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不尽的集中营。它们的名目有：前方集中营、集合集中营、过境集中营、编选集中营、特种集中营、惩戒集中营……数不清的露天坟场：多少人被活活埋葬在这些墓穴似的板棚中！寒冷、饥饿和传染病在这里被列为最经济的扼杀手段，犯人死亡率愈高，集中营就管理得愈有成效。
魏斯有时同一些集中营的卫戍长官闲聊，听他们的牢骚怪话和各种议论。牢骚大同小异。集中营管理部门不仅要接收战俘，还要收容并清除“新解放领土”上的多余人口。枪毙的办法太浪费，因为要消耗掉前线所需的大量弹药。可惜只有大型集中营里才安装成批杀人的设备。卫戍长官们对谍报局的来人深表同情：是呀，我们这里很难找到可靠的材料！魏斯感到吃惊的是，这些党卫队尉官甚至记不清替德国人干活的囚犯的面孔，只凭号码区别他们。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近乎麻木的冷漠态度，有时甚至不含恶意，就象对待屠宰场上的牲畜一搭
在集中营看守人员中，常常可以遇到一些衣冠禽兽，他们总是别出心裁地不断创造出种种酷刑来。这种人被称为“着了魔的有用的怪家伙”。然而大规模的屠杀行动还要求具备组织才干和经济才干，具备这方面才于的人比那些虐杀狂更受到器重，因为后者对于有计划的大屠杀这一主要目的起不了多大作用。各集中营的屠杀活动都是在上级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
魏斯向集中营卫戍长官表示体谅和同情，几乎是脱口而出地使用一些这帮家伙常说的可怕字眼。他想赢得他们的好感，多了解一点集中营管理人员在其他方面遇到的困难。他要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集中营内活动的材料。他很注意关于越狱方法的切实有用的情报，想知道集中营里实行怎样的警卫制度，如何防止越狱，如何追捕和搜索逃犯等等。魏斯和他们“谈心”时总是唯唯诺诺，流露出敬佩之意和同情之心，这种“谈心”使他获得了不少马上可以利用的有益情报。
有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党卫队特勤队长卫戍长官对快速大批屠杀囚犯的做法表示疑义。他提到元首论著中关于“辅助性民族”的讲法，说这是指从事奴隶劳役的人。德意志帝国一旦征服全世界，对这种劳役的需求就会大量增加。他意味深长地说，从前根据魏玛宪法总统任期七年，如今希特勒被授予终生国家元首的权力。元首拥有一个真正帝王的无限专制大权；他亲口说过，今后“一千年内德国的生存形式业已确定下来”。元首主宰世界之后，就要动用大量劳力来修建使他流芳千古、规模远远胜过埃及金字塔的宏伟工程。博土还谈到，古罗马非常重视奴隶，倘若杀死别人的奴隶，元老院法庭要罚以重金。
但是有个党卫队少尉反驳博士说：“近期内帝国的奴隶劳力已绰绰有余。仅波兰战俘就向帝国农业部门输送了一百万人。前一时期工业缺少劳力，现在也有了剩余，在德国工厂干活的全是法国战俘。战俘数量太大，不可能也不适宜在德国全部使用，所以成千上万荷兰和比利时战俘被遣返回国了。”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因此，大规模消灭东方民族纯粹是一项卫生措施。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太安全的，因为所有的斯拉夫人都或多或少染上了布尔什维主义不治之症。”
特勤队长博士在营务之暇著书立说。这个时间内营内禁止开枪，因为博士喜欢静静地做他那闭门造车的学问。
魏斯从集中营卡片上摘录的材料以及他积累的其他许多资料，需要有个宽敞的存放处。他预先把这些珍贵材料用棉花裹好，做成细长的香肠形状。有一天他割开一个完好的汽车内胎，把材料塞进去。魏斯觉得这样保存很好，就把内胎粘上，塞进外胎，打满气放入汽车行李舱。他装好的备用轮胎用起来决不会比那四个轮子差。
魏斯在这些极度紧张的日子里累得精疲力竭，但他头脑清醒，思路不乱。奇怪的是，持续的紧张兴奋状态反而有助于他更敏锐地感受外界，更好地分清主次，从别人的言谈中迅速捕捉每一句可能有用的话。然而他体力不济，两眼红肿发痛，指尖酸麻，由于长夜不眠总想打盹，一躺下来就象昏迷过去一样。
他完成了大量工作，例如抄录集中营文件，译成密码；在碎纸片上画出集中营地形图、警卫部队部署图，记下屠杀统计数字，开列看守人员以及英雄和叛徒的名单。他特别注意敌人采用何种方法招募人员。
