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这一天才是第一个真正的春天。东风吹来暖洋洋的，太阳热烘烘地照着大地，雪也融化了。
清晨，在离市政厅不远的地方，我迎面碰上了柯斯佳。他一只眼睛下边变成了青紫色，肿得鼓鼓的。
“你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以后再说吧。一言难尽。”他板着脸问答说，“今天七点钟您来一下，杰米扬找您。”
这样，我们彼此没交谈几句，就分手了。
在办公室里我得知，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已经离开我们这儿了。他被派去组建了一个侦缉营，其成员是那些过去的苏联公民，现在的卖国减。
我们早就知道已经开始组建这个营。我们还知道，这个营招募自愿兵的事进展迟缓，困难重重。到目前为止，只拼凑了一个排，驻扎在警察局院内进行训练。这个排的士兵没有武器。到底是否要发武器，德国人还犹豫不决，这也不无道理。他们知道。步枪和冲锋枪可以随意掉转枪口，甚至可以朝向主子。但为什么要指派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干这件事……我还波有完全搞清楚。战前，他干的是牲畜收购这一行当，并没在军队里服过役，怎么突然……当上军官了！
沃斯科鲍伊尼科夫的调动也使我“官阶”晋升。市长要我接任市政厅秘书。我执意不从，但库别伊金大人暗示我说，这是得到警备司令……吉利德迈斯特少校同意的。这样我也只好从命了。反正，市政厅的秘书又不是人民委员，再说我也不比沃斯科鲍伊尼科夫笨。
今天中午，沃斯科鲍伊尼科夫来了。他身穿全副德国军装，佩戴武器，但没戴肩章。他穿上这套军装，就象是母牛佩上了一副马鞍子。
过去他是个收购员，现在仍不过是个收购员而已。他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我心里这样想，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可不这样想。
在向我交代秘书工作的时候，他竟然说：“五月一号以前，我要给他们组建起这个营，叫他们乐得合不拢嘴。”
“我要组建起”……他正是这么说的。
他向我移交了事务，印章和保险柜的钥匙。我对他说。是否能胜任这个新职我还不大有把握。
“有志者事竟成嘛。”沃斯科鲍伊尼科夫说，并拍了拍我的肩膀，算是鼓励。分手时他还对我说：“假如您那儿有谁想到我手下干事，就打发他们来吧。”
一整天我都干着秘书这摊子事，这屋出，那屋进，送材料，翻文件，搞得我疲惫不堪。所以，到下班的时候，我真高兴极了，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市政厅潮湿的房间，吸一口温暖的春天的空气。
去见杰米扬之前，我顺便还要回家看看。我从农业管理办公室的旁边走过。这条路不久前成了我走的固定路线。我指望能碰到吉泽拉，可一次也未能如愿。这样也好！今天我也没抱任何希望。突然，我看见她正在邮局附近。吉泽拉在邮局前面缓缓踱步。我的心砰砰直跳。无疑，她是在等我。但是我错了。她在等车，车上的德国人我认识：我到这个人那儿取过文件。原来，是警备司令唤他们去。我走到吉泽拉跟前，和她打了个招呼。
“可以给您道喜吗？”她问。
“道什么喜啊？”
“您高升了啊。”
“您怎么知道的？这事今天才决定嘛。”
“两天前吉利德迈斯特先生就决定了，当时我也在场。您是幸运儿，万事亨通。无论是吉利德迈斯特，还是齐默利鲍尔都很信赖您，这是为什么呢？”
我摊开双手。
“您好！”突然听到有人从旁讲俄语，我看见一个上了点年纪的胖子走过去。我觉得他非常面熟。
吉泽拉冷淡地点了点头，脸上掠过一丝厌恶的表情。
“白痴。”她低声说。
“怎么回事？”我困惑不解地问。
“有一天，我遇上齐默利鲍尔在家里接待这个人。从那以后，他就觉得应该和我打招呼。也许，他认为当秘密警察局的雇佣间谍很体面，对吗？”
“各有所好嘛。”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您走吧，汽车来了。再见！为了我们的友谊，我们得谨慎从事，对吗？”
