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大尉盖德自由自在地歪在座位上，毫不客气地挤开魏斯，使他紧贴着装甲吉普车那冷冰冰的板壁。穿着电热航空服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又喝上几杯搀了不少白兰地的咖啡，现在盖德心绪随和，倒想跟魏斯聊聊天。
显然，盖德想对这个旅伴说明一下，虽然他的军衔不高—一不过是个骑兵大尉，但他在德国工业界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将军，甚至还高些。确实，象他这样的大资本家说起话来可以有恃无恐，有些话，即使最老牌的纳粹分子说出来都会受到惩处的。
关于卡纳里斯，盖德轻蔑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大名鼎鼎的玛塔·哈里一道搞间谍活动。很可能是他把哈里出卖给法国人，以此摆脱了“第二局”对他设置的圈套。现在卡纳里斯的情况并不令人羡慕，因为希姆莱早晚会吞并掉德国所有的谍报部门，实际上将成为帝国第二号人物。至于海德里希，传说他叫人偷偷换去他祖母的墓碑，把刻在旧碑上的姓名“萨拉·海德里希”改成了“斯·海德里希”①。卡纳里斯知道这件事。海德里希也晓得卡纳里斯知道。因此他俩不得不和睦相处。
【①萨拉是犹太人名，说明海德里的种族不纯。——译者】
盖德认为戈林是纳粹党人中最有远见的人物。戈林追求勋章和官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走上了殷实之路，他的康采恩会使他跌身于德国真正的统治者如斯蒂涅斯、博尔齐格、克虏伯和蒂森诸公之列。这些人才是日尔曼帝国的代表。希特勒的政治才华就在于，他比国社党的所有其他领袖都更早领悟到这一点。
盖德说，1936年参谋本部的高级将领一面制定未来战争计划，一面在德累斯顿举行军事演习。当时观看了演习的有傅什、资格来、施普林戈鲁姆、西门子、蒂森、克虏伯、博尔齐格，以及准备从经济上保证这场进攻性战争的其他大工业家。但是，德军参谋本部和帝国政府只考虑到狭隘的民族利益。大工业家则不然，他们思路广阔，他们在国际上的经济联系并不取决于国与国之间是否处于交战状态。
比方说，克虏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与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军火公司签定了一项合约——把手榴弹雷管的专利权卖给对方。缔约时双方议经：每使用一枚手榴弹应付一先令，英方即按这个条件向克虏伯支付股息。德国其他的公司则利用各种瞄准镜的专利权获得这类收入。
同样，德国工业家也依照这种契约向包括美国大康采恩在内的外国公司支付股息，正如后者支付给德国人一样。
“因此，”盖德以开导的口吻说。“我们向俄国的进军可说是一场圣战，它不仅关下到帝国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一个主要目的，即消灭共严主义
因为共产主义的危险在于它企图使欧洲人民对基础牢固的又明社会发生怀疑。”
约翰问道：“如果我理解得不错，那就是说，英国士兵向我们投掷装有我国雷管的手榴弹，投掷得越多，英镑就越加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的腰包，是吗？”
“完全正确，”盖德赞同道。“所以，不管文明大国之间的战争有多大的破坏性，到头来战争却会增强大公司的财经实力，而不伤及国家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唯其如此，我们才象凤凰再生那样飞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现在又以更大的力量和更好的装备开始了新的实力行动。”
“您肯定能当部长！”魏斯大声赞叹道。“您具有非凡的分析能力。”
“我不过是说出事情的真象而已。”盖德客气了一句，又温和地说：“我们有些年轻人以为实业界人士都是吃喝玩乐的二流子。可是您看见了，我将自己的全副精力贡献给工作，同其他军官一起经受艰难困苦，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放纵行为。我效忠元首，报答他异常果断地采取广泛的暴力措施，使我们得以摆脱那种威胁到现存制度完整性的危险。这个制度是历史上形成的，根据所有权的法律原则由有资格的人掌握着。”
