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布尔科夫斯基庄子时已经是傍晚了。师的后方办事处和财务主任拉扎尔就在这个村庄，我在他那很小的简陋的小屋里住了一夜，与老太大，小孩子及几个文书挤在一起。
“喂，后方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和平常一样……”
“你是在列宁斯克住院吗？”
“是在列宁斯克，一个不大好的小医院，不能拿它同我岸上的那个窑洞相比。”
拉扎尔笑一笑。
“我现在已经不认得你的窑洞了——安上了电灯，还有留声机，50张唱片，墙上挂着缴获的德寇的毯子。美极了！”
“你离开很久了吗？”
“昨天刚回来，发了薪俸。”
“德寇还在那里吗？”
“哪里的话！他们已经从玛玛耶夫土岗逃之天天了，现在在多尔基峡谷后面挖了战壕，苟延残喘，没有吃的，也没有弹药，在他们的窑洞里，被啃光的马骨头扔了满地。总之，完蛋了……”
晚上我很久不能入睡，翻来覆去翻身。
早晨，我坐上参谋部的小“嘎斯”继续前进。
我们无须作任何掩蔽就来到伏尔加河，直抵岸边。宽阔的河面上，一片白茫茫，光耀夺目。对岸有一片黑黑的东西，大概是团指挥部。在白色的背景上飘着一面红旗……嗨，时间过得多快呀！前不久，好像是在昨天，就是这伏尔加河，被烟火弄得又黑又红，爆炸声此起彼伏，里面漂浮着各种木板和废物，而今，竖着路标的冰道像一支箭直通到对岸，各种车辆络绎不绝——载重卡车、“威力斯”吉普车、用迷彩伪装的“Ｍ”牌小汽车。很少的几处还有迫击炮轰击过的痕迹，彼此相隔有几百米，而且是旧的痕迹。一位拿着黄旗子的红胡子交通调度员说，已有两个星期没有轰炸渡口了——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我们的车开过团指挥部。
“您的证件。”
“没有证件就不能过去吗？”
“不能，中尉同志，要有纪律。”
原来这样。在崔可夫的司令部周围布着铁丝网，门口的岗哨立正站着。路上撒了沙子，每一个窑洞上面都有番号——很好的黑字体写在专用的小板子上。
一个钉在有条纹的柱子上的路标牌写着：“鲍罗金指挥部——300米”。并用红铅笔加了几个字：“左边第一个小巷”。就是说。他们已经搬家了。左边的小巷看来是个峡谷，那个地方是原来的师参谋部。
我很激动，真是很激动，就像刚回家的人常有的那种心情：从休假或因别的事外出归来时，越接近家，就走得越快，一路上你会留意一切，注意每一件小事，每一桩新鲜事，马路上铺上了柏油，拐角处出现了新的香烟摊子，电车站移到了靠近药铺的地方，26号房子又接高了一层。一切都看到了，注意到了……
在那个值得纪念的9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就是在这里上岸的。瞧，我们就在这条街上拽大炮；瞧，这就是那个白水塔，一个炸弹落在这里，炸死了30名伤兵。这个水塔已经修过了，现在这里有一个冶炼厂，原来这里是一个掩壕，我和瓦列加当时就在这里避过弹。这里也许是被挖过了，一点痕迹也没有了。有人在这里筑了台阶，现在已不用爬坡了，真文明，甚至还有刨平了的扶手栏杆呢。
头顶上空飞过一群我们的“佩特利亚科夫”重型轰炸机，平稳、坚定，就像当年德寇的“亨克尔”歼击机一样，得意洋洋地一架接着一架地俯冲……
“原来这样——真了不起！”
峡谷里空荡荡的，雪地上有—堆德寇的地雷，一桄电线，歪放着一个制作布鲁诺螺旋线的旋床，是我们的车床，我认得，是加尔库沙做的。厕所旁边有20个德寇——满身污秽，没有刮脸，裹着破布和毛巾。他们看见我，便站起来。
“您在找谁，中尉同志？”上面有人问。
一种旋风似的旋转雪向我袭来，几乎把我刮倒。
“您还活着，健康，中尉同志？”
一张快活、菲红的脸，一双孩子似的欢笑眼睛。
“谢迪赫！……没有错！……是谢迪赫！……”
“你是从那里钻出来的……死鬼？！”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容光焕发，从头到脚都显得喜气洋洋，我也喜气洋洋，我们面对面站着，相互握着手摇晃，我觉得我有点儿陶醉了。
“这里一切都乱了，中尉同志，我们驱逐德寇——打得不可开交。我们的指挥所就在峡谷里，大家都在前沿阵地上，我却挂了彩。就把我留在这里，看管俘虏。”
“伊戈尔呢？”
“也活着，健康。”
“谢天谢地。”
“您今天到我们那里去吧，哎哟，他们会很高兴的！……您是从医院里出来的吧，是吗？同志们都告诉我了。”
