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渡口，像往常一样，总有一些难于理解的事情。马匹、板车、带前车的大炮和在黑暗中倒退的车辆，还有就是人，最多的是人——相互谩骂、拥挤、抢东西，这个撞倒了那个；有的忘记了箱子，有的人在寻找某某斯捷岑科。他们都在等汽艇，都在埋怨：早就该来了，怎么还没有来。
两个师——第184师和好像是第29师都要立即同时登船。
在这一片慌乱中，我得找到师工程师或师指挥官或参谋长，把文件交上去，等待下一步的指示。大概不会有任何的指示了，人人都忙得晕头转向：大炮要运过去，弹药、马匹也要运过去，人员也不能丢下。总之，见鬼，你既然知道这里忙乱，还到这里来干吗呢。
我找到一位工程师，但不是我所要找的人，找到一个团长，也不是这个师的。
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袖子。
“听着，朋友，有手电吗？”
“请照一下路，否则脚要摔断的。他们给了我地图，但天这么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只看到一个穿着棉袄的高大的身影，胸前斜挂着一支冲锋枪。
“我们爬到船下面去，只要二分钟……真的。”
船下面的地方很窄，有一股朽木的气味。我打着手电，手电的光很弱——电池快完了。原来，这个人的脸又圆又大，两只眼睛的距离很宽，厚嘴唇。领子上有一个军衔标志的横杠。他好不容易才把纸包着、橡皮筋扎紧的地图从图囊里抽出来。
‘瞧，怎么能弄清楚呢，”他用肮脏的手指甲在地图上不规则的红色三角形上点了点。“这也叫地图！白方块代表工厂。从这里能看出什么问题呢！”他莫名其妙地骂了很久，“我们师应该换班了。他们曾经说过，在渡口将有代表要来，可是一个人也没有。现在怎么去找城里的这个三角形呢。他们的——师的指挥所，并没有标出来，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问他是属于那个师的人。原来，他就是第184师第1147团的一个营长。
“你们今天是牺牲了一个工程师吗？”
“是的，我们的齐盖克牺牲了。怎么啦？”
“我是被派来代替他的。”
“是吗？……”圆脸的上尉甚至感到惊讶，“多好啊。跟我们一齐来吧。我现在是 然一身。政治委员在医疗所，而参谋长则晚上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从船下面爬出来。
“等一等，我去查看一下马匹，否则那些队长……”
他走了，消失在人群和叫声中。我寻找瓦列加。他将就地在一堆箱子旁边躺着，安稳地睡觉，双脚盘起，以免让人踩着。他有一种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睡觉的惊人本领。我坐在他身旁。从河边轻轻地吹来一阵轻松的安抚人的凉风，散发着鱼和石油的气味。附近传来马蹄的踏步声和马具的叮当声。在很远的什么地方，有人还在寻找斯捷岑科。
城市在燃烧，甚至不止城市，视力所能及的整个河岸都在燃烧。这不是大火，而是比大火更厉害的东西，大概，原始森林才是这样燃烧的——一烧就是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十几百公里地燃烧，满天泛红、黑烟滚滚。燃烧着的城市的剪影宛如用锯子锯出来的，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红色：黑色的城市和红色的天空。伏尔加河也是红色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个意念——“真像血”。
几乎看不见火焰，只有在下游的一个地方能看到短短的跳动的火舌。我们的对面，被瓦斯烧瘪了的油桶像被揉皱了的纸做的圆筒，从里面吐出火焰来，——在由灰红色的烟雾酿成的浓重、缓慢地腾起的神奇云彩中，一股巨大的日洱脱落了、消失了。
孩提时，我喜欢翻看一本1914年战争时期的英语旧杂志，它无头无尾，却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张大张的全幅图画：战壕里的英国兵、进攻、滔天的白浪、驱逐舰相撞的海战，可笑的像格子架一样在空中翱翔的“勃莱里奥”式、“法尔芒”式和“陶比”式飞机。真叫人爱不释手。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中间两幅很大的再现卢万城被德寇轰炸后燃起大火的图画，它可怕得简直令人发抖。这里有烈焰，有像棉絮一样的滚滚浓烟，有疲于奔命的人们，有倒塌了的房屋，有射上不祥天空的探照灯。总之一句话，它使我惊讶和折服得几乎无力把这一页翻过去。我曾无数次地重画这张图画，用彩色铅笔颜料、小粉笔在上面添了各种颜色，然后把它们挂在墙上。
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更雄伟的东西了。
现在我就想起这张画。它画得真好，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股螺旋上升的滚滚浓烟。但我突然完全明白了，艺术是多么无力，多么无能，无论什么样的烟团、什么样的滔天火焰和不祥的反射都不能传达出我现在坐在岸上面对燃烧的斯大林格勒时所经历到的感受。
对岸进行着战斗。机枪和冲锋枪的串串火光覆盖了河岸本身。难道德寇逼近河边了吗？长长的几梭子弹飞过伏尔加河，在我们这一边消失了。
从我们背后什么地方发射了“卡秋莎”炮，我们看过这种武器、当时有8门炮从我们这里经过。通红的炮弹从容不迫地飞过去，在远处的火光反照下发颤的天空中，一个接着一个地落在对岸的什么地方。看不到爆炸，只看见火光．然后听到爆炸声。
有人在我旁边吐唾沫，并满意地哼了几声。只是在此刻我才发现，战士们就在我旁边伸开四肢，躺着睡觉。
“你给骟马钉上马掌没有？”有人问。
