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对亚历山大·别洛夫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但是对他那些坦率而详尽的报告有时并不表示赞许。
在业务会议上，一些同志认为别洛夫缺乏自制力，好感情用事，工作中存在着危险倾向，常常醉心于与任务无直接关系的次要行动，违反了情报人员的纪律。看来持这种说法的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巴雷舍夫对这些人说，他同意这些看法：别洛夫在工作中有时不够谨慎，缺乏明确的目标，还够不上一个老练成熟的情报员。他自己也指出，他这个学生的某几次行动理由不足，考虑不周。
巴雷舍夫也同意下述意见：别洛夫吸收祖鲍夫及其小组执行任务，未能很好地加以领导。这个小组的工作应受到严肃的批评。祖鲍夫的行动有时缺少依据，没有道理，这就不仅使别洛夫，而且也使整个小组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巴雷舍夫讲到这里，出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用坚决的口气说：
“但是，不管萨沙·别洛夫有怎样的错误，他的工作目前使我感到高兴而不是扫兴。请你们注意：他在报告里从不夸大其词，尽管有些东西是可以夸耀一番的。每一次他都是首先责备自己。他曾写过：‘我不够沉着，委托给祖鲍夫完成的营救囚犯的行动我也参加了。’瞧，他就象个调到前线去了一趟的小伙子一样。”
巴雷舍夫沉吟了一下，热情洋溢地说：“我们挑选的工作人员，是一些最纯洁，最坚定的青年。我们曾教导他们：苏联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具备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一个年轻的侦察员去到敌后，置身于一群仇视人类、卑鄙残暴的匪徒中间，大家试想，他的心里怎能不燃起仇恨的烈火呢？他的痛苦愈是强烈就愈是说明我们选得人对，好在我们看中的正是这样的一位同志。而这种痛苦磨炼是一个复杂、持续的过程。感情和理智在同等的程度上驾驭着人。感情越敏锐，就越应有理智，这样才能控制住感情。一般说来，感情细腻的人，头脑更灵活，内心更热忱。自制力不仅是控制自我的能力，同时也是善于在任何时候乃至非常情况下始终保持火一般激情的能力。所谓冷静，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这仅仅是停留在任务的框框内，而不去利用自身具备的全部条件。”
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巴雷舍夫的观点。但由于巴雷舍夫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学生，总部就责成他尽快同别洛夫取得联系。必须全面分析一下别洛夫在敌后的行动。然后依据约翰·魏斯在军事情报局步步高升这样一个条件，为他制定下一步的任务。巴雷舍夫最理解别洛夫，他早就知道，这个学生在敌后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危险，就是内心的痛苦。别洛夫会认为自己对祖国贡献太少，没有充分利用这里的一切条件，并为此感到苦恼。这个缠扰不去的念头会促使他冒冒失失地挺而走险，而这种冒险本来是应该冷静地加以避免的。在理智与感情的搏战中，远见卓识并非在人生道路的一开始就占上风。用现成的道理是培养不出远见卓识的，必须用本人的错误、痛苦和仿惶作为代价才行。这种在内心深处磨练而成的胆识已经同真理永远地溶合在一起，一个战士同一个凡夫俗子的本质区别也就在于此。
魏斯很想参加营救五名德军死囚的行动。倒不是因为祖鲍夫说这是一次“漂亮的”很有意义的行动；也并非由于这次行动如若成功，就等于在敌人巢穴中大声宣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是永存的。魏斯只是有一个难以遏止的愿望；直接参加战斗。
他很清楚，这种强烈的愿望并不说明他坚强，倒是表明他软弱。他知道亲自参加战斗很可能妨碍他完成面临的主要任务。
他也明白，如果他在战斗中牺牲，接替他的人将要比他困难百倍，因为他们再没有那种慢慢“过惯”敌营生活的时间了。倒不是说，现在他别洛夫生命十分宝贵，是个不可替代的非凡人物。恰恰相反，他很清楚，还有不少更为出色的苏联情报员在敌后活动，有人比他干得更好，已经完成过好多次漂亮的行动。
问题在于，他，亚历山大·别洛夫，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已经奉命在对敌斗争的秘密战线上占领了一块高地。如果他离开这块高地，敌人就可能从那里打击我们。换句话说，由于形势的发展，他的生命已不光属于他个人，而是联系着许多人的生命，他无权把自己的生命当做私有财产来随意支配。
事情就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后，约翰·魏斯的思想终于坚定了下来。但这种坚定也不是没有限度的。
他时常不得不耐着性于倾听同僚们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说什么生物本性决定德国人要成为“新兴的高贵种族”，德国人“天生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主宰”等等。他们大肆鼓吹战死沙场，但又想方设法地保全自己，把别人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