车到戈麦尔。他们在军事谍报局315特勤小组的驻地过夜。
这个小组的军事情报局人员和军官通常都穿便服，彼此随便，保持一种同人关系。这些人大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有教养，懂分寸。他们欢迎“瓦利司令部”的代表，不卑不亢而又备极殷勤，令人愉快。
主客之间象上流社会那样随便聊天。军事谍报局的军官喜欢说一些飞短流长，拿出种种琐闻逸事来逗笑取乐而并无恶意。当事人成为席间佐餐的笑柄，倒也表现得相当克制。
在为盖德和魏斯洗尘的晚宴上，党卫队特勤队长维利·克拉赫特成为众人打趣的对象。有人隐晦地提到他的艳遇，这使他感到快慰。特勤小组长官德列斯顺便讲了维利的一段趣闻。
维利·克拉赫特曾经迫使一个叫拉雅·莫金娜的伞兵班报务员和自己同居。后来查明这个莫金娜是叛徒，在为敌方工作。她再度被捕。这一次是安全局机关执行的。当时戈麦尔市安全局长官是克拉赫特的好朋友维利·舒里茨。后者为了跟克拉赫特开开玩笑，便在审讯期间与莫金娜同居。
后来在处决她时，由于职责关系两位朋友都到了场。莫金娜突然喊起来：“维利！维利！”他俩都是“维利”，而且与她的私人关系相同，这使他们的处境显得相当滑稽，连执行死刑的军士也不禁为之解颐。
德列斯极力想显示自己是正人君子，对刚才的叙述又加以说明：“你们看，幽默感往往掩饰着同我们履行职责有关的某些阴暗面。”他发现在座的人只有盖德和魏斯没有笑，就换成谴责的口吻厉声说：“但是我总不赞成寻这样的开心。”他向克拉赫特：“维利，您还记得吗？我们关过一个名叫米拉的姑娘，那是为了让她休息一下。因为她经过长期的监禁和盖世太保相当厉害的审讯。姑娘从前是某个小机关的打字员，长得挺漂亮，说实在的，就是太瘦弱太憔摔了。可是有些人偏喜欢这样的姑娘。有一次，几位校官从柏林来作客，酒足饭饱之后想打搅一下这位姑娘的幽居生活。
“我怎么办呢？抢先一步用车把她送到别墅去了。柏林朋友为此感到不快，甚至恼火了。这件事不利于对我们工作的评价。我是为了军事谍报局的利益才这样干的。这个女特工第二天就要空投。诸位试想，这种时候去光顾她，而且是好几个男人，她还怎么能执行任务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断然制止了他们的意图。”
“现在这个瘦丫头在哪儿？”盖德问了一句。
维利·克拉赫特忍不住嘿嘿一笑，德列斯瞪了他一眼，胸有成竹地解释道：“遗憾得很，骑兵大尉先生，应该向您报告，她摔死了。她第一个跳伞，没有开伞。我认为这并非由于技术故障。您知道吗，他们当中有些人用这种气人的办法逃避执行任务。”又恭敬地说：“当然，贵校的学员更有价值些。我们不得不承担这一类损失，因为我们的人是从各个监狱匆匆忙忙招来的。他们体质很差，刚刚好一些就得派出去。训练的时间太短了。不过也能碰到有用的人才，譬如那些俄国大地主的子孙，他们上辈的土地被布尔什维克没收了。这种人擅长恐怖行动。遗憾的是，他们常常又落到那帮占有他们土地的人手里，成了牺牲品。”德列斯抱怨道：“你们见过白俄罗斯的农村吗？见过那儿的庄稼汉吗？亚洲啊！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有地农民相比，他们简直是叫花子。莫名其妙的是，他们整村整村地去参加游击队，厮杀起来象魔鬼一样。我看他们在政治上蛊惑的程度远远出乎我们的预料。
因此只有党卫队部队和国防军齐心协力，才能大批消灭这些占领区的过剩居民。这并不人道，然而却是唯一合理的做法。”
维利·克拉赫特请魏斯在他房间里过夜。
克拉赫特把客人的矜持视作贵胄子弟所特有的刻板作风。为了博得魏斯的好感，他把自己跟拉雅·莫金娜的亲密关系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克拉赫特带着酒意，有些多愁善感。他躺在床上，叼着长长的骨制烟嘴，心神向往地合上眼睛，对魏斯说：“您想象不出，她是多么有趣的人儿。起初她对我那样咬牙切齿！为了使她软下来，放乖些，我凭着跟安全局本地长官维利·舒尔茨的交情，请他对囚犯们暂时作一些宽容。照拉雅的说法，这些囚犯完全是无辜的。我甚至传递过他们给她的信件，居然成了她的一名宣传对象。我把自己的父母贬低为工人成分。又象杜撰圣诞节童话那样讲述自己的童年：一个穷孩子为了上学而积攒每一个分尼。您瞧，这个被保安局的谈话折磨得筋疲力竭的人儿竟然可怜起我来，说我是狼群中一只迷途的羔羊。
