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把我叫了去：“到军令处去一趟，找利坚迈尔先生。三十七号房间。他会把春播通令交给你。应当尽快把它翻译成俄语，张贴出去。去吧！”
我出来了。
占领者非常希望农民今年尽可能多种粮食。但他们不相信这种愿望也正合我们的意思。“大地”开始关心这个问题要比军令处早得多。一个月以前，还在冬季，它就下达了命令：要求在农民中开展说服工作，叫他们尽最大可能多开垦土地。这项命令主要是发给游击队的，但我们也没有袖手旁观。前线的战果使我们坚信，今年收割庄稼的将不是占领者。
我穿好衣服去执行任务。
按时令算冬天已经过去，现在是春天的第一个月。但寒冷显然并不急于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然而风确实已有几分春意，它送来了欢悦的希望。
军令处座落在一所中学校舍里。我走进三十七号房间。里面坐着三个人：两个穿军装和一个穿便服的官员。我用德语说是市长派我来的。
“到我这儿来。”一个中年男子操着一副公鸭嗓说，但他的脸很和善，表情也随便。
他打开纸夹，取出几页用大头针别着的纸，递给我。
“翻译过来并散发出去 限期两天。到十四号房间去找一下农艺师安德列亚斯，她会给你注册。”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
官员重复了一遍。对，我没听错，是到安德列亚斯那儿去。在那个倒霉的二月之夜以后，我只在街上电影院旁匆匆见过她一面，那时她正和军医院的院长舒曼在一起。这是烧档案库以后不久的事。她有点惶惑不安地回答了我的问候，而舒曼甚至没有注意到我。顺便说说，吉泽拉的丈夫并没出现。或许我们漏过了他？列舍托夫的任务自然悬而未决。
烧档案库后的第一周我和柯斯佳心中惴惴不安。岂止是我们……那个列舍托夫、杰米扬和安德列呢？他们一致倾向于把吉泽拉的行为看做是诡计，都在等待着时刻可能降临的打击。但这打击却没有来。过了一周，二月过去了，三月已来临。吉泽拉没有出卖我们。
谁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原因促使她甘冒危险。我在往十四号房间走时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
这里人很多。在这么多的桌子和后脑勺中间甚至没能立即认出吉泽拉。
“您找谁？”留着平分头的军需官用半通不通的俄语问我。
我用德语说我找农艺师安德列亚斯，并出示了通令。
“靠窗那个桌子。”军需官指给我说。
对，是她，吉泽拉坐在那里。我怎么一下子没注意到她呢！她的位置最显眼。
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装做不认识她。我通过狭窄的过道从门口走到窗前，走近吉泽拉，向她问了好。任何处在我的位置上的人都会这么做。
一缕隐约可见的微笑掠过她的嘴唇。
我把通令递给她，想补充说，必须给登记。但吉泽拉赶在我前面说：“对，对，我知道。”
她没有请我坐，虽然旁边就闲着一把椅子。她不慌不忙地把一小块纸别在通令上，往上面写了几行字，在登记簿里做了记号，就把它还给我了。
“可以走了。”她说，又莞尔一笑。
我只好告辞。
在市政厅里我差点把那张小纸片和通令一起交给年轻的翻译。谁能想到小纸条上写的话竟与我有直接关系呢！
我不无惊讶地读道：“这一回您自己来，行吗？今天就来。不要忘记，六点至七点士兵给我生炉子。我等着您。”
我说不出别人会怎么样，不知别的男人在有人向他们表示好感时会是什么情形。我只说自己。我高兴得发了狂。我想笑，想跳舞，想唱歌。在我决定把这纸片烧掉以前，我把它读了十多次。只是后来，过一些时候我的理智才清醒过来：这算什么？这样随随便便会干出蠢事来，尊敬的季姆－季梅奇。也许您忘了，您与之打交道的不仅是叫吉泽拉的年轻女人，而且是个德国女人……党卫军中校的妻子？这您明白吗？
是啊，明白。但须知：难道不正是这位党卫军分子的妻子救了我和朋友的性命吗？难道不是她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藏到家里，而并没有把我们出卖给残暴的秘密警察匪徒去受折磨吗？这您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切都千真万确。
