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激动地第二次迈进了秘密警察局的门坎。又是党卫军少校齐默利鲍尔请我来的。但这一次市长的女儿根本没生病。这我清楚地知道，所以我很不愉快。瓦连京娜·谢拉菲莫芙娜本人也很不高兴。这个不可思议的蠢女人大概真以为我想抢她的饭碗，硬要来当秘密警察局的翻译。库别伊金市长大人为此也大为不快。今天他已经不请我坐他那拱顶的“什泰尔”了。我是徒步走来的。
狭长走廊的两侧都是包着毡子和人造革的带标号的房门。门内是一种特别而可怕的见不得人的生活。
我走进秘密警察局长的办公室，他正站在窗前，一只手托着另一只胳膊肘，抽着烟。
他没穿制服，肩膀很窄，身着一件薄绒衫，外面吊着两根背带，很象一个侏儒。看得特别明显，少校的一个肩比另一个肩低得多。
“我们又见面了。”他没有问好，却大声地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就向衣架走去，那上面挂着他戴着勋章和有党卫军袖花的制服。他把自己瘦骨磷峋、肩膀高低不平的身体塞进了象盒子一样坚硬而又笔挺的制服里，倒象个人体模型了。
“我能为您效什么劳吗，少校先生？”我问。
“先别急，等一会儿再说。请坐，抽支烟吧！”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在堆满报纸、文件和香烟的桌子后面。他打量了我一番，眯起一只眼来继续说道：“您知道我想和您说什么吗？是她想起了您。”
“‘她’是谁？”
“就是您遇到的和我在一起的那位年轻夫人。”
“啊，是这个，她叫……”我想让秘密警察头子说出她的姓名来。
“对，对，就是她，您猜对了，”他说，“美人儿，没说的。真是第一流的，无可挑剔，无与伦比，就连她所说的话都是女人很少说得出来的。老实说，她的美色使我倾倒。但是，这一切都受到了这个小小的‘但是’的妨碍。”
莫非他和吉泽拉之间可能有点什么关系？难道这个歪肩膀的劣种真指望这样的女人能向他敞开自己的胸怀？其实，我为什么要对这些感兴趣呢？这与我何干？
我未置可否地耸了耸肩，冷然问道：“原来是吉泽拉想起了我？我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吗？”
“当然是这样。你们在市长的晚宴上不是见过面吗？”
“对，是这样。可是您这个‘但是’应作何理解？”
秘密警察头子隐秘的灵感消失了。他伸出象我的小手指一样又小又短的食指，对我说：“不要提任何问题。对我不要产生好奇心。这不是没有危险的。”
秘密警察头子以此说明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暗自责骂自己的好奇心。任何时候都应当管住自己的舌头。
门开了。一个长腿的纳粹军冲锋队上尉走进来简短地报告说：“城里出现了传单。”
齐默利鲍尔面孔涨得发紫：“什么？又出事了？他们还敢闹事？”
“正是这样。”
“数量很多吗？”
“这里写着呢：一万份。”
“每次都是这个印数。真气得你发疯。翻译过来了吗？”
“还没有，刚刚送来。但好象写的是关于斯大林格勒要塞的事。”
“拿过来看看！”他拿起了从切尔诺克、他的宣传员和杰米扬手中传过的传单，递给了我：“说说……写的什么？”
这里写的是什么我都能背下来。讲的是三十三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击溃的事。二月二日，以保卢斯元帅为首的德军投降了。我军还在继续进攻。沃罗涅日城下、顿河地区、北高加索、列宁格勒城下及杰米扬斯克区和尔热夫区的战斗还在进行。
我很惬意地把这些译成了德语。
“吓唬人！吹牛！”少校高声说。
他的话对我和上尉都毫无说服力。尽管法西斯的官方报刊、电台还没有向全世界和本国人民发出惨败的通告，然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回声已经传到了Ｎ城。德军士兵也知道了这些情况。他们还听说，与帝国航空部长格林所作的决不允许一颗炸弹落入德国的保证相反，从去年春天开始炸弹一直在往下落，而且落得很多。
“搜捕！”这个外表并不威严的少核威严地说，“立刻进行！以我的名义和吉利德迈斯特少校采取联合行动。从他那儿要一排、一连！一营人！把铁路中心区和西郊要彻底搜一遍。要搜查所有可疑的人，搜个底儿朝天。行动吧！”
“是！”上尉一顿脚跟走出去了。
心烦意乱的秘密警察局长从桌子后面走出来，他那不听使唤的双脚在办公室里沉重地踱着，往地下啐了几次……这可不是个可以夸耀的习惯。
他稍稍平静了一些以后，看了看表说：“现在我们和一个败类谈谈。是您的同胞，一个演员，其实过去是演员。看看他的态度再决定，叫他在什么地方死，在这里还是在家里的床上。”
