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和柯斯佳一起执行任务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我这样一个侦察员和地下战斗组织的参加者来说，这是必须的。有一次杰米扬对我说：“为了有效地指挥别人，不仅应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且自己也应该会做。”这个思想很对。
袭击档案库的计划酝酿了很久。这段时间我们所注意的就是这件事。我们仔细地准备着，一个细节也不忽略，以免将来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这个时刻终于临近了，行动定于二月十七日。唉，要是我还有一枚那种“燃烧弹”有多好！这会使我们的工作容易得多……，但是，最后几枚在新年前夕我已经给了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我们手里只有汽油，三壶汽油。汽油当然也燃烧，但终究不如燃烧弹……远远不如。
天气变了。气温几乎上升到零度。道路化得象春天一样泥泞。
晚上将近十一点时，我来到与东方大街平行的机关街，埋伏在被炸毁的四层楼住宅的废墟里。我和柯斯佳约定在这里见面。
城市在沉睡。雨雪交加，潮湿、泥泞而又寒冷。
十一点了，而柯斯佳却没有来，他从未有过这种事情。我伸出头来。街道的凹陷处出现了一个小白点，时明时暗，终于消失了。有人在抽烟。可能是柯斯佳。我拼命地朝黑暗中张望。眼睛都看得发痛了。我听到靴子啪哒啪哒的响声，而且越来越近。有人在离我十多步远的人行道上走着。我听到他们在说德语。这是巡逻兵！
脚步声还没有停，柯斯佳就出现在我身边，如从地里钻出来一般。
“看见了吗？”他悄声问，“一下子就是四个党卫军分子。差点儿没撞上，只好后退了。看这天气，啊？我们会弄得象泥鬼一样。”
这是柯斯佳其人。他于的是艰巨、危险、舍生忘死的事，嘴上还在唠家常。难道我们身上会不会溅上泥水那么重要吗？
“小伙子们在哪里？”我问。
“各就各位了。一切正常。”
这是指柯斯佳小组的两个伙伴。他们应当在离档系库不区的地方放哨，一有危险就提醒我们。柯斯佳蹲在我旁边，把手伸进怀里。
“火柴我弄到了，”他说，“满满一盒。在班上偷的。”
在敌占区，火柴奇缺。我们用的是打火机。
“走吧。”我提议说。
我们来到狭窄的人行道上，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一个人也没有。从城东郊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声音，好象是从汽车上往下卸铁条。在街上走太冒险了，而且与我们的计划也不相符。我们的路线是从几个院子穿过去。我们拐进一个小门，穿过一个，两个，三个院子，走进了第四个。这院子没有围墙，栅栏都烧光了。房子座落在一片空地上。我跟随柯斯佳绕过去，碰到一堵砖墙．这墙可绕不过去了，它和相邻的房子连在一起。只好爬到墙上，在墙头上走。我们一直走到一个有瓦盖的仓房那里。这时我们用手抓着一块一块的瓦，在上面爬着。现在到头了。从这里已经能看到我们前往目的地所要经过的那个院落，甚至能看到东方大街的一些地方和档案库那个院子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下去、悄悄地下去。但怎么下去呢？旁边没有梯子，也没有柱子。只好往下跳。
跳到地上时，我量了量仓房的高度。我伸手够不到房顶。可要知道，我们回来时还得爬上去。我脑子里闪出一个想法，和柯斯佳交谈了一下：让他站在我肩上，爬到房顶再伸手拉我，我靠他的帮助登上去。
柯斯佳点头表示同意，正正腰带，往里面塞了塞大衣襟，又在我前面大步流星地走起来。
我总是很羡慕柯斯佳的沉着劲儿、他每次出发去完成战斗任务，就好象去上班一样。他的每个动作都经过周密的思考、检验和计算。他只做该做的事。现在也是这样。路上有一辆缺两个车轮的旧军用车。要是我，就会从左边绕过去，这更方便点儿。可是柯斯佳却宁可从右边绕，那得穿过一片带刺的灌木，好象是酷栗。只是过后我才明白了他的策略：从大街上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车的左侧，我们就可能被发现。