然而，我首先是个置身于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城市里的侦察员。我为之服务的神圣事业对我来说高于一切。就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我喜欢吉泽拉吗？喜欢。非常喜欢。也许正是因为她行为的高尚而喜欢她。无论是谁做出这种举动都会在人的心中引起反响，在我心中六k是一样。
但如果这个行为掩盖着一种企图，如果这是巧妙和狡猾的手段，如果吉泽拉千方百计地想把我引入圈套，如果她不是象她伪装的那样，我会无情地从心中排除这种感情，无论这感情是多么深地占据了我。
这天余下的时间我的情绪一直很高。每件工作都干得很顺手。我按安德列的吩咐到根纳季那里去了一趟。安德列正为根纳季担心，而我却一点也不。根纳季公然违背杰米扬的明确指令，根本不想组成独立小组。这使安德列很不安。
“我算个什么角色呢？”我懊丧地问，“钦差还是主要说客？”
“别装傻，”安德列说，“你也用不着我来教训。看看他生活得怎么样也好。不然象没人管似的，”
安德列有他对的地方。总的来说他很能干。列舍托夫对他很满意，杰米扬尊重他的意见。自从安德列负责领导这个小组的工作以后，侦察情报的质量立刻提高了。从反间谍机关这条线上他开展了那么活跃的工作。我简直来不及给他选人。克列希·柯斯佳和切尔诺克也都来帮忙。想想看吧：反间谍机关已经空投了九个三人小组！而这九个小组都在同反间谍机关虚与周旋。
我看望了根纳季。他对我很冷淡。我们一般地谈了谈，没涉及任何具体事情。多半都是我谈。而根纳季一边听，一边睡眼朦胧地眯起眼睛，不断地打哈欠。他的眼晴毫不掩饰地在乞求：“快点说完就滚吧，没有你也够烦的了。”看来，我们地下组织的几桩事彻底摧毁了他的意志。他与以前的根纳季区别太大了！他以往的精力，坚韧、果断都到哪儿去了？要知道，这一切他都曾经有过……此时我怀着无限的悲哀和恐惧想象着如果奥克萨娜和他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甚至连她所了解的根纳季的坏处现在都会显得诱人。也许他妒嫉过，也许他爱过，结果虚荣心使他干出了对不起奥克萨娜的事情来。我在心中寻找着能够解释过去的根由和原因。但是现在怎么解释？根纳季为什么要疏远我们？而他却真在疏远。这
就是说根本没有友情。这等于说我们一直是两个人：我和安德列，而他只是充当了第三个人的角色。这样想很痛心。我们的友谊中的第三个人是貌合神离。否则怎样理解他对于涉及到我和安德列的事那种冷漠呢？好，就算他可以恨我，为以前的冲突和奥克萨娜而怨恨我。可谁袒护过他，谁在我面前维护过他呢？是安德列。就是现在……是谁派我到这儿来了解情况，同他交谈、劝导他呢？而根纳季并不把这些当一回事。我觉得他的心中已经丝毫没有依恋之情。这么长时间以来，根纳季对自己原来的家庭一句话、一个暗示都没有。要知道，除了奥克萨娜他还有个女儿……我等他问起她。等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他会问；她活着吗？长大了吧？想不想他？他不知道她已经死了。根纳季的小女儿死了。我也没说，既然连活着时他都不问，又何必让他知道她死了呢！是啊，根纳季是孤独一人，完全孤独一人。连我和安德列对他来说都是陌生人了。
临走前我顺便问了问，他是否好久没看见杰米扬了。
根纳季恼怒地回答说：“我不想往他跟前凑，我才不愿意给他当听差呢。”
