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机枪几乎一下子把我们都撂倒了。在我旁边一起奔跑的一个战士好像立即倒了下去，直挺挺地两手向前伸开。我迅速地跳进一个新的还散发着火药昧的弹坑里。有人从我身上跳过去，泥土落下来，也跌倒了，两脚快速地乱蹬，爬到旁边去。子弹从地面上嗖嗖飞过去，打在沙土上，发出尖叫声。迫击炮弹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爆炸了。
我侧身躺着，缩成一团，膝头项到下巴了。我右手握着手枪，手枪粘上了许多沙子。昨晚瓦列加给它上了油，早晨我忘了把油擦掉。
已经没有人喊“乌啦”了。
什里亚耶夫在哪里呢？我们几乎是同时跑出战壕的。我绊了一下，左手抓住了地上竖着的铁块，后来我在前面靠有一点看见了他的军大衣，大衣上有很大一块黄色补丁，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德寇的机枪在不停地扫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机枪手成扇形地转动着机枪，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
我竭力地紧紧贴在地上，弹坑相当大，但左肩膀我觉得仍然露在外面。我用双手刨土，被炸过的土很松软，很容易刨，不过这只是上面一层，下面却是粘土，我像狗一样，发疯似地刨土。
轰隆一声！一颗炮弹爆炸，一片土落到我的身上。
轰隆一声！第二颗炮弹爆炸，然后是第三颗，第四颗。我闭住眼睛，停止了刨土。大既是德寇发现了我在刨上。
我屏住呼吸躺着。旁边有人呻吟。唉呦——唉呦……只听见唉呦——呦……什么也没有，均匀、单调、千篇一律。我不知道这样躺了多少时间。我不敢动一下，满嘴是土，牙齿吱吱响，周围也全是土，除了土，什么也看不见。上面是灰色的像粉末一样的土，下面是粘土——一堆一堆的干裂的红褐色的土，没有草，也没有树枝，什么也没有只有尘灰和枯土。哪怕能看到一条虫也好。如果把头转过来，就可以看到天空。天空同样是单调、灰色、阴沉沉的。大概，就要下雨或者下雪了。多半是要下雪了，我的脚趾头有点冻了。
机枪转为一阵一阵地射击，但仍然射得很低，就打在地面上。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我还能安然无恙，既没有被打死，也没有受伤。离机枪50米处爬动——是必死无疑的。首先跑出来的是什里亚耶夫、卡尔纳乌霍夫、先杰茨基和我，还有一个排长，他是新来的。我只记得在他帽子下面露出一绺白头发。不知为什么没看见法尔贝尔。
显然，我当时刚跑不远就躺倒了。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使我躺倒的，忽然好像周围一片空虚，起先有很多人，一下子便一个人也没有了。也许是一种本能，我感到可怕的孤独，不过我已经记不得我当时是不是害怕，甚至也记不得我是怎么样和为什么会落在这个弹坑里的。
由于躺得不舒服，我的右脚抽筋了，先是小腿肚子，后来是脚掌，再后是膝盖以上直到大腿的跟腱接连地抽起来。我转向另一侧，试图把脚伸直，但没有地方，我怕把脚伸在弹壕外面，就用手掌按摩它，动弹一下脚趾，但是小腿肚子却没法按摩，皮靴筒碍事。
受伤的人还在呻吟，不停地呻吟，不过声音变弱了。
德寇的炮火已转向防御阵地的深处，爆炸声已远远地落在背后了。子弹也飞得很高。他们已决定不理会我们了。我将帽子轻轻地举到弹坑上空，他们也不朝它开枪，再举高一点，还是没有开枪。我用一只手支着身体，用一只眼窥看，德寇近在咫尺，用石块可以扔到放在战壕前面的拒马上。机枪正好在我对面——可以看得见枪眼里的黑纹路。
我在朝德寇的一方用土筑成一个小围墙。这样我可以看见周围和后面，而别人却看不见我。
离我们的战壕比离德寇的战壕还要远，有30米，甚至更多。有人弯着身正沿战壕跑过去，只看见帽耳在上面晃动，然后不见了。原来在我身旁跑过去的那个战士正和我并排躺着，两手伸开，脸朝着我，眼睛张开，好像在用耳朵贴着地面倾听什么。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又有另一个人，只看得见他脚上穿着呢缄裹腿和黄色皮靴。
