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特勒战争机器在莫斯科城下第一次遭到失败，到1943年1月保卢斯元帅的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为止，整整过去了一年时间。
在这一年时光里，苏联军队学会了打击武装到牙齿的强大而又狡猾的敌人。
后方的劳动者们用第一流的武器源源不断供给前方。当时我们大家都以非常高昂的热情工作着，正在积极准备1943年的决战。
我们这些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应召去克里姆林宫讨论为部队生产和提供武器的问题更为频繁了。中央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天天都在研究这些问题。这些机关作出的决议、决定和命令都是从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发出来的。斯大林的办公室如果不算新出现的镶在金色镜框里的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巨幅油画像的话，从战争开始以来没有任何变化。
在这个办公室里，除了可以见到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大本营的成员外，还经常可以遇见国防工业各部门的人民委员、厂长和设计师，军事部门的领导人和部队的指挥官。
在这里见面最多的军事活动家当中，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格·康·朱可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阿·因·安东诺夫，谢·马·什捷缅科和安·瓦·赫鲁廖夫。
斯大林对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评价很高，斯大林非常喜欢他，一般来说，很重视他的意见。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随时都能感觉到朱可夫的存在，尽管斯大林个人凌驾一切，但朱可夫举止毫无拘束，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态度自然，没有丝毫阿谀奉承的作风。
我记得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孔策沃的斯大林的别墅里发生的一件小事。1941年8、9月间，一天下班之后斯大林邀请我们去吃晚饭，餐桌就摆在阳台上。夜幕降临了，斯大林走到开关跟前按了一下，电灯顿时发出强烈的光芒。
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这时正实行灯火管制，整个莫斯科一片漆黑。斯大林这时之所以敢把灯打开，因为他总是最先得到有关空袭情报报告的。
朱可夫不知有什么事耽搁了一下还没有到来，斯大林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大家刚刚在桌旁坐下，朱可夫来了，他同斯大林打过招呼之后，没等人请他，就毫不客气地在桌旁坐下。看得出他的确饿了。他自己盛了满满一盘菜汤，谁都没看一眼便吃起来，随后又吃第二道菜和糖煮水果。
斯大林没有打扰他，等他吃完了之后才向他发问，随后便一般地聊了聊。
朱可夫很有能力，意志很坚强，在军队里很有威信。在卫国战争年代，他获得了荣誉和尊敬。可是，战后由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搞了阴谋诡计，斯大林对他的信任发生了动摇。
我在战时同另一位统帅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不常见面。战后，伊·斯·科涅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我曾多次到他那里开会，讨论航空技术装备的发展问题。
我喜欢他发表的意见入情入理，喜欢他解决问题既实际、明智而又有魄力。他不是航空专家，然而，他作出的决定虽然有时与我们战后的某些空军将领的意见背道而驰，可是经验证明，归根到底还是他作出的决定比较合适。
很久以后，我和科涅夫都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们的座位挨在一起，因此便非常熟悉了，甚至可以说成了朋友。我们一起回忆卫国战争，互赠书籍：伊·斯.科涅夫把他著的《一九四五年》一书赠给我，我把我著的《生活的目的》第一版回赠给他。
苏联元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是一位仪表堂堂，深得人们喜欢的人物。开会的时候，他言语不多，很少见他争着提什么建议或参加争论。他很有头脑，更主要的是他为人谨慎，严守“善言固好，缄默更佳”的信条。
