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天空格外晴朗，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如洗。天亮前还雷雨交加，下了第一场暴雨。可这会儿，静悄悄的大地散发着浓郁的芳香。自由自在地沐浴在阳光里。太阳这样灼热，在这个季节还是罕见的。
我们这里已是鸟语花香，春意盎然。街心公园，花园，城市和铁路公园里的树木都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绿叶。到处绿草如茵，宛如平整的毛茸茸的厚地毯覆盖着未铺石块的广场，它们从鹅卵石缝隙中破土而出，点缀着路边的空地。
一清早；我就来到秘密警察局。这次，齐默利鲍尔是派他的“奥倍尔”轿车接我到市政厅的。
党卫军少校正在办公室里踱步，我们的一本关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暴行的小册子落到了占领者们的手里。我把它翻译过来，念给他听。
暖风从敞开的窗子里吹进来。对面房子附近停着装有高高的炮塔、车身上画着十字的坦克，盖着防水布的载重汽车和司令部的越野汽车。长长的前影遮住了路面。这荫影比这些东西本身更稠密，更清晰。
少校双手深深地插在裤袋里，来回地踱着步，间或在嵌入墙内的，狭窄的金属保险柜门旁停一下，轻轻地触一触它的圆把手，或者用手掌摸一摸柜门的扣环。巨大的铺满整个地板的毛茸茸的地毯掩盖了他的脚步声。齐默利鲍尔的靴子后跟很高，将近有一俄寸。这总算使得这个总想使自己高一些的秘密警察头子如愿以偿了。
他一次也没有打断我，也没提问题，总之，关于小册子所阐述的事实连一句话他都没说。
然后，他拿起小册子，翻了翻，使劲往桌上一摔，说：“谢谢您，今天我这儿没您的事了。”
我刚走到门口，齐默利鲍尔叫住我，说：“等一下。”然后走到一个放着收音机的小柜前，打开门从里面拿出一瓶酒。“这是件小礼物，是元首寄来的。”
我道了谢，并提出要张纸把礼物包起来。
齐默利鲍尔很不情愿地递过来一张报纸：“秘密警察局长官所给的一切东西都不必遮遮掩掩。”
我装作十分认真地接受了他那句合话，点头敬了个礼，就出来了。
既然是通过市长叫我来的，库别伊金已经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就有可能抽出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去看看安德列。我们急切盼望的那封电报也许已经来了。
从某个时候以来，我可以随便出入台球室了。根据市长的请求，娱乐场管理人员批准：在台子空的时候，俄国自治委员会的领导人可以光顾台球室，并可使用这些台子。过去市政厅的秘书沃斯科鲍伊尼科夫和新的警察局长洛斯库托夫经常来这里，库别伊金也来过一两次。
我台球打得不怎么样，我也不特别爱好这种运动，但我认为，这是同安德列见面的最方便的借口。
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电报呢？事情是这样的：五天前，佩佩尔探明，大量的空投炸弹储藏在原来砖厂的棚子下面。
得到这个情报，当天我们就打电报通知列舍托夫，并提出必须从空中把砖厂夷为平地。
什么时候在空中见过自己的飞机。我们已经不记得了。我们空军最后那次值得我们纪念、而占领者更难于忘怀的空袭是四一年深秋的事。
第二天，列舍托夫要求提供工厂的准确座标，并要求报告德国人的防空设施部署情况。
杰米扬让各组组长，其中包括切尔诺克来完成这项任务。顺便说一下，切尔诺克的那些宣传员任务完成得比别的人更好、更快。我们在城里测定了两个炮兵阵地位置，在铁路枢纽区测了三个。此外，我们还通知列舍托夫，上星期，铁路枢纽站的运输量明显增加。一列列载有各种装备和人员的火车正开往前线中心地段……勃良斯克，卡拉恰伊，奥勒尔，利夫内地区。每天夜里铁路上都停着军用列车。大批新应征入伍的希特勒德国后备役军人……年小的和年老的，正在开赴前线。