现在只剩最后一道障碍了：紧靠档案库二层楼的一栋房子。好在这栋房子也和仓房一样，是瓦盖，而不是铁盖。
房盖一面朝向大街，另一面对着院子，朝向我们。我们感兴趣的正是这一面。
我从柯斯佳的话中得知，房子里住着两家，都是老实人，用不着担心。但仍要小心点。要是有响动，不仅住户能听到，街上的哨兵也能听到。
不弄出声响……谈何容易！得爬到房顶上去，从这头走到那头。柯斯佳从墙边拿了一块长板，放上去当梯子用。按了一按，能经得住。他沿木板往上爬去，勉强够到了房顶。轮到我了。第一米我没有响声地爬过去了，但是爬到第二米时发生了不幸：板子下面的一块瓦碎了。我吓呆了，用手、脚攀住木板，只好如此！我们俩谛听了一小会儿，没有声音。响声没惊动任何人。柯斯佳向我伸出手来，我也爬上了房顶。
我们爬到了那所房子的墙根下，坐下歇一口气。在我们头顶上，稍稍有点倾斜的地方有个半米高的玻璃窗。我们望着它，考虑着最后的一步。
直率地说，这会儿我的心情可不够冷静，缺少做事不可少的那种冷静。这是为什么？不知道。一切都很顺利。我们顺顺当当地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坐着，在休息。我相信柯斯佳，他也相信我。我们的思想很一致。可是……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还有点担心。
休息好了，该动手了。柯斯使欠起身来，看了看墙壁。我们原打算把圆木缝里填的麻絮扯出来，再把汽油倒进圆木缝里点着。我用手摸了摸圆木，象钢一样又黑又结实。这种木头一下子点不着，也不知能不能烧得着？
这时，柯斯佳一直走到房檐上，探出头去，向我做手势。我没弄明白。他叫我到他那儿去。
“站在这儿，”他小声说，“我站到您的肩上……我想够到窗户。”
“你发疯啦！”
我站在最合适的地方，离窗户至少也有四米。此外，窗子不是正对着我们，而是有点偏。如果我站到房檐上，瓦可能经不住，那样两个人都得掉下去。
“摔不下去，”柯斯佳说，他已经生气了，“您是什么人？难道这还为难吗？我出的是个好主意。”
房顶不是争论的地方。也许，真掉不下去吧？
豁出去了。我走到房檐边上，站到柯斯佳的位置上，挺直身子，用手扶着墙。
“来吧！”
柯斯佳象个体操运动员。踩着我的左膝，爬到我肩上。我的腿直发抖。我把脸和胸紧贴到冰冷的圆木上。
“够得着吗？”我小声问。
他没有回答。
“你听见了吗，傻小子？”
默然无声。
“哈，你在那儿干什么呢？”我忍不住问道。
“稍等一下……站稳。”
没等我想一想，也没等我站得更稳，就感到肩膀上连踩带蹬有些受不住，便摔倒在房顶上。等我镇静下来，急忙翻身一看，我吓呆了：柯斯佳吊在那儿呢。他用手抓着窗下一个什么东西，两腿直蹬，极力想找个支撑点。我的心都疼了。这疯子……他会摔死的！而我却一点也帮不上忙。我们相隔三米多，就是举起手来也够不着。
我一声不响地躺着，一动也不动，瞪大眼睛；而他吊在那里，象只蜥蜴似地挣扎着。
突然柯斯佳不动了，踩住了什么东西。对，他找到了缝隙或凹陷的地产，也许是突出来的地方。我的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说时迟，那时快，这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情。简单些说吧。柯斯佳突然递给我……您猜是什么？玻璃？好象不是。他把整个窗户连框都给了我。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别说他干得那么麻利，这件事能做到就不容易了……真是不可思议。
现在他侧身向着窗口，悄声命令说：“水壶！”
一个装汽油的军用水壶在我这儿，另外两个在他那儿。
我从腰带的弹簧钩上把它解下来。站起身，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打量一下，说：“接着！”
水壶向上扔去，又落下来，勉强落入我的手中。这样一连三次都没扔上去。我的脑门上出汗了。真该死，这么不走运！
“您当不了杂技演员。”柯斯佳开玩笑说。