华西列夫斯基经常不在莫斯科，常带着大本营的特殊使命来往于各个战区。副总参谋长是阿列克赛·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在战争期间，尤其是战争后期，在斯大林那里见到他的次数比其他军人多。他是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知识渊博的人，给人的印象极好。安东诺夫每天晚上带着一大卷地图向斯大林报告前线的形势，地图上用彩色铅笔标明当前的战况和苏军近期拟采取的军事行动。安东诺夫跟斯大林交往密切，斯大林很喜欢他，信任他，对他的意见很重视。他们俩经常长时间在一起讨论各战区的形势，筹划未来的军事行动。
安东诺夫平易近人，毫无自高自大的神色，他一向衣着朴素，上身穿的是保护色军便服，下身穿马裤，脚着皮靴，只是从将军衔的肩章上才能看出他在军队里的地位很高。
安东诺夫的副手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跟他恰好是一对儿，也是一位平易近人，文化素养很高，很有学识的总参谋部参谋人员。在卫国战争那几年，每天晚上在斯大林那里经常可以见到他跟安东诺夫一起汇报各战区当天的战果，他有时也一个人向斯大林汇报。
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廖夫将军是苏联武装部队的后勤部长，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肩负的担子很重。为驻扎在广大战区的军队提供物资技术保障，以及战争初期国防企业疏散到东部地区的工作，赫鲁廖夫都安排得很好。
在战时，我常常有机会与赫鲁廖夫见面，我一向乐意同这位很有吸引力的、诚恳的、心地善良的人打交道。
我们航空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跟空军的将领们见面的机会最多：同他们天天见面，不是在大本营，就是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或是在空军总局(1941年6月29日以前的名称——译者注)。我们同他们十分友好，有时也有争论和意见分歧，但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和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同格·亚·伏罗热伊金，亚·弗·尼基京，费·雅·法拉列耶夫，菲·亚·阿加利佐夫几位将军建立了最亲密的同志式关系。在这之前同空军司令员亚·亚·诺维科夫元帅早就建立了这种关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战时负责指挥空军作战，无论是在战争头几个月工厂每出产一架飞机大本营都要统计的那个困难时候，还是在工厂每天向前线提供的歼击机和强击机每一种型号就有40架之多、苏联飞行员已夺取了全面制空权的时候，他一直负责指挥空军作战。诺维科夫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空军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诺维科夫是一位勇于负责，办事爽快的人，哪怕是最复杂的问题也从不拖延，同他在一起工作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当时同军事人员一道积极参与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工作的国防工业各部门领导人有：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维亚契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伊万·费多罗维奇·捷沃香、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尼切夫，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当时已经获得相应军种的中将军衔了。
战争期间，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经常可以碰到他们，斯大林每天同他们亲自接触，过问他们每个人的工作。这些人当时都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在他们各自岗位上坚定、准确地执行了党的关于动员国家一切资源，为部队提供第一流装备的路线。
我们这一代经济工作负责人并不都是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但却学会了布尔什维克式组织者们抓工作的一套方法。无论党把他们派到哪里，就会把那里的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地和工厂就是他们的大学校。