她的稚气是那么动人和使人心醉，咱俩之间坦白地说，我简直爱上了她。遗憾的是，她私下对我说了一些话，我不得不正式报告舒尔茨：她不可靠。”
“后来怎样？”
“您不是听说了：她被处死了。”
“有凭据吗？”
“是的，舒尔茨那里有一些……这个巴伐利亚的粗鲁家伙，其实可以尊重一下我的感情，暂缓执行嘛！”
“您怀念她吗？”
“当然。她虽然是个苏联姑娘，总是女人，她天真无邪，信仰顽固。”
约翰望着维利·克拉赫特，望着这位懂礼貌、有教养的人。望着他那细长干净的脖子，五官端正、有些苍白的瘦睑；望着他那浅蓝色的鼓鼓的眼睛，女人般没有肌肉的手臂，还有他身上那件厚厚的绒衣——维利唯恐夜里着凉，就是盖着绒毛褥子也要穿上这件显然是从家里带来的衣服。
他看见维利的细脖子上挂着金项链，上面缀着些带圣像的颈饰，维利就寝前喃喃地祈祷一阵，珍爱地吻吻这些圣像。
维利给魏斯看了他妹妹的照片，说他们是孪生兄妹，感情很好。颈饰当中有一个护身符，是妹妹花重金从慕尼黑著名的星相家那儿买来的。这个护身符可保他免遭横死。
魏斯盯住那挂着护身符的细长脖子，却不敢放任自己的念头：亲手紧紧掐住这个脖子真是一件快事！
魏斯半合着眼，心里默念着一些汽车号码，他发现这些汽车在向戈麦尔的军事谍报局秘密住所运送食品。知道了车号，行动小组或游击队就能查明德国间谍的接头地点。
魏斯强记这些号码的时候，维利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到枕头上，压低了声音，开始评头论足地搬弄是非。他主要是谈论自己的长官。
德列斯上尉是个酒鬼。前不久，他喝得酩酊大醉，闯入正在过生日的城防司令官——一位普鲁士老军人的家里。他从军事谍报局小组的食堂里搬来一盆满是灰尘的半枯的棕桐树，咚的一声搁在上校面前的桌子上，把正在致辞的上校弄得莫名其妙。德列斯打断主人的话，握住他的手一个劲儿抖动着，久久不放，然后坐到席上，把头枕在盘子里睡着了。
几天前就在这座屋里，他和骑兵大尉冯·瓦尔德一起喝酒。后来骑兵大尉离开酒友去睡觉，德列斯冲进他的房间，硬要他再去喝。瓦尔德拒绝了。德列斯就说，如果瓦尔德逃席不回去，他就在这里，在瓦尔德的房间里往火炉上撒尿。
瓦尔德拿起床边小桌上的手枪对准了他。别人好不容易才把德列斯拖出房间。
戈麦尔市宪兵队长是上尉的老酒友，但是自从出了下面的事故，也开始回避他了。有一次德列斯深夜闯入宪兵队，在长廊里一边走一边开枪打电灯，每开一枪就喊一声：‘我要喝酒！’宪兵们以为是游击队来袭击了，要不是宪兵队长听出是德列斯的声音，后果真不堪设想。
不过总的来说，德列斯是个挺不错的军人，他对所有的同事都很和善，而且关心照顾。
他的缺点也情有可原，因为反间谍科审讯当地居民都是在夜间进行。
况且低等种族的人痛觉非常迟钝，活人对死亡应有的恐惧感在他们是很微弱的。因此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这就要求第二科工作人员具有极大的自制力并能胜任粗重的体力活儿，相形之下，石匠和卖肉商的活儿真同儿戏一般。
维利讲到自己时有些不寒而栗，说他听不得叫喊声，他不理解别的同事何以竟能忍受下来。那些人根本不想懂得，反抗新秩序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德国人被迫降尊纡贵地同他们打交道，真是太糟糕了。
魏斯问：“我们对当地居民能否稍微客气一点呢？”
“这怎么行！”维利大吃一惊。“这会被他们看成软弱的表现，他们就会更加频繁地袭击我们。不，不，不论多么残酷无情，残酷却是唯一可行的手段。您知道，我们这里算作后方，我们所遭受的危险倒一点也不比前线少。”他抱怨道：“可是奖赏却少得多，这不公平。”
“您一定会得到应得的报偿，”魏斯肯定地说。“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说罢他自己也觉得这种语气太露骨了。
然而维利毫不觉察。
“当然，您可以在‘瓦利司令部’替我美言几句。”维利说完彬彬有礼地道了声：“晚安，朋友！”
魏斯无奈，只好也向他道声晚安。
第二天早饭前，魏斯又向维利·克拉赫特提起话头，说既然他愿意给“瓦利司令部”留下良好印象，就请他纯粹以同行的身分帮帮忙，把315小组所属谍报人员的优缺点作一个介绍。魏斯解释说，盖德骑兵大尉奉命为情报学校物色人手，但是基于完全可以谅解的理由，德列斯上尉宁愿将优秀谍报人员留给自己的小组，而可能对他们作出不切实际的评价。
