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天，我住在莫斯科附近的避暑胜地波德里朴基。航空工业工作人员的休养所就建在这个风景绝佳的松林里。
我们一般是在深夜才结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我往往在黎明时才来到波德里朴基。说句老实话，我只有星期日才能享受到别墅生活的乐趣，有时连星期日也不一定休息得了。即使在休息期间。谈话的主题也都是公事。这里有各航空工厂和设计局的许多工程师和领导人员——全是自己人。无论是在餐桌旁，还是在散步的时候或是在客厅里，我们的谈话最后都要归结到飞机、发动机、试验、供应等问题上。
6月22日，我打算摆脱所有的工作真正休息一下。头一天，我们就决定到俄国古老的修道院——特洛伊采·谢尔盖耶夫大寺院去一趟。它距波德里朴基共有一小时的路程。
星期日早晨，天气晴朗，松林散发出树脂的清香味。找好伙伴之后，我们便开始出发。
突然有一辆车从我们后面赶来，是从莫斯科来的司机米沙·苏申斯基。他带着惊慌失措的样子说道：“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开战了！”
“什么开战了？”
“难道您没有听见？ 中午十二点，电台将有重要广播，”
自然，我们就没再去大寺院。莫洛托夫的演说和他宣布的关于希特勒匪徒轰炸我国城市的公告使全国人民简直大吃一惊。
虽然在纳粹集团几乎占领整个西欧之前，我们就已经对其阴险、狡诈和虚伪有所了解，但毕竟还难于相信希特勒分子竟如此背信弃义地发动了进攻。
所有的人内心都充满着极大的忧虑。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回莫斯科，到人民委员部了解详细情况后，再采取行动。很清楚，特别对于我们这些航空工作者来说，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因为战争已成为既成事实。
这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出我最近一年两次所到过的希特勒德国的情景，回忆起和德国设计师梅塞施米特、海因克尔、道尼尔和唐克的会见。通过亲身的感受以及和他们的交谈，使我确信这是一些聪明而又危险的竞赛对手，而且同他们这场竞赛将不是轻而易举的。
我决不过高估计德国空军的实力，当然也不同意某些西方专家把它说成是“不可战胜的”。不过，对形势作出清醒的估计之后，我懂得，我们祖国面临的严重考验是一场持久的和顽强的流血斗争。德国法西斯军队是当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军队中最强的。
我国的空军与德国相比处于有利地位，苏联设计师们研制的歼击机比德国的飞得快，机动性也要好，伊留申的强击机则是举世无双的。然而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我们的空军装备的新机还不多，因为新机的批生产过程才刚刚开始。1940年总共生产64架“雅克—1”和20架“米格—3”歼击机。俯冲轰炸机“彼—2”只生产了两架。1941年上半年，生产了1946架“米格-3”、“雅克-1”和“拉格-3”歼击机，458架“彼-2”轰炸机，249架“伊尔-2”强击机。但是空军的绝大多数作战飞机仍是旧的型号。不过，我们这类飞机的数量却很多，只在这一点上使人多少宽慰一些。
我们一向感到，在未来战争中最可能的对手就是希特勒德国。我们紧张地，甚至是急如星火地对自己的空军进行了改组，以便有充分准备地迎击敌人的突袭。
不过在1941年中期以前，我们还是对和德国可能发生冲突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加紧了更新空军 (不光是空军) 的装备，另一方面在希特勒分子进攻前夕在报刊上发表了塔斯社安定人心的正式公报。
虽然情报机关以及国外某些报纸特别是英国报纸对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作过预言，但塔斯社却驳斥了这种可能性。
塔斯社在一条消息中说道：“……苏联人士认，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进攻苏联的传闻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6月22日晨7时15分，当希特勒分子在我们的许多机场和城市投下炸弹、击毁哨所并越过边界以后，边防军各司令部和指挥部都与所属部队失去了联系，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哥发布了如下命令：