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过去是一位工程师，是苏维埃体制经济方面的主要负责干部之一。他是1919年入党的老党员，是一位职业的“国防专家”(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从1939年起就担任国防工业人民委员。战争期间，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划分成两个部以后，万尼科夫当上了弹药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德·费·乌斯季洛夫则被任命为兵器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
德·费·乌斯季诺夫(按学历是一位工程师)曾领导过列宁格勒一家大工厂，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专家。他33岁时被任命为人民委员，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人民委员。战争期间，我国炮兵无比强大的火力，是在德·费·乌斯季洛夫领导下，国防工业的设计师和几千个工作集体忘我劳动的成果。
对我们这些苏联经济工作者来说，维亚契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走过的道路颇有代表性：他在二十年代当过工人，三十年代成为一名设计师，后来又担任过科洛缅斯基机车制造厂的总工程师。他是苏联最有才干的专家之一，也是一位有创造能力和有魄力的管理人才。他担任科洛缅斯基工厂的厂长之后不久，就建立起了威信，1939年被任命为人民委员。马雷舍夫在发展苏联坦克工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这些航空从业人员与其他武器装备的专家在工作中联系极为密切，我也可以这么说吧，是在同他们竞赛。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我们提供原材料和成品件的人民委员部。在这类工业部中首当其冲的是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该部的人民委员是伊万·费多罗维奇·捷沃香。
现在回头谈谈1943年初的情况。当时我军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顿河罗斯托夫、伏罗希洛夫格勒……等城市相继解放。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从我军取得的胜利中看到了自己贡献出的一份力量。
在斯大林格勒击溃德国空军之后，苏联飞行员便进入夺取制空权阶段。然而要想切实夺取到制空权，必须给前线提供更多的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被召进克里姆林宫，而且每次总是与飞机数量有关。不过，到了战争后期，已经开始重视改进飞机的性能了。
因此，我们除了千方百计采取可能的措施不断提高飞机和发动机的产量外，同时还做了大量工作来改进我军航空技术装备的飞行性能。
为了概略介绍一下当时是如何解决军事工业问题的，我在这里讲一讲1943年上半年的几个历史片断。
1943年2月11日晚，人民委员沙胡林和我被召进克里姆林宫，讨论歼击机给“伊尔-4"轰炸机和“伊尔-2"强击机护航的问题。
在参战的作战飞机中，“伊尔—4”轰炸机服役时间最长。这种飞机是1936年研制的。
“伊尔-4”是苏联空军在卫国战争时期的主要远程轰炸机，最大时速为450公里。要想让这种飞机白天在没有歼击机护航的情况下安全执行轰炸任务，这样大的速度是不够的。战争初期因为我们歼击机不足，不能给轰炸机和强击机护航，“伊尔-4”便主要在夜间执行战任务。到1943年，前线的歼击机一天比一天多了，于是“伊尔-4"在白天飞行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当我们来到斯大林办公室时，几位政治局委员，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和戈洛瓦诺夫，以及坦克兵的几位高级指挥员已经坐在长条桌子旁边。看样子，在我们来到时，正在讨论与坦克兵有关的一些事情。
我们一进去，斯大林便停下同坦克兵指挥员的谈话。他向我们提出“伊尔—4”飞机白天能不能执行轰炸任务的问题。
他说：“1941年我们的歼击机不够用，‘伊尔—4’白天出击没有飞机护航损失很大。现在已经不是1941年了，我们的歼击机数量足以保证给伊留申的轰炸机护航。‘伊尔—4’只在夜间进行轰炸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我们的昼间轰炸机不足，需要用‘伊尔—4’执行昼间轰炸任务。”
接着他谈到强击机，说强击机在战场上空攻击效果很好，打得又很勇敢。
