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把所有在前沿阵地上闲着的人都派去运地雷。真不错，我们有板车。有板车我们在夜里也仍旧可以把地雷拉到土堤上，当然要冒点险，但还是可以做到。从那里再用手搬，就不那么困难了。
到10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运来将近300颗地雷了，堆在大管子旁边。这时工兵也来了——四个战士和一个中士，那个大胡子就是加尔库沙。
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磕瓜子，偶尔说几句话。看起来他们很疲倦了。
“我们在地道里抡了一整天的镐头，明天早层还要去刨，脊背和胳膊都麻木了。”
加尔库沙伸出手来——这手又硬又粗糙，就像是长满茧子的犄角。
战土们默默地磕着瓜子，精神集中地、严肃地凝视着一个地方。
当第四连告诉他们已经运了一百颗地雷时，加尔库沙站起来，抖一抖膝盖上的瓜子皮。
“喂，怎么样，趁月亮还没有出来，我们走吧，谁给我们带路？”
我们攀着灌木丛和刺人的干草下到前沿阵地上。相隔二三米距离的一个个战壕正好分布在斜坡中间。
是那位傻瓜想出的？为什么不把它们安排在后面或上面隔１２米远的距离？这样射击好一些，交通方便一些，德寇也更不容易爬过来。战士们在黑夜里挖战壕虽然看不见，但却听得见铁铲的叮当声。
“你们在这里挖什么鬼呀，卡尔纳乌霍夫？要知道，在这里敌人什么都听得见。”
我不由地恼怒起来。当你感到不仅别人，而且自己也有过失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我甚至忘记了，在这里说话都只能小声说。
卡尔纳乌霍夫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后来我才知道，是排长倡议开始挖的：“战士们冻坏了，为了使大家暖和些，我这才吩咐战士们挖战壕。”
我立即命令战士们往上移，让他们在那边挖。这些掩壕反正一钱不值，还要派两三个战士在这里守着。
战士们一边喘气，一边小声地骂娘，抱着铁铲、拿着袋子和军大衣往上爬……
“这也配称领导……”
这是在说我。但我装着没有听见。可幸的是，没有月亮，不然会葬送大半人马……
我们再往下去，斜坡很陡，坚实的、已开始上冻的粘土在脚下撒落。每个工兵都背着装有20颗地雷的口袋。在峡谷顶上的德寇岗哨时而射击几枪，不过子弹飞得很高，在我们的头上嚓嚓响。这是爆破弹。
碰上泥泞了。看来是一条小河，但好久没有下雨了，脚下发出泥泞的吧唧吧唧的声音。一颗照明弹升起来，我们啪地一声卧倒，脸、手和肚子都贴在又粘又冷的稀泥上，斜着眼从胳膊肘下面注视着耀眼的发颤的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慢慢地移动。
“喂，我们到哪里去呢？”
中士靠在我的肩上，直对着我的耳朵呼气。一阵亮光之后，周围黑得什么也看不见，甚至脸孔也看不清，只闻到一种暖和的带瓜子味的气息。
“照明弹升起的时候，你朝左边看……”由于紧张，我的声音有点发颤了，“你会看见一个大铁桶，你就从那里开始……右边50米处……分3行……像棋盘一样……照我们原来说的做。”
好不容易交代了这些话，几乎其中的每一个词都要费好大劲才能吐出来。
加尔库沙没有答话，爬到一边去了。我这只是听见声音，没有看见。一分钟后，我的脸又感到了他的气息。
“中尉同志……”
“什么？”
“我要往高处移一点，不然水冻了，就……”
又升起—颗照明弹。加尔库沙直接压在我的身上。我把脸埋在土里，尽量屏住呼吸，嘴、鼻子、耳朵都是水和污泥。
照明弹灭了。我抬起头对他说：“好。”
我对雷场已放心了。
我用袖子擦了擦脸。