这短暂的邂逅使我内心感到温暖。
不算那个倒霉的夜晚，我已经到吉泽拉那儿去过三次了。我们的友谊加强了。不过，这仅仅是友谊吗？还有一种更大的欢悦之感涌入我的心田，它使我想着，经常想着吉泽拉。就是现在亦是如此。还没有和她分手，脑子里就已经在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什么时候？”
是春天，还是感情使我觉得温暖？我走着，迎着风向太优微笑。我浮想联翩。想些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在想未来，也许，是在想眼前。我觉得，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只要加把劲儿，有愿望，那么，它就近在咫尺了！
刚才和吉泽拉谈话时看到的那个胖子令人懊丧地污染了我这愉快的心境。他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我记住了他那张温和、理智、甚至善良的面孔呢？我们大概在什么地方见过面。我冥思苦想，无以作答。只是当我踏进家门，看到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时，我才慕地想起：他就是那个裁缝！大约一年前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领我见过的那个私人裁缝。他替我做了一件。确切地说，是帮我翻改了一件西装上衣。那时，我还打算把这个胖子的住所变成秘密接头地点呢。看来，大概是看错人了！我向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了解裁缝的情况。
“他对你有什么用？”
我说了自己的打算。
“好家伙，亏你想得出！那是条毒蛇！看脸相倒象个牧师，又老实，又讨人喜欢……我们不久前还在浴池附近碰到过。他无所不问：听到我们的人的消息了吗？生活得怎么样？女儿住在什么地方？我好象嗅出来有点不对味儿，就搪塞过去了。这样看来，得把他交给我的小伙子们，好吗？”
“好吧！就这么办。大家都到他那去，他会出卖他们的。”
我喝了一杯开水，详细地询问了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小组的一些情况，就去“柯斯佳的地窖”了。
纳别尔斯托克头戴耳机坐在收报机前，而在另一半房间里安德列和切尔诺克在谈着什么。
在芬兰战役中，切尔诺克比我更倒霉。他的脸破了相，看起来很不对称。右腿不能弯曲，走路时拄着拐杖。现在在警备司令部面包房烧锅炉。而在芬兰战争以前，他在军队里当过炮兵连长。
我脱掉外衣，挨着他们坐下。
“别跳来跳去地说，按顺序说。”安德列对切尔诺克说，“既然已经开了头，就全盘托出好了！”
“我就象在清党时一样，”切尔诺克笑起来、露出他那白得耀眼的牙齿。可惜，全是假牙。“你挑什么碴儿？”
安德列不满地摇摇头。
“你说，你过去当车工，那后来怎么又成了商店经理？”
“这都对，正是这样的。我原先在塔干罗格工厂当车工，后来才当了商店经理。”
“怎么突然当经理了呢？”
“你想问这个？好吧。让我把烟抽完。”他从安德列手里要过半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继续说：“在工厂我是七级工，懂吗？”
安德列点了点头。
“差一点儿就当工程师了。正巧这时提出口号：‘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去站柜台吧！要学会做生意。’这样就把我叫到团委会。他们对我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波诺马廖夫同志，既然你是真正的无产者，那么，除了颈上的锁链，你什么都不会失去的。现在有人推荐你去搞商业工作。商业系统事事都搞得一团糟。出了形形色色的坏家伙，投机商。一个个脓疮都冒出来了。而商业则是晴雨表。它决定着老百姓的情绪。应当充实商业系统的力量。因此，决定让你去担任水果蔬菜店的经理。怎么办呢，既然需要。那就去吧。于是就写入了记录。我告别了工厂，进了城市商业部门。他们带我到菜市场，把一个胶合板钉起来的商亭指给我看。上帝作证，它比这个房间还小！这就算是商店了。我想，这不是在捉弄我吧。我问他们，这个大商店经理的工资是多少？他们一说，我的心都疼了。整好比我在工厂赚的钱少一半。就这么提拔呀！”
