在林子里，沼泽地里，大概只有靴子才顶用吧。不过这只高筒皮鞋已经破了，后跟上缝的那根麻线也缝得很差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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