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的一个清晨，戈里德什塔布出现在我们的掩壕里，同他一起来的不少于10位军官。
我们坐在掩壕的台阶上制作赛璐珞烟盒。在工厂的实验室里有好几吨各色各样的赛璐珞和装在很大的药瓶里的漂亮地闪变出五颜六色的梨木香精，因此我们就制作起烟盒来了。锯短、切断、连接、粘合，只有在修理线路和吃饭时才被中断。
“喂，我们要分手啦，”戈里德什塔布说，用手转一转伊戈尔做的小巧玲珑的带活动盖的烟盒。“你们该换班了，217工兵营的工兵们。”
“那我们到哪里去呢？”
“到那边，前线司令部——工程处去。”
这样更好。我们交代了自己的工作，半小时后就走在突击搭成的穿过伏尔加河支流通到岛上的小桥的不牢固的木板上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同格奥尔吉·阿基莫维奇作了吻别，他眨巴着眼睛，紧皱着眉头，用力地握住我的手摇晃着说：
“我会经常想起我们在这个台阶上的谈话，我希望我试图向你们说明的事情水远不会成为现实，战后我们会再见面的。那时您将会对我说：‘喂，是谁对了？’而我将说：‘您’”
他一直把我们送到通向伏尔加河的棕红色陡岸的小道上，并许久地向我们挥动着他那带扣的帽子。
又是一个在我一生中留下了其小小的记忆遗迹、然后消失看来是永远消失了的人。
后来我们就坐在左岸上一只倒翻过来的干裂了的船上，观赏着拖拉机厂冒烟的烟囱。工厂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工作。沙皮罗告诉我们，7月份工厂一昼夜生产了30辆坦克，而8月份甚至达到了50辆，现在主要是忙于修理被打坏了的机器，一部分设备已经运住乌拉尔了，只要能把德寇从有桥和有码头的某些地方赶走，另一部分设备也准备运走。
我们在森林口上一个不大的农舍里过夜，第二天整天我们该去找守林人的房子——这是可以找到前线工程处的一个方向标。
各种指挥部、后勤机关很多，每一块森林和树林里都有，因此要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工程处完全不是那么简单。处处有哨兵、铁丝网和上面写着“此路不通”的小牌子。
傍晚前我们终于找到了。工程处并不是一所房子，房子早就没有了，只是在地图上有一个带斜侧线的黑矩形。工程处由4个窑洞组成，其中的一个窑洞伪装得很好，我们在它周围转了10分钟都没有找到。窑洞里坐着一位少校，他戴一副很厚的无框眼镜，领子则是塑料布缝的。他看了看我们的公函，立即就活跃起来。
“妙极了！简直妙极了！我正不知怎么办呢，朋友们，请坐……不，最好我们到外面去吧，这里连一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原来，在我们来之前，有一位第62军工程队的大尉来过了，——“你们没有碰见吗？”他们缺少团级工程师。今天晚上第
184师要渡河，而早晨敌人轰炸时牺牲了一名工程师和一个排长，作战的师团现在都缺员——中士级代替了团级工程师。后备队里也没有人。花了多少时间去同拖拉机工厂打交道，已经两次讨价还价了。
“简单说……你们大概饿了吧？到我们食堂吃饭去，沿这条小道径直走，吃完饭后再回到这里来，我准备好文件。在这边你们还可以找到师部。”
我们吃了点果泥稀饭回到少校那里。他用很细的女人似的笔迹在信封上签名，优雅地在“Д”字上加了一个卷曲的尾巴。
“那一位是凯尔任采夫？”
“我是。”
“您单独去第184师。我劝你这就去找他们，他们8点将从布尔科夫斯基过河，否则明天您跑遍整个前线也找不到他们的。”他把一个用地形图粘成的信封递给我。
“您设法见见师级工程师，以后就要到团里去了。不过，这一点您比我更清楚。”
其他的人都被派到第62军工兵指挥部去了。
“工兵指挥部在河的那一边，昨天还在班尼峡谷，今天好像又换一个地方了，不过还是在这个地区的什么地方，你们去找一找。”
“那么第184师就再不要工兵了吗？”伊戈尔问道，“您说过，那里损失了一个排长。”
少校透过厚厚的眼镜看了看伊戈尔，他的眼睛似乎变得像鸟眼一样又大又圆。
“您是上尉，我们是把您作为工程师派去的。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工程师，”他用铅笔搔搔自己的鼻梁，补充说，“顺便说一句，对你们大家来说，除派到第184师去的那位同志外，在这里等—等是有好处的。今晚第62军就有人来拿铁铲，你们就跟他们走。现在你们可以在山杨树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我们到山杨树下去了。
“你走着去吗？”伊戈尔问我。
“到交通调度员那里再说。”