斯大林说：“为了减少强击机受敌歼击讥攻击而造成的损失，需要用歼击机提供可靠的掩护，也要求强击机飞行员更加勇敢，不畏惧敌人的歼击机！”
诺维科夫元帅接着谈了他的观点，他希望强击机与护航歼击机的比例应该是1：1.5，即两架强击机需要三架歼击机护航。
沙胡林马上表示反对。他说，如果采取1：1.5的比例，再加上给“伊尔—4”昼间轰炸机护航所需的歼击机，这么一来，我们生产的歼击机就不够用了。
这时，诺维科夫与沙胡林两人激烈争论起来。
斯大林听他们吵了一会儿，让他们安静下来，然后说道：“看来，这个问题还拿不准，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更精确地算出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的比例，然后再作决定。”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要求戈洛瓦诺夫元帅加强对刻赤海峡地区的轰炸。
戈洛瓦诺夫回答说，夜间轰炸机的基地在里海岸边。因为离刻赤海峡很远，所以夜间对刻赤海峡的轰炸威力不够。
斯大林感到奇怪，轰炸刻赤海峡为什么必须从这么远的地方起飞？原来是远程航空兵还来不及在刚刚解放的北高加索地区和库班地区为自己的飞机修建机场。
这时，突然响起电话铃声。斯大林从大家围坐的大桌子旁站起来，走到放电话机的小桌跟前拿起话筒，问候了几句，便开始听取一位前线指挥员的报告，一边听，一边重复说道：“是，是。嗯，这很好。”
随后听他又说道：“可是，我们的人拿下库尔斯克了。”
看样子对方没有听清，又问了一句，斯大林又大声重复了一遍：“我们的人占领库尔斯克了，拿下库尔斯克了。祝你一切顺利！”说完放下了话筒。
接着斯大林吩咐我们就讨论过的几个问题准备意见。我们同军方一起仔细研究了这些问题，然后把意见送去审批。
1943年2月16日晚，我们又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到那里之后没有等候，马上被让进办公室。莫洛托夫、米高扬和谢尔巴科夫已经在座了。
我们进去时，斯大林正站在那里朗读苏联情报局草拟的《最后一小时》那篇报道，内容是我军夺取了哈尔科夫。他一边大声读，一边推敲这篇新闻报道的措词，不时用粗蓝铅笔进行修改，修改完毕又读了一遍，然后说道：“嗯，这样就好了！”
斯大林把定稿的报道底稿交给谢尔巴科夫拿去抄清，电台广播。
接着斯大林又宣读了设计师尼·尼·波里卡尔波夫的来信。信中报告说，一种高速歼击机通过了工厂试飞，速度很高。
斯大林问我：“您知道这架飞机的情况吗？”
我回答说：“这飞机不错，速度的确很高。”
斯大林马上说道：“您要抛弃小团体思想。您不愿意得罪这位设计师说好的！ 多么不偏不倚啊！”
我和人民委员尽量客观地评价了这架飞机，尽可能给予全面评价，但是因为飞机只通过了工厂试飞的部分科目，所以还不能作最后结论。
这里顺便提一下，斯大林对这种歼击机的航程很关心，他指出光有速度，没有必要的航程，意义不大。于是，我们便汇报了这种飞机的航程数据。
“经过飞行验证了吗？”
“还没有，航程这个科目还没有试飞过，我们汇报的是计算数据。”
“我不相信口头的东西，先试飞航程，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理这种飞机，现在作决定还为时过早。”
说完便把波里卡尔波夫的信放到一边。
斯大林接着又提出什维佐夫设计的“埃姆—82”大功率气冷式发动机的问题。以前他曾多次说过，必须多生产这种发动机，这次他查问起为什么批生产厂延误了这种发动机的试制进度。批生产厂在试制“埃姆—82”时确实遇到了很大困难，因而严重延误了这种发动机的出厂。
人民委员列举了延误生产的许多原因。
斯大林发火了，说道；“为什么不及时报告你们的困难？
要是你们自己不能排除或解决困难，就应当报告。我们是不拒绝给人以帮助的，如果你们自己对付不了困难，要及时报告才行。”
人民委员好几次想解释解释，说：“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根本不听，仍继续说道：“你们不及时报告，隐瞒困难，给事业造成很大损失……”
人民委员插进来说：“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生气地说道：“我是您的什么同志？！ 我不是您的同志，凡是我答应的，我就办，而您却欺骗我，这就是说，您不是同志！快给我拿出发动机来。拿出发动机来，我们才是同志！”
最后几句话口气已经和缓了。
“一定会拿出发动机的。”人民委员回答说，他暗自庆幸这场“风暴”已经过去了。
人民委员提议，请国防委员会审议和批准组建米库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发动机设计师)
设计局和试制工厂的决议草案。米库林设计局原来附属在一家发动机批生产工厂里。米库林请求准许他建立独立的试验基地，这样他可以全权掌管这个基地，不再受批生产厂的限制了。
米库林是“阿埃姆—34”发动机的设计师。格罗莫夫和奇卡洛夫驾驶安装这种“阿埃姆-34”发动机的飞机，完成了跨越北极飞到美国的历史性长途飞行。