“你被他们弄得愁眉苦脸了吧？”安德列笑了。
“你自己说说看：在工厂我挣八十卢布，有时还能挣到一百卢布。而那儿只给四十个卢布。我坚决不同意。而他们却对我说：你既然是共青团员，就不应该只想到钱，而应该想到事业。我无言以对。更何况，他们说，你是一个单身汉，没有家，也没有亲人。我说，当然原则上这是正确的。就这样，我参加了商业工作……水果就不说了，这个词可以从牌子上涂掉。光白菜、西红柿、黄瓜、西瓜和香瓜就够我忙的了：又要进货，又要搬运，又要销售。我自己当了我自己的经理。西红柿烂了，黄瓜蔫了、白菜枯了，西瓜不熟……顾客见了扭鼻子就走。好家伙，上帝保佑，一个月过去了。我一结账，亏损二十个卢布。嘿嘿，我想，学会做生意……这事还不简单哩。下个月又搭上了三十卢布，只靠那十个卢布熬日子。心想，这个经理当得可真不错！连裤子都快穿不上了。再往后，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了。于是我到团委会去。我说，哥儿们，救救我吧！受不了啦！只要不当经理，随便派我到哪一个劳动岗位都行。书记是个很精干的小伙子，他总有词儿来对付你。他说，不行啊，朋友。既然已经上了套，就往前拉吧！你把商店的工作改进一下，就会有起色。我差一点儿没号陶大哭起来。能有什么起色呢？那就算了吧，我想：你脾气硬，我也不软。我来到旧货店，把剩下的破烂东西卖了，把不够数的钱存入银行，把商店锁好，还写了张纸条：再见吧，谢谢你们的提拔，再也不要找我了。然后连同钥匙一起都交给了团委书记。
“再见了，塔干罗格！后来我到了基辅，进了炮校。那时它还称学校。你看，这就是全部经过。”
“那和伏罗希洛夫有什么关系？”安德列还紧着问，“你说过，好象是他救了你！”
“不是好象，他确实救过我。在我毕业的时候，塔干罗格的人到底还是发现了我的踪迹，找到了我。于是，他们给校长发了个函。原来，他们已经把我开除团籍了，宣称我是劳动战线上的逃兵，而且还骂我是狗急子，出身不好。他们把我和一个白匪军的儿子波诺马廖夫给弄混了。真是胡闹！我懂得：我会被学校开除，还得被赶出去。我一定要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于是我给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歪歪斜斜地写了封信，一封哭哭啼啼的信。我叙述得详细极了。于是，他出面保护了我，使我没有挨整。”
“你这一招儿干得不错嘛。”安德列说。
“你是个坚定勇敢的男子汉。”我补充说。
“当别人掐着脖子逼你的时候，你也会变得勇敢的。”切尔诺克说。
纳别尔斯托克从她那半间屋里走了出来。她笑眯眯地递给我一份刚收到的电报。我站起来，走进她的房间。安德列也跟着我进来了。
“你不知道杰米扬为什么叫你来吗？”他问。
我不知道。
“你的恋爱谈得怎样了？”
“怎么，你要批评我吗？”
安德列搂着我肩膀，想了一下，说：“不，亲爱他。咱们大家都是人。和吉泽拉在一起，真的要比和库别伊金女儿那样的俄国女人混在一起好。看来，吉泽拉八成是爱上你了。我想说些什么呢？鬼东西，我这可是为你好啊……我是想说；你要当心，别把自己也弄湿了！”
“那我就把裤腿卷得高一点儿。”
“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可能，吉泽拉是一个纯贞的人，她丈夫的污秽并没染上她。但她的周围却是污泥。所有这些基利安、舒曼、齐默利鲍尔之流都是一群老而不衰的色鬼。和他们打交道要特别警惕啊！这一点你可别忘了！”
“我尽力而为。”我保证说，“我有话都会对你说的。”
“那么，把电报译出来吧！看看列舍托夫都通知些什么？”
我坐下开始译电报，安德列站在我的背后，看着我的手写出的每一个字母，每一个词和每一行字。
