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的情况都一样：枪声、爆炸声、值班、等电话，——又是5点钟可以睡觉。
气氛不那么紧张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晴朗的蔚蓝色的天空飘洒着蛛网。
仍旧是没有命令。
看样子城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德寇从早到晚地轰炸、不散的烟雾和尘土笼罩着城市。汽油仍在燃烧，浓黑的烟时而遮住了太阳。因此，我们看太阳时不必眯缝着眼睛，就像透过熏黑了的玻璃看日食—佯。
战事转到城南去了，在大粮仓附近和北面——玛玛耶夫土岗上。
我们峡谷里的情况没有变化。晚上好像开过去了两个师，他们走了很久，彻夜不断，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装备着大炮和辎重。德寇曾两次企图穿越峡谷，这时便开始了冲锋枪射击——一般都在夜间。于是戈里德什塔布就来电话：“准备行动”，而第二天早晨又平安无事，我们便去睡觉。
我们慢慢习惯了峡谷的生活。我们接通了电，用炉灶做饭，墙上挂上从工厂技术科拿来的华美的绘图纸。在瓦列加和谢迪赫的角落里甚至还挂着斯大林像和两张美术明信片：敖德萨歌剧院和列宾的《扎波罗热人》复制品。
谢迪赫还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本克鲁贝尔编的地理教科书、契柯夫的书信集和1912年的《田地》杂志。
每天晚上，他都用功读书，手指头蘸满了唾沫，皱着眉头，嘴里念念有词。有时间我：“命名日”或“步兵上将”是什么意思？皇太子阿列克谢才不过7岁，那来这么多的勋章？我很喜欢谢迪赫，喜欢他那翘鼻子的孩子般的面部表情和有点斜视的带笑的眼睛，这种眼神流露出他的青春活力；甚至他受窘时爱抠掌心的可笑习惯找也喜欢。
他干什么事都高高兴兴、劲头十足。你若看到他洗澡，则你也会想去洗一洗：他拼命地卟水，把水喷得老远，用肩膀和身体拍打水，水溅得很响；你跟他说带点木柴回来，他会给你拖回来一平方米；他年轻力壮，逞强好斗，简直用手指就能拧开螺丝帽。伊戈尔与他打斗，打完之后伊戈尔的脖颈两天都不能转动。而伊戈尔还自认是法国式角斗的能手，懂得全部门道的哩。
谢迪赫的求知欲旺盛得近乎可笑。他像孩子听故事那样，坐得近近的，双手抱着双膝，嘴巴微微张开。他常常提一些很突然很幼稚的问题：为什么德寇不能识破“卡秋莎”饱的秘密？为什么罗盘的指针指着北方？罗斯福的两条腿不能走路是真的吗？
有一个晚上谈到了英雄和奖赏问题。谢迪赫听得非常留心，全神贯注，双手抱着双膝——这是他最喜欢的姿势。
“该怎么做才能获得列宁勋章呢？”他问道。
大家都笑了。
“那就不要列宁勋章，来一个那怕是小—点的也好。”
我对他解释说，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他默默地听着，望着一个角落，嘴上粘着一个烟头。
“这就得了。”他小声地说。
“什么‘得了’？”
“我也会有勋章。”
他说得非常简单，非常恳切，好像在谈某种已经完成了的事情一样。他起身去背刨花。我望着他那宽大的脊背和脸颊上那金黄色的柔毛，想起了他在冲锋前用抹布试擦冲锋枪的情形，他擦每—个螺丝钉、每一个小缝。我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这样对待谢迪赫，瓦列加有点嫉妒。这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斯维杰尔斯基上尉没有通讯员——你到他那里去吧，”瓦列加怏怏地说，一面顺手把为我倒水的带把的水杯拿过去。
谢迪赫不知从那里抱回来一捆麦秸，瓦列加摸一摸，皱起眉头说：“中尉不会在这样的乱七八遭的东西上睡觉的。”他抱来另一捆麦秸，而这捆麦秸与前一捆却并无不同之处。
不过，总的说，他们处得还是友好的，他们一起做饭。瓦列加有时叫喊几声，批评饭没有煮熟，谢迪赫则欢快地笑一笑，模仿瓦列加的动作，并(不知何故)管他叫“烧酒”。
晚上瓦列加和谢迪赫扎炸药。我们储备有五箱梯恩梯炸药，早晨便去炸鱼，带回来几桶活蹦乱跳的鲟鱼和小体鲟。
维杰尔尼科夫中士被调到另一个车间去，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沙皮罗和卞高尼斯我们也很少碰到。鲍利肖夫倒是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把厚厚的《田地》杂志垫上，起劲地玩起“接龙”或“２１点”来。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不能容忍我们玩这些牌戏，贪婪地看契克夫的书信集，并抗议性地躲在一个角落里。他睡在门口，在两张床的中间。
虽然他有一种爱吵嘴和总是对什么都不满意的脾气，我却开始喜欢起他来了，因为他对工作毫不懈怠，肯卖力气。我们的线路每天都要断三四次，他总是亲自检查和修理线路。他爱抱怨、骂人、激动，责备大家无所事事，不过，他对自己的热电站和每一台机器，机器上的每一个螺钉倒真是像对一个活人那样非常爱惜。总之，在他身上，悲观主义和满腔牢骚同不可思议的精力和积极性是和平共处的。
“我们到哪里去同德寇作战呢？”他说道，神经质地拉拉领带，收一收额头上的皱纹。“德寇坐着汽车一直从柏林开到斯大林格勒，而我们却是穿着上衣和工作服躺在战壕里，手里拿着1891年式的三英分口径的步枪。”
伊戈尔突然生气起来。他是经常同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抬杠的。