真会找时间开玩笑！我可气得直冒火：水壶怎么也扔不到地方。末了还是柯斯佳机灵地抓住了它。
“下去吧。”柯斯佳小声说。
“那你呢？”
“我也不在这里过夜！”
这倒是句真话。这么说，他要往下跳。不摔断腿就算好事。应当设法让他摔得轻一点，杂技演员都会这一招！
我跳了下去，甚至没有跌倒。这时上边响起划火柴的声音。柯斯佳点燃一团麻絮，然后把它扔进屋里。柯斯佳又用手吊着，摆动了一阵，跳了下来。但是地球引力定律没起作用，他没有落在我身边，而是落到房顶上了。
屋里的火舌象猛兽—样直往上窜，照亮了窗洞。不必解释谁都明白，在木头上浇上等的纯净汽油，火当然会烧得很旺。
柯斯佳跳到了我的怀里。我没有估量好自己的力气，跌倒了。他正倒在我身上。我们很快地跳起来，心情异常激动。
“现在……走吧！”
我们顺着已知的路线走去。本应用尽全力快跑，但又必须谨慎小心。于是我们就走，但确实比方才走得快些。一切都很顺利。大车……灌木……瓦盖仓房……砖墙……熟悉的房子……马上就到人行道了。
“什么人？站住！”一声嘶哑的喝叫。
我们收拢脚步，转身就往回跑，钻进两幢房子间的一条夹道里，屏住呼吸。街上，巡逻兵喊叫的地方传来皮靴声，自动步枪也哗啦哗啦直响。有人骂骂咧咧地正在寻找我们。
当然也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出来，拿出自己的证件。怎么搞的？我们是什么人？是警察局值班查岗员和市政厅的首席翻译。请看吧！
但这是荒唐的想法。很难解释，我们到这儿来和发生火灾怎么会这样巧合。
走。唯一逃生的办法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我们采用了备用方案，在没到废墟之前先从院子里走。我们停了约一分钟，听着周围的动静。
响起了可怕的哨声，但不很近，大约有三百码远，在机关街。
“这是我的同事。”柯斯佳耳语道。
我并不觉得这话可以使人得到慰藉。应当跑到和东方、机关两条大街交叉的那条街上去。而且要快。既然德国人听到了动静，他们是不会离开的。他们会搬来援兵，闹得天翻地覆。而要发现情况并不困难，大火是藏不住的。
有个地方（确切位置一时很难断定）响起了摩托车的突突声，自动步枪的连发射击打破了寂静。东方大街上在射击。很可能是着火的房子前面的那个哨兵在报警。
“拿着，”柯斯佳小声说，一颗有棱的手榴弹沉甸甸地落入了我的掌心。
对。柯斯佳真了不起！手榴弹正是好家伙。在困难时刻它能搭救你。
“我们还是到机关街去，”我提议说，“我们跑到胡同口，就往山上跑……到松树林，再看看能不能往下走，到河边去。”
柯斯佳没有反对。
我们轻轻地迈着脚步，离开废墟，来到街上，很快走到了胡同口，突然背后又喊了一声：“站住！”
这回跑吧！逃吧！
身后响起哐哐的脚步声，自动步枪也哒哒响起来，还有步枪的射击声。我们被发现了。
德国人在朝发现的目标射击。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腿脚和运气上了。反正不能让他们活捉去。
我们窜进胡同。再过一条街，就是十字路口。而那里就是松林。
我们已经跑了半条街，前面十字路口突然升起一颗红色照明弹。
这下可完了。我们跑上一幢房子前面的台阶，在檐下贴墙站着。
“在这里我们会被他们象小鸡似的抓去。”柯斯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知道。但是在这么亮的光下跑……”
照明弹把周围照得通亮。一秒钟、两秒钟。这可恶的火花怎么熄得这么慢。
“看见了吗？”我指对面那个院子，“往那里跑，快点！”
柯斯佳想说什么，可突然身后的门开了，他摇晃了一下，差点没跌倒。
黑暗之中传出象命令似的声音：“到这儿来！快！”
这是一个不容多想的建议。尽管这命令是用德语发出来的，我们还是不顾起码的理智服从了它。但发出命令的不是男人，也许我们的决心只能以此来作解释。不过，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确切说，虽然有，但是并不好。顶着枪弹跑过大街，绝非良策。
