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四一年十一月中旬的事。阿里斯托克拉特……他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接头地点的房东……叫我在预定计划之外去会面。会见应在城里唯一还在开放的小教堂里进行，那里每逢星期日都作礼拜。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我在往教堂走去的时候，各种不愉快的想法使我的心情异常沉重。这当然不是因为天气不好。Ｎ城的地下活动正处在艰苦时期。失去了同“大地”①的联系的爱国者……地下工作者也和市民一样，不了解前线的情况如何。而听到的传闻却令人心寒。
【 ①指苏联大片未被德军占领的地区。……译者】
希特勒匪徒向全世界鼓噪喧嚣，说他们坚不可摧，并预言苏联及其军队不久必将全面崩溃。
从大多数伤兵的谈话来看（他们的话当然比德国官方的消息更可信），情况也不算妙：敌人在向前推进，现在战线已逼近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加里宁、兹维尼戈罗德、纳罗弗明斯克、图拉，再往东还有奥勒尔、哈里科夫、顿河罗斯托夫以及塞瓦斯托波尔。莫斯科也受到了威胁……
Ｎ城也有种种迹象间接证实了这些传闻和消息。侵略者气焰嚣张，叛徒和走狗们为非作歹，恣意妄为。
早在战前我们就知道，居住在我们这么个大国里的人是不会完全一样的。一种人不遗余力地积极建设新生活，这是大多数，另一种人却宁愿袖手旁观。他们不妨碍我们，但也不帮助我们，他们在观望，在倾听，唉声叹气或者冷嘲热讽地窃笑。无论怎么说，他们还不构成实际的威胁。这样的人为数不多。第三种人气势汹汹，疯狂地仇恨、憎恶一切新事物，时而公开跳出来，时而披上羊皮，不断地危害我们。最后一种人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是极少数。
这三种人在被敌人占领的Ｎ城也都存在，只是数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大多数诚实的公民疏散走了，而由于各种不由自主的原因留下来的那些人十分痛恨法西斯，准备和他们进行殊死搏斗。第二种是摇摆不定的人，他们在比较，在选择。第三种人依旧是少数，他们等待着德国人，并开始积极地为他们效力。他们拼凑了所谓的俄国人自治机关，补充了警察部队，应召去做奸细，叛徒，德国秘密警察的雇佣特务，反间谍机关的坐探，内奸。
这些以往的俄国人了解我们的生活习俗，同市民有广泛的联系，知道许多人的真实经历，正是这些人比希特勒分子更加可怕和危险。我们的地下活动首先受到的就是他们的打击。
我心中十分惶恐不安地来赴这次计划之外的约会。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阿里斯托克拉特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很能自持，而且小心谨慎，要是没有特殊原因，他是不会给我约定信号的。他决不会。况且我到他那儿去并没有多久，不过是星期五的事。
我巳来到了教堂。这是座有五个圆顶的古老小教堂，圆顶巳经褪了颜色。我马上就能得到答案了。为什么是答案？也许我连提问题的机会都不会有。但不管怎样，还是会知道一点什么。到底是什么，猜测已为时过迟。
我在紧靠门边的台阶上看见了阿里斯托克拉特。一见我，他急忙走进了教堂。
里面是一片求之不得的昏暗，只点着几根蜡烛，散发着神香的气味。唱诗班的席位上稀稀拉拉有几个人在伴唱，瘦小的神甫用平淡的声调读着祷文。
阿里斯托克拉特在左侧墙下占了个位置，我就站到了他的身旁。
有一会儿，他默不作声地划着十宇，深深地鞠着躬，然后利用一个方便时机在合唱的掩盖下悄声说：“昨天来了一个不相识的人，自称别列别日奇克，请求与齐甘接头。”
我的天哪！神明的力量！须知，别列别日奇克是安德列，而齐甘就是我呀！这高兴怎么能掩饰得住呢？为了这可贵的消息怎么能不拥抱阿里斯托克拉特呢？这次规定之外的会见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
我高兴得划了个十字，敛起笑容，心平气和地轻声问道：“怎么约定的？”
“我请他明天十二点来，行吗？”
“行！”
“人可靠吗？”
“可靠！”
“您走吧，我留在这儿。”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保持住平静，不失常态地悄悄走出教堂。我渴望见到光明，到外面来。我的整个心都在歌唱，在欢腾。别列别卢奇克！安德列！安德柳哈！亲爱的，最珍贵的朋友……这就是说，他还活着。对他的怀念一直折磨着我的心，使我苦恼万分。
我和同伴们一直在寻觅安德列的踪迹，但毫无结果。能够把他活着找到的愿望开头还温暖着我的心，后来则变得愈来愈小，最终完全消失了。我同朋友诀别了……可现在他来了！请求让他和齐甘接头！
我们的地球转动得多慢啊！我感到一昼夜象永远也过不完似的。但预定的时间终于到来了。市政厅里我只有两个上司：市长和他的秘书。请两个小时假并没有引起，而且也不会引起秘书的怀疑。我已经是个有相当坚实的好声誉的办事人员了。特别必要的时候，他们派值班汽车到家里来接我。虽说只有过一次，但终究是实有其事。我还有一个昼夜都可以外出的通行证。
