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兵在天黑之前来到。他们穿海魂衫、短呢衣，戴水兵帽——一切都合符规定。背上挂的是带弹匣的德国冲锋枪。
丘马克行举手礼报告：我们来到，听候您的指挥。他前发下面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自从我们上次发生小冲突后就没有见过面，他们被召回岸上去了。
我们的谈话严格按公事进行——任务、期限、出发地点。这一切我不说他也已经知道。之所以还要说，是因为需要这样说。而且，一般说来，我和他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他也丝毫不掩饰这一点。口气是冷淡的、干巴巴的，毫无表情的，和我相遇的眼神也是腻烦的，几乎带有一种嘲讽的意味。他的3个人，也和他一样，留着额发，扣子不扣，双手插在衣裳里。他们站在一边。看着我们，嘴上粘着烟头。
“伪装衣带来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我正好还有4套。”
“用不着。”
“喝点酒吗？”
“我们喝自己的酒，不喜欢别人的。”
“那就听便吧。”
“可以为我们的健康干一杯吗？”
“谢谢。”
“不用谢。”
于是，他们就到卡尔纳乌霍夫那里去了。而当我到那里时，他们又已经走了。
地下室里很挤，连转身的地方部没有。政治处来的两个代表，一个来自师参谋部，一个是团的联络部主任。他们都是观察员。我知道他们是必需来的，但是他们却使我失去平静。他们几乎全都不停地吸烟。在重大任务之前总是这样的。师参谋部的代表是——个大尉，他一面往铅笔上吐唾液，一面在本子里记什么东西。
“您仔细考虑了战役的进程吗？”他问道，一面抬起了没有颜色的眼睛。他那长长的向前突出的牙齿盖住了下唇。
“是的，详细考虑了。”
“指挥部对这一战役是很重视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您的两翼怎么样？”
“什么两翼？”
“当您向前挺进的时候，两翼如何配合？”
“没有任何配合。比邻的营将支持我们。我们的人不够。我们是去冒险。”
“这不好。”
“当然是不好。”
他在本子里记了点什么。
“您采用什么措施呢？”
“我采用的不是措施，而是一小群人，１４个人去冲锋。”
“14个人？”
“是的，就地的14个人。总共是28个人。”
“要是我处在你的位置，我就不这样做……”
他看了看自己的本子。
我一直看着他的牙齿。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些牙齿是否在什么时候能够被包上，或者是永远这样露着。
我慢慢地从衣袋里掏出纸烟盒。
“当您处在我的位置上时，您再按您喜欢做的那样去做吧，目前请您允许我按我的判断行事。”
他把嘴唇紧闭到牙齿所能允许的程度。两个政治处来的人低着脑袋，努力地在其战地笔记本里记自己的东西。他们是明理的人，知道现在提问题是不合适的，因此默默地只做自己的事情。
没有人再说什么。
时间恼人地过得很慢。参谋部每分钟都有电话来，询问侦察兵回来了没有。大尉便打电话问卡尔纳乌霍夫，卡尔纳乌霍夫则镇静地、偶尔还微笑着给我递个眼色，详尽地回答一切：战士们的装备情况，他们有几个手榴弹，每人带多少子弹。他有一种惊人的耐心。而大尉则把一切都记下来。
现在我好像要请他们都离开这里了。他们可以在营指挥部待—会儿。总而言之，他们在这里已经没有事了，他们需要知道的，已经知道了，也检查过了，他们要观察战斗进程，那么离开这里也可以观察。
现在是9点１刻、我开始有点着急了。侦察兵该回来了。从前沿阵地回来的战士说，他们早就离开了，现在什么也听不见。德寇在发射照明弹、像平时一样放枪。不像是知道或发觉了他们的样子。
我走到外面去。
漆黑漆黑的夜。在“红十月”工厂后面很远的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在燃烧。几根被烧毁的桁架变得越来越黑了，就像是用墨汁描画出来的几条细长的黑影。对岸，一门孤炮在啸叫——发一颗炮弹，停—会儿，再发—颗炮弹，再停一会儿，好像要留心倾听一下似的。机枪在扫射，照明弹不断升起，不知为什么今天的照明弹是黄色的，可能德寇的白色照明弹已经用完了。空气中有一种烧焦的木头和煤油的气味。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着一列燃料车，白天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一股细细的油流不断地从油槽车上被打穿的子弹孔里流出来。战士们每夜都跑到这里来给油灯加油呢。
