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3日，我回到了莫斯科，当天就受到斯大林的召见。我在火车上整整坐了四天四夜才到达莫斯科。
斯大林首先详细询问了西伯利亚的一般情况和工厂现状，也问了工厂的生活供应和工厂工人生活用品供应科的工作情况。最后，他关心起西伯利亚大铁路哪几段是单轨，哪几段是双轨的问题来了。
他说：“我们过去对铁路的建设注意不够，铁路网的开发计划也不对头。不仅要建筑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辐射状铁路线，还应该建筑同心圆式的环形铁路，特别是一定要沿伏尔加河建一条铁路，这将是一条重要的大动脉。目前，从喀山到萨拉托夫，还要绕道莫斯科或者切利亚宾斯克。现在正在打仗，而我们还得来修筑铁路，巴库与高尔基城之间的交通线很快就要修通了。”
斯大林回忆说，30～40年前，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曾经到过诺沃西比尔斯克。那时，当地只有两三条街道，而且是清一色的木质建筑。我接着他的话说，现在的诺沃西比尔斯克已经是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了。
斯大林讲述了他是怎样冒着西伯利亚零下40度的严寒从流放地逃出来的：“我和驿站的车夫谈妥，由他在最冷的时候把我秘密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我们只能夜间赶路，我付给他的不是钱，而是伏特加酒。”
我问：得给车夫多少伏特加。
斯大林说道：“每送一程路给一俄尺半。”
我疑惑不解地问道：“这是什么单位？”
原来那时车夫带人的条件是，每到一家客栈都要停车，搭车人到站得在桌上摆上有一俄尺半长的一排什卡利克玻璃酒杯，装满伏特加酒。这些人都是夜行昼宿，以免碰上警察。
最后，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集中到西伯利亚工厂生产歼击机的问题上来了，我对此作了详细汇报。
斯大林要求我以后要帮助工厂，每天至少生产出10架歼击机。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这个任务到1942年年底以前就完成了。
斯大林神采奕奕，他以极大的热忱谈到了首都的保卫者，谈到了在莫斯科城下粉碎德国人进攻的意义。
莫斯科的外观跟我四个半月以前离开去西伯利亚的时候一模一样，楼房上仍然有伪装的痕迹，夜间依然戒严，晚上实行灯火管制。但现在毕竟已不是那时的莫斯科了，如今的莫斯科给人一种经过考验的战士的形象。在人们中间你会感到有那么一股子信心。精神振作了。十月疏散时期的痕迹已不复见，那时，工厂搬空了，人们心中充满了忧郁。
我已经四个月没到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上班，回来之后立即全力投入解决航空工业的日常需要和困难问题。疏散工作已基本结束，不论是我刚去过的西伯利亚工厂，还是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地区的航空企业，发动机和飞机的批生产都已走上轨道。
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到莫斯科来的厂长和设计师们都在讲，他们如何在完全是梦幻般的期限内，在新址把企业恢复起来。
晚上，我打开收音机，收听了苏联情报局的例行战果公报：“3月3日，我军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消灭并拿下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建立的数个防御枢纽部。在前线若干地段我们的部队已向前推进。”
我想起了我离开莫斯科的那些日子的战果公报，那完全不是这样。
还在1941年12月初，德国情报局发布的消息说：“德方宣布，德国向布尔什维克首都的进攻已大大向前推进。用较好的望远镜已经能够看清楚莫斯科的市区了。”
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时我们首都的形势已处于千钧一发。
希特勒下令11月16日向莫斯科发动总攻，他给德军的口授命令中说：“鉴于重大的时机已经成熟，尤其是冬季的到来，军队物质保障很差，我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首都——莫斯科。”
经过三个星期的激战，德军在莫斯科以北进到了克柳科沃地区，以南到了卡希拉，有些地点希特勒分子离我首都总共只有25～30公里。但是，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他们再也不能向前推进了，我守军英勇的防御挡住了他们的进攻，使他们的兵力失掉活动能力。首都的保卫者们打得非常顽强，百折不挠。
这是战争第一阶段敌人的最后一次冲刺。从此以后，他们的实力受到挫折，希特勒策划的“决定性”攻势已是有气无力了。
没过多长时间，情况就完全发生了变化……
德国法西斯军队企图以钳形攻势拿下莫斯科。12月5日，我军转入了反攻，攻击矛头指向德军担任侧翼突击的集团军群，给了他们以毁灭性打击。