现在，当着十分惊讶的阿里斯托克拉特的面，他的两个“主顾”……我和安德列正在紧紧地互相拥抱。
“讲讲吧，”我要求说，“我的时间可不多。”
安德列异样地笑了。
我又把要求重复了两次，安德列仍然在笑。
“你是怎么回事，没听见怎么的？”
“什么？听见了……请你原谅，我回想起了一些事情，”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已经不抱幻想了……有烟抽吗？你可知道，我昨天才出院。”
我拿出一盒保加利亚烟，烟卷又长又细，带着金色烟嘴，这是市政厅的秘书送给我的。我把它递给了朋友。
安德列抬起烟来，贪婪地深深地吸着，然后抱怨说：“我本想戒掉它，从那天以后再也没抽过……可是戒不了。”
起初我没有注意到安德列变化多大。头发全白了，所经历的一切加深了他脸上的皱纹，脸色苍白而又发灰。
“先抽到这儿吧，”他下决心说，熄掉了半截烟，用手摸摸前额，“头晕。”
“谈谈，安德柳哈，快谈谈吧……你为什么没去找联络员？”
“我把暗号忘了，”朋友承认说，“也没下定决心。而到医生这里来的暗号我还记得。”
“原来是这样。”我放下心来说。
“哦，还给你讲什么呢？就当我一只脚迈进了地狱吧。简单说，就是这么回事……”
他带着没有包扎的伤口躺了两昼夜，两个难熬的昼夜，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点东西，躺在死尸中间。他时而醒过来，时而又失去知觉。
第二天傍晚，他完全陷入昏迷状态。当他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德国军医院里。
穿白大褂的人向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姓什么？”“库兹明，”他回答说，“尼康诺尔·瓦西里耶维奇。”
然后给他做了三次手术。原来，安德列的大腿也受了伤，我和根纳季并不知道。当安德列开始复原的时候，有两个人来到病房，坐到安德列身旁。就是现在他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猜想是德国军官。一个人俄语讲得相当好，担任翻译。他们对病人的历史很感兴趣。安德列只好把库兹明的经历详详细细地讲述一遍。德国人提了很多问题：库兹明打死了谁？他是怎样从看管中逃出来的？他身上除最近受的三处伤以外还有三处早已愈合的伤，这怎么解释？他熟悉哪些苏联城市？那里是否有他的朋友？
对于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给予详尽的回答。而安德列也尽力绘声绘色，不厌其详地做了回答。军官们对此似乎满意。
出院的前一天，翻译到安德列这儿来了，但陪同前来的已是另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开门见山地问，库兹明先生对到苏联去作一次旅行有什么看法。
竟有这样糟糕的事！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难道是为了回到自己的后方去么？……没什么可考虑的。安德列回答说，他死也不回苏联去。那不是开玩笑吗！一个人受了三次法庭审讯，蹲了八年集中营，逃跑两次，被判处绞刑，他的照片和指纹印了上千份，在全国各地散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居然建议他回去进行快活的旅行！不，太感谢了！况且，在他的整个心思都在为自己的活命担惊受怕的情况下，他能做什么有用的事呢？什么也做不成。请先生们不要生气，但是到那里去可不行。对于他，那条路已经封死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留在这里。留在这里是可以的。他会尽力做好一切。
再没有向库兹明提新问题。德国人似乎是理解了他。对，当然是理解了。但在临走以前又对库兹明有什么职业专长表示兴趣。安德列想了想，回忆起来了：年轻的时候在“故乡”基连斯克的台球室里当了七年台球记分员。德国人给安德列留了地址，请安德列出院后到他那儿去一趟。安德列把这邀请理解为命令，并执行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历险记。从明天起我就是军官娱乐场的台球记分员和反间谍机构的亲信……”
“你根据什么认为是反间谍机构？”我很惊奇。
“这还用什么根据？这个德国人是反间谍机构的军官。你知道我们谈的是什么条件吗？”
“不知道。”
“他给我提出一项任务，叫我挑选从他的观点看是可靠的人，召集起来，组成三人小组，然后交给他。”
“是为了往我们的后方派吗？”我打断朋友问道。
“你总是很善于猜测。正是往我们的后方派。我就是反间谍机关的征集人。明白了吗？”
“再明白不过了。”
“但这是件很微妙的差事。什么情况都要考虑到。上司暂时还没有催促我。他明白，我是外地人，要成为一个‘靠得住的人’并不那么容易。”
“我们好好考虑一下，”我搓搓手说，“事情不会就此了结。主要的是还可以作一些考虑。现在多了一个脑袋，而且是个什么样的脑袋啊！”
我拥抱了安德列，我们俩都快活地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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