我好奇地问：“敢问他的罪行是什么吗？”
少校在这件事上没有保密。况且我作为翻译，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实情。演员有个女儿，不是亲生的，是义女。这姑娘年轻极了，简直可以说是十分标致，有一张她刚满十九岁时照的照片。她叫柳芭，柳鲍芙。她使别动队队长赖内克神魂颠倒。既然象赖内克这样一个饱经世故的老军人都开始追逐起这么个贱女人来，可见他是真叫她弄昏了头。他开始到她家里去看她。老混帐！不能叫他别的。他忘记了已故上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提倡的好规矩。这规矩便是：“德国人注意！在离开任何一幢俄国人的住宅时不要忘了把它烧掉！”而赖内克却忘记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你猜在什么地方？就在离演员家三条街的地方。
……你也是个蠢货，—一我想，……抓得太晚了。……
党卫军分子赖内克这个值得记忆的事件发生已有一年了。演员与他的死毫不相关。无论是我，还是柯斯佳都对他恨得牙根发痒，但特罗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抢到了我们的前面。
“这事发生多久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少校坐到桌边，在文件堆里翻了一阵，说，是去年二月的事。好久了。但全部事情在于，赖内克和所有高贵的德国人一样，有个兄弟，是战地法庭的庭长。他非常想知道，对他弟弟下毒手的可能是谁。这就是他的信。应当给他个答复。
“这个演员参与谋杀了吗？”我问。
秘密警察局长笑了。不大可能。正如人们向他报告的那样，演员是个糟老头，一堆废物，已经是半截入土了，而那个赖内克……能见到他就好了。他的脖子，二头肌和脚掌加起来有四十四厘米长，这很有点说道。真是奇人！他用一个脚指甲就能踩死这个老演员。但如果吓唬吓唬这个老头，他也许会说出点什么。他可能知道自己女儿的熟人，找到那个敢于对德国军人的代表下手的人。
“您懂吗？”少校问。
我点了点头。
电话铃响了。齐默利鲍尔摘下话筒，断断续续地说：“好，叫他进来，”他准开电话机，并说，“来了。”
不一会儿门开了，放进来一个高个子、身材极瘦的六十岁左右的老头。他一只手拄着一根烙满花纹的粗竹手杖，另一只手拿着不合时令的单薄而十分破旧的细毡帽。他的衣着很不体面。
他被艰难困苦、饥饿和寒冷折磨得弯腰驼背，样子十分可怜。在他枯瘦、端庄的脸上一双大而无光的眼睛神情安详而忧伤，早已看不到欢乐了。
“是个不会装假的老家伙，”秘密警察头子说，“就象你们歌曲里所唱的：想当年我们也是英雄汉。好，开始吧，您来翻译并作记录。姓什么？”
“波隆斯基，”老头闷声说，他认为应该加上一句：“波隆斯基，弗谢沃洛德·尤里耶维奇，六十九岁，俄罗斯人。贵族出身。曾当过演员。”
“谢谢。”我象自言自语似地小声说。
他那宁静、疲惫的目光注视了我一小会儿。
他站着很费力，他指着炉边的椅子问：“我有权坐下吗？”
“有一些椅子坐上去就起不来了，这不使人害怕吗？”少校用俏皮话挖苦说。我感到他这种幽默太阴郁了。
不，这并没吓住波隆斯基。
“这是习惯的力量，”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死神已经公开地在四周徘徊好久了。当然，凡事都有限度。”
“饶舌鬼！”秘密警察局长说，但让他坐下了。而当老头坐下后，他便警告说：“您和其他任何两条腿的普通人一样，也有二百四十八块骨头。要是您不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把您的每根骨头都折断。”
“我什么时候也没对任何人说过谎。我也不害怕，用不着吓唬我。”
少校感到很意外。怒冲冲地说：“您要想死，那很容易，骨头终究是骨头。”
“人死而不能复生。我不知道您的官衔，您也不能永远不死，有朝一日您也会长眠不醒。”
秘密警察的小老鼠眼睛闪出无耻的讥笑神情：“您的脑袋有毛病吧？这是什么妙论啊？您是异教徒？或许是您想挨嘴巴？”
我发现，波隆斯基老人无疑属于那种能够忍受一切而绝不低头的俄国人。我很了解这种人。普罗霍尔、普罗科普、“乌拉尔”、克拉伊尼、阿里斯托克拉特在敌人面前大概都是这样的。
刹那间，他那年迈的变得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严峻而又坚定的光，但转瞬即逝了。他皱起两道灰自的浓眉，问道：“打老人的嘴巴？难道打着所谓新秩序旗号的文明的德国军队竞提倡这种做法吗？”