“是从医院出来，从医院出来。你别转来转去，让我好好瞧瞧你。”
真的，他一点也没有变。不，他毕竞发育成熟了。下巴长出了带刺的细毛，两颊稍稍陷下去，但还是原来那样红润、结实，眼睛也像以前那样快活、淘气，有两条像姑娘一样的卷曲的长睫毛。
“等一等！……你棉袄下面闪闪发亮的东西是什么？”
谢迪赫有点不好意思，又开始抠他手掌上的茧子了——这是他的老习惯。
“嘿，坏蛋……还不肯说呢，把手伸出来，为什么奖励你？”
他的脸更红了。我的手指被他的巨掌压得咯咯作响。
“你现在不会不好意思回集体农庄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还在抠他的手掌。“那件东西……就是我的那个烟盒，您还保存着吗，或者……”
“当然，当然，这不是吗。我们抽支烟吧。”
我拿出烟来。
“有火吗？”
“汉斯①，给中尉拿火来！快点！费尔②，费尔……你们那边叫他们什么呢……”
［注①、②：汉斯、费尔，都是对德国兵的蔑称。］
一个戴角质眼镜的德国鬼子，以前大概是个军官，立即跳起来，打开他的手枪式的打火机。
“请，同志。”
谢迪赫把打火机拿过来。
“得啦，我们自己来吧，”说着，他把火送过来。“哧，他们就像卖破烂的！所有的兜里都塞满了破烂。当了俘虏，赶快拿出一个打火机来。这玩艺儿我有20个……送给你两个？”
“得了，我还有机会，你最好说点什么——4个月，时间不短了。”
“唉，跟您说点什么呢，中尉同志，还是老样子……”他还是给我讲一般的，大家都早已知道的军人的事情，不过听起来还是一样有趣……说到他们埋地雷，几乎把全部敌人消灭了；说到他们在峡谷里躺了一夜，狙击手不让他们行动，他的帽子被打穿了3个孔，然后又在铸造车间被围了二个星期，德寇轰炸他们，没有吃的，更主要的是没有水喝。他曾4次到伏尔加河去打水，后来……后来又去埋地雷，扫地雷，设置布鲁诺螺旋线……
“总之，您自己也是知道的……”他欢快而可爱地笑一笑。
“就是说，你没有丢脸。我知道，你是不会丢脸的。来，我们再抽一支烟，然后我们去找熟人。他们在哪里呢，你知道吗？”
“都在那边……在前沿阵地上，大概在多尔基峡谷后面。我一个人留下了——我的腿瘸了。”
“再没有什么人了？”
“还有您的参谋长，就在那个窑洞里，他受伤了。”
“是阿斯塔菲耶夫吗？”
“真的，我不知道，是一位上尉。”
“你是说在那个窑洞吗？”于是我就朝窑洞走去。
“那么，您晚上来作客，我们等着您，中尉同志，”谢迪赫追赶着喊道，“我什么也不会对伊戈尔·符拉基米罗维奇说。拐弯后第二个掩蔽所，在左边，3个台阶，门上有蓝把手。”
阿斯塔菲耶夫俯卧在床上，把枕头垫在肚子下面，在写东西，旁边凳子上放着电话机。
“乔治！亲爱的！您回来了！”脸上浮现出轻轻的微笑，并伸出他柔软、丰满的手，“您健壮得像头公牛！”
“您已经看见了。”
“我真不走运。部队在驱逐德寇，而我却成了电话员，写报告。”
“那有什么，并不坏，您可以安心地撰写历史了。”
“怎么说好呢……您请坐吧，把电话机放在地上。给我讲讲您的情况，”他想转过身来，但只好皱皱眉头，骂一声，“坐骨神经受了伤，痛极了。”
“战争吗，没有办法。我们的人在哪里呢？”
“他们在城里，乔治，在城里的市中心。第一营正向火车站突进。法尔贝尔刚才来电话说：在磨坊附近把旅馆封锁了．那里住着50个希特勒的党卫军分子，他们不肯投降。您请坐。”
“谢谢，那么什里亚耶夫、利萨戈尔在哪里呢？”
“在那边，都在那边。从早晨就展开进攻了。想抽烟吗？德寇的烟，战利品……”他递过一盒包装得很齐整的雪茄烟。
“我不喜欢抽这种姻，太辣，呛嗓子。这是什么？也是战利品？”他桌子上放着一个闪着珍珠贝光泽的大型键盘式手风琴。
“是战利品，丘马克赠送给什里亚耶夫的，知道吗，那里有多少这祥的手风琴呀。”
“那么，好了，我要走了。”
“您坐一会儿吧，跟我讲讲，后方的情况怎么样？”
“下一次我一定给你讲。现在我要到什里亚耶夫那里去。”阿斯塔菲耶夫笑一笑。
“您害怕捞不到战利品了？”
“正是。”
阿斯塔菲耶夫用肘部稍稍欠起身子。
“乔治，亲爱的……要是碰到照像机的话．得有我的一份。”
“好的。”
“最好是‘莱卡’牌的，您对照像机内行吗？这种照像机有点像我们的‘费德’牌。”
“好吧。”
“纸张……胶卷……那里听说有很多。如果有小表的话，好吗？最好是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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