走访他破坏了我的情绪。到家里和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谈谈以后，心境才有所好转。他缓缓地，然而却牢牢地在地下工作中扎了根，并取得了成绩。他的小组已经有了三个人。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是靠得住的。他的表现不比柯斯佳差，虽然他们的共同点很少，而不同点却很多。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也不很大胆。他喜欢谈谈自己做的事，愿意别人赞扬他。他向我流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忠诚，这在我们刚一相处的日子里是不可想象的。他心眼儿来得慢。有点迟钝，不能立刻抓住思想。但他一旦明白以后，就牢牢地、死死地抓住不放。柯斯佳去执行任务时总是高高兴兴的，就差没唱歌了。而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却很沉着，一本正经。他才不会情绪激昂呢。
在审问科尔金时我才知道，旧邮政街８号有一所秘密警察局的秘密活动点，我吩咐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去“照应”一下科尔金。
对“照应”这个词的意思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有他自己的理解。过一段时间他报告说：“愿科尔金在地下安息吧。”
“怎么回事？”
“是个笨蛋。”
“怎么会是这样？”
“对这个狗鬼子只能这么办。现在他死了。尼库什金探出了他的行踪，就盯上了。”
“不是尼库什金，而是斯沃伊，你要把他的真姓忘掉。”
“这倒是真的。我们担心这鸟会张开翅膀一飞，就不见了！”
对科尔金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罪有应得。
今天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又宣布了一条新闻。我们的伙伴在监视旧邮政街的秘密活动点时，发现了一个叛徒。他到这个地点来过两次，而今天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在城市另一端的一座住宅旁偶然遇见了他。
“喏，说详细点。”我请求道。
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很高兴地这样做了。
“我到斯库雷金……”
“不是斯库雷金，而是英瓦利德。”
“呸，真糟糕……我怎么也不习惯叫这些代号。就是这么回事。等我往回走时，一看……他跳出来了，环顾一下就走了。挺阔气，吃得饱饱的，脸蛋挺体面。”
“他可能住在那儿。”
“别说了！我可知道那是谁的房子。戈列夫曾在那里住过。那是个非常狡猾的家伙。战前他当过农庄市场的管理员。后来他胡乱动用农庄的产品，被赶走了。家里剩下了他的老婆。”
“夜里你还出去逛吗？没有通行证？”
“心里真想去。”
“什么想去不想去，撞上枪子儿就好了。”
“没关系，那些比我好的人也都死了。反正我们都得躺到湿土里去。早一步晚一步罢了。”
“你愿意怎么样？”
“我愿意晚些，那还是好一点。”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笑了，然后问道；“我怎么处理这个德国鬼子？”
“哪一个？”我很惊讶。
“我没说过吗？就是那个蠢猪！我没料到：记性坏透了。”
他讲了事情的原委。英瓦利德家里住着一个德国人，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低级军官。住很久了，大约有一年吧。他挺老实，从不捣乱。下班回来就往墙角一坐，一声也不吭，或者是写写信。他在市磨粉厂当监工。有一次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个邻居，我们的人，给了英瓦利德一张地下工作者散发的传单。英瓦利德放在口袋里就忘了。傍晚他不知为什么会掏口袋，把传单掉到地上。坐在那里的德国人把它拣起来，理平。英瓦利德吓呆了。要知道保存传单的罪过不大也不小，正该枪毙！那个德国人念了半夭，然后走到炉子前，把它扔进火里去了。他对英瓦利德说：“这种东西应当烧掉，家里不能保存。”
“你听明白了吗？”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问道，“我把斯库雷……呸，英瓦利德痛骂一顿，跟他说：太谢谢你了，找这样的麻烦。你这样做够进监狱的了。那德国人怎么办？他是个什么人？也许他要想帮我们的忙吧？你怎么认为？或者要好好摸摸他的情况……”
