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们调换阵地。我急于在12点以前，月亮出来之前结束全部工作。但是，德寇把两个棚子烧着了——我们整个地段都被照得像白天一样。这就把我们的调换工作整整拖了一夜。桥下面的机枪连续不断地射击。我感到这些机枪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它将切割我们所有的交通线。拂晓时那里还出现了大炮，而我却无力还击，弹药只够白天用。因此，我只好在连部迫击炮的掩护下转移。第82炮队没有炮弹，我去向团里的炮队请求支援，但他们的炮弹也吃紧，整个一夜只发炮3次。
这是很糟糕的地段。它被很高的铁路路基切断，铁路又沿着土丘的山脚蜿蜒，上面停满了车厢。从左翼几乎看不到右翼，只看到峡谷的顶端部分。没有任何的战壕、堑沟，给我们让出地方的第一营的战士们躲在一些洼地和弹坑里，靠各种废铁堆来掩护自己。在路基的另一面总算有一些类似战壕的窑洞，但是却没有任何连接通道。
是的，这不是五金制品工厂，在那里几乎不用弯腰就可以从一头跑到另一头。
对于一般的营来说地段本身并不大，大约是600米，但我们总共只有36人。原来是400人，现在剩下36人。而且这该死的路基又把地段切成了不等量的两块，土丘的右翼比左翼要长两倍。而我们的两个连都是18人，实际是两个班，加上两个连长和3个排长(机枪手和迫击炮手不计在内)。瞧，没有交通通道怎么去指挥他们呢。白天，战士都是与大家没有联系的单独的作战单位。整个地段全部都在德寇的射程之内。
我要寻找安置指挥所的地方，那怕是临时性的也好，以便装上电话。到处是废铁，被烧光的棚子，没有一个地下室。瓦列加救了我们，他在路基下面找到一个掩盖得很好的钢骨水泥做的大管子。但是它已经被一些炮兵占据了。
一个又瘦又高的中尉，撅着几撮孤零零的小胡子。他一看见我，便显出一种敌视的态度：“我不能放你进来——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这里已经有5个人了，而你还要把整个指挥所搬进来。”
不过我不想搞什么外交谈判。我下令把电话安上，让高级副官打报告。炮兵们在咒骂，不愿意挪动一下自己的箱子，他们说要向炮队的消防队首长控诉。
“就控诉去吧！安电话，伙计们，总之……没有我的命令，不要移动。”
通讯兵有这句话就够了。他们拉起线，直接把电话安在石板地上，并开始呼叫他们的“勿忘草”和“郁金香”。
高级副官哈尔拉莫夫是个近视眼。他肯定又把自己最需要的公文夹丢了，在脚下到处翻找，妨碍着所有的人。
“大概是拉在旧指挥所里了。”他自言自语地唠叨着，不知所措地四面张望。
这个人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总是忘记东西——这是他一个奇怪的特点。自从我相他认识以来，他已经丢过军大衣、3个钢盔和自己的钱夹子，至于铅笔、钢笔之类就不在话下了。
各连连长在5点钟到了。
“喂，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代替阵亡了的被得罗夫的第四连连长卡尔纳乌莫夫耸耸宽阔的肩膀。
“凑合安排了。机枪还好办，只是战士……无论如何还得对付一个白天，天已经亮了，晚上还得挖战壕。在像目前这样的战壕里是坚持不了很久的。”
卡尔纳乌莫夫的声音有些低沉，说话不大利索，也许是在选择字眼吧。总的说来，我还是喜欢他的。
他是10天前到我们这里来的，身材高大，行动有点笨拙，灰色的眼睛，鼻梁上两撮浓眉接在一起。他肩上背着一个背包，弯着腰很吃力地从又矮又窄的门里出来。
我们当时正吃午饭，招呼他吃点土豆汤和面包干，他谢绝了，只要喝水。他高兴地喝了一大杯差不多十多升的水，然后擦擦嘴，笑一笑。
“我大概把你们存的水全喝掉了。”
然后他问他的连在什么地方。
“您先坐下来歇一会儿。”
他又微微一笑，好像是表示道歉似的，用手掌擦一擦他湿透了的脑门，脑门上留下了帽子的一道红印。
“我在医院里休息整整一个月了，体重甚至增加了3公斤。但在路上不发烟叶，你们自己也知道，没有烟抽是什么滋味……”
哈尔拉莫夫递给他烟。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动作卷了一支烟，然后便默默地抽起姻来。
作为初次相识，我问了他几个平常的问题。他镇定而简洁地作了回答，一面在角落里自己的背包上坐下来。然后他又站起来，眼睛在四处寻找丢烟头的地方，但没有找到适合放烟头的烟灰缸，便把它扔到门后去了。
“喂，谁来给我领路呢？”
晚上，我收到了他写的很准确的报告，附有每一挺机枪的射击图和敌人火器的布局图。