“钉上了。而你呢？”
“毛茛马钉了，而黑马只钉了两个前掌，它负了点伤，怎么也不肯钉。”
营长气喘吁吁地走回来。
“渡口那边简直要叫你发疯，真的，你会老5岁。”他边说边大声 鼻涕。“将军到了那边。他明确地说：现在我们过渡，然后是第29师。刚刚离开码头，他们就把自己的箱子乱堆乱放了。看见吗，炮兵过去了，而弹药却还留在这一边。有谁妨碍他们呢？而我却要搬运每一门炮的炮弹。天哪，又是这鬼玩艺儿。”
营长又不见了。听见他在骂什么人，然后又回来了。
“算了，这都是小事。无论如何我们要渡到对岸去。重要的是，那边……”
原来，团部接到命令：2点整以前要渡过河，4点整以前要到达对岸的“梅季兹”区——玛玛耶夫土岗上接替现在几乎已经不存在的那个师。现在已经１点了，却还没有一个营渡过去。目前对岸只有工兵、侦察兵和参谋部的作战小组，团长和参谋长好像也在那边。主要的是，要把配给营的第45炮队和第72炮队的全部炮兵在黎明前运到前线去直接参战。
“好。”我说，“你给我两个连和几个哨兵，你自己带一个连把炮兵运过去。你们一个连还有多少人？”
“100人。”
“不少，就这样说定了。你只消把准确的地名告诉我就行了。”
“瞧，就是地图上的那个该死的三角形。坦率地说，我看，那里什么也没有．那个师现在不会超过一百人，他们在对岸已经战斗了两星期了。”
他又跑出去骂什么人了。他的嗓门如此之高，大概连对岸都听得见他的骂声。
快艇正开过来。快艇很小很矮，它好象故意要藏在水里，不让人家看见似的。拖轮拖着一只带有很长的桨的笨重的驳船。
快艇许久都靠不了岸，向后倒退，噗噗冒气，旋转着溅出水花。终于把搭板放下了。长长一列伤兵小心地一个一个地走出来。伤兵很多，先是能行走的伤兵，然后是担架上的伤兵，他们被送到一块丛林里。汽车的喇叭在鸣响。
然后大家往舱上装箱子，把大炮拖进去，马匹则沿着搭板下船，一匹马落了水，又被捞起来牵上了船。一切都出乎意料地安静和有条不紊，甚至听不到我们营长的声音。
我们开船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们背后原来是一片稠密的不定型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块由山杨树编织成的薄薄的花边。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站着，有个人直对着我的脸吐气，一股大蒜的气味。机器在我们的脚下发出沉闷的嘟嘟声。瓦列加倚靠在晾着军大衣的栏杆上，凝视着燃烧的城市。
“毕竟是个大城市，”我身后的一个人说道，“像莫斯科—样。”
“不大，但很长。”一种孩子般的声音纠正说，“有50公里长。战前我到过这里。”
“50公里？”
“丝毫不差。
“啊哈！”
“‘啊哈’什么？”
“要许多部队才能守住它。要10个师，甚至15个师。”
“你难道以为这里没有那么多人吗？每夜都派人过来。”
快艇环绕着一个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的尖沙滩航行。在我们的头顶上一颗炮弹呼啸着掠过去，落在我们身后的水中。
“德寇不喜欢我们来，所以想把我们扔进伏尔加河里去。”
那个用孩子般的声音说话的人笑道：
“德寇想干什么呢？当然想把我们扔进水里：俄国佬咕嘟咕嘟。”说着他又笑了。
“德国鬼子想干的事很多，”第三个人开始说话了，从声音判断，他是一位中年以上的人。“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后退了……我们已经退到了终点，退到国土的最边缘了，再退还要退到哪里去呢……”
听见有人在拍谁的大衣。
“对了，大叔。这才是我们要说的话，一个海员要说的话，自己再不想去洗澡了，水太凉了……对吗？”
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极力想把头转过来，但大困难了——四面八方都挤着我。我只能从眼角里看到别人的脸的一部分或者一只耳朵。我们终于靠岸了。
快艇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着实靠岸。我们干脆跳进又浊又冷的水里。
—些箱子被拖到岸上。整个岸上都堆放着箱子。脚下的铁链和绳子乱成一团。伤员们坐在箱子上，有的干脆坐在地上，彼此靠在一起，闷闷不乐，默不作声。
河岸是平坦的、沙质的。再下去便是高高的几乎是垂直的陡岸。在这一切的上面则是弥漫着烟雾的红色天空。枪炮声很近，好像就在背后。天气变凉了，我穿上了军大衣。
营长(原来他姓克里宪佐夫)正向一个不按规定搬动大炮的人叫喊：“喂，你干吗把炮架向前推呢？你有脑子没有，傻呵呵的……”
战士们拍打着水过河，挂在胸前和背后的机枪和迫击炮左右摆动着。他们准备在岸上集中。自然他们也要抽抽烟。克里宪佐夫跑到我的跟前来，他的声音完全嘶哑了。
“你带领第四和第五连，走吧！我要卸炮，随后就来……只是你得派联络员来，免得我到处找你。我这里有个西多尔科，他什么都能找到。你去向五连连长法尔贝尔要。”于是，他拉住我的大衣衣襟，把我拉得近些，低声说：“听说。那个师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啦，你要想法找到我们的侦察兵。他们在那边的一个什么地方……我还没到的时候不要作战。”他把水壶塞给我：“拿着，路上喝口酒。提提神。”
伏特卡酒烫烫喉咙很舒服，就像—股暖流流通全身。
两个连长开始集合队伍。一个姓法尔贝尔，又高又瘦，有点驼背，穿着齐膝的短大衣，戴着眼镜，看样子是知识分子出身，他用的是“知道吗”、“说实在的”、“我倾向于认为”一类的词。另一位姓彼得罗夫，消瘦、瀛弱，完全是个孩子。这一点使我不大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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