我问道：“怎么叫‘要想’？就是说，他知道我们是地下工作者喽？”
“看来是这样。”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不好意思了。
我只好向老头子做解释。告诉他，磨粉厂的监工成不了大气候，没有必要在他面前暴露身份。
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同意了：“那坐下吃饭吧。”
他端上自己做的热菜。妻子没有就坐。菜有点象烧牛肉块。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说，是用牛尾巴做的。我不觉一惊，牛尾巴我可从来没吃过。我尝了一小块，觉得我的胃可能受不了，便谢绝了。
而房东却吃得津津有味，还夸口说从屠宰场往外带尾巴很容易，只要象腰带似的系在腰上，再把大衣穿在外面就行了。肉又一点不比牛肉差。
女房东忍不住了：“和你那些尾巴见鬼去吧！”
“你小心点！”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威胁说，“别多嘴多舌。瞧见过这样娇贵的太太没有？猫肉不吃，看见牛尾巴又直摇头。”
“唉呀，你这个特洛菲姆，特洛菲姆，你真丧良心，还请别人吃呢。”
“没什么，”房东满有精神地说，“良心还会长出来。”
“怎么……是头发怎么的？”女房东发火了。
这是常有的互相斗嘴儿。我已经习惯了。
然后我们各自卷一支烟，抽开了。我看了看表：差二十分七点。该走了。
“有事？”房东问。
我点了点头。
“可那个吃得肥头大耳的人怎么办，盯住他吗？”
“那是一定的。但只是盯着，别碰他。”
“懂了。”他停了一会儿，吐着烟圈，然后说：“凭良心说，等我们的人来时，我们怎么报告工作呢？”
‘唉，你指的是这个呀……没关系，会做好报告的，我们并没有袖手旁观。”
‘那倒是。”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说完便不作声了。
我趁这当儿站起身来。应当跑步去。我接受了吉泽拉的邀请，我得去赴约，就是她别在通令上的那个邀请字条。
刚过七点钟我就到了她的家。两扇窗户被厚窗帘挡得不透一点光。我敲了一下门。门立刻就开了。
“晚上好。可以吗？”
“可以，我在等您哪。”
我进去了。
吉泽拉穿着一件熨得平平整整的深灰色高领长袖连衣裙。头发象往常一样垂在左鬓上，鬈曲着。她手里拿着一本书。
吉泽拉把书放到沙发背上，问：“现在不用劝您脱大衣了吧？”
“大概是。”
她笑了，我也笑了。
屋里的陈设依然如故。这里没有任何点缀年轻女人生活的小物件。卧室里和过去一样烧着炉子。斑驳的火光在对面墙上闪烁着。很奇怪，这个铺设无华的房间却有一种特殊的气氛。
“到这儿来，”女主人让我坐到沙发上，她自己也并排坐下来。“您好象没想到在警备司令部见到我吧？”
我承认说，是没想到。
“我在那儿已经两个月了。丈夫本来也该到那里去……工作。”
我抓住了这句话，很怕吉泽拉不再谈起这个话题，打断她说：“是什么妨碍了他？”
吉泽拉仔细注视了我一阵，我觉得她的目光似乎在问……这真使您感兴趣吗？……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卧室，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走了回来。
她坐到原处，从信封里拿出一张信纸递给我。
“读读吧。”
一种难看的男人字迹明白写道，二月十二日，党卫军中校塞巴斯蒂安·阿利弗列德·安德列亚斯在柏林Ｃ－班戈弗·弗里德里希大街地下车站因强烈爆炸惨死。写信的人是塞巴斯蒂安的同事，当时和他在一起，但只受了重伤。遇难的总共六十人。车站一直关闭到清晨。毫无疑问，这场灾祸是破坏活动造成的。在地下车站已经发生过类似的爆炸事件。秘密警察局长，党卫军支队长穆里尔先生对安德列亚斯的夫人深表同情。穆里尔正在亲自领导捉拿罪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把信在手里翻来倒去，然后默默地还给了她。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很难一下子找到该说的话，我本来就不善于做这种事。吉泽拉帮忙了。
