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们碰到了自己人。周围是一片漆黑，雨不停地下，到处是泥拧。道路上有一些汽车和马车。一种嘶哑的过分紧张的声音盖住了一般的嘈杂声。
“嘿，瘟神……嘿—嘿—嘿……见鬼，寄生虫！……嘿……瘟神……”
“瘟神”、“寄生虫”这些词，单调而又呆板，为了增强肺部的空气，中间有一个不大的停顿。但是，现在它却是最好的音乐，我们的音乐。
有一座小桥。一辆很大的用粗帆布盖着的马车在通过桥面时，一个轮子陷进去了。两匹可怜的母马瘦得皮包骨，腰部沾满鲜血，脖子伸得老长——马掌在木板上打滑。后面是汽车。在车灯的照耀下，可以看见几个全身湿淋淋的人影。一个穿着棉袄的强壮的小伙子狠狠地抽打马的眼睛和嘴。
“瘟神，寄生虫……嘿……见你的鬼！”
有一个人在车轮旁边忙来忙去，一边骂，一边哼哼。
“你别拉这个……要拉那个……这就对了……”
“来，给你！对……就这样……你没有看见吗，完全腐烂了。”
“你握住车轴。”
“握住车轴……看，垛了多少箱子！……握车轴。”
一个穿带风帽斗篷的人用肩膀推了我一下。
“把车掀了，见他妈的鬼去！”
“绝不掀，”强壮的小伙子转过身来。
“我来掀……难道为了你，后面的车辆都停下来吗？”
‘就让它们停一停吧。”
“谢列加，开车。”穿带风帽斗篷的人挥手道。
强壮的小伙子抓住他的肩膀。从马车下面又爬出3个人。只听见用最下流的话相互对骂。什么也看不清楚。几个司机走过来，还有好几个人。在车灯下闪现出一些湿漉漉的脊背和几张疲倦、肮脏的脸，船形帽扣在后脑勺上。我认出那个穿带风帽斗篷的人是我们兵器修配厂的主任柯佩尔科，风帽一直落在眼睛上边，非常碍事。柯佩尔科没有认出我来。
“您还要什么呢？”
“你不认得我了？我是凯尔任采夫工程师。”
“啊，真见鬼！你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人？”
还没有等我答话，他又吩咐强壮的小伙子鞭马。大家使劲地推压马车，连喊带骂地把卡住的车轮子拖了出来。瓦列加和谢迪赫也参加了推车工作。
“上我们的汽车，”柯佩尔科走过来对我说，“我捎你一段。”
“你走哪条道呢？”
“什么哪条道？”
“你把我捎到哪里去？我要到康捷米罗夫卡去，有小村庄的地方。”
“你要去见德国鬼子吗7”柯佩尔科露出倦态的笑容，“我的车从那里差一点没有跑出来哩。”
“那么，现在你们到那里去？”
“都到那边去，往南去，也许是米列罗沃……喂，上车吧！”
“我不是1个人，我们是4个人。”
他迟疑了一下，挥挥手。
“好吧，你们都上来吧。汽油反正是不够的了。还有谁呢？”
“斯维杰尔斯基和两个战士——通讯员。”
“你们爬进车厢里去。瞧，就是那个‘福特’牌轿车，其实我们驾驶室里也挤得下，就不如道这座桥是否经得住……”
桥经住了，虽然扎扎作响，但还是经住了。汽车走得很吃力，发出嘶哑声，发动机不听使唤。
“你没有碰到什里亚耶夫吗？”我问道。
“没有。他在哪里呢7”
“本来和我在一起，而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听说没有，少校和政委阵亡了？”
“听说了。那么，马克西莫夫呢？”
“不知道。我过去在后勤部队。”
柯佩尔科急刹车。前面阻塞了。
“老是这样……走3步，停1个小时……而且这雨还在继续下。”
我问他，现在团里还剩下谁。
“一个人也没有了。一点也搞不懂，这里还是我们的部队和友邻部队，师参谋部到北边去了，而那边却是德寇。没有地图，也没有罗盘……”
“德寇呢？”
“鬼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两小时之前，他们在康捷米罗夫卡……汽油快完了，正好我又感冒。你听听，是什么嗓音。”他用手擦一下眼睛，“两夜没有睡觉了……汽车司机和机械师在轰炸时失踪了……两桶汽油被偷走了。总之，你是明白的……”
前面停着的车辆开始挪动了。我们继续往前开。司机室里很暖和，烧着暖气。我全身有点发热，并开始打吨几，似睡非唾。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醒了过来，然后又睡着了。做着荒诞不经的梦。
黎明前，汽油烧完了。我们好容易来到一个村庄。
我们走进一个农舍，在堆满沙沙作响的谷皮的地上躺下。