“1．各部队全力以赴并千方百计地猛击敌军，他们在哪个地区侵犯苏联边界，就在哪里消灭他们。今后在没有接到特别命令以前，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界；
2．侦察与战斗航空兵部队要查明敌人空军集结地点和地面部队的部署情况。轰炸与强击航空兵部队要狠狠打击敌人，将其空军消灭在机场上，并轰炸其主要的地面部队。空军的突击可深入到德国领土纵深100～150公里，轰炸哥尼斯堡和梅梅尔。
在未接到特别指示之前，不得袭击芬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
非常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部队“在未接到特别命令之前”不准越过边界？ 为什么只允许空军深入德国领土100～150公里纵深进行打击？ 战争已经打起来了，难道指挥机关还不知道这究竟是偶然入侵？ 还是德国人搞错了？ 或者是挑衅？
至于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非常不及时那就更不用提了，而且也反映出对前线发生的事态的无知。
本来，战争迫在眉睫的事早已察觉到了。
在战争开始以前，我们经常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去讨论改进航空工业的工作和加强空军的问题。党中央和政府要求用最快的速度尽可能大量生产当时已经研制出的新型飞机米格-3、拉格—3、 雅克—1、 伊尔—2和彼-2。
1940年2月25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改组红军航空兵”的重要决定。该决定批准了由国防人民委员部草拟的更新空军装备的计划，即在一年之内组建一批空军团，而且其中一半要用航空工业刚刚试制出的现代化飞机来装备。开始组建几个空降兵军，划分成几个配备歼击航空兵、高射炮兵和观察勤务的防空区。规定在1941年内要教会大多数飞行员掌握新的技术装备。
在初夏时分，人们就已闻到战争的气味，而且根据这样一个事实也可判断出来，即1941年5月底或6月初，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空军的领导人员都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去讨论伪装问题。
党中央委员会曾经收到一名飞行员的来信说，我们边境地区的兵营就象检阅一样排得整整齐齐的，支的都是些白色帐篷，所以他们从上空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伪装。要我们讲讲如何伪装飞机。
我们报告说，“斯勃”轰炸机生产时涂的是银色，也就是说无法伪装，从上空往机场看非常显眼。歼击机上面涂绿色涂料，下面涂天蓝色——这被认为是保护色。不过绿色涂料是一种颜料，上面还要刷清漆，因而飞机闪闪发亮，被发现的机会并不少于涂铝粉涂料。
斯大林详细了解了国外军用飞机是怎样伪装的。当听到德国人以及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在自已飞机的蒙皮表面涂有三色迷彩时，他便指责我们疏忽大意。
在会议上了解到，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研究院研制出一些伪装样品，提出了飞机伪装颜色的几种方案，但到那时为止一直未定下最后方案。
斯大林称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者，并命令在三天之内提出关于飞机伪装的建议。
我们设计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制造出各种带伪装颜色(迷彩)的飞机模型。经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空军代表共同研究之后，我们便把这些模型拿到克里姆林宫请斯大林看。模型被批准了，并责成空军领导人在最短期限内伪装好所有的飞机。
我还回想起这样一件事情：
1940年冬，已经生产出了新的高速歼击机和轰炸机，可是在冬天使用这些飞机却成了大难题。我国的机场一般都不清扫积雪。飞机装上滑橇，不用扫雪就可在任何积雪机场上用滑橇起飞。可是，这得在飞机速度不太快的时候才行。当速度超过500公里并接近600公里／小时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严重障碍。新飞机都有可收放的起落架，可是要使带滑橇的起落架收起来，在技术上又很复杂。在飞行时，带滑橇的起落架怎么也收不进去，而且在高速飞行时滑橇会被吸住。此外，滑橇将产生很大的空气阻力。与外国飞机相比，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的飞机处于不利地位。外国飞机一年四季都用机轮起飞，所以并不损失速度。