招募的办法很多。例如，某囚犯本应在惩戒囚室的水泥牢房里罚站几天，但突然被带出去，给他温水淋浴，刮脸，穿上体面的便服，用汽车送到市里某个“快乐之家”。在那里将他灌醉后交给一个女人。天亮后再装进汽车，重新送入惩戒囚室，回到那个阴森可怖的石穴里。几天后盖世太保叫来这个囚犯，要他作出选择：要么处死，要么叛变。
还有更恶毒的手法，比如派进奸细，让他们伪装成反法西斯人士。这里含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赢得好感，了解囚犯们的真面目；第二个目的比较复杂，包括同继骛不驯的犯人交朋友，向他们灌输勿作无谓斗争的思想，并让他们明白，苏联战俘回国后一定会受到惩处。为了更加真实可信，还多决策划奸细越狱，把他们送过前线或派往游击队，让叛徒去诋毁那些在集中营里英勇顽强，忠于祖国，敢于同敌人斗争的人们。
魏斯逐渐学会了识别这种奸细的方法。他首先注意那些在惩戒囚室也能领到较好食物的犯人。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接着又研究了伙食账单。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证据：在各个办公室都查不到上报越狱情况的报告副本和通缉逃犯的命令副本。这种人没有列入逃犯名单，在每月越狱人次统计表内也没有他们。他们的朋友也没有准被处决，因为这些人往在都是“卡波”。
有时一些叛徒企图混入集体越狱，这是受集中营管理当局的指使。众所周知，那些家伙常常去蹲单人四室，岂不是不打自招么！在一本花名册里，德国人以其特有的精确性记录着所有受惩罚囚犯的名字。但在上述诸人的号码后面从不注明惩罚原因。他们虽然常进惩戒囚室，他们的号码却不在应被消灭者之列。魏斯要弄清楚这一切确实不易。庞杂而细致的工作要求他付出大量精力、智慧，要求他头脑灵活、推断迅速，并具有极好的记忆力。魏斯耐心仔细、有条不紊地查阅几百公斤重的文件，心情很不平静。他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他明白，只要有一页摘录落人盖世太保之手而他又不能自圆其说的话，他将遭到怎样的命运。
在敌人火车下埋设地雷、炸毁汽油库、干掉某个希特勒分子要员，这一切都比魏斯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工作更见成效、更有声势和引人注目。
魏斯想起了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想起作者对战地医院的种种描写和对战争龌龊内幕的有力刻划。集中营比那些都可怕得多，因为人们的心灵在这里遭受着闻所未闻、无休无止的磨难。这是魏斯迄今见到的最为可怕的事情，甚至比炮弹炸得稀烂的尸体更使人毛骨惊然。
魏斯精疲力尽，他感到内心涌起一股冷冷的、深沉的憎恨和报仇雪恨的昂奋情绪。正是这种心情使他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果敢自信、斗志昂扬。
他明白，他完成的“文牍”工作比所谓“暴力行动”重要得多。总部一旦收到他搜集的情报，经过参谋部分析研究后，苏联特别行动小组就会准确无误地去对付那些越过前线的叛徒，并且也会在这里，在敌后做好他们应做之事。多少勇敢忠诚的苏联战俘将不致蒙受奸细诬陷的不白之冤！这与拯救人的生命有何两样，而拯救一个人的荣誉，不是更胜于拯救他的生命吗？
假叛徒之嘴诋毁爱国者，这是法西斯分子的一种破坏活动，它所造成的牺牲难道比一个携带炸药的特务要少吗？魏斯正在防止这种破坏活动，可以说，他是在履行肃反工作者最光荣的职责：拯救人，拯救他们的荣誉和清白。
第一枚肃反工作者徽记上镌刻着剑与盾。是的，肃反工作者用惩罚之剑打败敌人，但授予他盾并非用于自卫，而是让他去保护全体苏维埃人。
魏斯的教官，一位捷尔任斯基肃反工作者曾对他说：“盾就是你的共产党员良心。无论什么也比不上共产党员的纯洁良心能保护苏联人免遭灾难。”
是的，魏斯恨不得把他在这里查明的叛徒、变色龙通通消灭，亲手处死。实验集中营的那只“兔子”大概已被矿工结果了，也许无需他亲自动手，他们那里建立了强大的地下组织。查明740014号是何许人，找到这位矿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难道逊色于发现一个叛徒吗？现在魏斯要把矿工的情况报告总部，让他的亲属知道。失踪了的丈夫、父亲是一位值得崇敬的人物，并为他而感到自豪。
又飘起了湿漉漉的小雪。眼前又是被坦克压得支离破碎的路面，城市的废墟，死沉沉、黑乎乎的村庄余烬，布满防御工事的被蹂躏过的土地和尚未掩埋的苏联军人的尸体。
出差结束，车回华沙。
迪特里希抱着图囊打盹，图囊里装着一张拟将招募的战俘的名单和一份由上尉口授、魏斯执笔的呈兰斯道夫的报告。这份报告措辞激烈，调子夸张，适合帝国的文风。