“您这是想说什么呢？”
“说我们不会打仗。”
“什么叫做会，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
“会？从柏林来到伏尔加河——这就叫做会。”
“从边境上退却，退到伏尔加河，也需要会。”
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则是干巴巴地稍稍笑—笑。
伊戈尔则发起火来。
“您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法国实际上两个星期就倾覆了——压一压就垮了，瓦解了，像一盘散沙。而我们单独作战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像是命中注定的。”
“您干吗要拿法国相比呢。4千万人和2亿人，600公里和l万公里。而且那里又是谁当政呢？是贝当和拉伐尔，现在他们同德寇合作得很好。不，我们不会打仗。这是事实。”
“说得不错……”伊戈尔生气道，“贝当和拉伐尔，正是贝当和拉伐尔。而我们没有这些人。这是主要的。您明白这是主要问题吗？我们的人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们在作战。迄今还在战斗，甚至在这里，在伏尔加河，在丢失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后我们仍在作战。请您告诉我，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民能够这样坚持呢？”
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从嘴角上露出—点笑意。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啊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您自己也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我承认。但难道这就会轻松一些吗？难道意识到别的国家的抵抗力比我们小，这就会觉得轻松一些吗？这叫做自我陶醉。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而是要清醒地面对一切。单有英勇精神是不能成功的。英勇精神是英勇精神，坦克是坦克。”
“我们的坦克不亚于德寇的坦克，我们的坦克比德寇的坦克好。—个坦克兵对我说过……”
“我不和你争论，不争论，可能是我们的坦克好。这里我不去作评判。但是一辆好坦克并不能消灭10辆一般的坦克吧。您以为怎么样？”
“等着吧——我们也会有很多坦克的。”
“等到什么时候？当我和您到了乌拉尔的时候吗？”
伊戈尔像被蛰一下似地跳起来。
“谁到了乌拉尔？我，您，他？这不可能，这一点您自己也非常清楚。您这完全是想抬杠，出于愚蠢的吵架的愿望，—定是想吵架。”
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气得鼻子、眉毛和两颊都抽搐起来了。
“您发什么脾气？坐下来吧，喂，安静—下，什么都不用激动。”伊戈尔坐了下来。“您这不是也说要会撤退吗。这不错。拿破仑进攻时我们也一直退到了莫斯科，但是，当时我们失掉的只是领土，而且只是一块狭长的地带，除了皑皑白雪和被烧毁的村此外，拿破仑什么也没有得到。而现在呢？乌克兰和库班没有了——粮食也就没有了。顿巴斯没有了——煤也就完了。巴库被截断，第聂伯河的建设被破坏，成千上万个工厂落到了德寇的手里。前景如何呢？现在，经济就是一切。军队要穿鞋、穿衣，要吃饭，要供应弹药，我且不说和平居民的问题，且不说在法西斯铁蹄践踏下的5千多万人民，我们没有计算过，我们能不能克服这一切困难。依您看，能够吗？”
“能够……去年比现在还糟，德寇打到了莫斯科，终于还是把他们赶走了……”
“我却不相信去年更糟，顿巴斯、罗斯托夫、库班、迈科普当时都还是我们的，而现在没有了。伏尔加河的交通线实际上已经被切断，您能想象现在巴库的石油要绕多少道吗？您能告诉我——库兹巴斯和整个乌拉尔的情况吗？是的，这是强大的工业中心。但是，在战争开始前，除这些外，还有克里沃伊罗格、尼科波尔、扎波罗热、马里乌波尔、刻赤、哈尔科夫。这些地方终究是没有保住。有—部分工厂我们后撤了，但是后撤并不意昧着开工生产。这期间，您瞧瞧，怎么火办……”
这时—群“容克88”敌机轰炸完了之后正从我们的头顶飞过，援缓地拐向另一个地方。
“有的轰炸机甚至没有歼击机的卫护就它来了，这群畜生真是为所欲为，像在自己家里—样……”
我们有好长时间默默地注视着天空中这群缓缓飞行的黑色的讨厌的又是如此肆无忌惮和自信的黄翼飞机；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在他身边已有十几个烟头了，眼睛只注视着—点——飞机隐没的地方。
伊戈尔坐着拿石子投掷离他不远的一个罐头盒子，石子落在旁边，怎么也投不进去。他好像足全神贯注地干这件事。
突然，他站了起来。
“不，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再不能继续前进了，我知道，不会继续前进了。”
他走开了。
不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能说出的一切。
不可能……