列合托夫通知说．不是在十七号，而是在二十号空投的那个小组，其中一部分落到了我们手里，一部分被消灭了。一架“容克”运输机被击伤，歪歪斜斜地返航了。下面接着说，党委会又重新审查了我的问题。恢复了我在机关的职务，批准我为处长。
铅笔差点儿从我手里掉下来。我还没来得及回味，安德列就笨拙地抱住我，搂得紧紧的。
“总算等到了。”他热烈地吻了我半天，然后不好意思地说，“真见鬼……这可太棒了！”
是的，这是我久久盼望的，令人兴奋的消息。人总会得一到幸福！我也不例外。
电报相通知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有一个被疏散的人叫扎戈卢尔科，他对有关部门说，根纳季·贝兹罗德内和已故妻子奥克萨娜离婚，是在他得知她父亲被捕之后。正是这个扎戈卢尔科事先通知根纳季的。
“怎么样？我过去怎么对你说的？”我跳了起来，“你懂吗？”
安德列从我手里拿过纸条，看了一遍。
“我全记得，季玛。”他慢吞吞地说，“全记得。谁能想到根纳季那么卑鄙！”
这时，我们听到有人在隔壁说话，便走了进去。是联络员乌萨蒂。他高高的个子，长着几乎是雪白色的头发和长长的，垂下来的乌克兰式大胡子。他的头差一点儿碰到了天花板。一进门，就急欲坐下。他立了一块砖头，坐在上面，顺手掏出烟荷包。
我看了一下表，七点整。这时，杰米扬进来了。
他迅速地扫了我们一眼，脱下那件 过的短棉大衣挂在钉子上。
安德列把电报交给了他。
杰米扬看完之后一走到我面前，并且伸出一只手，说：“我衷心地为您感到高兴。这样做也是应该的。空降那件事干的也不坏。中校先生碰钉子了。侦察情报就应该这样。就是那个索尔达特的事不好办。”他转过身，问乌萨蒂：“您到他那儿去了吗？”
“去了。他说他不能来，正忙着呢。”
“不能来，正忙着呢。”杰米扬自言自语地说。
大家沉默了好几分钟。杰米扬坐在离桌子远一点的地方，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手指捏得喀吧喀吧地响，目不转睛地望着地板。
“糟糕。”停了好一会儿，他说。“本来就想和他谈谈，现在更有必要了。还应该对这个索尔达特做些工作。”
柯斯佳走进掩蔽所，眼睛下面的青斑肿得高高的。
杰米扬收住了话头，注视着柯斯佳，问：“你这是怎么了？”
“发生了意外，杰米扬同志。”
我明白了，今天杰米扬还没见到过柯斯佳，就是说，他没在这儿过夜。
“那您给我们讲讲，好吗？”
柯斯佳站在屋子中间，把军大衣从身上脱了下来。
“我告诉你们吧，真糟糕透了。遇上了恐怖行动！有人想杀死我。这也不足为怪。我穿着这件狼皮在百姓们面前是够讨厌的。”说着，就把那件德国军大衣扔到箱子上。“夜间，我查完了哨，正走在那个高低不平的胡同里。天黑得象锅底一样。淤泥没到膝盖。我在砖墙下边挑选稍微干一点的地方悄悄地走着。突然，有个人就象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扑嗵一声从上面跳到我身上。当然是从围墙上。他把我打倒了，但自己也没站稳，掉到泥坑里，而且刀子也掉了。我使劲压住他，用力朝他颧骨上打，而他呢，这不，打在我这儿了……是用手电打的……自然，我可以开枪打他，但我没那样做。我想：下流痞是不会扑打警察的，干嘛要喧嚷出去呢？我和他在淤泥里撕打了几下，把他压趴下，就把这玩艺儿给他铐上了。”柯斯停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扔到地上。“他躺着，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打死我吧，’他说，‘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僵尸，你的日子也不长了。现在我死到临头，而你也在劫难逃。’我想，你嘴真够硬，是个男子汉。我命令他起来，可他却不肯。我扶他起来，把他的脸扳过来，可他张嘴就朝我脸上啐。就在这时，我认出他是哈桑·舍拉弗特季纳夫。啊哈，是你呀，狗崽子。可他还在唠叨：‘打死我吧，你这出卖灵魂的家伙。你占上风了。我要是你的话，我不会耍弄你，而是马上打死你。’他的眼睛象烧红的木炭，灼灼发光。我想，应该解释一下。就说：‘是这么回事，哈桑，你搞错了，朋友。我不是叛徒。我可以证实这一点。’他默不作声，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把你的手伸过来。’他想了一下，把手伸了过来。我打开手铐，对他说：‘你要想跑，就跑，要想听我说，就听’他决定听我说。总之，我们说定了，今天要互相实际考验一下。就是这样。”