在进行试验时发现，我们的歼击机由于装了滑橇，在速度方面开始下降。滑橇降低了几十公里的速度。
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寻根究底地询问我们设计师和军事人员：为什么德国飞机不用滑橇飞行？ 北美和加拿大冬天也有许多积雪，那里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回答说，在美洲，飞机一年四季都用机轮起飞。在美国北部地区，机场都要清扫积雪。加拿大的气候条件和我们这里相同，军用机场也要清扫积雪，难道我们这里就不能清扫机场？
空军总局长帕·费·日加列夫坚决否定这种可能性。他认为要清扫大量的野战机场是力所不及的，并坚持主张使用滑橇。
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某种特别有效的办法，在不放弃滑橇的情况下，使歼击机的速度足以和敌机进行战斗。我们则报告说，滑橇必然要大大损失速度，无法进行弥补。斯大林同意我们的意见，并提出让空军司令部组织力量对机场进行清扫和压平，以便在冬季能用机轮起飞着陆，而不用滑橇。从那时开始，我们所有的机场冬天都定期清扫积雪。
1941年6月22日这天，当我在波德里朴基到莫斯科的路上回想起所有这一切时，真不愿意相信已经爆发了战争。不知为什么总是觉得，如果要打仗的话，只能是在我们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我们又相信又不相信即将来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一切幻想都已经破灭了。要想在和平条件下紧张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已经办不到了。
我们的汽车沿着惶惶不安的莫斯科街道飞快开到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部里坐满了人，就象平常工作日一样，谁也没去叫，大家就自动地来了。
工厂、机关到处都是这样。
人民委员召集各副人民委员开了个会，讲了一下他刚了解到的一些详细情况。原来在黎明时，德国空军在对许多城市进行空袭的同时，突然袭击了我国边境上的一些机场，击毁了大量飞机。这件事情对苏联地面部队的影响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在敌机攻击的时候失去了空防……
希特勒分子背信弃义的进攻，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愤怒。星期日下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各航空工厂的工人保证立即支援前线，不停顿地工作，以便尽快弥补我们空军所遭受的损失。
战争的第一天，关于我国西南地区工厂的工作问题就摆到航空工业领导的面前了。虽然我们大家都指望敌人会被阻止住，指望他们不会深入我国领土，但是疏散处于敌人空军所能达到的地区的工厂却是必要的。
空袭的威胁笼罩着莫斯科及其数百个工厂。虽然莫斯科的防空象后文所讲的那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防空人员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表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但是在初期有许多事情考虑得很不周密。这首先表现在一些非常荒谬的伪装措施上。例如，为了伪装莫斯科伏龙芝中央机场，在列宁格勒公路——从白俄罗斯车站到别戈夫这一段的柏油马路上撤上一层细炉渣。因为这段路没有停止交通，所以整个地区炉渣灰四处飞扬，就象笼罩着浓密的乌云似的。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便把炉渣清走了。
克里姆林官广场和街道很快用迷彩进行了伪装，尽管后来才知道，这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虽然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有时甚至是些幼稚的措施，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例如，有些机关和居民大楼的防空洞根本不适用，甚至在轰炸最激烈的时候还在继续修筑哩！