过了一天，天气爽朗了一点。一片片破碎的乌云在向东飘移，偶尔露出一点阳光，勉强地一闪而过。路上车辆挤拥——“福特”牌轿车，“嘎斯”牌吉普车，“齐斯”牌汽车，带篷的大型“斯蒂倍克”牌卡车。当然，车辆还不算很多，但是马车却是一搞接着一辆，太多了。师炮兵部队正缓缓地开过去。成串的天鹅在长长的树干上来回走动。什么地方一只小猪发出狂暴的尖叫声。还有一些小车、自制板车和空荡荡的挂车。有许多高空作业的工人。有两个马车夫骑在牛背上，他们把裹腿捆在牛角上，骑着它们走。
一切都在叫喊声、吆喝声、鞭子抽打声的伴随下向着某处前进，向东南方向去，那边，在地平线的后面，在丛林旁边，在磨坊附近，在田野里三角形的三脚架近旁，宛如一条巨大的五颜六色的毛虫在煽动，弯弯曲曲，时而停止，震颤一下，又开始爬动……
我们坐在路旁一根很长的弯弯曲曲的木头上，吸着最后一点烟草。在瓦列加的口袋里还有一包马哈烟叶。也就这一点了，而我们是4个人。柯佩尔科驾着自己的汽车不知到哪里去了。他大概在什么地方弄到了燃料，所以没有等我们就把车开走了。愿上帝保佑他……很好，他在夜里送了我们一程。
几辆马车拐到井边去。那里又拥挤又嘈杂。井里已差不多没有水了。马不喝污浊的黄灰色的稀汤。不过大家仍旧在掏水，大声吆喝着，晃动着水桶。
“喂……”伊戈尔说，并朝一边看望。
“‘喂’什么？”
“下一步怎么走？”
“看样子得继续走。”
“往哪里走？”
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但我终究还是回答说：“找自己人。”
“找自己的什么人——找什里亚耶夫还是马克西莫夫？”
“找什里亚耶夫，找马克西莫夫，找团、师、军队……”
伊戈尔什么也没有说，只吹吹口哨。这些日子来他瘦多了，鼻子脱皮，原来的漂亮、笔直的小胡子也垂了下来，像鞑靼人一样。他现在同以前给我看过的照片上的那个英俊青年相比已判若两人了：那时穿的是绸缎衬衣，条纹领带上打着一个很大的结扣，查理裤……艺术学院奖状获得者，一副漫不经必的样子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调色板，嘴里叼着卷烟，后面是一张很大的画布，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奔向什么地方……
在另一张照片上，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女孩子，穿着白色绒线衣，眼睛有点斜视，照片的背面用一种不很有力的笔迹写着动人的题词。
这一切都没有了……团没有了，排没有了，什里亚耶夫和马克西莫夫也没有了。只有磨坏了的鞋后跟，被汗水浸透了、磨白了的军衣，别在腰边的“TT”手枪和闯进俄罗斯最深处、狂澜似地涌向顿河的德寇，有鱼贯而行的汽车，有沉重得像磨盘一样翻腾不止的思想。
水井旁挤满了人，他们大声叫喊着。人们都渴得要发疯了。水桶升上了空中。人们从四面八方叫喊着围拢过来，人群越变越大，逐渐地延伸到道路上。
……伊戈尔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家，他的手稳健、有力，画得很好。他在便条纸上给我和马克西莫夫画过像，现在还保存在我的包里。
我们是在相骂中认识的。我们的团在绥拉菲莫维奇市组编时，我曾把他的一个工兵从防毒掩蔽部强行调去挖战壕，他连衣服都没有扣好，护耳帽歪在一边，飞也似地跑过来，满有理由似地大发雷霆。他被派来当团里的化学勤务主任时，我在团里已当了两星期的工程师了，我以长者的权利申斥了他。这之后我们有10天没有说话。
后来在哈尔科夫附近，一次完全偶然的机会，我在他的图囊里看到他一本速写画册。我们的友谊从此便开始了。
一长列的汽车在我们面前经过，上面装载的是小型的反坦克炮，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它们颠簸得很厉害。这些车辆看上去非常结实，车门上写着粗大而工整的数字：Д－３－５４－２７，Д－３54—26。这不是我们团的车，我们的车号是Д—１，从车厢里垂下几只脚，并露出几张晒黑了的普普通通的脸。
“弟兄们，是哪个部队的？”
“你们要找什么部队呢？”
“找第38师。”
“你们错了。到问事处去问问吧。”他们都笑了。
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运行着，黄的、绿的、棕的、花的。看不到尽头。
“怎么样，我们走吧！”
伊戈尔站起来，用鞋后跟把烟头踩进土里。
“我们走。”
我们加入到共同的人流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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