“这么说，你认识他？”杰米扬问。
“是的，他和我同岁，我们在一起学习过。他父亲是边防军人，战争一开始就牺牲了。他是个棒小伙子。我们都称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也不见怪。他在政治上相当有修养。当然，比卡尔·马克思还差得远，但一般说来，他是很聪明的。”
“这可太好啦，”杰米扬说，“人们自动起来斗争了。”
“那么，你们决定怎样互相考验呢？”安德列问。
“今天拉他一起行动。”
“嘿嘿！看你这急性子，”切尔诺克把头摇了几下，“立刻就让他参加行动。”
“也许，是急了点儿。”柯斯佳怒气冲冲地说，“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我也这样认为。”安德列支持他说。
杰米扬忍住笑，坐在那儿听着。
切尔诺克问：“是什么行动呢？”
柯斯佳看着我，没吭声，他用眼睛征询我的同意。我微微点了点头。
“普通的行动。”他说，“今天，我要和两个伙伴上火车偷手榴弹。我们都没有手榴弹了！我把哈桑也拉上，让他显显身手，同时也看看别人。”
“好吧，这也挺有意思。”杰米扬说。
“我也告诉你们一个新闻，”我说，“我被任命为市政厅的秘书了。”
“原来是这样！”
我详细地把事情叙述了一遍。
“好极了。”杰米扬说。
“您不认为，”安德列对他说，“应该帮助沃斯科鲍伊尼科夫把这个营组建起来吗？”
“就象您帮助谍报局那样？”杰米杨笑了。
“是的。”
“为什么不呢。”杰米扬沉吟了一下，突然转了话题：“乌格柳梅组长找到了那个敦克尔－波马津，并把他打死了。”
“怎么打死了？”我大声说。
“真是岂有此理！”安德列从位置上跳了起来。
“这就是他的便条，是从‘邮箱’里取出来的。”杰米扬继续说，“他写道：‘波马津已被结果。三天前他被打死了。没能把他活着弄到手。’我也认为，这真是荒唐透顶。如果指挥员，组长不执行命令，那么，又怎么能去要求其他人？”
“这一点是不能姑息的。”乌萨蒂插话说。
“那为什么不把乌格柳梅叫到党委来，让他讲讲呢？就来一次也好啊。”切尔诺克继续说，“要知道，咱们还谁都没见过他。”
“是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杰米扬说，“我们是处在地下。我不认识‘乌拉尔’、科柳奇、科拉捏、阿里斯托克拉特。甚至连组长克列希都没见过。不一定和所有的人都见面。但倒是应该见一下乌格柳梅，和他认识一下。”
“非常正确！”乌萨蒂赞同说，“要是放过他这个人，他就会再也不听话了。”
“你们那个斯塔里克怎么样了？”杰米扬问，他是指佩佩尔。
“我对他是满意的。”安德列回答说，“他们运来了四车皮和两平车空投炸弹，他答应向我提供关于储藏地点的情报。斯塔里克怀疑，这批炸弹就放在砖厂里。”
然后，大家就相继离开了。
我在小木房里耽搁了一会儿，因为大家不应成群结队地一起往外走。
“哪怕大家都不赞成，”柯斯佳低声对我说，“我也信得过哈桑。我信任他，就象信任自己一样。真应该把这样的人派到沃斯科鲍伊尼科夫的营里去！”然后他突然发起愁来，补充说，“唉！等咱们人回来的时候，我可就要大祸临头了。您多好，您不是本地人。可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真是巧合呀！不久前，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也问我，在我们的人面前，我们将怎么说呢。
我对柯斯佳说：“这个你别担心。我们把你的照片登在第一号报纸上，登它一整版那么大，所以一切都会顺利的。”
柯斯佳只是苦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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