“我送你去。”
我同沙皮罗、卞高尼斯及萨莫伊连科告别。谢迪赫把我的手久久捏在他的粗糙的手心里。
“我们还会见面的，中尉同志。”
“一定的。”像往常分别时那样，我强作欢快地回答道。我多么愿意把他留在我们的排里啊。
几分钟后他又追上我们。
“把我的烟盒带上，您的烟盒还没有做好，我这个烟盒很好，是双层的。”
他把一个黄色透明的烟盒塞到我的手里。这个烟盒很大，我怀疑我的口袋能否装得下它——它准能装半磅的烟叶。他再一次握了我的手，然后握瓦列加的手，然后又握我的手。
我们默默地走到交通调度员跟前。
“第184师还没有过去。不久前刚过了一个工兵营，然后是汽车。”交通调度员说道。这个调度员年纪不轻了，留着稀疏的棕红色的胡子、竖着两只满是灰尘的大耳朵。
我们坐在一个被打坏了的汽车身上吸烟。太阳已经落山了，但天还很亮。西边，在斯大林格勒上空，天空泛红，很难说出这是什么原因——是由于落日呢还是由于大火。3条黑烟柱在空中缓慢地回荡，下端很细很浓，黑得像烟子，升得越高，它们就散得越大，在最高处便同一股又浓又长的乌云融为一体了。这片乌云一动不动地平挂在上面，尽管有许多新的烟雾加入，但它并没有变长变粗。瞧，已经有两个多礼拜了，它依然是那样平稳、呆板地悬在燃烧着的城市的上空。
在黑色的背景上，周围都是金黄色的山杨树林，它们挺拨、细微。沿路的汽车络绎不绝。有的车停下来，打听去第62军的路，或去渔村的路，然后又继续往前开。道路很宽，四通八达，路面上被车轮印满了菱形和三角形。很难辨清那里是路界，该往那里拐。以前竖立的路标本来应该竖在路旁的，有人把它撞倒了，现在翻倒在道中间，写着“斯大林格勒——6公里”的指示牌上的箭头却直指天空。
“通天之路。”瓦列加阴沉地说。原来，他也不乏幽默感，这我以前不知道。
交通岗走了过来。
“瞧，一群飞雁，”他用又脏又粗的手指指天空，“对它们来说，什么战争也没有。有富余的烟草吗？指挥官同志？”
我们给了他烟，并久久地注视着那群南飞雁，它们就像—个工整地绣在天上的三角形，甚至连鹤鸣也能听见。
“真像一群‘容克’轰炸机。”交通调度员说，并吐了一口唾沫，“甚至看见都讨厌。”
看来，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联想的，因此我们都笑了。
“怎么，你们是从哪里来还是要到哪里去呢？”交通调度员问道，他按住我的手接火。
“到那边去。”
他摇摆头，深深地吸了几口烟。
“是啊……那边不大好，怎么说呢……”说完他就走了。
有一些伤员走过去。有的是单个或两个一起走，他们满身尘土，脸色疲倦。有一个伤员坐了下来问道：“有点水喝吗？”
瓦列加从
军用水壶里倒给他牛奶。他喝得很慢很久，牛奶流到了身上。他胸部受了伤，透过破军衣可以看见其长满黑毛的瘦骨嶙峋的胸脯上的沾满血污的肮脏的绷带。
“喂，前线那边怎么样？”
“糟透了，”他无精打采地答道，吃力地用肮脏的沾满血污的手擦一擦干裂的嘴唇。他的眼睛也像他全身一样是灰色的，除了极度疲倦外，再也没有什么了。
“敌人攻得很凶吗？”
“在那边，你头都抬不起来。”
他想站起来，但是咳嗽起来了，嘴唇上出现了玫瑰色的泡沫，于是又坐下去，很因难地喘着气。他的喉咙里或者胸腔里什么东西呼哧呼哧地响。
“人太少……所以很糟糕……”
“现在城里有什么人？是他们还是我们？”
“不知道，城市在那里呢……一直在燃烧……从早晨到现在都在轰炸……孩子，再给我一点水喝。”
他有气无力地勉强把嘴唇贴在水壶口上，于是他的嘴角上便流出一道细细的带血的玫瑰色的牛奶。后来他就站起来走了，艰难地拖着双腿，拄着一根多节的弯曲的拐杖。
有3个骑马的人来到交通调度员跟前。我派瓦列加去打听—下，他们是不是我们所要找的那个师的人。他走过去抓住缰绳问了问，便返回来。
“他们说，第184师径直到渡口去了。他们不是这个师的人，但看见过这个师的战士。”
骑马的人纵马走了，扬起一阵灰尘。
“那么，我走了。”伊戈尔说。
“好吧，你走吧！”我答道，把手伸给他。
“我不说再见，”伊戈尔说。
“我也是。”我们彼此摇摇手。
“祝你健康，瓦列加，你要好好照看中尉。”
“一定……没有说的。”
“好吧，我走了。”
“祝一切顺利，伊戈列克。”
“对了……你的铅笔刀好像落我这里了。”
“是吗？”
“昨天我拿来切面包，”说着便在口袋里摸索，“这不是吗，掉到衬布里面去了。”
伊戈尔把刀子递过去，——这是瓦列加的战利品，是用左林格钢制作的很精致的小刀，带有两个刀刃、一个螺旋拨塞钻、一个锥子、一个起子和一大串神秘的工具。
“好，现在全了，祝你健康。”
他转身走了，像平时那样，迈着很随便的懒洋洋的步子，把帽子推到脑后，双手插在口袋里。
难道我永远不能见到他了吗？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