“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是寡妇了。他只留下一个皮箱。”她朝屋角点了点头，那里放着一个用褐色优质皮革做的又长又窄的漂亮皮箱。
“您很难过吗？”我谨慎地问。
她慢慢地摇摇头：“并不。您感到奇怪吗？”
我耸了耸肩，当然有点奇怪，但更感到高兴。可是只能这么想而不能这么说。
她两手抱着膝盖。靠在沙发背上，似乎在审度自己，继续说：“我明白……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也会惊奇。不过这是事实。”
我机械地点了点头，没有作声。我没说一句话，甚至也没做一个暗示，要她明白我想听到解释。但她自己决定这么办。吉泽拉把她的悲剧告诉了我。
她出生在赫姆尼察的一个机械师家庭里。父亲特别爱她，她也同样爱父亲。吉泽拉有一副好嗓子，对音乐很有天赋，她曾想做个演员。但这只是幻想。
三○年父亲由于是社会民主党员而被捕，家里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母亲去做清扫工，而吉泽拉当了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这时党卫军冲锋队中尉塞巴斯蒂安·阿利弗列德·安德列亚斯开始向她献起殷勤来。他比她大七岁，长得一表人材。人们预言他有美好的前程。吉泽拉不愿见他，回避同他见面。但安德列亚斯很无耻，自负而又执着。三五年春天他对她母亲说，如果吉泽拉不嫁给他，她父亲就得死在普勒特岑泽集中营里。他给了五天的思考时间。这是父亲被捕后最难过的日子。这些天决定了吉泽拉的命运。为了营救父亲，母亲和姐妹，她愿意作出任何牺牲。十八岁的吉泽拉成了安德列亚斯的妻子。过了一个月，她父亲获释了。当父亲得知他的自由是用什么代价换取的时候，他象孩子一样失声痛哭。吉泽拉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些眼泪。安德列亚斯允许妻子结束学业，然后他们就到柏林去了。安德列亚斯成了冲锋队上尉。吉泽拉生了个儿子。三九年父亲又被捕了，正如吉泽拉所怀疑的那样，这其中少不了安德列亚斯的配合。她想和丈夫分手，但他威胁说不给她儿子。四０年底，父亲被绞死。集中营的行政当局给家里寄来了父亲的棺材和安葬费的账单。四一年五月，在丈夫当上少校和秘密警察局处长那一天，他们的儿子由于患肺炎而夭折了。
“现在我好象觉得轻松一些了，”吉泽拉末了承认说，“那时我真想去死，可是不能，没有勇气。别说这些了……”她挺起身来，把头发往后一甩，突然问：“你的同志放心了吧？”
“他根本也没不放心过，”我狡猾地回答说，“您怎么想起这件事来？”
吉泽拉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她回答说：“您的朋友和一个青年人特别象。”
“可能，他就是这个青年人吧？”
“不！人是不会死而复生的。那个人有一大段故事。您想不想听我讲？您不会感到无聊吗？”
我对女主人说，随便她讲多少我都愿意听。这是真话。我没什么好告诉她的，可我想知道许多她的事情，譬如，她为什么邀请我来？在那个艰难的夜晚她为什么要把我和柯斯佳藏到家里？她把我看做什么人？我嘴边上的问题还少吗！但我没有权利提出来，暂时还没有。我只能听。
“但我想吃点东西。”
晚饭没用多少时间就准备好了。桌上摆出了煎肉排，豌豆配菜，真正的牛排，而且数量很多。然后吉泽拉端上了我们俄国的奶油，虽然不香但是很白的面包，还有饼干和咖啡。
“真是丰盛的筵席啊。”我开玩笑说。
“我宁愿吃平时的烤土豆，也不愿吃战时的美味佳肴。记得，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带我到乡间的祖父家去。我们在河边的山里待了整整一夭，点着篝火，我们在那里烤土豆。真香极了。我掰开土豆，又烫手又烫嘴，带着黑皮就吞下去。是啊……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吉泽拉到厨房去洗餐具时，我坐到沙发上吸起烟来。我心满意足地吸着，吐着烟，一面环视着房间。
