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
炮击开始了。团里的短筒小炮从前线正面射击。师部的炮稍大一点——从河岸的陡坡上射击，它们被安置在铁炉子和一张破床之间。网下拖着扬起长长炮架尾的大型炮则从对面、从伏尔加河后面射击。重型的203毫米口径炮也开了炮。这种炮要拖拉机来驮，炮身和炮架都分开。从对面过来发薪响的财会主任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好动的、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拉扎尔(团里大家都这样称他)，他说，对岸的大炮多得很，每一丛灌木下面都有一门大炮。
德寇像原来一样喜欢用迫击炮，从歼击机上发炮，攻击渡口。炮轰后，伏尔加河里被震死的鱼的银白色的鱼肚许久都在闪闪发光。
飞机嗡嗡响——白天是德寇的飞机，晚上是我们的“玉米机”。当然，德冠也有了夜航的飞机，现在晚上已完全无法分辨，我们的飞机在什么地方，敌机又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断地挖坑、埋地雷、写长篇报告：“一个晚上挖了多少射击战壕，多少堑沟，多少迫击炮阵地、掩蔽所和地雷场；在这一时期内损失多少，破坏情况如何等等……”
我们在岸上开了个小作坊，两个有病的工兵转动圆筒，制作布鲁诺螺旋线——一种用带刺铁丝做的介乎手风琴和气球之间的东西，然后由师部工兵把它们铺在战壕前面的前沿阵地上。每天晚上都过来工兵营第二连的一个排。我们负责埋地雷并指导第二线。所谓的“二流子”——裁缝匠、理发师、图案装饰家和尚未得到武器的火焰放射手等都在第二线工作。布雷的事当然是由加尔库沙和第二分队指挥阿格尼夫采夫去干。阿格尼夫采夫是位精力充沛、善于执行任务的人，但由于他待人粗暴而不受战士们的喜欢。
利萨戈尔还像原来那样，工作积极，喜欢骂人。他总是有一些团长交给他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时而是建造被服供应仓库，时而是盖武器作坊、还有别的什么工作。他像个酒桶，身上总有一股酒味，不过，总的说来，他还能保持分寸。
白天我们休息，用船上用的填隙料装修我们的掩蔽所。第一批星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集中铁铲和镐头，出发上前沿阵地。大火已不那么多了。照明弹给我们照亮道路。
工作之后我们就抽抽马哈烟，到什里亚耶夫和卡尔纳乌霍夫那里坐一坐。我们更多是到第二营去，在窄小的烧得很暖和的掩蔽所里，我们咒骂军人的生活，羡幕后方的生活；有时下下棋，卡尔纳乌霍夫经常赢我，我是一个臭棋手。
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开始回家。清晨已经有些凉意了，至10点钟，霜还没有消失，掩蔽所里已经准备好了茶，还有昨晚剩下的罐头和僻僻啪啪地响的小炉子。
在汇报的语言里，所有这一切的总和就称作：“我们的部队同敌人进行了火力的战斗，巩固了自己的阵地。“残酷的”和“沉重的”这些字眼已经有10天没有在报告里出现了。尽管德寇还像以前一样从早到晚都在轰炸和扫射，并且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发动进攻，但是已经没有以前的那股狂热劲和自信心了，也越来越少地在我们头上撤落大堆大堆敦促我们投降、要我们抛弃对从北方来的朱可夫的希望的传单了。
11月份，早晨的冰冻开始越来越严厉了。现在冬季的服装也已经发给我们，有护耳皮帽，棉袄，棉裤，绒线包脚布，毛皮手套——分绒毛的和兔毛的。听说，最近几天内还要发毡靴和毛皮背心。我们把星章从船形帽上摘下来转别在灰色护耳皮帽上，向冬天的生活方式过渡，不再到伏尔加河去洗澡了，并开始数着——到春天还有多少日子。
乌斯季诺夫以其源源不断的文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块块小纸片叠得整整齐齐，封上，在右上角一定写着“绝密”和“凯尔任采夫亲启”的字样。这些纸片坚持不断地以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时而向我索取未送足的材料，时而催交迟到的汇报，时而要求必须为冬季条件下的雷场做好准备——在信管上涂上油，把伪装得不好的地雷漆上白颜色。
这些纸片是由乌斯季诺夫的通讯员——一个快乐、麻脸、翘鼻子的工兵送来的。他总是在进门之前用年轻的洪亮的声音减道：“开门，中尉同志！早邮到了。”
他与瓦列加相处很好，他们蹲在门口抽许多的烟，议论自己的和别人的指挥官。
“我那位老是在写，没完没了的写，”从门外传来通讯员的声音，“一起床立即拿起笔，我看，他连厕所都不上。他很怕地雷，吩咐用原木做成挡板放在门口，而厕所则用铁轨盖上。”
“我这位可不是这样，他不喜欢写东西。”瓦列加用低沉的声音说，“他老骂你那位送来的便条大多。不过，你若是给他书的话，他会全部读完。喝菜汤的时候，他还用一只眼睛看书或看报。他是很有学问的人。”
嗬，我那位更喜欢书，”通讯员有点抱屈地说，“看见吗，他桌子上堆着多少书啊？有一本书，我亲自看过，有5百页，字很小很小，不戴眼镜你就看不清楚。”
“你那位常到前沿阵地去吗？”瓦列加突然问道。
“他哪能去呢。他已经很老了，而且夜里什么也看不见。”
瓦列加得意地缄默着。通讯员拿到我的报告后就走了。
丘马克经常来看我们。他就住在我们旁边，只离10步远。他带纸牌来，我们兴致勃勃地玩起了“百分”。我和利萨戈尔常去他那里——听留声机。
财务主任拉扎尔经常从对岸过来，住在我们这里。瓦列加在两张单人床之间铺上军大衣安置他睡觉，他自己则睡在炉子旁边。拉扎尔给我们讲述左岸上的各种新闻，他说，正计划撤销我们的编制，不是调往列宁斯克，就是调到西伯利亚。我们知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不会撤到任何地方去的。但我们装出相信他们的样子，因为相信比怀疑更愉快一些。我们还做了去克拉斯诺乌芬斯克或托木斯克过和平生活的计划。
有一次，一架德寇的“梅塞施米特”歼击机掉在我们团的阵地上。不知是谁击落的。不过在3个营的晚间报告中得到了明确：“我们营的分队用步枪和机枪的准确火力击落一架敌机”。它落在肉类加工厂的附近。虽然有敌人的射击和指挥官们的呵斥，人们还是像朝圣似地围拢过来。飞机击落半小时后，丘马克便带回来一只迷人的小表，表针是夜光的，表蒙子是有机玻璃的。一周之后，大家都夸耀加尔库沙制作的透明的大烟嘴，大家不断地向他定货，就连有了3个烟斗而且从不吸卷烟的少校，也定做了一个特别的带金属圈的烟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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