12月11日，我军拿下了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12月15日，解放了克林、伊斯特拉、鲍戈罗德斯克。12月16日，收复了加里宁。12月19日，塔鲁萨，12月20日，沃洛科拉姆斯克，12月26日，纳罗—佛明斯克相继收复。1月份，希特勒分子被赶出马洛雅罗斯拉维茨、柳迪诺沃、麦迪里和莫扎伊斯克，随后又远远地被打出莫斯科市郊边界之外。
我军在这次反攻中，在主要方向上使希特勒分子向西后退了200—250公里。
德国人被击溃在莫斯科城下，打破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闪击战”的全部计划。
莫斯科空中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敌人现在已经没有足够力量对苏联首都进行猛烈空袭了。说来很有意思，希特勒分子为了在德国人民面前掩盖他们的损失，总是千方百计不断公布一些“鼓舞人心”的空袭莫斯科的战报，甚至说什么炸弹直接命中了象中央电报大楼那样的重要目标，其实，根本没有这码事！
比如说吧，我本人就知道总共只有三颗炸弹分别落到了瓦赫坦戈夫剧院、莫斯科大剧院休息室和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一座居民楼上。只有这三处建筑物遭到破坏，这正是他们灭绝人性和野蛮的狂轰滥炸的战果。
莫斯科的空中威胁已大为减弱，我们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恢复几座已疏散走的工厂了。可是因为搬到东部地区的设备这时正在新址全速工作着，所以决定重新分配一下留在莫斯科的一些设备，利用它们来恢复工厂的生产。于是，在很短时间内，在首都就把武器的大批生产安排就绪了。
政府继续经常关心航空工业，厂长和设计师被召进克里姆林宫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频繁了。
我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以后，头一次同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伊留申见面，他就向我讲了他最近一次和斯大林谈话的情形。
2月初，斯大林召见了他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
他们刚一走进办公室，斯大林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对伊留申说道：“啊，原来您是对的！”
伊留申疑惑不解地问道：“我对在哪里呀？斯大林同志。”
“哎，可不是吗，我们把您都搞糊涂了。您原来设计的是双座型伊尔—2强击机，而我们没有认真考虑，只是按照某些轻率的参谋人员的意见，坚持把它改为单座型。我们的歼击机不多，而单座强击机又要求护航，因而损失很大。可是，有几架双座机战果倒不错，它们能够进行自卫。所以，需要立即恢复双座型，条件只有一个，产量不能减少。”
“有点困难，斯大林同志。”伊留申说道。
“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但这个条件必须满足。”斯大林说。
伊尔—2飞机的历史是很有教训的。起初，伊留申制成了双座型伊尔—2原型机。乘员两个人：驾驶员和通信射击员。通信射击员坐在驾驶员的后面，他除负责无线电通信外，还控制一挺机枪，保卫飞机后部，防御敌歼击机从后部攻击。伊尔—2装有朝前射击的威力强大的航炮，因此，它不害怕从前方来的攻击。
这种飞机通过了国家验收试验，战前就投入了批生产。
但是，正当批生产已经全面铺开的时候，强迫伊留申把双座型伊尔—2强击机改成单座型。
军人们认为，伊尔—2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太低，因此应取消通信射击员的后座舱和自卫机枪，以减轻飞机重量，改善气动力特性，使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多少提高一些。
可是，从开战后的头几天起就发现，无后部自卫机枪的单座型伊尔—2，在敌歼击机面前毫无自卫能力。德国人也注意到了这种强击机的这一弱点。因而强击机部队在开战后的头几个月就遭到了重大损失。
斯大林提出了恢复双座强击机方案的问题，并强调说，强击机根本就不需要大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恰恰相反，强击机飞得越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越大。
伊留申请求给他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后，斯大林再次召见了他。
伊留申干脆把图纸带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并报告说已经找到了极其成功的解决办法，几乎不要进行任何修改，也不降低批生产厂的飞机产量，就可以加上通信射击员的后座舱和自卫机枪。他答应在3月1日前制成第一架这种飞机，3月10日前拿出第二架。
斯大林高兴极了，也没等飞机试飞，当场就决定投入批生产。