我的注意力被放在沙发靠背上的书吸引住了。这是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装帧很精美。
我刚一打开封面，书就开到了夹书签的地方。信！是一封谁写来的信。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打开了这一页纸。角上是基利安上校的签名。由于职业的习惯，我的眼晴把这页纸溜了一遍。
基利安请她帮助传信人会见吉利德迈斯特，接下去……他讲的一些话我看了眼晴都发花了。他渴求吉泽拉回答他所提出的关系到他未来命运的问题，并且说，三月十六日夜他将飞过前线，他要亲自领导利夫内到叶列茨这段公路上伞兵小组的空投。上帝知道，他是否还能回来再见吉泽拉。什么事都会发生啊。他请她记住这个夜晚。他期望能从送信人那里得到回答。这个回答对于他，基利安上校至关重要。
我合上书，把它放回原处。我的手在颤抖，心激烈地跳着。利夫内……叶列茨……三月十六日夜……今天是十四日……时间够用。基利安这个笨蛋！真是个笨蛋！还是个上校，是个参谋人员呢。这就是爱情所致。
吉泽拉回来了。她走进卧室去往炉子里添劈柴。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把椅子拿到这里来，我喜欢坐在火炉旁。您喜欢吗？”
“凡是您喜欢的我都喜欢。”我用开玩笑的腔调说，拖来把椅子。
她把手伸到火边，看看我，笑了。
“您笑什么？”我很好奇。
“要是齐默利鲍尔先生、舒曼医生，或者基利安上校看到我们就好了。俄国人和德国女人……”
我不由地笑起来：“他们当然不会赞成您的好客。”
“我知道！尤其是上校。他是我死去丈夫的朋友，是个和他同样可怕的人。不过，愿上帝和他们所有的人同在。我不愿想到他们，我累了。所有这些年我都受着噩梦的折磨，而现在又是战争。但是这儿比那边强，”她坐得舒服一些，把脚伸到火边，“我是从希腊坐飞机来的。”
“听说了。”我说。
“从谁那儿听说的？”
我解释说，是在市长的新年晚会上听她亲口说的。
“是吗？我可不记得了，虽然这很可能。我是同丈夫一起坐飞机来的。他在这里待了一夜就乘飞机走了，去接我们的是吉利德迈斯特和基利安。丈夫本打算在这里多待些时候，等候任命。而我们在希腊待了几乎四个月。安德列亚斯在一个特派小组里，这个小组在寻找一个从英国潜入搞破坏的分子尤里·沙伊诺维奇。我所要讲的正是他。”
“波兰人吗？”我打断了吉泽拉。
“一半是，另一半是俄罗斯人。他的姓是复姓：伊万诺夫－沙伊诺维奇。他的父亲是驻华沙的俄军上校，母亲是波兰人，父亲姓伊万诺夫，母亲姓沙伊诺维奇。”
“您认识他吗？”我又打断了她的话。
“不，我看见他的时候……是这么回事，那时伊万诺夫已经死了，母亲尤里娅·列奥纳尔达……这名字很好听，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
“……嫁给一个希腊人亚尼斯·拉姆勒里奥尼季斯，到希腊去了。尤里是在华沙和巴黎受的教育。他和我是同一个专业，也是农艺师。四二年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满三十岁。”
“而我的这个朋友使您想起了这个尤里吗？”
“对，可以把他们当成孪生兄弟。容貌，身材都象。”
吉泽拉停下了，跟我要了一支烟，抽起来。可以准确地断定，她刚开始吸烟，因为她还不会吸。烟卷不易燃，烟草直往吉泽拉嘴里掉。她皱着眉头，擦着嘴。最后终于抽着了。她又接着讲下去。
尤里·伊万诺夫－沙伊诺维奇的故事是这样的。
欧战初起，他离开波兰，到巴勒斯坦，转埃及。在波兰陆军准尉学校毕业以后，尤里自愿加入了英国潜入敌后小组，并表示愿意到被德国人占领的希腊去战斗。四一年秋天，一个九月之夜，英国人把他从塞吉斯号潜水艇投到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尤里所面临的任务是建立敌后活动网并开展破坏活动。这个任务沙伊诺维奇完成得很出色。他和一伙勇敢的人建树了真正的英雄业绩，给德国人带来接二连三的打击，自己却安然无恙。围绕着他的名字流传着很多传奇故事。在他生前人民都称他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他受到市民的支持，四处活动，行动果敢无畏。
