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丢下机枪，从斜坡上纵身往下一跳。格卢姆斯基也随后跳了下来。
我俩无力地拨拉着稀泥，好容易 到坑底的小湖边。陶工脸朝下趴在水里，他还拚着全力昂起头，不叫稀泥呛到嘴里去。我两膝往两边一分，趴下，把谢麦连科夫翻了过来。在格卢姆斯基的帮忙下，我把帆布雨披塞在他身下。
哪儿也没有新伤的痕迹，衣服上下都粘满红褐色的泥浆，仿佛是板结的血块。我用湿漉漉的船形帽揩净他的面孔，露出了象刮刀刮出的沟沟一样的深刻皱纹。此时，皱纹牵动面孔，向一边扭，作出一个痛苦的表情。他的呼吸急促，不均匀，仿佛在抽噎哭泣。
格卢姆斯基惊慌地瞥了我一眼。
“不要紧，”我说，“前线上，比这还严重的，有时也活了。”
陶工的嘴唇没有血迹，这说明伤不在胸口，不在肺，急促的浅呼吸提示我，伤在横隔膜附近。在“肚皮患者”的医院躺了四个月，已经有点懂得，人体内什么东西在什么部位。
我解开谢麦连科夫的棉袄，用力一扯他那件补丁搭补丁的旧衬衣，衬衣象蛛网一样，一下就扯开了，露出了干瘪的肚子和一棱一棱的肋骨，哪儿也没有血迹。我把衬衫拉到底，看见陶工的枯黑的皮肤，渗出一颗颗血滴，象小珠子似的往下滚。他倒底怎么啦？
突然，谢麦连科夫那只三指残手，仿佛尽力帮忙找，摸了摸肚子，留下三个肮脏指印。我这才看清，肋骨下有三个不显眼的红斑。开头，我还以为是抓伤的痕迹，但是，我站近他仔细一瞧，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用又细又长的刀子插的，捅了三刀子：一处捅在肝脏处，一处捅在“呼吸器官”下部，一处在神经中枢。
我回头看了格卢姆斯基一眼，但他一点也帮不上我的忙。他自己还莫名其妙呐！我用眼睛指给他三个斑点。
挨了土匪这种又细又长的刀子，是最糟不过的了，这种表面看来无所谓的刀伤，甚至连血也不流，但却有致命的危险，只有紧急动手术，才能挽救谢麦连科夫的生命。十万火急！但附近连一个医生也找不到……
“拖上去吧！”格卢姆斯基透过紧咬的牙关低声地说。
对，无怪人家都说，火烧鬼是真正的豺狼和刽子手。干脆一枪，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他把受了致命刀伤的陶工扔到采泥坑，叫他象甲虫掉在玻璃缸一样，久久地，一遍一遍地沿着坑壁往上爬，叫他活受罪，叫他喊救命。他那无力的三指左手，也真的抓着一把粘泥呐。
我抬起眼睛，几条溪流顺着沟沟向我们淌来，红色的溪流。风戏弄着款冬的叶子，在那坑壁遮断混暗天空的地方，闪着红光。我们在积满鲜血的坑底挣扎着，在大地躯体的巨大伤口里挣扎着。这一切何时才能了结呢？
谢麦连科夫躺在帆布雨披上，我俩拽着雨披的两个角，拖着他。我们无法站起，五指抠着粘泥往上爬，象在冰上一样，直往下出溜，弄了一嘴泥浆，气得骂娘。驼背、长胳膊的格卢姆斯基的爬行姿势，活象个蜘蛛。此刻，我才充分感受到这个小个子的体力和韧力。他朝前伸着下巴，歪扭着脸向上爬行。
我们从陡壁上滑下两次。这条古老的出境大道完全被冲毁了，几乎同斜坡联在一起。我们爬了很长时间，一米一米往上爬。
“站住！”谢麦连科夫突然哼着说，“不必……丢下我。”
他苏醒过来了，眼睛睁开了，但是没有看我们，而是直勾勾地望着天空。雨点直接落在那双睁大着，一眨不眨，没有睫毛掩护的眼睛里。然后又象眼泪一样，一颗颗淌出来。他那瘪坍的两腮，完全陷了下去，看来，再陷一点儿，两个坑坑就要开始积水。
我们冻僵了。我朝谢麦连科夫俯下身，替他挡着雨。他不会看不见我，但他那毫无表情的眼睛并无变化。
“干死了！”他说，使劲儿张大嘴巴吞雨点子。
格卢姆斯基两手一掬，从溪流里捧了一捧红水，淋在他的脸上、两唇吮吸一股细流。
“他们……把……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夫说。