我数了一下，共有14具尸体，有几具大概是早晨进攻时留下的，其中我没看见什里亚耶夫，也没有卡尔纳乌霍夫，要是有的话，我会一下子认出他们的。周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弹坑，在一个弹坑里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后来又消失了。
那个受伤的战士仍旧在呻吟，他就躺在离我几步远的掸坑里，伏着，脑袋朝着我，帽子扔在一旁，带波浪形的黑头发，好像很熟悉。他胳膊弯着，紧压住身体，在爬，爬得很慢很慢，头没有抬起来，用一个肘在爬，拖着一双无力的腿，并且一直在呻吟，声音已经非常微弱了。
我一直看着他，不知怎样去帮助他，我连自己的急救包也没有带。
他已经爬到我的旁边了，伸手可以够得着他。
“来，到这里来，”我小声说，把手伸过去。
他抬了一下头，又大又黑的眼睛已经蒙上了一层垂死的混浊。哈尔拉莫夫……我以前的参谋长……他看着我却已不认得我，脸上没有任何的痛苦，只有一种神智不清的呆板表情。脑门、脸颊、牙齿全是土、嘴微微张开，嘴唇苍白。
“来，到这边来——””
他用肘部支在土上，爬到了弹坑的边缘，便倒了下去，脸埋在土里。我双手伸进他的腋下，把他拖进我的弹壕里来。他全身像没有骨头似地软棉棉的，脑袋往前耷拉着。两条腿已完全不能动了。
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安顿下来。两个人在一个弹坑里很挤，只好把他的腿搁在我的腿上。他躺着，脑袋朝后，看着天空，呼吸很困难很迟缓，上衣和裤子的前半部都被血浸透了。我解开他的腰带，掀起他的衬衣，在肚子右边看见了两个整整齐齐的小孔。我知道他就要死了。
他向我转过头来，嘴唇微微颤动，想说点什么。我只听得出：“中尉同志……中尉同志……”我觉得，他还是认出了我。于是他又垂下了脑袋，便再也抬不起来。他死的时候非常安详，只是停止了呼吸。
我将他的眼睛合上，用帽子盖上他那严肃的立即伸长了的脸。
天开始下雪了，开始时是一种似雪非雪的微粒，然后是鹅毛大雪，周围的一切——土地、躺着的人、胸墙一下子都变成了白色。我的手脚开始冻了，耳朵也冻了。我把领子往上拉。
德寇在射击，我们的部队在还击。子弹时时在头顶上嗖嗖飞过去。
我们就这样躺着——我和哈尔拉莫夫——他的身体己经凉了、僵硬了。雪落在他手上也不融化。我的表不走了。无法断定我们已躺了多久。我的手脚麻木了，又开始抽筋。我能这样躺多少时间呢？也许，干脆起来，跑回去，30米远——最多5秒钟，等机枪手醒悟过来，我已经跑到了。今天早晨就曾跑回来13个人。
旁边一个弹坑里有人在翻身。在白色的正在融化的雪堆中，一顶有护耳的灰色帽子在抖动．很快地露出了一个头，不见了，又露出来，然后忽然从弹坑里跳出一个人，奔跑起来，双手贴在腰边，弯着身子，腿抬得很高，跑得很快很快。
他跑了四分之三的路程，离战壕只有七八米远了，却被机枪打中，他继续走了几步便一头栽在前面。他躺在离我们的战壕只有三步远的地方。有一段时间还可以看见雪上面的灰色的军大衣，后来就变成白色了。雪还一直下着……
后来又有3个人跑，3个人几乎是同时跑，一个穿着短棉袄，他大概把大衣扔了，以便跑得快些，他几乎跑到了胸墙跟前，却被打死了。第二个只离他几步远，也被打死了。第三个则成功地跳进了战壕。德寇的机枪还朝这个战士躲藏的地方不断地射击。
我用鞋后跟把弹坑往深里挖，现在可以伸腿了，再为哈尔拉莫夫的腿挖一个凹处，他的腿已经僵直，膝头弯不过来，我硬把它们塞了进去。现在我们并排躺着，可以伸展全身了。我侧着身，他则仰着。他就像睡着了，帽子扣在脸上挡雪。
这一工作使我变得暖和一些了。为了不看见哈尔拉莫夫，我把身体侧到左边去。为了股骨有地方搁，我又挖了一些土——这样就躺得更舒服些。现在很好了。但愿我们的远程炮别朝德寇的前沿阵地开火，并且能抽点烟就好了……哪怕只抽三口也好。我把烟忘在什里亚耶夫的掩蔽所里了，只有火柴还在口袋里咯咯作响。
我非常想睡觉，身下的雪在融化，灰色的尘土变成了烂泥，膝部已经湿了，脑袋也很冷，我把哈尔拉莫夫的帽子取下来，用一块手帕盖住他的脸，然后又擦一擦手枪——这是为了不致于睡着。手枪里只有4颗子弹，后备弹夹也没有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大概已过了12点了吧，而只有到6点天才会黑下来，还要躺6个小时。6个小时——太长了。