人们看见他穿着渔夫、市民、意大利或德国军官的服装。四二年二月，他在雅典炸毁了德国国家社会（工）党的五层楼房。他击沉了往克里特岛运送德国人的华西列夫斯克－乔治奥斯号战舰。战舰被炸成了两截。然后他又打沉了圣－伊西多尔号西斑牙军用运输船。在帕罗斯岛的港口内，他还打沉了一艘油船。在萨列米他捣毁并击沉三艘德国潜水船，并击伤了几艘。这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夜里他游到海里去，游到碇泊场，身上带着磁雷。他在船附近潜入水内，把磁雷拴到船体上，便回到岸上来。在拉里斯他捣毁了德军的列车。在帕特拉斯他炸毁了海岸炮兵工事和运汽油的车队。在麦克罗波洛炸掉了一座军火库。但这还不是一切。尤里给德国空军带来的损失最大。他曾被安置在雅典附近的麦尔津诺季航空公司当搬运工。确切些说，这个公司位于雅典市郊，在那儿组装并在试验台上试验飞机上的发动机，然后运往克里特岛。在克里特岛，再把这些发动机装到飞机上。这些飞机便急不可待地飞往非洲听从隆美尔的调遣。四百架飞机刚飞离克里特岛不久，就在空中失事了。不是十架，也不是一百架，而是四百架！德国专家们慌了手脚，反间谍机关和秘密警察局的人员跑断了腿。谁也没想到失事的原因并不在克里特岛，而应到组装发动机的地方去查找。尤里发明了一种金属屑和橡胶混合物。他和他的那伙人在搬运发动机时，就把这种混合物通过管子撤到轴承上。发动机发动起来的时候，这种混合物在高温下便熔化了，致使润滑油变质。就是这么一回事。寻找事故的罪魁祸首这件事进行不下去了。于是，一些秘密警察，其中包括塞巴斯蒂安·安德列亚斯，来到了希腊。应当给他应有的评价，他有一种特殊的，象狗一样的嗅觉。安德列亚斯熟悉了环境以后说：“如果不把发动机运到克里特岛上去，而在组装的地方装上飞机会怎么样呢？”工程师们就这么做了。在麦尔津诺季公司装了三台发动机。飞机起飞后，在离雅典海岸不远的地方，大天白日在众目暌暌之下坠入了海里。这下清楚了，破坏者就在雅典。这时他们便想起伊万诺夫－沙伊诺维奇。起初，为了他的一颗头颅悬赏五十万德拉马，以后增加到一百万，不久增加到二百万，然后又增加到五百万。秘密警察的力气终于没有白费。出现了一个有野心要捞到这笔巨款的叛徒。四二年十月，希腊人拉姆勃里诺波乌洛斯出卖了尤里。他被抓住了，关进了阿维罗夫监狱井开始审讯。
我屏息着听吉泽拉讲述。世上竟有这样的能人啊！尤里不是普通的英雄，他是两倍、三倍、四倍的英雄。只要想一想：四百架飞机，军舰，两艘运输船，军用列车，工事，潜水船！这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分队才能干得了的事。而且还不是任何一个分队都能胜任的！可以说，一个航空团都可以为这种战果而感到骄傲。
“在雅典举行公审时，我在场，”吉泽拉继续说，“向尤里提出起诉的是我们的军事法庭检察长斯图姆。我亲耳听见斯图姆对尤里说：‘十分遗憾，您不和我们在一起，而反对我们。’我到这里以后才听说，一月四日清晨尤里被枪杀了，是在克桑里昂靶场。您知道……尤里在最后一刻还试图逃跑。他的腿被打伤，已经站不住了，是把他绑到柱子上枪毙的。”
我们眼望着炉子沉默了许久，里面的木柴已经烧完了。我想……为什么吉泽拉偏偏把这件事讲给我听？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我问了她。
她确实不是立刻就做了回答，但还是回答了：“因为您的朋友使我想起了尤里。”
我不相信。依我看，吉泽拉也明白她的回答没有说服力。
十点钟了。时间过得多快！我站起来，说，我该走了。
她送我到前室，殷切地说：“您想来的时候就来吧。晚上我总在家。您知道吗？明后天给我们发放复活节包裹。大概能有些好东西，各种小吃……”
我叫吉泽拉相信，就是没有吃的我也一定来。
她笑了，向我伸出手来。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