在台球室我碰见了俄国邮政局长和市政厅法制科科长。他们正在靠边的一张台子上打弹子球。
不能说我的到来使他们感到高兴。上班时间是不该玩的。但我愉快地和他们打了招呼，还表示自己也想玩一局。
记分员……安德列跟我玩了一盘。
在邮政局长和科长结束以前，我也不得不握了近一小时的台球杆。然后，他们吸了一会儿烟，并且还观看我们打球。假如安德列不暗示我留下，不消说，我早就走了。
当邮政局长和科长关上门走了以后，安德列说：“这帮鬼东西来得多不是时候。老弟，这事可真要命……现在特别需要杰米扬。”说着他还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一个急需的手势。
“是电报来了吗？”我问，在我看来这个时侯电报最重要。
“当然。不过要紧的是另外一件事。”安德列朝门口扫了一眼，看会不会还有客人来。“佩佩尔来过了。早上他看见敦克尔了。”
“你说什么？”
“是的，是的。就是被乌格柳梅‘消灭’了的那个敦克尔－波马律。就是在今未，一小时以前见到他的，他们站在一起，聊了一会儿，每人还抽了一支烟。”
我听了大吃一惊。我真感到大惑不解了。
“这是怎么搞的？”
“不知道。应该赶快去向杰米扬汇报。我脱不了身。一会儿就来一帮飞行员，要一直待到晚上。只好你去了。”
“试试看吧。”
“快去吧！”
“电报呢？”我突然想起来了，问。
“给你！”说着，安德列递给我一个火柴盒。“这是你的吗？”他指着盆子上的瓶子说。
“是我的。”
这一次，我没想出任何外出的借口，所以，直到下班我都待在市政厅里。说实在的，我也没想找借口。市长在主持一个市政厅所有头头参加的会议。下班以后，我才急急忙忙向“柯斯佳的地窖”走去。
现在我们到那儿去，要经过长满野草的工厂和消防队的废墟。先要从柯斯佳的院子旁边走过去，以便看一看，是否有事先约好的可以进掩蔽所的暗号。我也这样作了。
在菜园附近的马路上，柯斯佳和一个陌生的小伙子站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我想这个小伙子一定是哈桑·舍拉弗特季纳夫。果不出所料，正是他。柯斯佳拉着他的衬衣领子在说什么。哈桑全神贯注地听着，两眼盯着柯斯佳。他比柯斯佳矮一头，就象是一个人在马下，一个人在马上似的。但他肩比柯斯佳的宽，而且也健壮得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叫维尤的哈桑和柯斯佳如今已经是棒打不散了。上次，他们的行动搞得很成功，他们悄悄地干掉了哨兵，从三箱手榴弹中选了一些弄了回来。通过这次行动一切都清楚了。和哈桑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这样，柯斯佳小组就几乎扩大了一倍。
我绕到房子拐角的地方，发现了事先约定的暗号……苹果树下有一个支柱。我又在旁边的马路上走了走，然后就躲进废墟里。
在地窖里我只碰到了纳别尔斯托克一个人。杰米扬一大早就出去了，而且什么也没说。我必须得等他一会儿。我把那份短短的电报译了出来。列舍托夫通知说，要我们在五月六号至七号的夜间等待客人。好不容易盼到了！
七点刚过，杰米扬回来了，嘴里叼着已经熄灭的自卷纸烟，样子疲惫不堪。
见到我，他立刻活跃起来：“发生什么事了？”
“敦克尔－波马津没被打死。今天早上，斯塔里克还和他聊了一阵。”
杰米扬猛地抬起头，并且久久地注视着我：“你看见斯塔里克了？”
“别列别日奇科见到他了。是他派我来的。”
杰米扬走到桌前，把一个有裂纹的细瓷烟灰缸挪过来，把烟蒂在里面使劲地捻了抢。
“看来，乌格柳梅在搞鬼。”我说。
杰米扬做了个含糊不清的手势。
“这么看太温情了，齐甘同志。这消息味儿不对。我担心，乌格柳梅会危及别人的安全。我本想明天叫他到委员会来。看来……只好暂时再等等了。您是很久以前见过索尔达特的吗？”
我回答说，已经很久了，还是安德列派我去找他的那次。
“您怎么看，索尔达特能审查乌格柳梅吗？”
我说，索尔达特不是没有经验的人，如果他愿意的话，无疑是干得了的。