从此以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生产的强击机都是双座型，强击机在空战中的损失也急剧下降了。
由于对伊尔—2飞机的估计不足和失误，斯大林指责了空军的某些人，批评他们缺乏首创精神和新思想。
他训诫他们说：“你们从这件事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全世界的军人都是这样，墨守成规，抱住老经验不放，害怕新东西。”
有一次，他说：“您知道吗？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死死抱住1891年式步枪不放，反对军队装备自动步枪。您不信？ 您还笑，但这是事实。在战前我同库利克元帅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激烈地争议过。航空上的事情也是这样——害怕新的。这就是我们从伊留申强击机的这段历史得出的教训。”
这里顺便讲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指着空军的一位领导人说道：“他肩章上的星是增加了，可是他的才智却不见增加。”
到1942年3月，飞机的产量上升，送往前线的飞机也多起来。但是，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是明显的优势，仍在德国空军一边。敌人数量上的优势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飞机质量上我们也落后于他们。战争的头几个月，我本人曾多次和飞行员们交谈过，发现他们某些人在这点上认识很不清楚，这使我感到非常难过。
然而，送往前线的新飞机越来越多，当我国飞行员掌握了这些新飞机的时候，他们在空战中信服了苏联航空技术装备的质量优势，他们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我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之后，看到政府发的一些通报，以及航空部队指挥员和普通飞行员的个人信件，我明白情况已经变了。
3月10日，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文说，前一天我国七名飞行员驾驶雅克-1歼击机，在空战中战胜了25架敌机。我虽然还不知道全部细节，但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使我内心深处激动非常，我高兴极了。国防委员会讨论了这件事，同时发出了指示，要求各报刊广泛宣传这七位飞行员的英雄事迹。
英雄的飞行员们证明了苏联设计师设计的、苏联航空工厂制造的苏联飞机，并不比威吓全世界、简直给捧上了天的“梅塞施米特”和“容克斯”飞机差，而且比它们还好。七名英雄的功绩使人们对我国武器、对我国实力有了信心。
在报道飞行员的战功时，我国的报刊第一次报道了我国飞行员驾驶的是雅克飞机。在这以前，报刊上是从来不提苏联飞机的型号的。
在这样报道之前，在国防委员会上曾议论过一次。当时，我提出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在敌人已经知道我们的机型，并称呼它们时，而我们还在保密。我们每天从报纸上可以读到几十种敌人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的牌号。
梅塞施米特、海因克尔、容克斯这些飞机的名字没有一张报纸上没有。连孩子们，且不说我们的战士和成年人，知道敌人的航空武器比我们本国的多。我们的报刊通常都是用比喻的称呼公开报道苏联的军用技术装备的，比如：“我们的铁鹰”，“我们的强击机”，“我们的歼击机”等等。难道我们宣传宣传我国武器不是更好吗？可以叫我们的人民知道它，热爱它，信赖它。
斯大林问道：“您的具体建议呢？”
“我建议我们的报刊别把我们的作战技术装备向读者保密，别把它无人称化，相反，应当宣传它。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些新闻界人士至今还不理解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我曾和几家报纸的编辑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叹息着表示同情。他们也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仍以保密为理由进行辩解。”
斯大林挥了下手说道：“这算什么秘密！”
“我也是这么说呀，如果我们的一架飞机和一辆坦克从战争第一天起就在前线跟敌人作战，那就不成什么秘密了，更何况是上千架上千辆！ 为什么敌人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我们还要向自己人保密？”
斯大林觉得我说得对，他补充了一句，看来是针对编辑们说的。他说道：“不独立思考，只靠命令。”
他问道：“我们将如何称呼我们的飞机呢？”
当即建议以设计师姓名的缩写字命名飞机，例如，伊留申的强击机称“伊尔”，彼特利亚科夫的轰炸机称“彼”，等等，再加上设计序列号的数目字，如：“伊尔—2”，“伊尔—4”，“彼-2"，“彼-8”等等。