克拉赫特踌躇不决。他说查阅秘密文件是有规定的。
魏斯诧异地耸耸肩膀。
“难道我在向您要名单吗？绝不是。我不查阅名单。名单由您来念，我不过在一旁看看，要是某个特工不值得信任，那么您脸上做个样子就行了。”他把手搭在克拉赫特肩上，用信任而友好的口吻说：“咱俩说说，您知道盖德先生是谁的女婿吗？”
“呵，”维利大声说。“那还用说！”
“所以，盖德骑兵大尉并不具有军事情报局军官所必备的一些品质，看来他也不想具备这些品质。德列斯上尉可以轻而易举地骗过他。如果盖德知道您帮了他个小忙、”魏斯把眼睛朝上一翻，若有所思地说：“归根到底，将来战争结束了，有盖德那样大公司的股东老板对你我这些年轻人表达谢意，维利，这会使我们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那可比任何铁十字章都管用呢。我自己就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
克拉赫特拿不定主意。
“不过，我怎么能相信……”他迟疑了一下，颧骨上泛起红晕。“就是说，您不致将我的功劳写在您名下呢？”
“如果骑兵大尉不向您致谢，您可以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的坏话。”魏斯果断地表示，又笑嘻嘻地说：“不过我向您发誓，维利，您是用不着这样做的。”
维利·克拉赫特满足了魏斯的请求。魏斯凭着训练有素的记忆力，几乎过目不忘，象机器般准确地记下了他感兴趣的东西。
就剩下盖德了。需要动动脑筋对付他一下。
魏斯问盖德，他是否认为，从俄国古代教堂里拿几尊圣像作纪念是理所当然之事。现在德国最阔绰的家庭都把圣像当成时髦的装饰品。
盖德欣然同意。
魏斯诡秘地说：“德列斯上尉正想搞到这些圣像，但是党卫队特勤队长克拉赫特要让您高兴一下，将这所教堂的地点告诉了我。”
“很好。我非常感激他。”
魏斯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意思：“我想，骑兵大尉先生，您应当向克拉赫特表示谢意，泛泛地表示一下，兔得他在上尉面前感到难堪。”
“您放心吧，”盖德干脆地答应了。
盖德履行了诺言。他热烈地握握克拉赫特的手，递过一张名片，意味深长地说，他不会忘记后者的好意。
关于那座变成弹药库的教堂的情形，是一个过去的教堂执事告诉魏斯的。此人现在军事情报局315小组服役，当大车夫。
魏斯同“这个典型的俄国大胡子”谈过几次话。魏斯对他发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给散居在市内的间谍运送食品。
去机场途中，他们顺便弯到弹药库，盖德毫不困难地为他的城郊住所弄到一些“时髦装饰品”。
军事谍报局部队的秘密机场上只停着几架运输机。魏斯在这里遇到第一个极不愉快的意外情况。这里突然出现了“泽特”间谍学校的一组谍报人员。这些人在技术训练方面虽不如“瓦利司令部”附属华沙中心学校的间谍那样扎实和严格，但是他们具有“泽特”这所专门学校自己的特色。
他们几乎人人都被迫执行过死刑，个人档案中存有执行死刑的照片。而不象华沙学校的学员那样，档案里只有一篇说明本人为何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作文。他们受过恐怖行动技术训练．都是些丧尽天良、麻木不仁、无恶不作的地道坏蛋。
华沙学校的小组被编入“泽特”学校的间谍小组。和魏斯的愿望相左，组长不是“钉子”，而是“泽特”学校一个代号叫“鞭子”的间谍。此人已完成过多次行动。
魏斯遵照指令，在起飞前一小时发给本校学员一张三万分之一的侦察目标地形图，一张十万分之一的着陆点至目的地线路图。此外还有带子弹的纳甘左轮手枪；指南针每两人一具；手电筒每两人一把；苏联纸币每人一万卢布；手表；折叠刀。
魏斯破例地叫无线电教官和“钉子”一起试用一下“钉子”及其通报人的电台呼号。再次检查了代表“钉子”签名的字母、越过前线返回时使用的暗语，以及可向任何德军司令部出示的个人编号。然后发给“钉子”一枚手榴弹，让他在万不得已时负责炸毁电台。
魏斯清楚，头儿们从来不在一次行动中混合使用各校的学生。一向墨守成规的上司忽然举动反常，这使魏斯警觉起来，使他不能不注意到这次事件所包含的不样之兆和某种危险。
魏斯根据“钉子”的眼神，晓得他已经猜到原定计划落空，“鞭子”及其手下人要占据领导地位了。
魏斯让“钉子”等一等，借口要检查一下他怎样把进在衣服里的电台用皮带固定在胸前。