我们钻进去，门就关上了。黑暗之中只听到我们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我攥住柯斯佳的手。应当紧紧相依，还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也许是个圈套。有人跑过了人行道，然后一个接着一个跑过去。喊声，枪声。惊心动魄的口哨声传到了我们这里。
这时门吱地一声打开了，微弱的灯光也射进了我们站着的走廊。这灯光足以使我们看清站在门边的人是谁。是吉泽拉。
“喏，请进吧，”我听到她浑润的嗓音，“好象没事了。”
我们走进了明亮的房间。我们居然还在走动，呼吸，还活着，这真是极大的幸运。
“是您？！”吉泽拉认出我来，突然惊呼道，“天啊，瞧这副样子！”
是啊，我们的样子狼狈极了，这还用说。
吉泽拉睁大绿眼睛打量着我。我想起右手里拿着一颗英国式的手榴弹，赶紧把它塞进大衣口袋里。
当她把目光移到比我机灵的柯斯佳身上时，愉快地问道：“你们刚才在干什么？”
“干什么？”我为赢得时间反问道。是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清楚。
“我们去救火，那儿烧着了什么东西。”
“哪儿？”吉泽拉不安地问。
“不远，在东方大街。”
吉泽拉很麻利地关上通向第二个房间的门，又关上电灯。掀起了窗帘。
着火的房子从窗户里看得一清二楚。整个房子成了一片火海，看上去令人害怕。真是个可怖的景象！我们的双手释放了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
“真好看，”吉泽拉心平气和地说，放下窗帘，又打开了灯，“请脱大衣吧，我就住在这里。”她用手划了个圆圈。
我们依旧站在那里，犹豫不决地四下观望着。
这房间有两个窗户朝向大街。屋里的家具是一张桌子，低靠背沙发，几把椅子，放着“菲利普”牌收音机的床头柜，有个类似酒柜或食橱似的东西，还有个宽宽的竹书架。
“你们倒是坐下啊！我简直觉得很难堪了。”
“谢谢。”我说，于是我们坐下了。
“这么说，你们救火去了？”她又问道。
“对，可巡逻兵不打招呼就开火。”
“这很讨厌。有人向我开枪的时候，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不愿当靶子。”
我不知道对此应作何反应，她的嗓音里有种微妙的嘲讽。
“不，这样不行，”她坚决地说，“马上把大衣脱掉！瞧你们象什么样子。”
我站起来，柯斯佳也站起来。
“谢谢。我们不打扰您了，该走了。”
吉泽拉坐在沙发上，双手撑着它的边缘：“这样可不好，你们只考虑自己吗？”
“我不明白您的话。”
“你们确信谁也没看见你们吗？”
不，我可没这个把握。但是我很难作出回答。我懂得，现在出去就等于自找倒霉。不过我不能这么说。
“这样吧，”吉泽拉又开口说，“请告诉您的朋友，就说我也是您的朋友。现在脱大衣吧。”
我看了看柯斯佳，他一点也不紧张，只是脸色比平时稍微苍白一些。
“脱吧！”我犹豫了一下说，“真是十分走运，这里没什么可怕的，我认识她。”
柯斯佳大概想提个什么问题，但改变了主意。
我们脱掉大衣，来到走廊，刷了刷鞋子，挂上了大衣。但脑子里总是缠扰着一个念头：“要是个圈套怎么办？”
吉泽拉拿来一盒烟请我们抽，自己也抽起来。
“我请你们喝咖啡，你们喝吗？”
我们俩互相对看了一眼。
“我也准备喝。”她赶紧说。
“方便吗？”我踌躇着问。
“方便得很，今天我煮了一天咖啡。在你们来前不久，齐默利鲍尔先生到我这儿来过，他是我的邻居，他的住宅在对面，就在那里，”她往墙角指了指，“和他相隔一幢房子住着吉利德迈斯特先生。这里都成侨民区了。”
我一边听，一边点头，感到耳朵直发烧。我们落入了匪巢。这一切怎么收场呢？
“你们看看杂志吧，我很快就来。”
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柯斯佳回头看看女主人走出的那扇门，悄悄地问道：“这个宝贝女人是什么人？德国人吗？”
我点点头，简单地谈了相识的经过。
柯斯佳挠了挠后脑勺。
“她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是个乖巧的人。”
我站起身来，走到书架前。上面一层摆着一叠画报。我的手不由地翻弄起来。
“现在咱们可不能多事。”我向柯斯佳说明了我们的处境。
“吓……我正纳闷儿：她这儿怎么有电灯呢？现在明白了：秘密警察局长，警备司令。整个这个街区都应该烧掉。”
