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两天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直到天快放亮才能少许睡一会儿。但这既不能解乏，也不能排除内心的烦恼和痛苦。我多次体会到，黑夜真是个蹩脚参谋，它显然不能使人感到宽慰。
第三天早晨，房东拿回一张城防司令部第七处发布的通告给我看。他是从一面墙上揭下来的。
“该把它背下来，”他为自己的行为解释说，“可别出什么差错……念念，快念吧。”
我念起来。
通告说，原来的行政区界，包括州、区和乡在内，一律不变。占领者的行政机关暂时只设在城市（乡镇）和区中心。城市由市长主管，市长应配备助手和秘书。市长为市政厅选择地点和人员。市政厅应设下列各局：民政局，劳动局，房产局，卫生局，生产局，交通局，警察局和财政局。市长必须遵行城防司令部、典方警备司令部和农业管理处的命令。市长应在三日之内将所有居民分两类登记注册。一类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前在城市和区中心居住的市民，另一类是六月二十二日以后到现在新来的“外乡人”。登记簿内，在‘Γ”字母下登记犹太人，在“Ａ”字母下登记外国人。所有年满十六岁以上的公民须持有身份证。尚未过期的俄国公民证在注册以后可作为居住证明。没有公民证者发给临时身份证。注册号码和临时身份证号码应与登记簿上的号码一致。只有持特别通行证者方可离开本居民区的区界。入夜以后直到天明，居民均应闭户不出。凡留宿未经登记者格杀勿论。在大街和住宅内不得聚众集会。工资、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维持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水平上不动。一个德国马克价值十个苏联卢布。私藏枪支者一经查获，一律以死刑论处。凡与苏维埃制度有关或以苏联活动家命名的街道、广场、公园、机关和企业，必须在一周内更改名称。所有工程师、技术员、工长、医生、医士、助产士和熟练的技术工人必须登记注册。所有在六月二十二日以前有工作的人都必须到所在机关和企业听候分配……等等。
“看见了吗？！”当我把通告还给房东时，他说道，“这些人会把秩序整顿好的。那儿还贴着关于商业和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命令呢。应该偷来看看，不然也会出差错。而且应该去登记。你说呢？”
“当然了。”我回答说。
中午，我带上所有证件，向房东问明市政厅所在地，就进城了。
在主要街道和另外几条平行的大街上，敌人的军队排成长龙，看不见首尾：我哀叹了一声：现在要是飞来五架我们的轰炸机就好了。五架足矣！但是，天空却平静得出奇。
我来到卡尔·马克思广场。广场上设置了一些很长的拴马桩。马克思纪念碑已完全被毁掉。门庭大开的院子里到处都是马车、行军炊车，粗笨的汽车，以及运载无线电装置的汽车。街心花园已经面目全非。坦克和载重汽车已把地面彻底破坏。花坛也被踏平了，到处都是石膏花盆和塑像的碎块，到处都是废墟、瓦砾、水泥砖块、钢筋、玻璃碎片等。碎玻璃在中午不太炎热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我没能走到市政厅。在离它还有一个街区的地方，在烧毁了的产科医士学校旁边。一个德军巡逻队挡住了我。
不知是因为我的身份证还没有注册签字，还是因为我试着用他们的语言和一个低级军官分辩了几句，他命令说：“跟我们走！”
不一会儿，我就被带到了本城警备司令部。在靠背高高的、镶嵌着花纹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个年轻的中尉。他身着黑色制服，佩戴玫瑰色肩章，就是说，是个坦克兵。他的头梳得溜光，不很松软的头发从正中笔直分成两半，酷似一个刚下的鸡蛋，令人恶心之至。
中尉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看了看证件，把它们规规整整地放进一个厚信封里，用非常平静的声音对站在我身后的士兵命令道：“关起来！”
说得极为简单明了。
我当然满腹不快。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理由把我关起来？莫非还未开始行动就倒了霉？不会！我排除被出卖的可能。我对同志是信赖的。但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城里有很多外来人，说不定他们之中偶然有我的同乡，相遇时把我认出来了。
中尉给我提供了很多思乡幻润。我在单人因室里蹲了八天。这期间不但没有提审过我，而且一次也没有传讯过。可以随意思索，做最坏的估计。第九天早晨，当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了的时候，我被带出囚室，又来到那个中尉的面前。
我看见装满我的证件的鼓鼓的信封放在桌边上。
军官用德语和我谈话。他对我成为逃兵的原因很感兴趣。我解释说，我一点儿也不想死。我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失去了父亲，在国内战争中失去了哥哥，而我自已在对芬兰的战争中也吃尽了苦头。
“就因为这些？”
“就这些。”
中尉和颜悦色地微微一笑。他发现我德语说得很好。我的发音是很地道的。
这一次我觉得他相当讨人喜欢。我发现他的皮肤和手都很细嫩，脸上带着某种谦逊而羞涩的表情。是个不坏的小伙子。
“您有没有为自己的同胞……俄国人效劳的愿望？”中尉探问道，似乎很为自己的问题感到难为情。
