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西斯后方进行地下斗争并不象有时写得那么容易和简单。地下斗争的法则是严峻和残酷的。为了献身于这个事业，只有一种愿望，无限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勇敢以及建树功勋的准备是不够的。还需要杰出的组织才能，始终一贯的小心谨慎，每日每时的警惕性，秘密活动不可违反的常识，坚强的、受过训练的神经，清醒冷静的理智。具有这些条件的人不仅要受过全面的检验，而且还要有经验。
但是上哪儿去找经验如此丰富和练达的人呢？
战前，谁也没有想到培养一二百个在敌后进行非法活动的组织者，以备不时之需。之所以没想到，大概是因为完全排除了敌人大举入侵我国境内纵深地带的可能性。关于没有预料这一因素我们只在四一年失利以后才能大胆谈论。苏联人的心和理智对即令是侵略者暂时得胜的想法也是不能容忍的。整个战前生活都使他们作好了坚决打击胆敢向我们进犯的敌人的准备。
使我们感到幸运的是，除了有组织的地下活动而外，战争自然地把成千上万个天才的爱国者推上了斗争的舞台，在和平的日子里很难想象他们有这样的军事天才，勇敢精神和建树功勋的准备。
我们出现在Ｎ城的时候，地下活动的骨干，主要是它的领导，已经确定下来。地下组织和地下市委的领导者是原任市委书记之一，他在Ｎ城已经工作了将近七年。假如他住在森林里，从那里开展领导工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他在城里的不合法的地位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地下组织领导者的代号叫普罗科普，副手是杰米扬，助手是普罗霍尔。三个独立的、互无联系的小组的组长是切尔诺克，乌格柳梅和“乌拉尔”。我们三人编为第四组，组长是索尔达特，即根纳季·贝兹罗德内。
我们小组所承担的任务极其明确；搜集侦察敌情资料并报知“大地”。任务由两部分组成。搜集情报和传送情报。为了传送情报，我们应该和“大地”保持联系。应该有这种联系。然而我们却没有，地下活动的领导者也没有。
没有联系算什么侦察员？这等于零。一点作用也不能起。他对自己人无益，对敌人也不可怕，就象扔到海底的钱匣一样。
可能会向我们提这样的问题：“你们为建立联系采取过什么措施吗？”采取过！“达到目的了吗？”没有！我们失去了四个派往前线的通信员，他们之中谁也未能返回来，谁也未能到达那边。况且到前线去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穿过敌占区边界也不那么简单。在我们留在后方那些日子里，谁能想到敌人会逼近莫斯科？谁能想象出Ｎ城会成为敌人的大后方？
要走过几乎四百公里路，越过所有的铁路线和居民点，每走一步都要冒被抓住的危险，这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大地”是否采取过建立联系的措施呢？也采取过，但我们得这一情况已经是四二年六月的事了，那时终于来了一个通信员。他带着电台空降到森林中，费了好大劲才进了城。但他并不是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还在明斯克，我们得把她从那里解救出来。
只是在四二年六月底，我们才首次发出了关于自己的消息。
六月以前，我们都在徒劳无益地工作。我们收集了敌人的珍贵情报，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并不能使情报发挥作用。
四一年底，安德列提出一个想法：把我们侦察小组的力量调去帮助市内地下工作。我们自然是把侦察到的所有情报都交给了地下组织的领导，但它并不需要这些情报，尽管它们对前线指挥很有价值。于是，我们决定在破坏性的战斗活动方面帮助地下组织。我支持安德列，根纳季却反对。这是在敌后同他发生的第一次严重冲突。安德列希望根纳季会转变，这并没有错。他也许有了转变，不过并不是向好的方向转变。他从一开始就过分地谨小慎微，把所接触到的一切情况都搞复杂化了。在他看来，任何危险都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灭亡。可要知道、没有冒险，当然是有目的的冒险，还想取得胜利，那是天真的。安德列的建议要求我们参加，而且是积极地参加到带有冒险和危险的斗争中去。于是根纳季就大肆反对：“这还象什么话？谁给我们权利破坏‘大地’的命令？每个人都应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应当学习军队的榜样。在军队里，不会把飞行员放到坦克手的位置上去，也不会让坦克手到路上去埋地雷。安德列的建议就等于想把冶金工程师变成产科医生。而我们的任务是侦察和反侦察。明白吗？”
不，我们不明白。我坚信不疑，根纳季很满意充当目前这个情报加工人的角色，再也不想干别的事情了。
表面上看，也许他是对的。但是地下组织并不是军队，我们也不是在前线。不能把二者相比。我对他说，在选择斗争方法上的错误要比无所事事的罪过小，并且我要求把我和安德列的意见向市委书记作汇报。
根纳季抓住了这一点。他一定要报告。他确信而且毫不掩饰，书记一定会赞成他的意见。但他错了：杰米扬支持了我们。我们使自己的小组更有战斗性了。火热、危险的斗争吸引了我们。我们很快就习惯于这种斗争，并迅速地“熔化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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