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受了震伤并不断发癫 病的超期服役准尉布洛奇金，同一些从前线送来的伤员一起住进了Ｎ城军医院。从军医院出来后他又进了市医院。在此之前他已“彻底”离开军队复员了。在医院里布洛奇金结识了卫生员捷列舍娃。一个月后，一出院便和她结了婚。
他们举行了婚礼，虽然很简单，但却是真正的婚礼。这在邻居和周围的人看来是正常而又自然的。布洛奇金给自己“选择了”公民证，并在自己“合法”妻子的住地报了户口。他的妻子拥有一幢两居室的小房子。
然后，在军事委员会的协助下，“残废”布洛奇金得到了他曾治过病、也就是他妻子工作的那个医院仓库管理员的职务。这样，布洛奇金就在Ｎ城牢牢地扎了根。
根纳季在医院上班的第一天，我也出现在Ｎ城，但完全是另一种途径。在我到来之前有一段更复杂的经历。我在莫斯科的全苏教师进修班“结业”以后，就从我在中等专业学校“当”了几年教师的弗拉基米尔市调到了明斯克，到农业专科学校去工作。我在这里得到一个房间，按住址登记了户口。可是明斯克受着被敌人占领的威胁，于是给了我到戈麦尔去的“命令”。在戈麦尔我仍未能待下，战线愈来愈近，学校疏散到了内地。于是我被“派到”Ｎ城，受军事委员会的管辖。
我有一大堆极有说服力的证件，从护照直到劳动手册都有。但是服兵役这桩事却不能为我“添彩”。我的一项任务是要人们相信我是个逃避应征入伍的人。在当地同志的帮助下，这个任务我完成得不错。人们给我选中了一幢房子，在那里可以得到一个可靠的住处，安安稳稳地等着侵略者到来。这座房子的主人叫帕罗康内。人们跟我说，这是个有“污点”的人，对苏维埃政权没有好感，极可能留在“德国人的统治下”苟且偷生。
就这样，我在帕罗康内的房子里获得了一席之地，隐藏了下来。
而安德列到这座城市来的过程却与我们的计划大相径庭，正如谚语所说：因祸得福。生活本身指出了一步棋，我们也就顺着走下去了。
在九月的晨光熹微中，我和安德列在车站附近的供水站旁见面了。根纳季也该马上到这里来。
城市正面临着厄运。它的上空笼罩着空前的恐怖气氛。敌人已兵临城下。远处，德国人的远程重炮隆隆轰鸣，炮弹发出阴森的咝咝声，穿过颤动的空气，听声音，是朝城东北方向飞去。
朝霞染红了半边天，太阳就要出来了。
根纳季从车站那边跑过来，气喘吁吁，满脸是汗。他刚开口讲他怎样把最后一批重病号送上军用列车，忽然又停住了：我们的高射炮稀稀落落地响了起来。我们仰起头，只见灰蓝色的无边无际的天空中，一个庞大的希特勒的轰炸机群正在浮动，从西南方向朝城市飞来。
“跟我来！”根纳季大喊一声，把手往前一指，“那儿有一条输水沟。”
我们撒腿便跑。
先头飞机对准地面目标猛烈俯冲下来。其余的轰炸机张开肚皮，把从远处看来象小梨蛋子似的炸弹投掷下来。警报器凄厉地尖叫着，唯一的一个完好无损的工厂汽笛也响了起来。
我们没有来得及跑到沟边。
“卧倒！”根纳季又喊了一声。他自己扑嗵一声趴在马路和人行道中间的壕沟里，我趴在他的后面。根纳季那双后跟钉着胶皮掌的皮鞋正好伸到我的鼻子底下。而安德列又往前跑了几步，看样子是想跑到输水沟那儿去。他忘记了，在和平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短短几秒钟此时却有决定一切的作用。没等安德列跑到沟边，炸弹却呼啸着先落地了。
一声巨响，天崩地裂。一切都剧烈地震荡起来，石基房屋轧轧作响，发出痛苦的呻吟。巨鸣震得我们的耳朵发疼。炸弹扎进坚硬的大地，仿佛要钻入大地的心脏。炙热的弹片四处横飞。一种下意识的恐怖感立刻传遍了全身。巨大的气浪冲压着耳鼓，把人抛到空中又摔回地面。我真怕自己要灵魂出壳了。
……看来，我们的生活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个不祥的念头灼烧着我。
霎时，周围一片寂静。静得使人不敢相信。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这寂静带来的压抑感，站起身来。我直起身，摸摸自己。这么说，我还没有死，我还活着，甚至没有受伤。根纳季也灵巧地从地上爬起来，满面泥土。但安德列却没有站起来。他双手伸开，仰卧在离我们二十步远的地方。我们跑到他跟前，大吃一惊，茫然不知所措地呆立在那里。他的眼睛半睁半闭，暗淡的瞳孔一动不动地盯着清晨的天空。一点儿活气儿也没有了。左耳上部的伤口慢慢地往外渗血。颌下的另一处伤口血流如注，到地上凝成一团。这是我最亲的人……安德列的血呀。
顿时，我和根纳季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我们采若木鸡，不知所措。后来我总算清醒过来，跪下去，抓起朋友那只瘫软的手，摸摸手腕：脉搏还在微微地跳动。
“活着！”我脱口而出。
根纳季不相信，他也跪在地上，把头贴到安德列的胸口。
“是活着！”他肯定道。
“怎么办？”我悄声问。
“把他运走，”根纳季坚决地说，“让整个计划见鬼去吧。最后一列车还没开走。”
我们抬起朋友，慢慢地朝车站方向走回去。
路并不太远，但重量可不轻。安德列几乎比我高一头。而且也比我粗实得多。
市中心弹丸横飞，两端的枪炮声越来越近，响声也越来越大。供水站被炸成了一个大坑，里面很快积满了水。车站的楼房成了一片火海，发出凶恶的噼噼啪的响声。
惊恐万状的人们在站前广场上东奔西跑，有的哭叫，有的呼喊着找人，但并没有人回应。
市郊车站的木房也烧着了，中间火势最猛，发出枪响一样的噼啪声，火舌朝天空直窜上去。仓库也起火了，从燃烧着的房盖下滚滚地溢出乳白色的浓烟。
我们来到备用线，不出根纳季所料，最后一列车正在编组。