“我要强迫他来。”杰米扬坚决地说，并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这将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顺便说一句，他是经常站在乌格柳梅一边的，您记得吗？”
我点了点头。我记得非常清楚。
“现在您就下命令，让咱们自己的人去寻找敦克尔。还应拉上斯塔里克。再说一次，我们只需要活的敦克尔。您找我没有别的事了吗？”
“没有了……不，还有份电报。”我把它掏出来，念给他听。
“就是说，是今天。啊？”
“是的。”
“这也要通知一下小伙子们。太好了。”他搓着手，“这次轰炸将会提高我们的士气。”
我从地下室钻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西下，晚霞金灿灿地映在地平线上，把影子拉得更长了。落日的余辉洒在玻璃窗上，光耀夺目。回家这一路上，我都在欣赏着这幻化无穷的色彩。日落以后。嫣红的晚霞还久久挂在天际。现在天长了，八点多钟太阳才落山。
晚上无事。我对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谈了些情况，就拿了份当地报纸躺在床上看。九点左右，我把报纸一扔霍地跳下床来。可怕的感觉猛地揪住我的心。我记起，砖厂和吉泽拉的家相隔不过三条街之遥，就在松林后面。轰炸时，三条街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又是在夜间。怎么办？去她那儿告诉她，今天我们的飞机来轰炸，她最好离开家吗？不能这样做。但是，如果我对空袭只字不提，只劝她离开，她是会疑心的。她当然要想。为什么我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唯一的办法是我亲自领她出来。可是难题又来了：到什么地方去，找什么借口呢？这不是简单的事。我和吉泽拉只是在街上见见面，打个招呼，有时也停下来交谈几句，可从来没有一起到什么地方去过。我把她带到哪儿去呢？
我冥思苦想，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穿过后门，我来到院子里。天完全黑了下来。房东和他妻子锄完了最后一畦草。
我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今天我可以把一个女客人带回来吗？”
“没关系。”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蹲在地上说。
“方便吗？”
“你指对谁呢？”
“当然是对你们。”
特洛菲姆·格拉西莫维奇站起来。双手叉腰，挺了挺身子，说：“只要对你方便就行。她是谁？”
我告诉了他。他已经知道了我和吉泽拉·安德列亚斯的友谊。
“带她来吧。在这儿她会平安的。”
我披上上衣就出去了。我走得很快，几乎是在跑。我觉得，每一分钟都决定着吉泽拉的命运。
多奇怪，她是这么意外而牢固地闯进了我的生活。看起来，她是深深地、长久地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常常疑虑重重：战争正在进行，前线、火与血把我们和德国人分隔开来。吉泽拉是个德国人。也许，我们两人都错了？我倾听着自己的心声。但它却保持缄默。我驱散了疑云，心想，和吉泽拉接近不仅我一个人，而且连杰米扬和列舍托夫都觉得满意。几乎在每封电报里列舍托夫都询问吉泽拉的情况。
我到她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间了。这是一个温暖、柔和、令人心醉的五月之夜。一弯明月悬挂在空中，照着酣睡的城市。银色的月光给渺无人迹的街道，紧闭的门窗和寂静的树木罩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
吉泽拉房间的窗子半敞着。没有灯光。不知名的乐曲声听得清清楚楚。看来，吉泽拉正坐在“菲利普”收音机旁。
我进屋的时候，她说她没想到我会来。