“情况不妙？”“钉子”悄声说。
魏斯点点头。
“我想第一个跳伞。”
“为什么？”
“有个想法，”他看看魏斯的眼睛，坚决地说：“有必要。”
魏斯知道，按照指示规定，上飞机的顺序与跳伞的顺序相反（最后登机的人最先跳），就把这一点告诉了“钉子”。
更糟的是，“钉子”这时忽然奉命解下电台，把它交给“泽特”学校的报务员。这样一来就不可能用无线电信号将小组着陆后所在的方位报告总部了。新任报务员只拿走了“钉子”的电台，忘记向他要那枚炸电台用的手榴弹，因此手榴弹仍就留在“钉子”那里。
临登机前，“钉子”坐到地上重新穿鞋子。
这样耽搁了一会儿，他便最后一个登上舷梯。“钉子”回过头来，发现魏斯用愁闷的眼光望着他。他突然无忧无虑、得意洋洋地笑了一下。
魏斯从飞行场回到机场司令部棚子，在这里遇见了哈克和“山雀”。起初他俩与学员同车而行，魏斯就觉得跟跷，后来不知何故，他对这件怪事没有多加考虑，现在又看到这两人惶恐不安的脸孔，他终于明白了，所有这些并非无缘无故，而且与他有关，因为这时俩人都向他投过来明显的疑惑不安的眼光。
骑兵大尉盖德和机场卫戍司令走进来。盖德拿着电报带子，结结巴巴地宣读了“瓦利司令部”的命令。为执行特别任务，命令立即将下列人员组成的小组空投到敌后：组长魏斯、报务员哈克、“山雀”。
具体任务俟小组着陆后即行告知。
盖德刚读完命令，卫戍司令就要求小组成员交出各人随身的武器，以便换上苏联“TT”式手枪。一个士兵马上拿来了苏军制服，包括内衣、袜子、靴子，甚至还有苏制烟卷。
卫戍司令把军事谍报局作坊里伪造的军队证件—一摊放在桌上。还替魏斯准备了一份勋章证书。
换装后，魏斯极力想弄明白，为什么立即收去他的随身武器。如果不另发武器，就意味着……意味着什么呢？他在哪儿出了差错，疏忽大意了呢？可是这儿不只他一个人，还有哈克和“山雀”。不，这里面显然另有文章。
卫戍司令果然拿来了手枪。他核对了号码，把枪和证件放在一起。还把几只柠檬式手榴弹摆到桌上。好了，看来是另外一回事了。
魏斯走到桌边，笑嘻嘻地请卫戍司令说明一下，苏制武器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卫戍司令客气地作了必要的解释。
魏斯发现，这当儿骑兵大尉盖德疑惑而惊奇地瞅了他一眼。
魏斯知道自己表现得过分了。因为间谍学校对各种苏式武器的样品都作过专门研究。魏斯立即向卫戍司令表示，他很清楚苏制武器的构造，他是想问明白，他的手枪是否经过试射，试射时发现哪些特点，因为任何一件武器都有自己的特性，是射击的时候应该引起注意的。
卫戍司令说：“不，没有试射。”
“不应该，”魏斯责备道。“这就是说，如果我射不中目标，应该由您负责。”
“对，”盖德附和道。“这是严重的疏忽。”
卫戍司令看了看表：“时间到了。只好在飞机上吃饭了。”
一名士兵帮助他们背上降落伞。
魏斯走近盖德，伸出手：“再见，骑兵大尉先生。”
盖德仿佛没有看见伸过来的手，傲慢地、冷冷地说：“祝您光荣履行职责。”
魏斯在一刹那间接触到盖德那呆板而不友好的目光，心里暗暗作出了结论。当然，眼下他对这个结论还没有十分的把握。
在盖德看来，他们三人空投到后方并非什么英勇壮举，这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装模作样地欢送英雄们去建立功勋，这就向魏斯露出了马脚。盖德有些忧心忡忡。他是否担心他和魏斯的谈话过于直爽？或者他在军事情报局315小组的军官面前过分强调了对魏斯的好感？为什么这些东西现在使他惶惶不安呢？
魏斯决定第一个登上舷梯，好最后一个跳伞。为什么？为了赢得几分钟的时间。可能有用。
飞机座舱的窗户全糊上了黑纸，就是通常包胶卷用的那种纸。
舱门在哈克身后刚刚关上，飞机就起飞了。哈克胸前挂着电台，最后一个进舱。
食品袋都在“山雀”那里。
他们在一片漆黑中飞行了几分钟。后来舱顶的一盏半圆形小灯亮了。
“山雀”声称他不想当饿死鬼，就打开了自己的食物袋。每人有一瓶伏特加酒。
哈克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握着酒瓶，不时从瓶嘴里呷上两口。
“山雀”吃喝得津津有味，很快就有了醉意，话也多了。他把一小瓶毒药放在手心里轻轻地抛着，和颜悦色地看着它说：“听说很快，一下子就完事了。”
“听谁说的？”魏斯问。“是尝过它的人说的吗？”
“说得对！”“山雀”哈哈大笑。又满怀希望地说：“毕竟是化学药物，你们德国人在这方面是老手，不象我们，笨头笨脑的。”他叹息了一声。“唉，俄罗斯！”他向另一只手掌吹了口气。“从前有过，如今不存在了。”又自怨自艾地说：“我到底是个沙赫里克。”