我请他解释一下，他所说的“效劳”是什么意思。
军官很愿意地作了解释：成立了俄国人自治管理机关，一个有教养并掌握德语的人是非常有用的。
我说，这正中我的下怀。为了生存和有一块自己挣来的面包，我应当工作。至于为谁效劳这不那么重要。
我的回答使中尉颇为满意。他强调说，我们谈得很投机，这使他感到高兴。他将向警备司令报告我的情况。现在我可以拿着我的证件到市长那儿去了。中尉将给他挂个电话。
不，我还没有失去成功的希望。但在出口处，岗哨意外地拦住我，叫我再回到中尉那里去。我的心悸然一震，我高兴得太早了。
中尉已不坐在桌子后面，而在屋子中间站着。
“这次逮捕您不要介意。”他说。
我耸了耸肩：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嘛！但是中尉继续谈他的意见：警备司令派他到城外去了一周。
“而我不在，任何人也解决不了您的问题。”他结束了自己的话，这回才算是彻底地放我走了。
……无稽之谈。……我想。我在街上走着，深深地呼吸着早晨清凉的空气，……你哪儿也没去，不过是在审查我。……
市政厅设在从前的林业技术学校的楼房里。门口停放着一辆极为破旧的、漆皮已经剥落的“流浪者”牌汽车。
形形色色的人群不断地涌向这里。
我踏着肮脏的楼梯上了二楼。
算盘珠噼啪作响，计算机也哔剥有声，打字机嗒嗒响个不停。
市长办公室的门忽开忽关，来访的人们进出不断。市长库别伊金先生的姓名赫然书写在一块油漆未干的铁牌子上。从人们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来见市长并非出于自愿，他们都是被找来的。现在轮到我了。
市长是个五十岁开外的人，脸色苍老，其貌不扬，愁容满面。他那不健康的面色，塌陷的双颊和无发的秃头，都说明他有某种隐疾。他穿着一件破旧的、但熨得很平整的旧式上衣，系一条黑色领带，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夹鼻眼镜。
他举止随便，并不自高自大，也不装腔作势。也许他还没有进入角色，也可能中尉从警备司令部打来的电话对他发生了影响。对于来过电话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望着市长大人，想从他的外表和言谈举止判断他是什么人。该怎么对付他呢？德国人来以前他是干什么的？档案室主任，办事员，还是出纳员？
库别伊金先生连问也没问我这个年纪较轻的人为什么投靠了侵略者。不过，这也不使我感到惊奇。我同样也可以给他提这类问题：他既不是德军中尉，也不是德国人！
他立即着手办理公事。不过也不完全是公事。首先，他认为有必要向我说明，在他看来德国人是欧洲最文明和最先进的民族。跟他们大有可学的东西。他们到我们这儿来不是只为了游逛，而是要郑重其事地长期待下去。他们面临着重新改造一切的重大任务。要做的事不计其数。开头儿当然会遇到障碍、摩擦、来自某些阶层居民的不信任，也许还会遇到怠工行为，但这只是开头儿的事。元首和他的近卫军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而我们俄国人对一切都已经司空见惯，才不怕实验呢！我们在苏维埃政权下并不感到苦闷，现在也不会感到苦闷。市政厅和市长的任务是在短时期内把那些对德国人有好感的市民吸引过来。以便和德国占领者行政当局合作。这样的人能找到吗？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已经找到了。
市长先生颇为乐观，尽管他的衣着寒酸，然而精力充沛，决心很大。
他建议我担任一个即将开办的学校的负责人。
我说，对他的信任我深感荣幸，不过，我不能接受这项建议。
为什么？就因为，开诚布公地说，我早就厌烦了教师的工作，早就想洗手不干了，可是一直未能如愿。
市长先生显然是不赞同地、略带责备意味地摇了摇头。这种不赞许中包含的意思十分明白：一切都清楚了。我猜想库别伊金的职业是什么；档案室主任，办事员，出纳员……其实都不是。他原来是我的“同行”—一教师。他的一生都在Ｎ城度过，最近十二年在师范学院教历史。想想看吧，“厌烦”这个词当然是冒犯了他。应当圆圆场，于是我又往前走了一步棋：
“既然您有勇气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选择一个新的用武之地，那么您也应该理解我。”
可能我这些话和拒绝做学校负责人时所说的一样，都相当大胆。但我十分明白，不能指望中尉再从警备司令部打来第二次电话。而且市长先生也不太可能再同我进行这样温和的谈话。应该抓住时机。当然，如果他固执起来，说没有别的选择的话，我也不打算固执己见。要是幸运能向我微笑呢？
幸运果然向我微笑了。库别伊金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皱皱眉头说：“您德语好吗？”
我回答说，我曾得到了中尉的赞扬。
“是这样……”市长喃喃自语说，“好吧，那我们再重新安排一下吧。”他说，市政厅需要翻译。所有的公文……来往信函，文件，命令，声明等都应当写成两种文字。按编制应当是三个人，可暂时一个也没有。
“这工作您满意吗？”库别伊金问道。
“很满意。”我回答说。
“太好啦！”库别伊金用他那无力枯皱的手砰地拍了一下桌子。
过了一会儿，市长的秘书给我看了为翻译准备的房间。它和厕所相邻，这既方便又不方便。明天我就得来上班。秘书顺便暗示说。他很高兴把我当做新同事。
这我可不怎么相信。他的脸上并没有一点高兴的表情：大概，警备司令部打来的电话还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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