在防空部队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识别自己的飞机和敌机的。战争初期，有时将我们自己的飞机当作了德国飞机胡乱开炮。后来便赶紧大量印发一种带有我们的和德国的作战飞机图片和主要性能说明的小册子。当然，无论是防空洞，还是军用迷彩，或者是让高射炮手熟悉敌我飞机外部标志等等，所有这些早就应该做好准备。
我还想说一件看起来意义不大，但却与伪装有关系的事情。与全军共同的保护色制服不同，我们的飞行员穿的是蓝色制服，从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成了希特勒飞行员的靶子。德国人紧追着穿蓝色制服的空军人员不放。于是不得不赶紧纠正这个被疏忽的问题。
没有什么东西比战争机密更应该保密的了。1941年6月22日，这个秘密终于公开了。
希特勒分子首先用来打击苏联的是自己的空军。6月22日，一群法西斯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护航之下侵入苏联领空，并在基辅、塞瓦斯托波尔、里加、考那斯、维尔纽斯、格罗德诺、布列斯特、巴拉诺维奇、日托米尔、博勃鲁伊斯克和苏联其他一些和平城市投下了炸弹。我们的人对“海因克尔”、“容克斯”、“道尼尔”和“梅塞施米特”等飞机是了解的。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各个设计局所进行的纸上战争已经变成空战了。
战争开始后第二天，各报发表了红军统帅部的第一个战报。它用简练的军事用语报道说，经过激战，敌人已被击退并遭到重大损失。敌人仅在格罗德诺和克里斯迪诺波尔方向取得微小胜利，占领了卡尔瓦里亚、斯托雅努夫和采哈诺维茨几个小城镇(头两个距边界15公里，后一个为10公里)。
这一安抚人心的报道使人产生了一种希望：希特勒分子不可能推进很远。大家知道，我们当时都是受这样的理论培养的：即将来临的战争如果爆发，将“用很少的流血”并“在他国领土上”赢得胜利。
可惜，现实生活却对此做了严肃的修正。最初形势是对快速进攻的敌人有利的。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6月23日，我们便不得不放弃格罗德诺，6月26日交出道加夫皮耳斯，27日放弃斯卢茨克，6月28日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陷落。战争刚进行到第七天，谁曾料到会是这种情况！
又过两天，利沃夫被占领。看来，我们仅仅因为某种非常不幸的误解而未能利用自己的一切极好的条件，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使我大为吃惊的是苏联情报局的一则消息，其中说到6月22、23和24日，苏联空军损失了374架作战飞机，而且这些飞机主要是在机场上被希特勒分子击毁的。后来经过查实，这个数字要大得多。因为德国空军袭击了我们边境地区66个机场。战争的第一天上午，我们就损失了1，200架飞机，其中300架是在空战中被击落的，900架被毁于机场上。
总的说来，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边境地区的机场都未做好准备。根据原来计划，应在1941年改建老机场，以适应新型飞机的需要，而且还要建立一些新机场。打算对老机场轮流进行改建，不致使所有机场一下子都不能使用。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从《伟大的卫国战争史》一书知道：“1941年春，负责建筑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而是在大部分边境机场上同时着手改建。结果在战争爆发时，实际上这些机场大多不能在作战条件下使用，歼击航空兵只好都集中到少数几个机场，从而失去了机动的可能性，给伪装和疏散都造成了困难。此外，有些机场，例如在西部特别军区的机场，由于太靠近边界，所以在敌机进行突然袭击时极易受到破坏。1941年6月22日，由于缺乏准备好的机场网，空军部队都部署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平时机场上，而且敌人对其中好些机场都了如指掌。这就是苏联空军在战争头几天遭到严重损失的原因之一。西部边境地带的对空监视、情报与通信联络(对空勤务)工作也组织得很差，空军部队未能及时得到有关德国法西斯飞机飞越苏联边境的情报。
战争爆发时，边境地区的空军正忙于普遍改组和人员的改装训练。
战报开始每天报道敌人攻击的新动向：先是布列斯特、别洛斯托克、考那斯、弗拉基米尔—沃伦等方面的情况，然后就是维尔纽斯和巴拉诺维奇方面，最后则是摩尔曼斯克方面……
7月初，便提到了普斯科夫和维帖布斯克这样一些城市，也报道了斯摩棱斯克方面的情况。7月16日，德国人已进入斯摩棱斯克城。显然，敌人是想急于进攻莫斯科。