我们绕过一节被炸得歪歪扭扭，还在冒着无色、无烟的火苗、微微燃烧的漕车，休息了一下。我的脸上汗流如雨，汗水淌进衣领，顺着肩背直往下流。
安德列呻吟了一声。不，这不是我们的幻觉。他真的恢复了知觉。
我们朝四周环顾了一下。眼前一片无望的凄凉。在环抱城市的山坡上，我们的步兵正匆忙撤退。
我们抬起安德列，继续往前走去。道路被炸毁的列车和七扭八歪的车厢阻塞了。到处都是弹坑，弹坑，还是弹坑。烧焦的气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在十多米长的地段上，枕木和铁轨一起被炸得直竖起来，很象个奇形怪状的篱笆。
走在前面的根纳季突然停住，侧耳倾听：隆隆的马达声又响起来了。
“这是什么声音？”已经苏醒的安德列问道。
我浑身一颤，朋友的嗓音都变得陌生了。但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这使我感到高兴，给我增添了力量。
“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回答说，“别作声！”
我们下到一个很深的弹坑里，被炸毁的车厢的一角连同装着护栏的车窗悬在坑口。弹坑里的士是黑的，很松软，还带着刚刚被炸开的热气，但散发出来的却不是土味。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安德列放下。
“我们干吗要到这里来？”他困惑不解地问，挣扎着要起来。
“躺着！你负伤了。”根纳季厉声说。
轰炸机排着整齐的队形从我们头上一批一批地飞过去。这次它们攻击的不是城市，而是正在撤退的军队。
根纳季跳出弹坑，去察看一下，要是火车还没走，我们就能够把安德列运走。
我也爬到地面上，向四周一看，一切都明白了：关于火车根本连想都不要想了。在我们的步兵刚刚撤退了的山坡上，德寇那炮塔高耸的坦克正缓慢地爬行着。铁路线已经被希特勒匪徒切断了。
一些残缺不全的尸体东倒西歪地躺在我们周围的地上。一个身穿押送兵制服的年轻小伙子被车厢的钢制底架活活轧死了，折断了的步枪丢在一旁。在被爆炸气浪冲毁的客车通过台上，我还发现两名押送兵。
这是犯人车厢，……我的脑子里闪出这个猜测，……炸弹直接命中了。
四周都是散落的五颜六色的文件，用大头针一叠一叠的别着。还有许多薄薄的文件夹，其中有法庭的判决书，审判员的裁决书，上诉书，押送单等等。
“季玛！”我听到安德列的微弱声音。
我走下弹坑，来到他身边。他正坐着，手里拿着一张纸。这样的纸片弹坑里多得很。
“给我支烟。”安德列请求说。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给他了。
安德列深深地吸了一口，眉头紧皱，眼睛微闭着。
“难受吗？”我问道，从他手里拿掉烟卷。
“恶心……浑身发热。”他回答说，眼睛里露出呆滞和疲倦的神色。
根纳季神色慌张地跳进弹坑。
“希特勒匪徒切断了铁路和公路，”他绝望地低声说，“一列火车也没有。唯—一辆机车被炸毁了。怎么办呢？”
“没关系”，安德列说，“情况愈坏愈好。”
根纳季不解地瞧了瞧我，他的下颌直抖：“这话是什么意思？”
安德列费力地把手里那张纸塞给我：“我要充当这个人……”
我和根纳季莫名其妙，感到朋友的话很奇怪。他是不是神智不清啊？
“读吧，快点！”安德列催促说。
于是我读道：
“新西伯利亚城
新西伯利亚州检察长
遵照您今年6月13 H的P／2758号来函，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58条第8款被判处死刑的尼康诺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明已押解你处。该犯曾越狱潜逃，在杰巴利采沃车站被捉拿归案。
库兹明曾经拒捕，持刀行凶，重伤保安局一位工作人员。”
落款是有关方面的签字。
“这有什么呢？”根纳季惊奇地问。
“我就充当库兹明。”安德列解释说。
起初我们很气愤。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他明白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样的环境？德国人进城了，应当找个避难的地方，尽力养好伤。现在这是首要的。可是安德列连听都不想听。
“你们走吧！应当于点事情。不然我们的计划就告吹了。”
他说得对，于是我们听从了。
然后我们就按他的吩咐开始行动。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枪炮声愈来愈近。看来，铁路工人居住区已经陷入敌人手里。我们把安德列的衣兜翻过来，除手帕外，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手表也摘掉了，再从坑里把他抬出来，放到被车架轧死的那个押送人旁边。我们把基辅的押送函件塞到一个文件夹里，放到那个战士的尸体下面。都弄好了吗？是的，都弄好了。
“你们走吧。”安德列小声说。他面色苍白，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我亲吻了朋友，根纳季握了握他的手。我们默默地告别了。
该走了。我们朝不同的方向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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