斯大林赞成这一建议，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干嘛要缩写？ 干脆以设计师的姓全称命名算了，比如‘伊留申—2’、‘彼特利亚科夫—8’，等等。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设计师吧！”
这次谈话后，国内所有报刊都开始按飞机的创造者——设计师的姓名来称呼我们的作战飞机了。
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的覆灭惊呆了整个世界，这是我们胜利的曙光。
1942年的春天和夏天是我国人民感到力量极度紧张的时刻，这已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虽然莫斯科城下一战使我们完全相信，希特勒的军队终将被彻底打垮，但我们也十分清楚，敌人当时还有力量，还在准备新的攻势。同时，我们也知道，敌人在某些武器装备的数量上，其中也包括飞机，还拥有数量上的优势。
诚然，1942年4、5月间，我国歼击机的情况已逐渐好转，疏散到东部地区的工厂，飞机产量日日上升。另外，原来就在东部地区而未搬迁的几家生产歼击机的大厂，飞机的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强击机的产量也不断增加。
然而轰炸机的情况却仍然不大好，因为它的制造厂都迁到了东部地区，日产量一直未恢复到疏散前的水平。
在斯大林那里，在讨论增加彼—2轰炸机产量时，有过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飞机工厂厂长奥库洛夫：“增加产量是可能的，但发动机不够。”
发动机厂厂长卢金：“试车台的能力太弱了，而且缺乏航空汽油。”
斯大林：“怎么搞的，难道没有供应员么？ 他们应该保证汽油的供给呀！”
卢金：“我们曾有一个挺好的供应员，可是被抓起来了。”
斯大林： “为什么被抓呢？”
卢金： “据说是因为偷窃。”
斯大林：“有各种各样的偷窃，是往家里偷？还是从家里往外偷呢？”
卢金：“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他犯的什么罪？”
卢金：“他用一吨酒精换了一百吨汽油。”
斯大林：“汽油嘛，那一定是为工厂喽！ 不会装进自己的腰包吧。这就是往家偷，不是从家往外偷。”
这次会议后过了一天，还没等卢金回到工厂，供应员已经回来工作了。
1942年初，在彼—2的一次空中起火事故中，该机的设计师弗·米·彼特利亚科夫牺牲了。我们建议任命另一位设计师来接替他的职位。斯大林召见了这位设计师，但他谢绝了任命，不愿离开莫斯科到东部地区去。斯大林非常不满意。
他说：“他不想去，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想劝他。”
可是，斯大林却牢牢记住了这件事，直到他去世以前，这位设计师一直未得到安排使用。
后来我们推荐弗·米·米亚西谢夫作为继任人选。这时，斯大林问道：“这个设计局的设计师们以及全体职工是否通得过呢？ 会同意吗？”
“会同意的，斯大林同志，因为米亚西谢夫跟彼特利亚科夫一样，都是从图波列夫集团出来的。”
于是，马上召见了米亚西谢夫，他当即同意担任这个职务，并对给予他的信任表示感谢。
1942年4月，大本营召见了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伊留申和我，此外还有远程航空兵司令员戈洛瓦诺夫元帅和防空军司令员茹拉夫廖夫将军。斯大林向我们提出能否在歼击机上配置轰炸武器，即在机翼下面挂炸弹的问题。他之所以提出这一任务，是想用这个办法暂时弥补一下当时轰炸机的不足。
除我以外，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一问题都给了肯定的答复。我看来是没理解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单纯从技术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认为炸弹的外挂架和炸弹本身会严重影响歼击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如果拿歼击机当强击机用来攻击地面目标的话，那么歼击航空兵的损失一定会大幅度增加。我说完意见后，建议采取一切措施来增加强击机和轰炸机的产量。
一场激烈的争论展开了。斯大林聚精会神地在一旁听着。
戈洛瓦诺夫元帅说，雅科夫列夫把困难估计得大了，实际上，在歼击机上外挂轰炸武器做起来并不复杂，这不过稍微增加一点歼击机的重量，也不会使飞机的性能变坏，而歼击机却可以遂行轰炸。
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刻，我有点冒火了，言语带刺地冲着戈洛瓦诺夫说道：“在这方面你懂什么？ 我本来也并不想插手解决你们的战役问题！”
斯大林打断了我的话，并要大家冷静，他说道：“您大吵大嚷什么？ 谁给您的权利在这里嚷嚷？ 您有什么权利冲着他嚷？”
这时，我自己也明白了，由于一时冲动，我极不礼貌地对待了我一向尊敬的亚历山大·叶夫根尼耶维奇·戈洛瓦诺夫，然而遗憾的是，等我明白过来为时已晚。
在歼击机上配置轰炸武器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我很快就认识到，我那一番反对简直是白搭：因为装轰炸武器的歼击机在前线非常好用。