“嘘……”我警告他。
“是啊，”柯斯佳压低了声音，“真是个绝妙的夜晚。她是不是向谁报告去了？”
“喏，要真是那样怎么办？你有什么主意？”
“我是这么想的。要是打架，最好就在这里打。”
我给自已和柯斯佳挑了两本杂志。想离开那里，可是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落到放在第二层阁板上的一封电报上。上面写满了粗体字。这更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仔细地看了看，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头顶。收电报人的姓名写的是：吉泽拉，安德列亚斯。这电报是十三日从柏林拍来的。电文很简短：“我耽搁了。十七日起飞。拥抱你。塞巴斯蒂安·安德列亚斯。”
原来是她呀！我们在和谁打交道啊！原来是中校的妻子，我们正在为她丈夫而电报往来不断。今天是十六日，他明天起飞。
我走到柯斯佳面前，激动地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他。
“我们要象瑞典人在波尔塔瓦城下一样被烧死，”他不动声色地说，“我有个建议：把她打死，赶紧俏俏地溜掉。”
打死她。悄悄溜掉。
“她要真是朋友呢？”
“这么说，您也没把握？”
传来了脚步声。我们急忙翻阅杂志。
吉泽拉端着托盘进来，上面放着咖啡壶、杯子和装一小块奶油的碟子。她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从柜子里拿出一盒饼干和糖，倒了咖啡。
我呷着咖啡，说：“认识您非常高兴。”
“是吗？”她问道，“我愿意相信。虽然这里很多人都和我说过这话。”
她对我所受的教育和职业很感兴趣，我满足了她的好奇心。
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不久前与齐默利鲍尔的谈话。他在谈起吉泽拉时说，有个“但是”妨碍着他。中校是不是这个“但是”呢？完全可能。
后来女主人和柯斯佳交谈起来，问他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在军队里服过役没有，多大年纪。她听说柯斯佳出生在Ｎ城，就问他知不知道我们此时所在的这间屋子的房东是谁。
柯斯佳回答说不知道。总的来说他颇为警觉，回答得都很简短。
“你想知道谁在这儿住过吗？”
她点了点头。
“这好办。我在市政厅里能打听到。”
“不用，不值得。不过挺有趣的。我现在给你们看点东西。我们到那间屋去吧。”
她站起来就走，我们也跟她走过去。
在另一间屋里有张双人床，一个衣柜和一个床头柜。床头柜边放着一只褐色的皮箱。
吉泽拉挪开床头柜，揭开一块地板，于是我们看见下面有个装来福枪子弹的锌盒。里面装着满满一盒沙皇时代的银卢布。
吉泽拉笑开了：“也许，主人正用得着它们吧？”
我说，未必有人敢承认是他的私财。
我们在她这里一直坐到天亮。衣服都整理干净了。
离开时，吉泽拉用力握了握我们的手，说：“你们一点儿不用多虑。还好，这事发生在今天。”
“为什么？”我忍不住了。
“明天我丈夫要从柏林来，他可和我不一样。”
再刨根问底就不妥当了。
“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吗？”我鼓足勇气只问了这么一句话。
“会的！当然会！这要取决于您了。”她微微一笑。这是对朋友的微笑。对，只是对朋友才会这样笑。不知为什么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还深信，我的生活中闯入了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东西。我似乎是明白了好久未能明白的事情。
走到中央广场时我们该分手了，这时我对柯斯佳说：“无论如何，档案库是完蛋了。”
“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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