我从童年就养成的老习惯——喜欢在天空中寻找熟悉的星应。猎户星座是4颗明亮的星和带状的3颗较小的星，还有—颗非常小的几乎是看不见的星，其中有一颗叫参宿四，记不清是那一颗了。在什么地方有一颗应该是毕宿五，但也忘记了在什么地方。
有人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跳起来。
“你在想什么呢，营长？”
在黑暗中我好容易才认出了卡尔纳乌霍夫的高大身躯。
“噢……没有想什么，我在看星星。”
他没有答话。我们站着。看着那闪烁的星星。从什么地方，一般地是从被遗忘的下意识里隐约地出现了一些思想——想到了永恒，想到了宇宙，想到了现在仍存在的和已经毁灭了的诸世界。这些世界迄今还是由漆黑的无穷的空间暗示给我们的。星星熄灭又发亮，而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知道，在这个漆黑的10月的夜晚，一颗存在了几百万年的星体熄灭了，或者是一颗新的同样是几百万年之后人们才会知道的星体诞生了。
“在西伯利亚已经下雪了。”卡尔纳乌霍夫说道。
“可能。”我答道。
“而且卖冻奶，成块成块的，对吗？”
“而在符拉季沃斯托克还洗海水澡呢。”
“听说，那里的海是冷的。”
“冷，也仍旧有人洗澡。”
在伏尔加河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微微可以听到“玉米机”的嗡嗡声。是我们的吗？而侦察兵却仍然没有回来。我们细心地倾听着越来越近的声音。它好像在右边的什么地方飞行，接近了，然后又飞远了。不是我们的。在拖拉机厂那边很远的地方有沉闷的爆炸声。德寇的探照灯不安地在空中搜索，时而扩大，时而缩小，熄灭了又射出来。
我们站着看探照灯，看一串串在空中变得弯弯曲曲的红黄绿3色的德寇的高射炮，看慢慢地熄灭在峡谷中的信号弹。对于这种景象，我们已经看习惯了，突然停下来，我们倒会觉得不自在，好象缺少点什么似的。
“喂，我们怎么去夺取那土丘呢？”卡尔纳乌霍夫用非常轻的声音问道。
“我们能夺得的。”我回答说。
“我也认为，我们会夺到。”他用手轻轻地按了一下我的肩膀。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尼古拉。”
“我叫尤利。”
“尤利。我的兄弟也叫尤利，是个海员。”
“还活着吗？”
“不知道。原来在塞瓦斯托波尔，在潜水艇上。”
“大概还活着。”我不知为什么这样说。
“大概。”稍停一会儿卡尔纳乌霍夫答道。后来我们就再没有说话了。
高空中一颗星体陨落了。古人说，灵魂上了西天。我们走下去了。在俱乐部里，烟雾弥漫，难于看清人们的脸孔。政治处来的人在那里吃罐头食品，联络处主任靠着墙，聋拉着脑袋在睡觉。大尉挨近煤油灯在看报，看到我们便抬起头来。
“10点差1刻。”
“10点差1刻。”
“侦察兵还没有回来？”
“还没有回来。”
“不好。”
“可能。”
空气不够，油灯几乎不亮了。我用一根英国大头针挑了挑灯芯。我要求所有不直接参加这次战役的人都转移到营指挥所去。
大尉的眼睛变得圆鼓鼓的。他搁下了报纸。“为什么？”
“因为……”
“我请您不要忘记，您是在同上级说话。”
“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我请你们离开这里，没有别的。”
“我妨碍您了吗？”
“是的，妨碍我们。”
“怎么妨碍啦？”
“你们待在这里，你们抽烟。你们看见吗，这里成了什么样子？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感到，我要开始说蠢话了。
“我的职位是在营的观察所，我应该观察您的工作。”
“就是说，您淮备一直跟着我？”
“是的，有这样的打算。”
“那么，您也跟我一起去攻打丘岗？”
有几秒钟的时间他目不转睛地仔细地看着我，然后示威性地站起来，认真地放好报纸，塞进图囊里，转过身来对着我，慢慢地，竭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好吧，我们到别处去谈。”
于是他从掩体里走出来。路上他的包被钉子挂住了，很久解不下来。从政治处来的人笑起来。他们快要吃完自己的罐头。我并不是和他们过不去。但我不能只把大尉一个人赶出去。他们理解地笑了笑，说一声“祝您成功”，也离开了。