地板上放着一只打开的咖啡色皮箱，并排还放着一个卷成筒状的、细细的旅行褥子，椅背上搭着一件党卫军制服，而在椅子上则放着一条熨得平整的裤子。
“这些是我丈夫的遗产。”吉泽拉笑了笑，“我真想不出该把这身皮打发到什么地方去。您饿吗？”
我说，我不饿，然后就着手办我的事。一分钟也不能再耽搁了。
“我对您有个请求，”我说，“我想请您看一看我是怎么生活的。”
由于没有光亮，很难看清吉泽拉的脸。也许，她的眉毛扬起来了。
“怎么，这很有趣吗？”她一面把东西放回箱子里，一面问。
“没什么，不过……”
“我倒很愿意去，但我不知道司令会不会派车来接我。”她把一个金属梳妆盒放到箱子里。盖上盖儿。
“什么时候？”我越发不安了，但我控制住自已，问。
“这我也没法说。十点钟他召开会议。他允许我不去参加，但又叫我别离开家，以备万一有什么事。”
“真是不巧。”我想。
“您要是对司令和会议不予理睬呢？”
“如果我硬是不去，您也不会赞同，不是吗？”
没法反驳她。没有理由。我明白，强迫她离开是不明智的。我的执拗会引起她的怀疑。
吉泽拉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
“为什么这样急呢？为什么恰恰要在今天？”
“不，不一定。”我只好这么回答她。
“那太好了，来日方长。”
除了留下，把自己也置于和吉泽拉同样危险的境地以外，我别无他法。我坐下，掏出烟，抽起来。我无需再激动了，反正也无济于事。
吉泽拉关上窗子，放下隐蔽窗帘，打开灯。她穿着上班时经常穿的那套衣服，发式也没变。这一切都很适合她，我也很喜欢。
我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从桌上拿起一本去年的画报，说：“您说得对，我们来日方长。来得及。最好您讲点儿什么吧。”
吉泽拉关上“菲利普”收音机，在我对面坐下。
“说什么呢？”
“什么都行，”我一边翻着画报，一边回答。“谈谈自己，或者哪个亲人。比如，你说过您的父亲是被迫害的，为什么？”
吉泽拉的眼睛透出忧伤：“是因为他那太爱讲话的性格。”
“这怎么讲？”
“他认为，掌权者和支持政权的人并不需要言论自由，持不同政见的人才需要言论自由。这一点就够了，因此他也就被毁了。”
我们都不说话了。我翻着画报，“南方”集团军第六军团前总指挥莱希瑙上将从画报的照片上注视着我。
“他是在前线被打死的吗？”我知道这个著名的德国将军的死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我是故意这样问的。
吉泽拉摇了摇头：“他也是一个牺牲品。”
“为什么也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要知道，我是在谈我父亲的事。莱希璃是作为一个异已分子给干掉的。”
“是这么回事啊……我没听说过。”
“是我丈夫告诉我的。元首提出要莱希瑙担任总指挥。莱希瑙拒绝了。后来，希姆莱又要他允许党卫军分子加入各级司令部，并把军谍机关和保安处合并。莱希瑙回答说，只要他担任指挥，这事就别想办到。去年一月，三个党卫军分子受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本人的委托来到波尔塔瓦大本营。我不知道他们和莱希瑙都说了些什么。但是，他们走了半小时之后，别人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
“您向我谈这些事不害怕吗？”我问。
吉泽拉把头一仰，大笑起来：“我想，您更有理由害怕我吧？”
“也不尽然。”我反驳说。
“那为什么您提这个话头？”
我耸了耸肩。
“今天您有点奇怪。”吉泽拉说。
是的，今天我是很奇怪。我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但我对自己毫无办法。
“您不想回德国吗？”我一边拿起画报，一边问。
“不，”她坚决地回答说，“那里不好，对寡妇尤其不好。而我又不想要个家庭。请您把画报放下！把眼睛抬起来。今天您怎么这样呢？您听我说，把您的照片给我一张。”