希特勒在莫斯科城下遭到惨败以后，被迫放弃了想从正面突击莫斯科的计划，同时也放弃了从加里宁——沃洛科拉姆斯克——土拉方向以钳形攻势拿下莫斯科的计划。1941年冬到1942年春季以前，德国大本营在拼凑兵力，补充了被击溃的步兵、坦克兵和空军师团，并于1942年春天，把它的全部兵力从乌克兰，经过顿河弯曲部，投向伏尔加和库班，企图切断和占领北高加索和巴库，使我国的飞机、坦克和汽车失去燃料来源。
从1942年7月中旬开始，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役打响了。德军一直推进到斯大林格勒城下，打进了市郊。为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展开了浴血奋战。这座城市的保卫者们筑起了铜墙铁壁。希特勒的各个兵种都遭到重大损失，他们妄想把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勇士们赶到伏尔加河里去的企图未能得逞。我军顶住了敌人五十多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的强攻。
希特勒分子为支援他们的地面部队，投入了德国最好的空军部队，其中包括里希特霍芬第四航空队。在这个方向上，德国人集中了1，200多架飞机，在数量上超过了我空军2～3倍。况且担任保卫该城任务的我空军第八集团军装备的飞机四分之三是老式飞机，象雅克—1、彼-2和伊尔-2这样的新式飞机为数很少。
方面军司令员阿·伊·叶廖缅科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我国空军的作战条件是极其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战役初期敌人掌握着制空权。下列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9月，敌人在第一线拥有900架飞机(500架轰炸机、400架歼击机)，当时，我们只有192架完好的飞机(飞机总数为494架)。到10月1日，敌人有850架飞机，我们只有373架。
为了对付斯大林格勒保卫者，德军统帅部动员了各航空兵种，但主要的还是轰炸机部队，尤其是容克斯-87俯冲轰炸机联队。为了保证它的轰炸机在伏尔加区域为所欲为，压制我国空军和保持住制空权，德国人从德国本土调来了配备有在欧洲战场获得丰富经验的最佳歼击机驾驶员的航空队。
德国的王牌飞行员使我国歼击机受到了重大损失，形势异常严重。当时，工厂还来不及向前线提供所需数量的飞机，我们也不可能加派大批部队增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战场，我国空军损失也很大。
1942年秋，国防委员会作出了迅速增加歼击机产量的决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和设计师们都派往工厂。我再度出差到西伯利亚工厂，任务是采取一切措施，在最短期限内把雅克飞机的日产量增加一倍。
到达目的地后，我头一件事就是向党的州委员会报告当前面临的形势。
第二天，就召开了工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我介绍了国防委员会向工厂提出的任务。
我已经差不多有六个月没来厂了。这次，我到各车间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把眼前的情况跟冬天时对比了一番，一切都已改观，人们也都成长起来了！
我记得冬天的时候，工厂里聚集着疏散来的大批人群，一大堆机床和设备。往日那混乱的景象已经无影无踪。如今已是一个动作井井有条的生产机构了，工厂在大批生产歼击机方面取得了进展。
人们都充满了信心，表现出巨大的生产热忱。我尤为吃惊的是，上千名以前从事低级辅助工的妇女，只经过了很短时间，就站到了机床前面，和男人们一样干着高级活。
我曾和这个集体一块度过了最艰难的几个月，当然我对他的成长是很高兴的。
我和州委书记、总工程师捷尔—马尔卡良以及厂长利齐辛一块巡视了整个工厂，我们一边走，一边盘算着为了提高产量，哪些地方、哪些工作、哪些方法应该改进。
我鼓动人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交给的任务。可是有谁能想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桩连我自己也不敢承认的疑团不断谴责着我。
当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我国空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遭到重大损失。
据说，比如“雅克”跟“梅塞施米特”格斗时就抵挡不住。特别是一家也生产“雅克”飞机的工厂厂长打电话到西伯利亚对我讲了这种情况以后，我的心情痛苦已极。他在电话中以一种失魂落魄的口气告诉我，雅克被打起火了。
这是一条极坏的消息，我未能了解到详情，只记住了一句话，“雅克”起火了。”
这可怕的念头使我的脑海惴惴不安。