地下室一下子变得宽松多了，可以把腿伸直，而不用老是蹲着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大尉说到我去攻打丘岗的事。我自己并没有打算参加进攻。早晨我同少校的谈话中还提到这一点。他给我看了《红星报》的社论《指战员在战斗中的地位》。这篇社论谴责了亲自带自己的分队去冲锋的指挥员。指挥员应该看到和驾驭全局，站在第一排里，他什么也看不见。这，看来是对的。
但是现在，在同大尉的谈话中，关于丘岗的这番话却好像是自己蹦出来的。其实又有谁知道夜里的远距离操纵的战斗会怎么样。联络随时可能中断。那时就像鼹鼠生活在洞里一样——闭目塞听。
表的指针在10点附近联结并停住了。
参谋部又来电话询问侦察员回来没有。是后勤部助理、战役值班柯罗勃科夫来的电话。只要是他值班，就不会有任何的安静：“请报告一下情况，瓜子够不够？要不要来点黄瓜？”瓜子——这是子弹(黑色的是步枪子弹，白色的是冲锋枪子弹)，黄瓜——就是地雷。
正当我把话筒交给通讯员的时候，掩壕里出现了丘马克的脑袋，在丘马克后面还有一些人。他们—身污泥，气喘吁吁。满脸汗水。一下子把掩壕塞满了。
我什么也没有问，等着他们说话。
丘马克没有说话，蹒跚地走到桌子边．坐在箱子上，大口大口地从水壶里喝水，不急不忙地抹抹嘴，擦擦脑门和脖子，从衣袋里调出几包绿色包装的德国卷烟，扔在桌子上。
“请抽烟。”
他把带金边的一支烟塞进他的透明的有机玻璃的烟嘴里。
“您可以开始了，信号旗打开了。”他又向他们侦察兵点点头：“歇着吧。我要到明天早晨才起来。”
我问他：“有地雷吗？”
“只一个地方有，在一门炮身被大炮炸毁了的大炮的对面，稍稍上面一点。”
“很多吗？”
“我没有数。我们除掉了５个。有触须，大概是防步兵的榴霰雷。”
他手里拿着的德国铜制信管在闪闪发光，这个信管是从地雷上卸下来的，有3条导线从上面伸出来。工兵们把这种地雷叫做小胡子。地雷埋在土里，只有触须留在地面上，若是踩着它们，撞针就会撞击雷管，雷管引燃火药——一种引爆药，这时地雷就会蹦出地面，在空中爆炸。榴霰雷里面的小球就从四面飞出。是—种很厉害的地雷。
“所以，大炮的左边你们不要去，而右边——二百米的地方我们探查过了，什么也没有。”
“有很多德国鬼子吗？”
“鬼知道呢……好像不太多……他们在掩蔽部里待着，放留声机，唱我们的《卡秋莎》……”
丘马克在口袋里摸索什么东西。
“您不写诗吗？”
他那带黄圈的黑眼睛在前发下面讥讽地看着我。
“不写，怎么啦？”
“想赠给您一支自来水笔，很好的笔，墨水也是专用里。”
“不，我不写。”
“很遗憾。我还以为您写呢。您的外表像诗人。”
于是他转动一下手中的漂亮的带孔雀花纹的水笔，又插进口袋里去了。
“我们在那里打死了一个放哨的德寇。”
我打电话给参谋部，通知他们侦察兵回来了。瓦列加建议喝点酒，我不大想喝，但终于也喝了100克。丘马克讥讽地笑一笑。
“让士兵们提提神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便出去找冲锋枪。卡尔纳乌霍夫也在准备。丘马克咬着烟嘴。
“很远吗？”
“不，不太远。”
“如果要到土丘去，我不赞成。这里更舒适一些。”
我叫醒了联络部主任。他也没有走。他眨巴着惺忪的睡眼，什么也不明白。
“你代替我在这里指挥。我走了。”
“哪里去？”
“去那边。”
“好的……”
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什么也没有懂。
“你和我们的参谋长哈尔拉莫夫一起主持这里的工作。若是看见情况不好，你们就开火。”
他站起来，急忙地用拳头擦眼睛。
“好的……好的……”
我几乎不认识他，只是在鲍罗金那里开会时见过他一次。听说他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是上尉，在科学院念完过什么课程
。
瓦列加也想去，但他大概不必要去。他扭伤了腿，已经3天瘸着腿走路。
“怎么能这样呢……”他那圆圆的突前额下的不满意的黑眼睛困惑不解地望着我。
我把弹匣装进冲锋枪里。
“路上可能要吃点东西吧？有罐头焖肉，您连早饭也没有认真吃。我去开罐头。”
不、我不想吃，等回来时再吃。他还是给我的袋里塞一大片面包和一块脂油，并用报纸包好。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也是给我塞些早点在路上吃，不过那时带的是法国式的白面包和对半切开的面包圈，并且是抹上了黄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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