“我没有。”
“去照一张。”
“好吧。您要照片干什么？”
“我想每天都看到您。”
“那会感到腻烦的。”
“试试看吧……”
我毅然决然地推开画报，问：“上次的酒您连一滴都没剩吗？”
“您想喝酒？”
“是的。今天弄得手忙脚乱。哪怕只喝一口……”
“您以为喝酒能管用吗？我想一口还是能找到的。”
她站起来，向柜子走去。就在这时候，外面传来尖厉的警报声。预料中的事发生了。
吉泽拉停住脚步，转过身，侧耳倾听。她的脸立刻变得煞白。
“是警报？”
我耸了耸肩，抬起表来看了看。
伴随着警笛的呼啸响起了机车汽笛的凄厉的哀鸣。
我感到惊悸，但并非为我自己担心。吉泽拉就在我身旁。
我站起来，走到她跟前：“您怕吗？”
她说，是的。在那儿，在德国，她体验过轰炸的滋味。
“但和您在一起，我不会感到害怕。”她补充说。
“也许，这……是假警报。”我说。
回答我的是低沉的、越来越大的隆隆声。这声音的性质是无庸置疑的……
“是的，是警报。”我纠正说，就在这时，高射炮齐声轰鸣起来。
发动机的隆隆声已经听不到了，但顷刻间，猛烈的爆炸声接二连三，把房屋震得颤抖、摇晃起来，灯也灭了，吉泽拉喊道：“过来！到我这儿来！站在角落里！这儿的墙没门窗。”
在黑暗中我摸到她跟前。“
炮弹一颗接一颗，震撼着窗上的玻璃，柜子里的器皿叮当作响、墙壁和地板发出哗哗啦啦的燥裂声，门窗也都扭曲了。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瑟缩了一下，吉泽拉和我随时都可能毁灭，我不该听天由命。
我控制住自己，开始仔细辨别隆隆的爆炸声。它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传来。我们的飞机压住了高射炮火。
“咱们到外面去吧，”我建议说，并抓住吉泽拉的手。“真的，在这种时候头上有东西可不好。”
我们走到台阶上，头上飞机呼啸而过，发出可怕的声音。高射炮弹片散落在四周，落在屋顶上，发出咚咚的响声，但有个不大的屋檐遮着我们。城市被照得亮如白昼，城市上空仿佛悬挂着六盏燃烧的“吊灯”。在明亮而苍白的光柱中任何细小的目标都看得一清二楚；轮廓清晰的槭树嫩叶，隔壁房子被扭曲的烟囱，对面地下室堆满破布的窗子，门板上的孔眼，路边密密层层的野草，人行道上石板的裂缝等等。平时，这些细节并不引人注目，但现在它们是这般刺眼，似乎在大声呼叫，要人们永远记住这一切。
高射炮火明显地减弱，但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频繁，似乎大地都要翻转过来。我的耳鼓被震得发疼。轰隆一声巨响，传来了象火山爆发般的穿云裂石的爆炸声。窗上的玻璃被震飞了。随后，又是六次爆炸声，但威力已经不大。我明白，这是砖厂被击中了。
我和吉泽拉贴着门紧紧地偎依在一起。一最后一阵爆炸声响过后，周围顷刻一片死寂，静得连自己心跳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我把手表举到眼前：空袭整整持续了二十二分钟，远处车站上空烈火熊熊。最后一盏“吊灯”撒下一束火花，火花即将熄灭，“灯”光也减弱了。在无垠的天空中，在繁星下面，飞机在低沉地轰鸣。
“您回家吧。”吉泽拉温柔而倔强地说。
“您一个人不害怕吗？”
“我有蜡烛。窗子我也关得很严。”
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拉到身边。她身上散发一股清新的芳香。我温柔地，非常温柔地吻了她那张开的，富有弹性的双唇。
吉泽拉轻轻地推开我，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你走吧……他们可能想起我，可能来。”
我感到异常轻松。走到家门前时我才想起，自我们相识以来，吉泽拉乃是第一次对我以“你”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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