他的话拖得很长，停顿老长时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而喘气又很困难。此时此刻，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劳动，是他一生中最吃力的劳动。
“安东妮娜在家里，”我说，“克利马尔被打死了。她很好！”
谢麦连科夫微微闭上眼睛。他要歇一口气。他感到高兴，这对他来说，也是劳动。
“他们为的啥？”我问，我朝陶工又俯下身，靠近些，好听清他的回答。
格卢姆斯基拽了拽我的袖管，意思是说，有得时间问，别折磨他了！但我知道，不能等待了。
“他们为的啥？”
谢麦连科夫忍着痛，憋足力气，嘴巴抽动几下，嘴角直冒泡泡，但是他的话怎么也挤不出，冒不上来。他发出咝咝声，睁开了眼睛。
“丫头，”他说，“丫头……请…关照……保护……我求求……”
“放心吧！”我咬着嘴唇说。
这儿可以尽情大哭一阵。雨斜打在脸上，这雨能把世界上所有眼泪都冲洗掉，冲到采泥坑底的红色血洼里。
“放心吧！”
“丫头，”他又重说了一遍，生怕我们记不住似的。“请关照……我求求……”
“他们为的啥呀？”我对着他的耳朵喊了一声。“他们是为的啥？”
我眼下没有权利怜惜他！
“说呀！你倒说呀！”
“钞票，”他说， “钞票……我……真……烧了……鬼钞票……我当时全烧……”
“什么钞票？你说！你说，快说呀！”
“那边……在……装甲车……两袋子……德国……布……袋子……火烧鬼送来……要藏……我……烧了……后来……鬼钞票……做啥？……他们不……信……我烧……真的……在炉子里……在烘炉里……夜里……他们不信……一袋子……三百万，我要它……干啥……真的……我……”
谢麦连科夫挣扎着想坐起来。他的脸上一时间浮现出一种我熟悉的、请求宽恕的可怜巴巴的表情，这种表情，同他那男子汉的深深皱纹，同他那两片直线的，执拗的嘴唇，同他那大鼻翼的鹰钩鼻子和那浓重低沉的嗓音，大尉和极地探险者的嗓音很不相称。
“真的……我没说谎……”
他发出嘶哑声，想喊出什么，但是两肘在湿泥上朝两边一滑，头耷拉了下来。面孔舒展开了——役有请求，没有愤怒，也没有强忍住肉体痛苦的表情。脉搏跳得更微弱了。
“你这是为了啥？”格卢姆斯基责怪我说。“你看你！”
经过半小时，我们才把谢麦连科夫从采泥坑拖了上来。他已经一口一口倒气了。我们站在陡壁上，从头到脚都是红泥浆。雨更大了，大块大块的土坷拉，从斜坡上塌落，滚上一阵，咕咚掉进小湖里。
谢麦连科夫的那只有残疾的左手，摊在一边。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这三只细长的手指怎样捏出带把陶罐，那简直是奇迹，惊人的、巧夺天工的奇迹，就象塑造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此刻，三个手指痉挛地捏着一把湿泥，仿佛在想方设法给这一小块不成形的泥团注入生命。
“格卢姆斯基，”我说，“咱们要找到火烧鬼。”
我的嗓子失音了。一缕缕雨水，斜打在脸上，流到嘴唇，有点咸丝丝的。距我们两百米的地方，六个土匪钻进的那片潮湿的树林在喧闹。雨水开始冲刷躺在我们面前的陶工身上的那层红泥，红泥渐渐脱离他的身体。三个指头捏着的那块泥团膨胀开来，与红色土地融化在一起。
就在不久前，在金乌西坠，西方天际飘浮着形态万变的朵朵玫瑰云的时候，我们坐在土台上，我教他如何生活，做人，我曾经对他大声叱责。要是我当时能预见到今天多好啊，有先见之明多好啊！
“这样的陶工找不到啊，”格卢姆斯基说，接着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找补了一句。“我本打算娶他的女儿作媳妇……”他又望了望低沉的灰色天空，望了望树林。“火烧鬼不能再活下去了，”他透过紧咬的斗犬牙，又挤出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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