这话也很出乎我的意料。
秘密警察局长发了慌。他的布满皱纹的面孔失去了血色。他站起身来，擦紧拳头，又放开，坐了下去，仰靠在高高的椅背上，粗野地大笑起来。
“您倒是很大胆啊，见鬼！”
“经的事多了就会觉得，威胁恫吓并不象有些人想得那么可怕。”
“还是个满硬的老头呢。谈正事吧！回答我：赖内克这个姓氏能对您提醒点什么吗？”
“遗憾的是能，那是个拦路打劫的强盗。”
“什么？校张着嘴巴。
“而您以为他是德国军人的精华吗？这有什么……我们的观点不同么。”
“别胡说！”齐默利鲍尔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赖内克为什么到您家里去？”
“我想，这最好是问他自已。”
“您这么想，那么想……我会叫您干脆什么也不能想。”
“我没有邀请过这个赖内克。”
“可是您的脖子上骑着一个姑娘，她……”
“我的脖子，”波隆斯基晃了晃头说，“我的脖子太细了，无法给人骑。”
“为了套绞索，脖子粗细并不要紧，细点更好。赖内克是您的女儿引诱去的。”
“胡说！”波隆斯基说，“她害怕他。”
少校决定拿出自已最后一张王牌，问道：“您知道别动队队长赖内克的尸体是在您家门前发现的吗？”
“真的吗？”老人挺直身子给自己划了个十字，“愿此人进不了天国。”
齐默利鲍尔又靠到椅背上，咬着下嘴唇，呆然不动了。这个软弱无力的老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是个白痴，”过了好久少校嘟哝着说，“死到临头，他还高兴呢。我遇到过这种人。他也许不明白这是什么地方？拿他怎么办呢？有了……告诉他，我现在就下令把他那个坏姑娘柳芭拖来。应当从审问她开始。您还要对他说，她可只能按我们的要求说话。”
我翻译给他听。
波隆斯基痛苦地冷冷一笑，用责备的目光瞪了我一眼，说：“请告诉您的上司。要找我的女儿，他得到德国去，她在那里已经很久，有半年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对老人的同情使我的喉咙哽咽住了。
“结束吧！”秘密警察头子失声叫道，“把记录给他翻译一下，让他签字。”
“不必，我自己念，”波隆斯基突然用纯熟的德语说，“我自己会，我到过德国。德累斯顿，慕尼黑，科隆，莱比锡，法兰克福我都去过，唱过歌。人们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您装什么相？”齐默利鲍尔大为发火了。
“您并没问我会不会讲德语。而且，我反正只能用俄语回答。”
等他的脚步声消失以后，上校跳了起来，在室内踱了一圈，狂怒地啐了一口。
“喏，您知道吗？他要是不划十字……”
他没说完会怎么样。他想到我还在场，思量了一阵，就心平气和地说：“您也没事了。”
我松了一口气，离开了秘密警察局。
已经是这个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了，但脚下的雪还咯吱咯吱地响。
一拐弯，我便看见了走得很慢的波隆斯基。他象瞎子一样用手杖探着路，缓慢而又小心地挪动着脚步。在平日挂地方报纸的橱窗跟前他站住了，但他不是想读报，而是要喘口气。
我很想握握这勇敢的人的手。我走到他跟前，轻轻地说：“我为您而骄傲。可以吗？”我伸出了手。
老人瞧了我一眼，马上就转过身去。他眼睛的表情不是仇恨，也不是厌恶，而更象是轻蔑。
我的手垂下去了。我的心象被什么东西灼烧了似的。我缩起头，端着肩，极力不看行人的脸，急急忙忙只顾走自己的路。
晚上我和柯斯佳会了面，我把署名别列别日奇克的电报交给他，让他转给纳别尔斯托克。
上面写道：
“八日夜晚至九日凌晨，由我征招、施图利德列耶尔上尉训练的反间谍机关的‘间谍’将投往我国领土。他们是切库诺夫，瓦西利·塔拉索维奇，化名基帕里斯；奥加尔科夫，彼得·达尼洛维奇，化名列万什，克里沃拉波夫，亚力山大·费多罗维奇，化名普罗霍佳希。共用的暗语是‘春天到了’。着陆地点确定在普拉夫斯克－切尔尼铁路线，时间是夜里一点至两点。望接应。”
柯斯佳给我一封转交安德列的电报：
“第一，赞成解除索尔达特小组领导工作和你们任命的新人。
第二，祝贺别列别日奇克、齐甘、柯斯佳，乌萨布和纳别尔斯托克荣获卫国战争二级勋章。追授阿里斯托克拉特二级勋章。
第三，停止寻找塞巴斯蒂安·安德列亚斯中校。
他去年十二月路过Ｎ城，现在柏林。他到Ｎ城的时间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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