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时我迟到了。我来到的时候，少校已经在讲话。第二营的管道是我们这一段最宽敞的地方。里面抽烟的人太多，以致人们的腿都几乎看不清楚。阿勃罗西莫夫坐在墙边，嘴唇紧闭、苍白、干涩，眼睛盯在墙上。
书记阿斯塔菲耶夫在整理文件，把纸张弄得沙沙响，他在纸角上试墨水。坐在他旁边的还有两名侦察队长和一名反坦克连的连长。少校站在桌子旁边。几天来他老了10岁。他时而把茶杯举到嘴边，慢慢地不安地喝几口。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因此管道末端的人听不见。我挤到前面去。
“在战争中不能没有信任，”他说，“单有勇敢是不够的。光有知识也不够，还需要有信任，对同你一起作战的人的信任，无论如何不能没有这种信任……”
管道里很热，他解开了领口。我觉得他解衣钩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我和阿勃罗西莫夫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很长的战斗的道路——奥廖尔、卡斯托尔纳亚、沃罗涅什……在这里我们也待了不少时间了，而且我是相信他的；我知道他年轻，经验不足，也许只能在战争中学习；也知道他可能犯错误，我们谁不犯错误呢，但还是相信他——我是相信过他的，不能不相信自己的参谋长。”
他转过头来，用沉重的目光长久地看着阿勃罗西莫夫。
“我知道，是我的错误。要对人们负责的是我，而不是参谋长。对这一次战役负责的也是我。今天师长大声申斥阿勃罗西莫夫时，我知道，他这是在申斥我。而师长是对的。”少校用一只手理理头发，用疲倦的目光扫视了我们全体一眼，“战争是有牺牲的，因为这是战争，但是，昨天第二营所发生的事——这已经不是战争，而是毁灭。阿勃罗西莫夫己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他取消了我的命令，而且是两次都取消了。早晨他用电话取消了我的命令，然后又亲自驱赶官兵们去进攻。”
“本来是命令进攻储油库……”阿勃罗西莫夫用一种枯燥的呆板的声音插话说，眼睛仍然盯在墙上，“可是他们不肯进攻……”
“你撒谎！”少校用拳头柏了一下桌子，使得茶杯里的勺子发出叮叮声，但他很快控制住自己，从茶杯里喝了一口水，“官兵们要去进攻，但不是按你想要的方式去进攻。他们是用脑子的，作了周密安排，而你干了什么呢？你已经看到了第一次进攻的结果，不过当时是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原指望炮火掩护，应当在敌人明白过来之前就立即给予打击。还是没有成功……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力得多。狡猾得多，我们没有能把敌人的火力点压住。后来我派工程师到第二营去。那边有什里亚耶夫．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从夜里就已经准备好了夺取德寇战壕的一切计划，而且做得很聪明。而你……而阿勃罗西莫夫又干了什么呢？”
阿勃罗酉莫夫的嘴唇开始痉挛。
鲍罗金平时温良和善的脸变得通红，两颊颤抖起来。
“我知道你在那里是怎样叫嚷……怎样挥舞你的手枪的。”
他又从茶杯里喝了一口水。
“在战争中，命令是神圣的。不执行命令就是犯罪。最后的一道命令总是要执行的。他们执行了命令，现在已经躺在我们的战壕前面了。而阿勃罗西莫夫却还在这里坐着。他欺骗了自己的团长，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而官兵却牺牲了。我认为，这一切已经够清楚了。”
少校沉重地坐在凳子上。
阿勃罗西莫夫仍旧那样坐着，双手放在膝头上，眼睛盯着墙。阿斯塔菲耶夫低着头，认真地很快地记录。
还有几个人发言，然后是我。我以后是阿勃罗西莫夫。他说得很简短，他认为，只有集中进攻才可能夺得储油库。这就是一切。而他所要求的就是实现这种进攻。营长怕牺牲人，所以不愿进攻。储油库只有通过进攻才能够占领。所以他没有错，是下面的人对这件事采取了不诚实的态度，他们怯懦了。