战后，我们从谢·谢·斯米尔诺夫的书中才知道，首先遭到敌人突袭的是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们，他们立下了伟大功绩。战争刚一开始就经常从前线传来苏联人无限忠于祖国的消息。
在这一时期的空战中，苏联飞行员甚至用陈旧的飞机也使希特勒分子遭受了严重损失。仅从6月22日到7月19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德军在空战中就损失约1，300架飞机。
德国总参谋长格雷弗拉特就这个问题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41年6月22日到7月5日期间，德国空军损失各型飞机807架，而从7月6日到19日损失477架。这些损失说明，尽管德国人搞了突然袭击，但俄国人善于争取时间和聚集力量，进行坚决的抵抗。”
这完全出乎德国人的意料，不仅使他们未能按计划把自己的一部分空军调回西线，而且还迫使他们削减西线的空军来补充对苏战线的空军部队。
希特勒分子虽然遭到了损失，但仍然不断地把一批批新战斗机和轰炸机从各个方向投入战斗。他们在苏德战线投入了大约4，940架飞机，其中包括3，940架德国飞机，500架芬兰飞机和500架罗马尼亚飞机，而且取得了制空权。
我国的航空工业已不能弥补苏联空军在战争头几天所遭到的损失。此外，由于德军迅速推进，位于苏联欧洲部分并处于敌人轰炸机攻击范围内的航空工厂都相继停产和拆迁。早在1941年7月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就决定把几个生产航空仪表的工厂部分设备从中心地区疏散到西伯利亚去，以便重新生产，而且不久又决定疏散整个航空工业。新型作战飞机的产量急剧下降，而伊-15、伊-16、斯勃和特勃-3这类老式歼击机和轰炸机又不能与德国最新式的梅塞施米特和容克斯飞机相匹敌。
希特勒分子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苏联西部地区的和平居民遭受了难以置信的苦难。梅塞施米特歼击机和容克斯-87俯冲轰炸机为所欲为地封锁道路，极其残忍地扫射逃往东部去的难民——妇女、老人和儿童，焚毁和平城市与村庄。他们猛烈轰炸我们巨大的铁路枢纽站和车站，以便中断部队的调动和供应，在居民中制造恐慌。
我们在前线几乎没有新型飞机，可是英勇的苏联飞行员用旧飞机和敌人进行空中搏斗时，却表现出了勇敢、非凡的本领和自我牺牲精神。
我们的飞行员在和敌人空军的优势兵力作战时所表现的顽强和勇敢精神，是无与伦比的。
在战争的第一天，歼击机团的飞行员科克列夫用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去冲撞德国的梅塞施米特飞机，并撞断了它的尾翼。科克列夫消灭敌机后，自己却顺利地着陆了。
在战争头几天里，飞行员加斯捷洛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6月22日，加斯捷洛大尉执行战斗任务后返航时遭到一架德国飞机的射击，油箱中弹起火。加斯捷洛及其机组成员眼看牺牲不可幸免，但他们用自己的飞机向一群德国汽车和油罐车猛冲过去，对敌人进行了报复。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一个星期之内占领基辅。这个计划被苏联军队打破了。但是敌人仍在继续推进，并在八月份夺取了乌克兰的彼尔沃迈斯克和基洛夫格勒，包围了敖德萨，占领了克里沃罗格、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九月基辅也告陷落。
天气好象也故意在帮希特勒分子陆军、坦克和空军进攻的忙。德寇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国纵深长驱直入。9月8日，所有通往列宁格勒的来往交通线都被截断，城市被封锁，并在当天向这座城市投下了6，327枚燃烧弹，同时有178处起火……
红军在法西斯匪徒的进逼下，后撤得越来越远。在战争打响后头几天，我们的人员和技术装备，包括作战飞机所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这就使局势更为严重了。
必须加快新型歼击机的生产，以便制止法西斯空中强盗在我国领空任意横行，更多地提供一些强击机，以便打击法西斯坦克。因为前线的陆军部队也在期待空中掩护，以免遭到“梅塞施米特”和“容克斯”飞机的袭击。然而，我们的飞机很少。谁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吃了败仗，而敌人却能神速地向我国领土纵深推进呢？这里面有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我们大家正是由于对所发生的事态难以解释而充满了忧虑。