有过1917年，还有过1918年和1919年，要知道，那时候的情况更糟。伤寒病、经济崩溃、饥饿。“马克沁”重机枪和3英寸口径的野炮———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全部武器。可是，我们还是摆脱出来了，后来我们建起了第聂伯水电站。还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城以及现在我们要炸掉的这个工厂。
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时此只是淡淡一笑。我知道，这笑是勉强的。在谈到这一点时，他总是把我们当作小孩子看待。他笑着说什么当时已经是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了，那时不仅我们精疲力竭，而且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士兵也不愿意再打仗了。还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说法。
有一次他说：“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俄罗斯人永远是这样战斗的。但是我们成功的机会仍然不大。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否则我们将被掐死，将被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辗死。”
奇迹……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在我们附近开过去一队士兵。我当时在电话机旁值班，出来吸烟。他们边走边唱歌，小声地、压着嗓门。我甚至没有看见他们，只听见他们在柏油路上走的步子。他们小声地甚至带点忧伤地唱着关于第聂伯河和仙鹤的歌曲。
我走近些：战士们正在路旁槐树下被踩过的草地上休息，烟卷的火光时而闪现，在树林后面传来年轻人的小声的谈话声： “不，瓦西……你别说了……你那里也找不到比我们的更好的地方了。真的，土地真正肥沃得像黄油。”他的嘴巴甚至持别地吧嗒一下。“庄稼——都高出你的头啦……”
城市在燃烧，红色的反光在工厂的墙上跳跃。不远的地方传来冲锋枪的哒哒声，时密时疏，天空中升起了照明弹。前景未卜，死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并没有看见说这话的人。有人大声喊道：“准备出发！”于是大家都动了起来，军用饭盒碰得叮当作响。他们走了，踏着缓慢而沉重的军人步伐走了，走向那未知的，在地图上军官们用红十字标出的地方。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倾听着慢慢地走远的战士们的脚步声，后来脚步声完全消失了。
有一些事情的细节你将一辈子也忘不掉。这些很小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不仅记得，而且就像吸进和渗入到你的内心，在那里萌发，生长成某种巨大而重要的东西，并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全部本质都吸收进来，变成一种象征。
我记得一个阵亡的战士，他仰面躺着，胳膊伸开，嘴唇上还粘着一个烟头，烟头很小，还在冒烟。这是我在战前和战后所看到的最可怕的事了，比城市被毁、开膛破肚和四肢被断更可怕。伸开的胳膊和嘴上的烟头。一分钟前还活着、有思维，有想望，现在—一却死了。
在这歌颂肥沃得像黄油—样的土地、长得比你的头还高的庄稼的简单词句的歌谣中含蕴着某种东西……我不知道管这种东西叫什么。托尔斯泰管它叫爱国主义的潜能。可能这是最正确的定语。可能这就是格奥尔基·阿基莫维奇所期望的奇迹，比德寇的组织性和坦克及其黑十字更为有力的奇迹。
我现在看着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他个子小，肝火旺，穿着发亮的上衣，佝楼着身子坐在台阶上，盘起又瘦又尖的双膝。他那瘦小、苍白的双手青筋凸现，太阳穴上也露出同样的青筋。他的家里大概是很乱的，孩子们使他生气，又同老婆吵架。战前他大概碰到过许多坏事，一切都使他生气。
昨天我亲眼看见一颗炮弹在他旁边爆炸了，最多只离他20步远。他只是稍稍弯了一下身体，又继续寻找断处，把被炸断的地方缠好，然后就在爆炸过的地方又检查了整条地段的电线。
后来他对我说，“您知道吗，这些工厂连结着我的全部生活，我到这里当见习生的时候，人们还拿着经纬仪在这些地方走来走去呢。我是看着热电厂和这些车间建起来的。在安装第6号发电机——您知道吗，从窗口起算第二个——时，我五个夜晚没有睡觉，我非常熟悉它们，熟悉每一台机器的性能和习惯。您知道对我来说，炸悼它们意味着什么吗？您不知道。您是军人，——您不过是可惜工厂罢了，而对我来说……”
他没有说完就去看他的电桥去了。
一个半月以前，我和伊戈尔曾坐在路旁一个多节的粗木头上看着我们的军队撤退，没有前方，只有汽车后撤的道路。人们也是在往什么地方撤离……
这是在一个半月以前的7月份。
现在是9月。我们在这个工厂已经是第10天了。10天来德寇都在轰炸这个城市。既然在轰炸，——就说明城市还是我们的，说明战斗在进行，说明有前方，说明现在的情况比7月份要好。
热电厂附近爆炸了一颗炮弹：午间的炮击开始了。从3点到3点半，时计精确。半小时后就要去修理线路了。瓦列加和谢迪赫带着军用饭盒跑步去取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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