图波列夫设计的特勃-3重型轰炸机安装的也是“阿埃姆—34”发动机。
米库林的发动机在卫国战争中享有特别高的声誉，令敌生畏的“伊尔-2"强击机安装的就是米库林设计的“阿埃姆—38"发动机。
斯大林拿起决议草案说道：“让我来看看，我不相信空话。”
他草草看了一遍，说道：“可以让米库林组建试验基地，米库林会设计出好的发动机的。谁担任设计局局长？ 他愿意当吗？”
“他不愿意，斯大林同志。米库林只愿意担任总设计师，他请求任命另外的人当局长。”
“任命谁呢？”
“在纽约举办展览会期间，那位苏联展览馆馆长。”
“怎么，任命这个酒鬼？”
人民委员回答说：“他现在已经改正了，斯大林同志。”
过了几天批准了这项任命。后来证明斯大林是对的，没过多久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央委员会撤销这位局长，因为他胜任不了所担负的重要工作。我们感到惭愧，对人了解不够。
图波列夫设计的“图-2"前线俯冲轰炸机这时已经顺利通过国家试飞，随后人民委员提出这种轰炸机投入批生产的问题。
“如今正在打仗，让新飞机投入批生产，这简直是冒险，”斯大林说道，“过些时候，等我们其他飞机数量上去了，那时再来谈这个问题也不为迟。”
我们仍然坚持一定要生产“图-2'轰炸机，因为它的战术性能已经超过“彼-2'和“伊尔—4”。可是斯大林却坚决不同意马上投产，他说道：“我原则上同意，不过暂时还要等一等。”
(在我们的军事形势好转以后，的确又讨论了“图-2"的生产问题，1944年“图-2"飞机便开始在前线出现了。)
接着斯大林谈起了装37毫米口径重型机炮的“雅克-9"歼击机的生产问题。这种飞机的原型机当时已经通过了国家试飞。由于该机的批生产尚未安排，斯大林把我们狠狠训了一顿。
同时他还要求生产航程为1，400公里的“雅克—9德”(德，俄文“远程”一词的字头。——译者注)歼击机。这种飞机的原型机已通过了国家试飞。军方已经向政府报告了这架飞机的情况，但迟迟没有批生产。
有人建议我们：火速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在短期内开始批生产装37毫米机炮的“雅克—9特”歼击机和增加航程的“雅克—9德”歼击机的决议草案。
歼击机的航程，其中包括“拉—5”和“雅克-9"的航程，是党中央在讨论任何航空问题时的中心议题。无论谈什么问题，最后都要转到飞机航程这个话题上来。这是因为最高统帅部计划在1943年夏展开强大攻势，地面部队快速向前推进必须有歼击机实施空中掩护，我们不可能在我陆军部队迫使敌人退却并把他们赶跑之后，紧跟着马上修建机场，因此增大飞机航程便成为头号问题了。
1943年3月的一天，克里姆林宫召集我们讨论克利莫夫设计的“维克-107"发动机的问题，话题又涉及到歼击机的航程问题。
我们报告说，设计师拉沃奇金设计出一种“拉-5"的新改型，装什维佐夫的“埃姆-71"气冷式大功率发动机，飞机的飞行性能很好。
斯大林听了很高兴，详细询问了飞机的性能， 同时他说：“告诉拉沃奇金，他的飞机航程小了，我们要求飞机航程不小于1000公里……”
接着斯大林把苏联歼击机与英国“喷火”和美国“空中眼镜蛇”歼击机做了对比，他说外国公司公布．的外国歼击机性能数据偏高。
斯大林在说“喷火”的性能数据时，我猜想他指的是“喷火”侦察型的数据(它的航程超过2，000公里)，便对他说，您说的这种型别不带射击武器，不是歼击机，而是侦察机。
他立即反驳道：“您胡说！ 难道我是小孩子吗？ 我说的是歼击机，不是侦察机，‘喷火’的航程比我们歼击机远，我们一定要把航程搞上去……”
我答应尽一切努力，比如说吧，把装重型机炮的歼击机的航程增加到1，200公里。
当工业部门向前线提供的飞机数量已经够用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关心建立后备机队的问题，以便在必要时往前线增派作战飞机。这些伊尔-2和雅克飞机套上罩布保存在专供储备后备机的机场上。
然而，伊尔-2强击机的后机身和雅克歼击机的尾翼都是用木材做的，过了一段时间木材有些地方腐烂了。
斯大林原来指望这些飞机任何时候都可以拿来使用。当他得知飞机需要修理时，便把空军副司令沃罗热伊金将军、伊留申和我找去，寻根究底地问我们飞机尾部坏了是谁的过错。他把这归罪于负责保管装备器材的空军后勤部长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扎罗夫将军。我们立即意识到扎罗夫要倒大霉了，不过沃罗热伊金大胆为扎罗夫辩护。他向斯大林解释说，飞机秋、冬、春三季长时间露天停放在机场上，虽然套上了罩布，然而飞机不飞，也就是说，长期不通风，由于温度和湿度的变化使一些木质零件腐烂了。
斯大林什么都听不进去，一心只想把扎罗夫送交法庭审判，而沃罗热伊金却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支持他。
后来斯大林终于冷静下来，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复飞机。大家也答应了。
当斯大林放我们走的时候，我和伊留申才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要不是沃罗热伊金态度坚决，扎罗夫一定送交法庭审判了。