我跟任何人都不能倾吐我的疑虑，因为，这将使人们泄气，工作的进度将会减慢，同时也会使人们失去信心，进而会干扰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我只是向州委书记吐露了我的不安心情，他当然不能对我有什么安慰，不过他对我说：“您既然奉命执行这项任务，就应该完成它，因为上面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
我决定给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打电话，听听他的意见。然而我的电话却被莫斯科别处来的电话抢先了。
我被叫到政府专线电话机旁边，讲话的对方是斯大林。国防委员会要求了解工厂增加“雅克”飞机产量的进展情况。
我汇报了工厂是如何对待政府提出的任务的，简单叙述了为了大幅度增加歼击机的生产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最后我附带问道：“我听说在和希特勒分子空战时，‘雅克’被打起火了，因此，这么大规模成批生产这种歼击机会不会是一个错误？”
同时，我又汇报了那个厂长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说什么全部“雅克”飞机从工厂机场直接送往前线，似乎头几次空战就被“梅塞施米特”打得起火了。
对此斯大林回答说，最高统帅部得到的关于“雅克”飞机的信息却是另外的一些情况，并建议保证迅速提高产量。
这次通话使我放了心，我把通话情况向州委书记做了汇报。
我们两天两夜都没离开工厂，制定出了增加飞机产量的措施。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泛的技术计划，计划的制定者和主角是阿尔乔姆·尼基季奇·捷尔—马尔卡良。制定计划时，不仅最高技术领导参加了，而且所有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也都参加了。采取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针——在飞机部件制造上更多地采取专业化和流水作业法。
我们计划把所有部件都改成大批量流水作业法生产。为此，对各车间必须进行适当改组，一些设备也要重新布置。须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手工劳动，每一个最小的零件也要用专用夹具、模具、样板和模型进行制造。须要大力增加在制品，这样才能保证各车间当某种零件或仪表短缺时仍能均衡生产。
由于要试制新机，所以生产的改组工作更为复杂一些。工厂根据我们设计局提供的图纸，要从雅克—7改为制造更先进的歼击机雅克—9。
雅克—9飞机结构极其简单，非常适于战时生产。这种飞机所用的结构材料几乎全部都是在西伯利亚生产的。机身采用当地冶金厂生产的钢管，机翼是木质的，采用西伯利亚红松。把飞机上采用的硬铝数量减到最低限度，当时我国的铝的供应非常困难，因为第聂伯和沃尔霍夫铝合金联合企业已经停产，而乌拉尔地区铝合金的生产才刚刚安排就绪。
那时节，飞机工厂从外厂获得成件遇到的困难最大。为了不受远离几百公里以外的，当时也是困难重重的辅机工厂的牵扯，在本厂厂区内建成了一些制造航空仪表和航空无线电设备的小型企业。甚至连飞机机轮也在西伯利亚组织了生产。
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州党委员会又给予了巨大支援，一个月后，我满怀着国防委员会交给的任务一定能够完成的信心离开了西伯利亚飞机工厂。
我离开后不久，工厂就达到每天出产20架飞机了。
我一回到莫斯科，就打听到了所谓“雅克”飞机起火一说的来由。原来是这样，根据戈林的命令，从保卫柏林的防空兵大队调来几名王牌飞行员到斯大林格勒，这个防空兵大队就是那个名噪一时的“梅花爱司”歼击机大队，它配备有德国空军技术水平最高的飞行员。显然，希特勒分子既然抽空了自己首都的空防，说明他们的兵源是十分紧张的！
当然，我们也不轻松。我方驾驶“雅克”飞机迎战德国的王牌飞行员的基本上是些年轻人，他们刚从某个航校毕业，还是些初次参战，尚无作战经验的飞行员。他们许多人几乎是刚出中学校门，就要跟那些战斗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一个对一个地拼搏，更何况当时希特勒分子还具有歼击机数量上的优势呢！
为了扭转战局，我最高统帅部决定抽调一些优秀歼击机飞行员，在第十六航空集团军编制中组建一些航空团，其中包括克列晓夫少校指挥的航空团。这些飞行员都曾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同希特勒分子作过战，取得了经验。
航空团得到了刚从西伯利亚工厂制造出来的新式“雅克—9”飞机，而且这种飞机的产量与日俱增。
空军第十六集团军司令员谢尔盖·伊格纳季耶维奇·鲁坚科曾多次亲自到给前线提供“雅克”歼击机的飞机制造厂，提出了许多建议，无论对提高“雅克—1”歼击机质量，还是对生产数量，都有很大帮助。
我们大家望眼欲穿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斯大林格勒的上空， “梅塞施米特”开始烧起来了！
我国光荣的“雅克”飞机飞行员们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一下子就打掉了德国王牌飞行员们的气焰。这样一来，年轻的飞行员们也确信了，苏联技术装备只要掌握在技术高超的战士手里，优于敌人的装备是毫无疑义的。