可是，并没有一个人气馁。航空工业的所有从业人员都意识到祖国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关头，大家应当万众一心，加倍努力，给前线提供更多的作战飞机。
在这个时期里，我们设计局的全体人员都紧张地工作，以改进不久前投入成批生产的歼击机雅克-1。工作完成得很顺利。1941年6月24日，即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我便收到了试飞员苏普伦对这种改进型“雅克—1”的正式试飞结论。
斯捷潘·巴甫洛维奇·苏普伦中校是一位优秀飞行员。他试飞过许多新设计的飞机，飞过100多种不同型别的飞机，1940年曾因出色的飞行技巧和勇敢精神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我与斯捷潘·巴甫洛维奇很早就相识了。他试飞过我的许多飞机。特别是1940年去德国期间，我跟他成了朋友。他在德国驾驶新歼击机“海因克尔-100”所做的精采飞行表演，使罗斯托克机场上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设计师海因克尔老头子本人在内，都为之倾倒。
顺便提一句，苏普伦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我们军事飞行员中，尤其是在空军科学研究院里，由于受到西班牙挫折的影响，产生了一种不满情绪，而且怀疑军用航空方面的技术政策是否正确。
当时空军科学研究院最有名的试飞员苏普伦和斯捷凡诺夫斯基曾向党中央写信说，我们的空军必须拥有不只是装气冷式发动机而且装水冷式发动机的歼击机。同时他们还详细地阐述了他们提出这种想法的理由。
没过多久，斯大林便召见了这两位飞行员。他对他们的建议原则上表示赞成。可是在接见时，斯捷凡诺夫斯墓的态度表现得非常激烈，攻击了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按照斯捷凡诺夫斯基的说法，我们这里一无是处。斯大林对这种说法很不喜欢。他得出的印象是，斯捷凡诺夫斯基是个心怀恶意的批评家。
这两位飞行员离开之后，斯大林便立即打电话给伏罗希洛夫，讲了自己和他们见面的印象。伏罗希洛夫便建议空军科学研究院飞机处处长伊·费·彼得罗夫将军对斯捷凡诺夫斯基进行审查。象故意为难似的，此人履历表上刚好有点什么问题。
伊万·费多洛维奇·彼得罗夫把审查斯捷凡诺夫斯基的情况向伏罗希洛夫作了汇报，并请示应当如何处理。
伏罗希洛夫问道：“您本人信任他吗？”
彼得罗夫回答说，“我当然信任他。”
于是伏罗希洛夫便说道，“那好，您就凭良心办事吧！ ”
斯捷凡诺夫斯基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但是在那次谈话之后不久，由于这一倒霉的意外事件，空军科学研究院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讨论了苏普伦的问题。
有人说他是个形迹可疑的人，生在美国，是与“人民的敌人”加马尔尼克一起飞来东方的！
那时，要想毁掉一个人，光这一个根据就够充分了。
后来便进行表决……结果苏普伦被开除出党了。
苏普伦虽然是个性格刚强的汉子，但却哭了起来，而且对同志们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离开了会场。
飞机处长伊·费·彼得罗夫和发动机处长库兹涅佐夫也参加了这次党的会议。他们都很了解，苏普伦是个勇敢的飞行员，是忠于祖国的，因而认为，指责他与“人民的敌人”加马尔尼克有联系完全是瞎扯(加马尔尼克曾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正如后来所查明的那样，原来他是受迫害而自杀的)。至于说与美国有关系，那是因为苏普伦的父母早在沙皇时代就侨居国外，是在革命以后才返回祖国的。
彼得罗夫和库兹涅佐夫在表决时，反对将苏普伦开除出党。
苏普伦曾向中央委员会写过申诉书。彼得罗夫和库兹涅佐夫为人正直，见义勇为，尽管当时对他们自己不无风险，但是仍然出来为苏普伦鸣不平。终于恢复了苏普伦的党籍。
战争爆发时，苏普伦正在空军科学研究院工作。他担任当时研制的各种新型作战飞机的试飞工作。在评价这些飞机时，他的意见通常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下面就是苏普伦给新型雅克飞机所作的结论：
“关于装‘埃姆—105坡’发动机的雅克—1飞机(改进型)试飞报告
在起飞时，该机的品质和雅克—1相同，只是起飞滑跑距离稍有所增加。从驾驶技术方面来看，雅克—1埃姆飞机比雅克—1还简单一些。