从1942年年中起，我们的飞行员、坦克兵、炮兵，以及我们光荣的步兵都感到后方的支援增强了，武器生产逐月上升。前方的战士根据切身的体验，相信有了本国的作战装备，就能打败敌人。
的确，苏联的技术装备是精良的，然而我们却遇到了一股武器装备“改进热”，这是空军、坦克兵和炮兵很盛行的通病。
不管是正在研制的装备，还是已经装备部队的、或者已经安排好批生产的装备都加以“改进”：对结构做一些不重要的修改；对工艺加以“改进和完善”；采用“提高”战斗力的措施，等等。盲目地进行大量的小改小革(实际上不是根本性的修改)，简直是一场灾祸。
当时，没有一种作战装备不是在某种借口下，曾试图进行过某种修改的。这样说也不算错。所有这一切都是出自给前线提供最好的装备这个良好的愿望。起初，大家并没有怎么拄意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没有进行充分验证就匆匆忙忙改进，而且往往改得并不合理，造成了严重后果。在这以后才真正领悟到这个倾向。
这种事在我们航空界也俯拾即是。不过“克渥”(KB)坦克(二次大战时苏联的一种重型坦克。——译者注)这个典型例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哈尔科夫附近那场重大战役正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克渥”坦克出了故障，丧失了战斗力。
我和人民委员也被叫到克里姆林宫参与这个问题的分析。
国防委员会从前线得到的消息说，本来已经过全面试验的“克渥”坦克丧失了作战性能。原来，坦克大大超重，因而性能不可靠了。
斯大林要求坦克部队的人说明原因，他先问道：“设计师科京现在在哪里？”
回答说：“科京恰恰为了此事到前线去了，正在现场进行调试。”
后来才查清楚，原来军方对坦克提出了许多毫无根据的改进要求，设计师由于性格软弱竟满足了这些要求。
斯大林听了非常生气，严厉斥责了坦克部队的人不负责任，他说道：“改进坦克必须动脑筋。决不能不考虑综合作战性能，片面加厚装甲和增加载油量，结果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坦克重量增加了，然而发动机还是原来的发动机。由于坦克超重，发动机便超负荷工作，用得过度，坦克的可靠性就降低了，因而失去越野能力和机动性……请转告设计师，以后再不能这样软弱了。设计师不应该什么人的话都听，他首先要对武器负责。对毫无根据的，不负责任的要求，他应该抵制。”
坦克部队的人一点也说不清楚，科京又没有在场，关于“克渥”坦克的谈话便到此结束了。
让坦克部队的将军们离开之后，斯大林对我们说：“你们以为这与你们不相干吗？因为我知道你们也是喜欢‘改进’飞机和发动机的，各种不负责任的要求，你们都愿意去满足，听从那些庸人之见。出主意的人多得很，可是我们要你们负责。”
他用手指着我们吓唬说：“你们要记住：设计师必须坚定，应该保护自己的武器不受那些不负责任的乱出主意的人的干扰。搞出一种好的武器不容易，毁掉它倒挺容易。否则，要找你们设计师算帐！”
把我们教训了一顿之后，斯大林到隔壁房间，拿来一盒绿色的“黑塞哥维那花神”牌香烟，把烟捻碎，塞到烟斗里吸起来。接着又开始讨论航空方面的其他问题。
谈话间，他把话题引到提高发动机的功率上，由此又引伸到提高航空汽油质量的必要性，斯大林要求增加辛烷值为72的汽油(通称78号汽油。——译者注)产量，代替以前生产的辛烷值为74的汽油。
辛烷值表示汽油的质量，辛烷值越高，发动机出现爆震的危险越小，因而可以提高发动机的功率，而不必担心发动机受力过大，或是早期发生断裂。
参加这次讨论的还有石油工业人民委员谢京。他接受了坚决生产78号汽油以提高航空发动机功率的训令。
为了防止设计上、工艺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修改热，不久就颁布了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航空工业人民委员“关于工艺纪律”的命令。命令规定，凡对作战装备毫无根据地轻率加以修改者要严加惩处。
1943年夏，苏联空军已经拥有强大的航空技术装备。战争头几个月工业部门出厂的每架飞机都要统计入册，如今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苏军在希特勒军队突袭下退却时，遭到“容克斯”飞机和“梅塞施米特”飞机肆无忌惮的空袭。当时，我军需要大量歼击机，所以战争初期，斯大林简直是亲自一架一架地分配飞机。
从1942年中期起，前线开始得到大量的歼击机。由于航空工厂工人们的忘我劳动，1942年歼击机的产量不断增加。1943年春，苏联飞行员在库班河上空同希特勒分子进行的空中大会战中，第一次取得重大胜利。这时歼击机数量已经很充足了，但是分散在漫长战线上。在这种情况下便提出组建歼击机突击兵团，来完成大本营有目的的战役任务。