空战的规模是空前的，而希特勒分子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国歼击机击落敌机的架数一天比一天增加。希特勒的王牌飞行员们多半在这里的空战中一命呜呼了，连德国著名的王牌飞行员爱亨豪森伯爵也被击落。
希特勒分子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以致他们不得不把德国统帅部直属的第八航空军从遥远的地方调到斯大林格勒地区，甚至从西西里岛抽调空军部队前来支援。希特勒分子还被迫从列宁格勒和中部战线抽调来某些空军部队。
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斯大林格勒的天空变成了对法西斯空军的一具巨大的绞肉机。
我国“伊尔—2”强击机飞行员给敌人地面部队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而且这种飞机的产量也在不断增加。强击机飞行员准确地破坏敌人目标，如果排除大雾天气不算的话，他们是没有不能飞行的天气的。他们在迷宫似的、有希特勒分子盘据的斯大林格勒的大街小巷里寻找目标。
奇卡洛夫等横跨北极勇敢的长途飞行的参加者，战时强击航空兵军长、著名飞行员格奥尔基·拜杜科夫谈到“伊尔”飞机时说得好：“看来，现在各兵种对空军都习惯了：每位指挥员，不论是坦克兵，还是炮兵，尤其是步兵，他们总是经常关切地抬起头来仰望着天空，有时他们还会忧郁地发出叹息，说道：‘不会飞来了，有雾啊！’。”
这话是千真万确的。只有大雾天气才能妨碍那些强击机——每天进行大小战斗的孜孜不倦的劳动者的出击。低云密布，大雨倾盆，而小编队“伊尔”飞机紧贴地面飞行，不停顿地打击着法西斯。
雪花纷飞，能见度不大于两公里，云高在五十米以下，而这种飞行坦克仍起飞袭击敌军。不管天气多坏，敌人防空火力多强，它们都要出击。它们是单独出击的，没有歼击机的护航。当普通轰炸机无法完成任务的时候，强击机可以去完成。在那些时日，人们常常这样说：“没关系，今天‘伊尔’飞机会出击的。”
入夜，驾驶波-2轻型飞机的飞行员们不让法西斯军队得到安宁。他们飞得不高，声音不大，以超低空悄悄地接近事先选好的目标，把小型炸弹投向法西斯分子。
初期，法西斯分子看不起波—2飞机，讽刺地管它叫“俄国胶合板”。他们说得也对，波—2飞机真的是由木材(主要是胶合板)制成的，外面蒙上蒙布。战前，谁也没有料到，这种飞机在前线除用作联络机外，还会有其他用途。其实，这是一种低速飞机，机上没有武器，升限也很低。用这种飞机训练航空运动员和未来的飞行员作初级飞行是很好的。难怪在一部受到观众欢迎的电影中管这种飞机叫做“飞行树懒”(树懒是一种行动迟缓的动物——译者注)。然而，也正是这种“飞行树懒”，这种“俄国胶合板”，在防御阶段的空战中，却成了非常有用的飞机。它的弱点变成了它的优点。低速和低飞行高度使它有可能在夜间无所阻挡地、绝对准确地在敌人头上投掷炸弹。这种小飞机——孜孜不倦的劳动者，非常简单，对机场没有多大要求，只要给它加上几桶汽油就可以从任何一块平地起飞，也可以在质地最差的场地降落，然而它却使敌人遭到了有目共睹的损失。法西斯分子气得发疯了，但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对付这种夜间活动、蜇人很痛的黄蜂——“波—2”飞机的办法。
当敌人被打得精疲力竭，他的精锐部队被打得一蹶不振的时候，我军遂于11月下半月转入了反攻，象几把铁钳似的把敌人的保卢斯第六集团军和第四坦克集团军团团包围住。于是，希特勒分子被迫从进攻转入了防御。如今，空军的地位也相应改变了，德国空军也转入了战术防御。
1942年11～12月，在苏联军队包围保卢斯元帅集团军群期间。敌人才真正觉察到苏联空军的力量。强击航空兵不断歼灭被围的敌军。歼击航空兵则日以继夜地破坏敌人的“空中桥梁”，这是北高加索希特勒占领军司令官曼施坦因元帅企图向被围的保卢斯集团军群运送给养和弹药的空中通道。
我空军组成了地地道道的空中封锁线。备有电台的侦察机日日夜夜监视着敌运输机的出现。
正如冯·巴特勒少将在他写的《俄罗斯战争》一书中证实的：“尽管空军经过各种努力，空地勤人员忘我地工作，但是每天运去的物资不是保卢斯要求的每天750吨和戈林答应的500吨，而实际上每天运送的物资平均不超过100吨。”
另一位德国将军甘斯·焦尔在他写的《向斯大林格勒进军》一书中透露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在七十天中，第六集团军得到的空运物资每天平均为94吨，而“当时该司令部要求每天供应946吨。”
我们十分清楚“空中桥梁”对敌军有着何等的意义，因此，我们使用了飞机，甚至坦克等各种手段，破坏德军机场，破坏对斯大林格勒集团军群的一切供应基地，这一目的是达到了。
我想起我坦克兵占领塔秦机场那一时期的一幕情节。
1942年12月底一个夜晚，我正跟人民委员一起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斯大林打来电话说：“我坦克部队突破了塔秦车站，占领了机场，机场上有300架德国飞机。这些坦克部队不能在那里久留，他们要转移到别的阵地去，因此，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破坏掉机场上的全部飞机。你们出个主意想个办法把敌机破坏掉，让它们以后无法修复。不过，你们应想到，他们都是坦克兵，他们那里没有航空内行。”