“俄语沙赫里克是什么意思？”
“这个嘛……”“山雀”忧伤地说。“是指那些只会自欺，不能欺人的人。聪明些的人大抵坐在柏林开开会议，策划策划反对革命的事情。象我这样的老实头就得从这儿扔下去，好象从阳台上向过路人头上倒垃圾一样。”
“您不喜欢这样吗？”
“不，怎么会呢！”“山雀”警觉起来。“人各有命嘛。”
哈克显然看不起“山雀”。让这个俄国佬同他平起平坐，使他很不高兴。他以信任的口气对魏斯说：“我看这家伙只配给咱们搬搬行李。”
魏斯点点头。哈克又从瓶里呷了口酒，忿忿地嘟哝道：“我想，我是骑兵大尉先生挑中的。因为我向党报告了他的一些非常自由的观点。”
“怎么样了呢？”魏斯问。
哈克涨红了脸，恶狠狠地答道：“上司严厉地暗示我，盖德这班先生是碰不得的。我们纳粹党人应该感激他们，而不是相反。您看这事该怎么说呢？”
“据我所知，”魏斯厉声说。“所有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一开始就支持元首。奉劝您别忘记这一点。”
“固然如此，”哈克表示赞同。“但是我为元首流过血。”
“流过，但不在战场上，也不是自己的血。”
哈克沉吟了一会儿，委屈地说：“对待盖世太保可不象对我这样。不会派他们执行这种任务，他们在后方工作……”
“为什么您命该如此呢？”
哈克又把嘴凑到酒瓶上，脸更红了，他咳嗽起来，用手掌擦干湿漉漉的嘴巴，压低了嗓子，向魏斯脸上喷出一股酒气。
“因为我和许多纳粹运动老兵一样，很知道些那码子事儿……所以您看，”哈克拍拍背上象驼峰样隆起的降落伞。“这样证人就少了。路德维希·罗姆提醒过我们，说元首要拿我们去做交易。果然如此。”他撇着嘴说：“盖德先生是大人物。我这个老战士，纳粹党人，得对这位工厂主俯首听命……元首也是这样。”
“哈克先生，”魏斯责备道。“我不想听您的议论。”
哈克靠到舱壁上，久久审视着魏斯，用毫无醉意的声调说：“这不是我的议论。”
“是谁的？”
“喂，你以为我跟谁共事都无所谓吗？哈克粗鲁地说。“不，小伙子，不是无所谓的。我摸过你的底，懂吗？”
“怎么样呢？”
“没什么，”哈克说。“没什么。人家会说你象个天使，不过我看，苏联人一下子就会识破你的。”
“为什么？”
“你是个太地道的德国人，你们还在‘希特勒青年团’的时候就牢牢记住了应该做怎样的德国人。”
“是的，我就是这样的人。”魏斯自豪地承认。
“可是谁也不会知道，你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时候还想喊希特勒万岁，没有人知道。”
“而那时候你会在哪儿呢？”魏斯问一他，并警告说：“老兵！要记住：如果你贪生怕死，我马上打发你去见罗姆……”
“对，”哈克说。“说得对呀，指挥官。这可是句正经话。”他向魏斯伸过手去。
魏斯没伸手，冷冷地说：“好吧，我们看看你在那边表现如何。”
“这也对，”哈克满意地笑笑说。“你是个强有力的小伙子，我们就需要这种人。”
魏斯一面听哈克说话并和他交谈，一面苦苦思索，为什么“瓦利司令部”决定派他到敌后去。他记下了起飞时间，估计此刻飞机已越过前线进入苏联领空。但是何以引擎仍然保持同样的速率，人也没有高空飞行时那种乏力的感觉呢？魏斯知道，按指令飞机进入敌空后应达到四千至六千米的上升限度，而机舱里也是有氧气设备的。这真奇怪。
后来他想，必须立即弄到哈克的电台。要让总部知道，“钉子”现在参加的小组具有怎样的危险性。还要报告自己的着陆地点。怎样寸能弄到电台呢？使用武器吗？
他可以在空中就开枪打死哈克和“山雀”，因为他最后一个跳伞，他俩都在他的下方。
可是那样一来，约翰·魏斯这个人就要无可挽回地、无可补救地死去。剩下来的只是亚历山大·别洛夫。实际上是别洛夫害死了军事法报局二等兵魏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现在他的职责是拯救魏斯，保存魏斯，让魏斯回到应去的地方。“钉子”已陷入“泽特”学校谍报人员的重围，怎样才能制止那个小组的暴行呢？“钉子”他们一共只有三个人——他把发展那两个人的事及时报告了魏斯。
副驾驶员进入机舱，吩咐准备跳伞。
张伞是半自动过程，即不是由跳伞者自己，而是由固定在飞机上的一条绳子拉去伞销。跳伞舱口的上方悬有一根钢缆。伞顶上盘着八至十米长的绳子，末端有一弹簧钩。跳伞时拉出伞顶绳头，将弹簧钩锁在钢缆上，谍报人员匍匐向下，爬出槽形舱口。