工兵的工作总是危险的。黑暗、泥泞、30步之外就是德寇。而自己的人却在上面什么地方……而且要给每颗地雷挖个坑，安上“穆夫”——一种像钉子一样尖的带簧的雷管，检查以后放在坑里，再掩上土伪装起来。任何时候都要当心德寇爬过来，并且要在泥泞里滚来滚去。每一颗照明弹升起来的时候，都不能动一动。
听得见战士们正小心地把地雷从口袋里倒出来。
我看，一小时内可以做完。
我现在趁记忆清楚的时候，就要把雷场的记录卡和报告卡做好。以后每天晚上都得做这种文职工作，一共3份，并且要一份方位角图相连侧示意图，加之没有表格——一切都要亲手来做。
我爬上山去，有两三次差一点跌倒了，什么也看不见，漆黑—团。大家的手都被一种带刺的灌木丛刺伤了。
战士们默默地挖战壕，只听见铁铲挖土的声音。有—个人就在我的旁边，但在黑暗中看不见。他像一匹执拗的马一样，用沙哑的声音小声地咒骂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土。
“那怕给营里两把十字镐也好。这也叫做铁铲，只能用它来切黄油。”
十字镐呀……十字镐……到那里去弄到十字镐呢！只要给我20把十字镐，我什么代价都愿意！我觉得，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幻想得到十字镐那样幻想过什么东西。而这种十字镐在莫罗佐夫斯克车站却到处扔着，堆成山，人们对它们不屑一顾，大家要的是伏特加酒和黄油。
这样就是——个月也挖不完。
午夜之后，一轮斜照的橙黄色的月亮从伏尔加河那边爬上来，窥视着峡谷。半小时后，那边已经不能再工作了。他们只有4个人，却要埋100颗地雷……
月亮越爬越高，逐渐地变成黄色，后来又变成白色。它对—切毫不在意。我觉得，它今天比平时升高得更快，好像急于要到什么地方去，或者是出来迟了，并且好象故意要和你作对：德寇那一边是阴影，我们这一边则越来越亮。阴影的最后残余好像不愿意似地慢吞吞地退去，把灌木丛一个—个地留下，紧贴着谷底，消失了。
有人在找我。是一种年轻人的几乎是孩子的声音。好像是卡尔纳乌霍夫的通讯员。
“你们看见中尉、营长没有？”
“找谁？是带双筒望远镜的人吗？”有人从下面，大概是从掩壕里回答。
“不，没有带双筒望远镜，营长，我找营长，他戴—顶蓝色军帽。”
“啊，戴蓝色军帽……你早就该说戴蓝色军帽，而你只说营长，谁能在一天中把所有的长官都记住呢？”
“那么，他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一个人温和地回答，“他没有来过，真的，我不知道。”
“你真是蠢货。”
“也许费先科知道……费先科，可是费先科……”
我朝着通话的方向走去。从另一个掩壕里来的费先科也同样温和地不着不急地回答说：“有军官来过，是一位连长，他说我的战壕挖得不对
谁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呢……”
“谁找我？”
“这是您吗，中尉同志？”一个又瘦又小的人在我面前笔直地站着。
“是我……别着急，卧倒。”
他蹲下来。
“喂，有什么事？”
“指挥部来电话，要您立刻去。”
“我？立刻去？是谁打的电话？”
“不知道……会不会是那位上校？”
那位上校，哪里出来一位上校？我一点也不明白。
“说要立刻去，3分钟之内就……”
还没走到卡尔纳乌霍夫的窑洞，就碰见了瓦列加，他拼命地跑，气喘吁吁。
“上校在等着你。可能是师长……带着勋章……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些人……哈尔拉莫夫和一个少尉，那里被搞得很乱，他们在骂人……”
老是这个哈尔拉莫夫，该死的。他要死缠住我，也配称高级副官——参谋长……他应该到厨房去而不是在参谋部工作。
德寇突然开火了。我们足足有15分钟紧贴着地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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