沙胡林答道：“我们马上考虑一下，再报告。”
我们开始考虑破坏什么和破坏的方法，把各种办法一一考虑过了：破坏发动机匣，刺穿机轮外胎，以及放火烧掉飞机等等。可是后来我们想，对一些不懂航空的外行来说，在冬天夜里要烧掉飞机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们必须知道油箱的部位，如何打开阀门，放出汽油，再点火燃烧。破坏发动机匣的方法也是一样，必须先打开发动机罩，而且还要知道打坏机匣什么部位。
最后得出结论，最可靠的办法是开动坦克撞飞机尾部，把飞机尾部撞得支离破碎就行了，这样，飞机将长期失掉战斗能力。
人民委员向大本营打去电话，报告了我们的想法。
据我后来得知，这次坦克兵们果然未能破坏掉敌人的飞机，不过没过多久，这些飞机仍然全部落入我们手中。
1943年2月2日，被我军围困的保卢斯集团军宣布投降。希特勒分子遭到惨败，而且从此一蹶不振了。
从此一蹶不振的也包括希特勒空军。正如德国军事史学家格列弗拉特所供述的那样：“德国空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受到了重大损失。从1942年11月19日到12月31日，德国共损失3000架飞机，其中不完全都是击落的，也包括俄国人从机场缴获的飞机。同时，还损失掉大量弹药，以及许多技术装备和其他物资。”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形势朝着有利于我空军方面转化，这并非一时的偶然事件。德国航空工业早就拿不出德国空军所需数量的飞机了，相反，我国航空工业飞机的产量却一天比一天增加。
我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历史性胜利之后，便大军南下，开始解放希特勒分子占据的北高加索。战斗在库班地区展开了，这时，我航空工业提供给前线的飞机越来越多。
我空军的士气很高，而德国人已今非昔比了。甚至把吹得很响的里希特霍芬航空队也调来参加库班的空战，但同样也遭到了惨败。希特勒空军的损失之大，使它们已无力阻止我地面部队向前推进了。由于“容克斯—52”运输机的奇缺，敌人不得不使用牵引滑翔机运输物资(这是一种飞行列车：牵引飞机本身也装运物资，它后面牵引一架载有空运物资的滑翔机)。
德国统帅部企图从库班救出自己的军队，便从所有可能的地方抽调来空军部队：从突尼斯调来了俯冲轰炸机部队，从荷兰调来了歼击机部队，并十万火急地转场到刻赤半岛。然而，这一切对这次军事行动的进程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从非洲调来的俯冲轰炸机在第一轮空战中就遭到我歼击航空兵的重大杀伤。敌人的任何努力都已不能帮助他们挽回空中的主动权了。
这种态势使德国空军的战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初期，“容克斯—87”和“容克斯—88”轰炸机不用歼击机护航就敢无所顾忌地飞临我军上空。如今，它们只有在歼击机护航下才敢出来。如果说战争初期德国俯冲轰炸机甚至可以单机出击，那么，现在它们只有在组成20～30架编队，在同样数量的歼击机护航下才敢出航。
我们的战术也做了相应变化。如果说，在伏尔加战役之前，我侦察机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判明敌人的进攻路线，那么现在的任务已经完全不同了，是要及时判明敌人的退却路线，不给敌军逃脱我军打击之机。
1943年春，希特勒统帅部再一次企图夺回业已失去的空中优势。为了挽回德国空军在库班空战中摇摇欲坠的态势，希特勒分子把大批轰炸机和歼击机部队从西欧调到克里木机场，企图在苏德战场这个不太大的地段上，形成一个有力的空中拳头。
著名飞行员波克雷什金在写到库班战役中空战的情况时曾作了这样生动的描述：“在春季会战那些日子里，库班上空的飞机简直多极了。我们在各个高度上，从地面到升限，同德国人鏖战。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大规模空战。”
这时期，德国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已远不如战争第一阶段。我们抓获的俘虏已不是什么以自己在西欧战场的胜利而自傲的战斗力很强的空中豺狼了，而不过是一些初出茅庐的黄毛孺子，他们不少人一生中才参加过两三次战斗飞行。
然而对苏联飞行员来说，库班空战则是标志他们是否已成长起来的一次测验。这次空战战役表明，我国已经成长起来一批王牌飞行员式的优秀飞行干部。一些著名的英雄飞行员就是在库班这里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的，比如，波克雷什金、格林卡两兄弟、拉夫里年科夫、德祖索夫以及其他许多人。
希特勒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覆灭改变了战争的整个进程。从此，法西斯匪帮的命运已只能是退却、被围、被消灭。而红军却开始了直捣易北河的伟大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