1943年6月10日夜晚，我们应召来讨论这个问题，在接待室里遇见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赫鲁廖夫将军，他们正在讨论提交审批的带绶带的新式勋章和奖章。里面铺着红呢子的两个矮边大箱子里摆着一排排各式各样的勋章和奖章，每个勋章和奖章都别在绶带上，也有两个，三个或四个联在一起缀在一个金属板条上作为样品的。
我们也饶有兴趣地翻来复去看这些勋章和奖章，不时还放在胸前比一比，大家发现勋章和奖章不是用别针，而是用绶带固定。奖章和勋章缀在一个金属板条上要好看得多，也体面得多。
过了几分钟，空军领导人——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尼基京和沃罗热伊金将军也到了，我们一起被请进办公室。
斯大林一开头就说，苏联的歼击机一天天多起来了，需要考虑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歼击机。
他说：“我们的歼击航空兵分散在各个战区，不能集中使用，不能作为一支突击力量独立完成任务，例如，在一个战区的某个地段上夺取制空权。苏联歼击机现在基本上还只是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没有独立作战的功能。歼击航空兵的兵力太分散。库班空战的经验证明，歼击机可以集中形成拳头，有目的地运用，过去我们的歼击机不够用，我们也不敢往这方面想，现在可以谈谈这个问题了。”
斯大林建议组建几个隶属于空军总司令部、担负专门任务的歼击航空兵军，以便对敌空军进行大规模攻击，在战线的关键地段夺取制空权。到会的人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经过热烈讨论，确定了要组建航空兵军的数量，配备何种飞机、歼击航空兵军在各主要战线如何部署等问题。
各军司令员的人选几乎全是斯大林亲自提名的，对他们的业务能力简短议论之后，批准了对他们的任命。
在讨论中还提出将空军领导成员分别派到主要战区去指挥空军作战的问题。会上还顺便谈到了当时正在西线的胡佳科夫将军。斯大林对他的评价很高。他说，胡佳科夫的军衔长时间没动，一直是中将，应当晋升为上将。斯大林还问胡佳科夫得过什么奖赏，并为他得的勋章不多而感到奇怪，指出他应得到奖赏，建议授予他二级苏沃洛夫勋章。最后决定将胡佳科夫将军调到别尔哥罗德方面去，那里正在进行重大战役。
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了晋升谢·亚·胡佳科夫为空军上将，授予他二级苏沃洛夫勋章的命令。
在讨论其他人选时，曾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那是在讨论到任命一位空军集团军司令员的时候，斯大林本人不认识提议的这位候选人，他想了解一下，问道：“嗯。怎么样，这人能胜任吗？ 他是怎样一个人？”
空军副司令员沃罗热伊金将军回答说：“是的，他很合适。”
斯大林反驳道：“合适是什么意思？ 他懂业务吗？”
这时沃罗热伊金按履历表上填写的一般内容作了补充说明。
“我问您：他懂业务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他是位诚实的人。”
“不要这些形容词，什么诚实啦，合适啦。为人诚实，那要求太低了，光诚实还不够，傻瓜也往往是诚实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要诚实，而且要懂业务。”
接着斯大林对军队的组织工作谈了几点带有共性的意见。他说，现代战争要求军事指挥员必须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高级指挥官(将军、方面军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师长)首先是一位组织者。
“我们有些军人，”斯大林说道，“喜欢在地图上画圈圈，移动小旗，注上部队向前推进的标记，制定战役计划，他们以为军事指挥员的工作就是这些。如果人员和技术装备没有组织起来，战役计划就毫无价值。现代的指挥员首先应当是人力和作战装备的组织者，不仅如此，还应当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要采用新的战术，要熟悉新式武器。可是，正如已为经验所证实的那样，某些人却不喜欢新的、没有见过的、未体验过的东西，他们在走从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时代以来走过的老路。目前，这样的指挥员是无所作为的，现在不能那样打仗了。”
现实生活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使我们懂得了许多东西。
在这次战争中已经成长起来一批善于用兵的天才统帅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不仅善于运用从重大战役取得的经验来打垮敌人，而且战争结束后将来还要运用这些经验来加强苏联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