我把帽子的护耳放下来，闭上眼睛。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睡不着，总觉得哈尔拉莫夫在我的背后微微颤动。我想起来了，要把他的证件取下来，不过这很费劲，这些证件放在他的后裤兜里。我记得他交党费时，是从后兜里掏出他的候补党员党证的。我折腾了好久，哈尔拉莫夫变得非常重，简直就像长在地上了。但终于还是把东西取出来了。在一个摺得整整齐齐、用别针别住的小漆布包里有一张候补党证，两封信，一张被墨水洇了的差不多完全腐烂了的证明书和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是分开包着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哈尔拉莫夫是这样仔细的人，他在我们的参谋部里却总是东落西丢的。
我细细地看看照片，一张是哈尔拉莫夫与一个女人的合照，女人留着长长的卷发，一双大眼睛，大概是他的妻子。她双手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像父亲一样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另一张照片上照的也是这个女人，不过是一张单人照，她戴着圆形软帽。第三张是在河岸上照的集体照，大家都在笑，一个小伙子带看吉他。哈尔拉莫夫则穿着短裤俯卧着，远处是田野和一个草垛。在背面写着：“契尔莫佐沃，1939年6月，左边第二人为穆拉”。
我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小包里。用别针别好，放进我的口袋里。
一小块枯土打在我的耳朵上，我哆嗦了一下，又有第二块落在我膝盖旁边。是有人对我扔的。我稍稍抬起头来，看见邻近一个弹坑里，一张高骨颧的未刮过的脸正向我观望。
“老兄，有火柴吗？”
“有。”
“谢天谢地，请扔过来……”
“留一点烟头好吗？”
“好的。”
我把火柴盒扔过去。但差两步没有扔到。该死的东西……弹坑里的人伸出手来，但够不着。我们都眼巴巴地看着火柴盒。两边黑色的小火柴盒落在雪地上，好像是故意取笑我们似的。后来出现了一杆步枪，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弹坑里探出来，顺着雪在移动，伸向火柴盒。这些动作用了很长的时间。火柴盒滑走了，被推到旁边去，老是够不着。步枪的主人由于紧张，甚至张开了嘴，最后终于够着了，脑袋和步枪也消失了。弹坑上空出现了一缕轻烟。
“当心点……”我小声说，但我料他是听不见我说话的。
他足足抽了半个小时的烟，无论如何不少于半个小时。由于烟瘾和羡慕，我的头都发晕了。后来里面装着一些很小的粘满唾液的烟头的火柴盒被扔过来了。我吸了又吸。使劲地吸，把整个嘴唇都烧坏了。
“战士，你有表吗？”我小声问。
“11点3刻。”从弹坑里传来声音。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原以为该是2点或3点钟了，而他却说还不到12点。尤其糟糕的是，又开始炮轰了。谁知道这是我们的火力还是德寇的。炮弹就在我旁边爆炸。每一次炮击１０分或15分钟，然后停顿一会儿，然后又开炮。
要跑出去。还要等6小时！我忍不住了，被打死就被打死吧——人总是有一死的。
从弹坑里又传来了说话声：
“朋友呀……嗳－嗳－嗳……朋友……”
“什么事？”
“我们跑吧。”
他也支持不住了。
“好的。”我回答他说。
我们得略施小计。前面的3个人都是跑到阴暗边被打死了。我们则要在到达我们的战壕之前先趴下，这样在敌人扫射的时候我们就躺着，然后猛地一冲就直接跳进战壕。但愿不要再抽筋。前面的地势很平坦，只有一个不大的弹坑，旁边有个死人。
“喂，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用左腿支着身体，右腿弯曲着，最后看了一眼哈尔拉莫夫，他安详地躺着，双膝弯着，双手放在肚子上。他已经什么也不需要了。
“我们走！”
雪……弹坑……死人……又是雪……我趴下了，几乎立即就哒－哒－哒……我屏住气，哒－哒－哒—我趴着不动，哒－哒－哒……
“没有事吧？”
“没有事。”
我脸朝下伏在雪地里，双手伸出去，左脚在肚皮下，这样容易跳出去。离战壕只有五六步了，我用眼角紧盯着这小块土地。
需要等二三分钟，让机枪手安静下来，现在他已经打不着我们了，我们处在很低的位置上。
我听见有人正沿着战壕走，在谈话，听不清说什么话。
“喂，到时候了。”
“你准备好，”我说，没有把头从雪地里抬起来
“是。”他从右边回答我。
我全身紧张，太阳穴直跳。
“跳！”
我用脚一蹬，三跳就跃进了战壕。
后来我们就在战壕下面的泥沙地里坐了很久，并且笑了，有人给了我一个烟头。