没有对学员进行过任何专门的跳伞训练，连怎样跳卞也不讲解清楚。只是告诉他们：着陆时双脚井拢，侧身倒下。
魏斯、哈克和“山雀”听到的介绍就是这些。
“瓦利司令部”的指挥人员认为，不值得耗费发动机寿命和燃料来教学员们跳伞。常常在着陆时有间谍身受重伤，组长就负责悄悄干掉他。“瓦利司令部”的指挥官们也和其他侦察学校的领导人一样，力争最大限度地节约各种物资材料，精打细算地降低损耗。就连间谍的冬装也不是成套发给：呢料大衣搭上棉布褥子，或者相反。所以谁也没领到过质地良好的苏联军官大衣。纵使有了这种大衣，也被他们拆成碎片，用包裹寄回家去。
哈克第一个爬下槽子，他后面是“山雀”。
星光闪烁的天空象大海笼罩在魏斯头上，他淹没在苍茫的云雾中，又坠落在昏黑的夜幕里。
他开始收紧一侧的伞绳，希望在着陆时离同伴们稍远些，然后在走近他们的途中或许能遇上苏联人。
魏斯俯视着渐渐浮来的地面，他看到凸起的如网的仟陌，在薄薄的雪被下仍然清晰可辨。旁边有教堂的尖顶一闪。他百思不解的谜现在终于揭晓了！
魏斯连忙收紧伞绳，现在他要靠近同伴们着陆。但是来不及了。他缩起双脚，猛然触到地面，侧身倒在鼓满了风的降落伞上。
他解下伞，埋好，匆匆向同伴着陆的地方走去。他突然停住脚，拔出手枪，蹲下来，摘下护耳帽，把枪插在帽子里面，勾动扳机。
咔嗒，没有枪声。他拉拉枪管，再勾一次，还是不响。他从手榴弹里取出导火管仔细察看。装炸药的黄铜管子是空的。
“妙。原来他们跟我搞这一套。好吧。”
魏斯三步并作两步，穿过一片林间空地向黑黝黝的林边走去。不出所料，伙伴们在那儿等着他。
哈克已经戴上耳机坐在电台边。
“命令我们顺小路走到看林人小屋，在那里等候下一步指示。”
小屋废弃无人。魏斯发现炉灶边有一册烧掉一半的波兰识字课本，窗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空罐头上贴着丹麦商标。
哈克在伪装天线，将它缠绕在院子里的晒衣服绳子上。魏斯乘机把观察和发现的所得汇合起来，暗暗思量，最后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成了迪特里希一手策划、临时布置的一次审查计谋的对象。魏斯心想，现在他不会盲目地作出决定了，这使他感到振奋和自信。
魏斯不许生火。晚饭只吃干粮。他命令“山雀”先去放哨，叫哈克好好睡一觉。自己也躺到木板床上。
小屋里有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睡在光木板上既硬又冷。魏斯命令自己人睡，什么也不许想。必须好好休息一下，让脑子恢复到清醒明白的状态。
他默念着：什么也不要想了；就睡着了。
他们在黎明时被捕。
“山雀”坐在地上，摇晃着身体，一手捂住血迹斑斑的脑袋，呻吟不止。人家对他没讲客气，用脚踢他，让他站起来。
哈克被绑着，抽搐着，牙齿咬得格格直响。他和魏斯一样，没有挨打，只是双手用天线捆在背后，酸疼酸疼的。
两具涂满泥污的降落伞拿进小屋里来，这是罪证。
一个领章上有两道杠、袖口带政工人员红星徽记的人，指挥着抓住他们的几名战士。
哈克和魏斯被关到小屋旁边的冰窖里。
看来他们决定先审问“山雀”。
这次行动他们干得不错。可是，他们既然是特勤人员，为什么由一个营政委来指挥？为什么他们在着陆点很快就找到两具降落伞，却找不到第三具呢？魏斯没有把自己的降落伞埋在指定地点，只稍稍盖了些土。这些都更加肯定了魏斯的推测。
他们当中有个人不停地用各种脏话骂娘，就象上足了发条似的。其余的人则低声交谈三言两语，并且指手划脚，仿佛唯恐对方听不懂。
营政委戴着软羊皮的手套。这真滑稽。戴着手套参加战斗行动。戴着手套！戴手套打枪怎么打得准？显然，他本来就不打算使用武器。
为什么不打算呢？因为他确信抓到的是德国伞兵。倒也不错：难道苏联军人会空降到自已的后方么？伞都被发现了。
从冰窖顶上的通风木管中传来了“山雀”的哀号和惨叫声。黑暗中魏斯看不见哈克，但听见他在冰块上的稻草里辗转反侧。
哈克低声问道：“听见了吧？”他瓮声瓮气地说：“我可不给俄国佬开这样的音乐会。哪怕扒了我的皮。”又问：“或许，他们想把咱俩活活冻死在这里？”
“我看不会，”魏斯说。由于寒冷，他的嗓音也嘎哑了。
“害怕了？”哈克问。
“暂时还不怎么。”
“山雀”不再叫了。哈克被提出去。
他在黑暗中摸到魏斯的手，握了握，留下话：“你不会听到我的声音，我宁愿咬掉舌头。”
门砰的一声关上，只剩下魏斯一个人。他侧耳细听。只有嘈杂声，人体摔跌的声音和沉闷的打击声——唯此而已。好样的哈克！是条硬汉子。