“他们怯懦了？……”从管道的深处发出了问话。
大家都转过头来。比周围所有的人都高出一头的笨拙的法尔贝尔挤到桌子跟前来，他穿着一件令人发笑的很短的军大衣。
“您说他们怯懦？什里亚耶夫怯儒？卡尔纳乌霍夫怯懦？您这是说他们吗？”
法尔贝尔气得喘不过气来，眨巴着近视眼。他的眼镜昨天被打碎了，因此眼睛眯缝起来。
“我全都看见了……亲眼看见的……什里亚耶夫是怎样冲出去的，卡尔纳乌霍夫是怎样冲出去的，大家都是怎样冲出去的……我不善于说话……我不久前才了解他们……卡尔纳乌霍夫和其他人……您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勇敢并不等于脱光衣服爬到敌人枪口上去。阿勃罗西莫夫……大尉阿勃罗西莫夫说什么下了进攻的命令。不是进攻，而是占领。什里亚耶夫考虑的是堑壕。那不是怯懦。这是一种战术，是正确的战术。他是要保护人。他保护人，是为了他们能继续作战。现在他们牺牲了。我认为……”他的嗓子沙哑了，找杯子又找不到．他挥挥手说，“我认为，不能让这种人，不能让他们来指挥……”
法尔贝尔找不到词，中断了，满脸通红，再次找杯子，突然愤愤地说：
“是您自己怯懦！您没有去进攻！而且还把我留在你身边。我一切都看见了……”他耸耸肩膀，大衣的小钩挂在旁人的衣服上．挤着路往回走。
我跟着他走出来。他紧靠着管道站住。
“你说得很好。法尔贝尔。”
他震颠了一下。
“好什么，脑子全乱了。你知道吗，我一看见他，就……他若无其事地坐着，还要咬人，不……不……这一切很不对头。”
他沉重地呼吸着。
“我的最后两个老熟人都牺牲了——叶尔马克和彼列维尔泽夫。您不记得他们吗？一个是海员，另一个好像是联合收割机手，难舍难分的朋友，曾在一块儿睡觉，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吃饭。是的，您是认得他们的，其中一个还是魔术师。”
“那位年轻的排长，我忘记了他的姓名。他有一绺灰白的头发。是你们的人吗？”
“卡拉宾？机枪连连长，他完全还是个孩子。在我们这里待了还不到一星期，是从医院里来的。他老是对我们讲，医院里给他们吃碎表米饭。”
“还没有派新军官来吗？”
“第一营和第三营的连长已经派来了，而排里暂时还只有中士。高级副官也还没有。”
“没有副官比较困难。”我同意地说。
不知为什么，现在我对法尔贝尔十分放心，在他的谈吐、他的一般举止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坚强的调子，而这些在过去是没有的。
“什里亚耶夫怎么样？有什么确切的消息吗？”
“好像不是很严重。头骨没有事，胳膊不知怎么样，血流得不多，不过它却像一块破布似地耷拉着。”
“是右手吗？”
“不，是左手。”
“那还算好……”
“他不想离开这里，骂个没完。他说：我反正是要回来的，你们愿意不愿意我都要回来，那怕阿勃罗西莫夫跑到天边．我也要找到他。”
“阿勃罗西莫夫的情况是很不妙的。什里亚耶夫的拳头可是一但愿上帝保佑……”
我们还谈了一会儿。后来法尔贝尔回到管道里去，我就回走了。我再不愿意去听审讯。
瓦列加在小煎锅上煎面包，茶炊在角落里喧闹着。
我扔下靴子和制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您要茶还是咖啡？”瓦列加问道。
“咖啡加的是什么？”
“加的是炼乳。”
“那就来咖啡吧。”
瓦列加在捣咖啡豆。油在小煎锅里咝咝作响。我掏出卡尔纳乌霍夫的诗，又读了一遍。
后来利萨戈尔回来了。他砰地一声打开了门，看了看煎锅。在我旁边停下来。
“怎么样？”我问道。
“罢了官，送惩戒营。”
第二天，阿勃罗西莫夫背着背包离开了，没有向任何人告别。我们再没有谈论他。
以后我再没有看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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