迪特里希对魏斯非常满意，答应把他提升为二级下士。他喜欢魏斯那种迎合人意的谦虚态度，那种地道德国人的勤劳精神，以及向集中营长官索取材料时那副死皮赖脸的倔强劲头。魏斯竭力完成的工作本该是迪特里希亲自去干的。
希特勒说过：“我要培养出世界为之战栗的一代青年。他们个个残忍无情、专横跋扈。智力教育根本不值一提。”迪特里希出身于普鲁士容克世家，这种家庭自古就把强烈的权力欲视为真正德意志性格的特征，并且认为对他们后裔唯一可行的教育是武功教育。
按照迪特里希的看法，应当就地处决投降过来的敌兵以儆戒本国士兵，战俘营是多余点缀之物，想在战俘营中物色可靠谍报人员几乎是办不到的。他瞧不起集中营看守人员，认为这都是些盗窃集中营粮秣以自肥、从不放过任何攫取私利机会的贪恋后方之徒。确实如此，只需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每个集中营里都有规模很大的猪圈。引人注目的还有那些驶近大仓库的卡车：仓库在批发出售死囚遗留下来的一袋袋衣服鞋袜。骨灰则作为肥田粉卖出去。任何细小物件都逃不过集中营管理人员的铁算盘。连死者的金牙也在专门车间里用瓦斯灯熔制成十克重的金片。
但迪特里希对这些毫无兴趣，他不愿自找麻烦，尤其不屑于翻拣集中营的那些脏东西。他自视甚高，但心中明白，没有任劳任怨的二等兵魏斯，他未必能顺利完成这趟差事。
魏斯虽然疲劳过度，两颊凹陷，但同平素一样和蔼可亲，对长官体贴尊敬。他总是笑容可掬，露出洁白的牙齿，逗人喜欢。看得出来，这个二等兵并不傻气，满有主意，而且有一定教养。他对施泰因格里茨死心塌地，每当迪特里希取笑少校的短处，他就流露出不快。迪特里希把这种愚忠视为他父亲非常器重的下属所应具备的优良素质。
魏斯对迪特里希也很满意，认为这一次算是走运，因为这个坏蛋是个不好动的懒虫。上尉把全副重担卸给了魏斯，自己很少过问，几乎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
魏斯不光想到迪特里希，他还怀着厌恶的心情想起了集中营盖世太保机关的那班“朋友们”。这些家伙都是洁瘫，成天为健康担忧，生怕传染上什么疾病。为了防病他们一天淋浴三次，不断用酒精擦手，细心刮去每根腋毛，唯恐长上虱子。他们周身散发着刺鼻的香水气味，站在他们身旁时间稍久就会头疼。
这伙人唱的都是一个调子：人总归要死，我们并不杀害战俘，只不过没有延长他们的生命罢了。其中有些人挖空心思折磨囚犯，倒不是出于暴虐狂，而是怕有心慈手软之嫌，那样可太危险了。于是行刑时他们就站到绞架下摄影，乘机留下个证据，表明自已完全胜任这一类战时最安全的差事。
他们醉心于德国在西方的军事胜利及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军队的溃败，坚信不久就能战胜苏军。他们满以为自己的兽行不会遭到报复，于是到处张扬鼓吹，展示秘密医疗室，指着密封在玻璃瓶里空运到前方医院去的儿童血浆大言不惭。他们把特别囚室称作科学殿堂，在那里有人指导德国的医科大学生不用陈尸室的尸体而用活生生的囚犯作各种手术。
这些盖世太保年龄大多和魏斯相仿，他们领魏斯参观特别囚室，都过来关照他别染上疾病，用喷子朝他喷洒香水，如果没有淋浴，就用罐子里的温水冲洗他的双手。他们把囚犯叫作“畜生”，这个词在他们嘴里不算骂人话，一点没有骂人的意思。他们确实认为战俘是一种人形的畜生，只将它们分为听话不听话，可驯和不可驯两大类。
有时约翰觉得周围的一切在变成一场幻梦，就象疯子的幻觉那样。瞧，他和一些同年龄的人在铺着洁白台布的桌子上玩牌，喝喝啤酒。那些人向他讲述自己的童年和双亲，盼望战争早点结束可以回家。他们有说有笑，拉手风琴，唱歌。后来有个人站起来，遗憾地说他该去值勤了，于是戴上船形帽，脖子上挂好冲锋枪，提起棍子或皮鞭，到集中营毒打、折磨和杀害犯人去了。
而他，亚历山大·别洛夫，还得向这个凶手挥手告别，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记下此人的战地信箱号码以便今后通信，同时惋惜地大声说，这么好的小伙子离开了今天的聚会。
每当魏斯在集中营见到惨遭折磨的苏联人，他心中无形的创伤便裂开了口。这样的创伤愈来愈多，他应当习惯于忍受这时时伴随着他的无法医治的长痛，不能指望痛苦自行消失，要学会安之若素，不让它妨碍自己的事业，要善于控制感情，认识到恢复庐山真面目的时候还不会很快来到，而到了那个时候又该是多么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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