魏斯对他眼下该怎么办已不再犹疑。此刻他关心的是千万别在地窖里冻坏，否则至少要落个残废。不能一动不动地坐着，会冻僵的。他开始蹦跳，活动手指和脚趾，扭动身体，朝地窖的石壁上碰撞。
终于轮到叫他了。他被带到小屋里。
“政委”坐在桌边，仍然戴着手套。“山雀”不吭声地躺在地上。哈克面壁站着，举着双手，呻吟着。他的马裤搭拉下来，袒露的身体上有肿起的伤痕。
屋角坐着一个戴耳机的战士。套着帆布套子的电台摆在他面前的凳子上。
魏斯仔细看了一眼波段刻度。
指针恰好指着“瓦利司令部”电台的位置。
报务员站起来，将来电记录递给那个身穿营政委制服、脸上冷冰冰没有表情的人。
那人看完后立即撕去，朝躺在地上的“山雀”摆摆头说：“他出卖了你们。你们是派到我们后方来搞破坏活动的。”那人用手一点：“你是约翰·魏斯，他是齐格弗德·哈克。”说罢从解开的枪套里抽出纳甘左轮手枪，对准魏斯的肚子，命令道：“怎么样？！快说！”他等了一会儿，问道：“你的舌头冻僵了？好，我们用刑罚让你暖和过来。”
让他们打个皮开肉绽吗？不！
魏斯一低头，请求道：“好，我说。只不过，”他向哈克和“山雀”那边使个眼色。“得松开我的手，我要写笔供。”
给他松了绑。他抓过一张凳子，慢慢移向桌边，突然举起凳子朝军官砸去，同时用左手夺去军官的手枪。
魏斯冲到门口，放了一枪，跑过院子，一边向四散奔逃的士兵们射击。
谷仓后面停着一辆摩托车。扣好帆布车围的车斗里坐着一名士兵。魏斯没等他站起来，就用枪柄猛击他的脑袋，然后将车推下小丘，纵身上车，顺着林间小路疾驶而去。
他一手掌握车把，另一只手解开车围，奔行驶中将士兵推了下去。
驶上公路后，魏斯加足马力。他记得尖顶教堂的方向。那儿一定是个大村庄，也许有德军的卫戍司令部。
到达村庄之前，魏斯脱去了军服。在这种地方穿一身苏军制服实在太不安全了。
他驶进一个镇子，来到主街上，看到一座最好的楼房前停着许多汽车，他立即明白：到了。他在岗哨的脚边刹住车。哨兵很惊讶。
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我要见卫戍司令官先生，有要事报告。”
他被带进卫戍司令部大楼。但值班军官在通报司令官之前要求魏斯说明原因。
魏斯把脚一跺：“你这只躲在后方的大老鼠！苏联伞兵就在你们眼皮底下着陆了，你还向军事情报局特工人员摆什么副官的臭架子！”说罢威风凛凛地用脚踢开门，走进了办公室。
魏斯没有参加消灭苏联空降人员的行动，借口说他必须向报务员口述全部情况，火速报告“瓦利司令部”。
“瓦利司令部”只好证明魏斯确系军事情报局人员。打这以后，那个值班军官变得格外殷勤，甚至把自己余存的一套军服送给魏斯，让他穿得体面些。
这一天魏斯既没有见到他的伙伴，也没有见到布置搜捕他们的人。他舒舒服服、奉为上宾地被隔离了两昼夜多。这显然是“瓦利司令部”的命令。施泰因格里茨和迪特里希来了。魏斯单独同他们呆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必须向两位军官明誓保证：关于发生的事情他将按照三人商妥的方式向上级报告。在这之后他才获得自由。
他得到的不仅仅是自由。施泰因格里茨和迪特里希都正式表彰他的英雄行为。
拟就了一份报告，内称某日某地区发现苏联空降小组着陆云云。这份报告卫戍司令也乖乖地签了名。报告中所列围歼该小组时阵亡的德方人员，就是奉命对军事谍报局人员进行审查的党卫队分队军人，以及被误认苏方空降人员而对射阵亡的德军卫戍部队士兵。
被凳子砸成重伤的党卫队分队军官、卫戍司令、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和迪特里希上尉——三方为挽救各自的（不仅是各自的）声誉，就歼灭苏联伞兵的人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三方同意采用一与三的比数，因为这是任何进攻性战斗中常有的比例。
“山雀”因为叛变，在这一天被枪决了。
哈克忍受了刑罚。但是“政委”用刑后说他根本不是苏联人，而是盖世太保的时候，他却没有经受住考验。哈克承认自己是军事情报局人员，与盖世太保毫无关系，并且说盖世太保是刽子手，军事情报局是军事情报机关，因而就不能也不必把他绞死，而应当将他俘虏过来，给予战俘那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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