原来已经是5点钟了。战士的表也停了。我们在弹坑里从7点到5点——躺了10个钟头，只是现在才感到肚子非常之饿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埋葬了哈尔拉莫夫、先杰茨基和有一撮白发的排长等几位同志。昨晚卫生兵把他们的遗体从战场上抬回来，却没有找到卡尔纳乌霍夫，听说有人看见他和4个战士冲进了德寇的战壕，看来就在那里牺牲了。
什里亚耶夫是自己爬回来的，他满身是血，无力地悠动着一只胳膊。他好容易翻过了胸墙，爬回来了，立即就失去了知觉。他被送到卫生所去了。我赶到卫生所时，他又在半个钟头前被送到对岸的营卫生所去了。
全营共牺牲了26人，几乎是一半，伤员不计在内。
营由法尔贝尔指挥了。他是所有军官中唯一没有参加这次进攻的人，因为阿勃罗西莫夫当时把他留在身边了。
我们把牺牲的同志安葬在伏尔加河上。
用没有刨过的松木板钉成简单的棺材。铅一样沉重的乌云在头顶上翻动。军大衣被风刮得啪啪地晌。潮湿讨厌的雪直往领子里钻。伏尔加河上漂流着片片冰块——这是秋天的冰凌。
掘好的3个墓穴隐约可见。
在前线，这一切是多么简单：昨天还在，而今天就没有了，明天，也许你也没有了。黄土将以同样沉闷的声响落在你的棺材上，也可能，连棺材也没有。你躺在那里，脸埋在土里，雪把你盖上，一直到战争结束。
伏尔加河上3个小小的红褐色的土维，3顶灰色的帽子、3个木桩。冲锋枪的几声枯燥的枪响——这就是礼炮，仿佛是伏尔加河后面传来的远程炮的回声，静默一分钟，工兵们便拿起铁铲，填好墓地。
这就是一切。我们走了。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超过24岁。卡尔纳乌霍夫虽然25岁，但我们甚至不能安葬他——他的遗体留在德寇那边了。
他还没有向我读完他写的诗，就这样走了。这些诗现在还在我的袋子里，还有他母亲的一封信和柳霞的一张照片。他的诗质朴、明快、纯洁——就像他本人一样。
……你离我这矮小的窑洞是如此遥远
仿佛在另一个宇宙；
我看见你却依然是那么亲近，
仿佛在握着你的手。
我看到幼嫩的桦树的喧嚣，
枝叶的飘动，
借助风力你用发辫把我围上
把我缠住。
我把杰克·伦敦的画像挂在桌子上面的镜子下。他们俩人——伦敦和卡尔纳乌霍夫——甚至有点相像。
我最后一次同卡尔纳乌霍夫说话是在进攻前的3分钟。他蹲在堑壕的一个角落里，给手榴弹装雷管。我问过他什么事——记不得是什么事了，他拾起了头——我一向喜欢的他那在眼睛的最深处的微笑，头一次不见了。他答了话，我就走了，再没有见到他。
我许久地躺着，把脸埋在枕头里。
利萨戈尔回来了，坐在自己的单人床上，盘起腿，鼻孔连连发出喘息声。他没有骂人，默默地抽烟，下巴支在膝盖上。
“听说，要审判阿勃罗西莫夫。”他阴郁地说。
“谁说的？”
“文书拉狄金听到的。”
“好瞎扯的人……”
“是啊，常有这种人，在上级跟前转来转去。”
“怎么，你刚才在参谋部？”
“在参谋部。”
“那边怎么样？”
“没有什么，跟平时一样。阿斯塔菲耶夫在画各种图表，问到我们有多少人。我骗他说，12个人。对待他要十分警惕。墨水一样的灵魂。”
“没有看见少校吗？”
“他离开了一会儿，满面愁容，闷闷不乐，从拉狄金那里取来了牺牲者的名单。”
“唉……现在我真想喝个够……渴极了……”
晚上，在军官食堂里少校叫住我。
“作好明天的准备，工程师。”
我不明白。
“准备什么？”
少校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斗，没有听见。他脸色憔悴、苍白。
“准备什么？”我重复一句。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你要谈一谈……在那边，高地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说完，他拄着拐杖走了。他甚至还有点儿瘸。
我再没有问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团里第一号爱传播是非的人——参谋部的文书拉狄金说，少校和阿勃罗西莫夫被召到师参谋部，在那里待了3个小时，后来阿勃罗西莫夫就锁在自己的俺蔽所里，至今没有露面，午饭和晚饭也退回来了。
“他的通讯员在某给养库溜跶了半天，后来快步跑回掩蔽所——双手捂着口袋。早晨他们就分到了伏特加酒。”
说完他用一只无礼的绿眼睛丢了个眼色。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