第二天他从德寇手里夺回了我们前天失去的一段堑沟。这次我们只损失了一人。晚上我到他的掩蔽所时，他已不像在前线的那个模样了，而是一身整洁。一个搁板上放着一面镜子、刮脸刀和牙刷，他坐着，膝盖上放着一个小本，正在写什么东西。
“给家里写信，是吗？”
“不，一点小事……”他有点儿不好意思，低着头，并打算站起来，急忙地把小本塞进口袋里。
“大概是在写诗，”我在想，再也没有问他。
这个晚上他的连偷到了德寇的一挺机枪和6箱子弹。战士们说，机枪是他去扛的，但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只是微微一笑，避开我的眼睛，他说这全是虚构，他从不允许自己干这事，而且连长一般是不出去夺枪的。
他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有点驼背，没有刮脸。我知道他和我一样，现在最想要的是睡觉。不过他还得伸出舌尖，坐着绘自己阵地的示意图或者是跑去检查一下，班长把晚饭送来了没有。
五连连长法尔贝尔坐在装子弹的空箱子的一端——他精疲力倦，像平时一样没精打采，老是望着一个地方，厚厚的近视眼镜闪着亮光。他的眼睛由于缺乏睡眠而肿了，本来就很消瘦的面颊现在陷得更深了。
我至今还没有摸透他。他给我的印象是：好像对世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身材细高有点驼背，左肩比右肩高，像大多数棕黄色头发的人一样，脸色白得有点病态，而且高度近视。他几乎不跟任何人交谈。战前他是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这是我从他的证件上知道的，他从来没有说过。
有几次我试图引他谈谈过去、现在和将来，尽力拨动他，唤起他一些回忆，他却心不在焉地听着，有时答上一两句，不肯多说，好像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不能触动他，不能挂住他。我从来没见他微笑过，甚至也不知道他的牙齿是什么样子。
在他的身上，好奇感和恐惧感一样，干脆萎缩了。有一回，还是在五金制品厂的时候，我在一个堑壕里碰到他，他穿着短到膝盖以上的军大衣，靠胸墙站着，背对着敌人，漫不经心地用鞋尖在堑壕的崩塌了的侧壁上挖土，在不远的地方射出了两三颗子弹，而他却继续在挖土。
“您在这里干什么，法尔贝尔？”
他慢吞吞地、好像不大乐意地转过身来，他的眼睛——眉毛单调无色，眼脸沉重而有点浮肿－询问似地盯着我。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要知道，你在这里，德寇两颗子弹就把你报销了。”
“也许……”他平静地表示同意，并蹲下去了。
很难说他不整洁，他经常刮脸，他的领子也总是干干净净的，但是，看来这只是出于习惯和教养，他并不注意自己的外表，他的军大衣比他的身材要小两号，扣带拖在肩胛骨下面，脚上缠着绑腿，帽顶开了缝，没有领章。
有一次我对他说：“您该把领章缝上，法尔贝尔。”
他和平常一样，惊讶地看着我。
“是为了显得更威风些吗？”
“佩带等级标志不过是军队的规定。”
他默默地站起来走了。第二天我发现在他军大衣领子上有两个用白线缝上的歪歪斜斜的领章。
“您的通讯员不行，法尔贝尔，缝领章都缝不好。”
“我没有通讯员，是我自己缝的。”
“为什么没有通讯员呢？”
“这里只有18个人，而不是150个人。”
“那么让一个人兼做您的通讯员好了。”
“不是一种多余的奢侈吗？”
“并不是多余的，也不是奢侈。您是连长。”
他并不反驳我。他从来不反驳人，也不生气。但是，至今他还是没有通讯员。
他是一个古怪的人。我同他在一起总感到有点不自然。所以，我从来不挽留他。你接受了命令，就去完成吧，再见。他也默不作声，颟颟 的，眼睛朝一旁看，听完，点点头，或者说一声“尽力做”，就离开了。
现在他也是这样坐着，驼着背，漠不关心的样子，从很短的袖子里露出一双苍白的瘦骨嶙峋的手。他用手指敲打着桌子。
“您记住，法尔贝尔，”我对他说，“您的地段不算重要，不要指望炮兵对你们有特别的帮助，一切要靠机枪解决问题，不要迷恋正面的火力，除了哒哒哒的枪声外，什么都没有用。”
他默默地点点头。他的手指单调无聊地、不停地敲打着桌子。
在院子里，透过缝隙可以看到，天已经完全亮了。我打发连长们走了，便给指挥部打电话，告诉他们换防已经结束，接收新兵的文件由通讯员送去。
炮兵们同意我们进驻了。在大管子的另一头，打电话的人大声呼喊着自己的坐标。看样子，我们的大炮很快就要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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