该机以200公里/小时的速度进行盘旋时很稳定。
在完成筋斗动作时，该机即使以129公里／小时的速度飞行，在最高点时也很稳定。该机能以150公里／小时的速度完成殷麦曼动作(即战斗半滚——译者注)。
飞机飘飞速度可达120—125公里／小时，之后头部便严重失速，加速后又可重新飘飞……
在完成高级特技飞行动作时，舵面载荷正常。飞机的所有舵面反应灵活。
飞机下滑时很稳定。
飞机着陆简单。着陆滑跑时的情况和雅克—1相同。
该机由于驾驶技术简单，因而具有重大意义，必须让该机立即投入成批生产。
试飞员 苏普伦 1941.6．26”
苏普伦亲自将这份报告送给了我，并希望能尽快开始新机的成批生产。
“有了这样的歼击机，我们对任何梅塞施米特飞机都不害怕了。”他说。
我和他一起到装配车间走了一趟。那里停放着第二架这种改型飞机，正准备发运，供批生产厂作样机用。
苏普伦坐进机舱，扣上皮带，向四周查看了一下，然后称赞设计师们这么快就实现了他原来所提的对该机的改进，从而简化了试飞员在飞行时的复杂工作。
苏普伦是我们设计局的常客，我们都很喜欢他。他那愉快活泼、和蔼可亲的风度着实令人喜欢。他是高个子，身材匀称，头发呈栗色，总是那么爱整洁，衣着也很讲究，穿的是兰色飞行制服，是个名符其实的美男子。
苏普伦这次特别兴奋，老是谈他希望尽快到前线去，以便亲自和德国的王牌飞行员较量一番。
他向我谈到自己与斯大林交谈的情况，并请求斯大林批准建立一个由试飞员组成的歼击机团，他愿率领这个团开赴前线。斯大林不仅赞同苏普伦的打算，而且还建议他与其他试飞员们商量一下，以便建立几个这样的歼击机团。
在告别的时候，我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而且他要我答应将首批改型的雅克飞机交给他即将组建的歼击机团。我衷心祝愿这位卓越的人物在自己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中获得成功。他从工厂直接奔往总参谋部，去张罗组建歼击机团的事情。
两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苏普伦以及最著名的空军试飞员斯捷凡诺夫斯基和卡巴诺夫，而6月30日他们带领几个团就已飞往前线了。
向航空工业提出的任务是，在指日可数的最短期限内再组建2—3个由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飞行研究院试飞员组成的歼击机团。据我回忆，该院以格罗莫夫为首的所有飞行员都毫无例外地申请到前线去。因此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并不困难。
斯大林向我们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立即支持苏普伦建议的原因。
“为了使新机能有效地作战，”他说，“必需把这些新飞机交给前线那些有本事的人使用，让有经验的试飞员们在实战条件下，试试这种飞机究竟有多大潜力。试飞员应当教会前线的普通飞行员如何在作战时使用新的技术装备，以便最有效地迎击德国飞机。”
又过了几天，传来苏普伦牺牲的消息，我们大家都对他的死感到震惊。
原来，跟我们分手之后第三天，苏普伦便成功地实现了他的宿愿；批准他组建一个歼击机团，番号是“第401特种任务航空团”。参加这个团的都是象他那样的一些满腔热情志愿出征的试飞员，如康斯坦丁·科基纳基、列昂尼德·库夫申诺夫、瓦连京·霍米亚科夫等。
到前线去的那天，苏普伦还给自己在苏梅市的父母寄了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今天我就要飞往前线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人民了。我给自己挑选了一些出色的飞行员勇士。我将竭尽全力让法西斯匪帮看看我们苏联飞行员的本领。
请你们放心！吻你们
斯捷潘 41年6月30日”
该团抵达白俄罗斯前线的第一天，便参加了与希特勒分子的激烈的空中搏斗。苏普伦一个人就击落了四架敌机。
7月4日，一个飞行大队胜利完成战斗任务后，正返回自己的机场时，参加这次飞行的苏普伦离开了机群，决定驾驶他那架米格飞机去为下一次飞行作进一步的侦察。突然从云层里钻出六架敌机——两架容克斯和四架梅塞施米特”。苏普伦便勇敢地向法西斯分子攻击，击落了其中二架，但由于力量悬殊，好几架梅塞施米特向他猛扑过来，他终于牺牲了。
苏普伦的牺牲对我们许多人，特别是我，感到异常悲痛。
1941年7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追授斯捷潘·巴甫洛维奇·苏普伦第二枚金星奖章。
二十年之后，在维贴布斯克州的托洛琴地区才找到英雄的遗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