他们把屠杀别的民族称为“缩减人种的正确手段”。在毒气杀人室的墙壁上都留着瞧望孔，纳粹分子们可以在这里公开检验他们在惨无人道方面是否达到了及格程度。
希特勒曾宣称，德国要么就主宰世界，要么就不复存在。他的话只是给那种妄自尊大的虚荣心理打进了一支兴奋剂，意思是：希特勒分子甘冒天下之大不题，甚至置德国人民的存亡于不顾，决心打到最后一个士兵。
每次听到同僚们的这种论调，魏斯都怒不可遏，恨之入骨，因为他知道，他们这样说并非由于胆小怕事，唯恐背离法西斯的教条而受到严惩。他们是基于一种更加卑劣的观念，即坚信这种论调乃是日尔曼精神的本质所在。
尽管别洛夫已经习惯于装扮成一个办事认真、勤于职守的谍报局人员，尽管他巧妙地避免跟同僚们“高谈”那些不堪入耳的话题，他仍然要实行极大的自我克制，始终痛苦地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别洛夫让自己绝对服从于约翰·魏斯，有时这就好象把自己禁钢在狭小的单人牢房里。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隔绝、别洛夫没有对任何人，甚至没有对祖鲍夫谈起过这种苦闷。他只是向自己承认过他多么想偶尔摆脱一下这种精神桂格，哪怕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变成他自己，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长期地扮演一名纳粹分子。
他当然很想参加营救五名德军死囚的行动。这是一次清除精神污垢的好机会。近来他在军事情报局工作中愈是得心应手，在同事间愈是享有真正纳粹主义者的美誉，他也就愈加迫切地需要清洗清洗自己的头脑。
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不参加这场战斗了。
现在巴雷舍夫也许会说，别洛夫作过一些不成熟的决定，有过一些冒失的举动，但如今终于变成了一名成熟的侦察员。
魏斯作出这个决定井不容易，而且也不是一下子就想通了的。他主要是考虑到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考虑到和海因里希重修旧好可能给工作带来什么益处。
魏斯经过长时间犹疑才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他认为，海因里希是个心灵受到法西斯主义戕害但还没有完全毁掉的徘徊歧路的德国人。他不光是怜悯海因里希，虽然海口里希确实让人可怜。他想考验一下自己，在最困难也是最主要的问题上试试自己的能力。他决心不但要同海因里希恢复友谊，而且要唤醒这个人身上曾经有过的美好东西。如果事情成功，海因里希就一定会成为他的战友。
魏斯埋怨自己跟海因里希一见面就把关系搞得非常复杂，自己差一点迷失了方向。现在他得出结论：洞察海因里希心灵的唯一万全之策就是说明事实真相。因为事实真相是最有说服力的，是谁也回避不了的。
他曾想豁出性命去参加战斗行动。倒不是这次行动非他参加不可，他不过是想与敌人公开厮杀一场以振作自己的精神。象这样去冒险，他也许没有权利。但是，为了把海因里希变成自己的战友而冒险，这种冒险就是值得的了。
魏斯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在祖鲍夫面前自然就矮了半截。
他只好洗耳恭听祖鲍夫带有一股子傲劲儿的赞许。祖鲍夫听说魏斯不参加行动，就对他说：“这就对了！干吗跟着我们东奔西跑呢？你是个难得的人物，必须保重贵体。我们要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你。”
祖鲍夫在内心深处巴不得魏斯不参加行动，这样他就好担任这次行动的头儿——这一点并没有逃过魏斯的眼睛。祖鲍夫说些不大中听的刻薄话，倒也情有可原。因为魏斯亲口对祖鲍夫说过，总部认为他参与营救埃莉扎等人出狱，是直接违反纪律、背离敌后行动策略的不能容许的行为。
魏斯虽然知道这一次他的作法是正确的，但心中仍难免有些怅然。他真羡慕祖鲍夫可以毫无顾忌，自由自在地支配自己的生命。
魏斯不但自己不参加战斗行动，还要求祖鲍夫把波兰人雅罗斯拉夫·奇热夫斯基留下来。此人是祖鲍夫手下一名骨干于，他俩天生就很相似。
雅罗斯拉夫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比较讲究衣着。面孔生得眉目清秀，有点象女人，一双明亮的眼睛是淡蓝色的。
有一次，他抱歉似的对祖鲍夫说：“我真惋惜，您没见过华沙，多美的城市。”
“怎么‘没见过’？”祖鲍夫不以为然地说。“这会儿我在什么地方？难道不是华沙？”
“这儿不是华沙，”雅罗斯拉夫一脸愁云。“如今这儿是一片叫人伤心的废墟。”
祖鲍夫不同意他的说法。
“法西斯毁了华沙城，却毁不了华沙人。你们就不同意投降嘛。”
“那怎么能同意！”雅罗斯拉夫叹了口气。
“这里每一块被火烧过的石头都是顽强不屈的华沙人的纪念碑。”
“是这样。就为这句话，我要谢谢您，”雅罗斯拉夫冲着祖鲍夫把他那梳得整整齐齐的头一低。
“话倒好说，可为此去战斗就是另一回事了。”
“噢，祖鲍夫先生，您这样出色地在为华沙而战斗，我早已把您当作本市的荣誉公民了。”
祖鲍夫不好意思了。
“这我可不配。我倒是想建议把你的名字刻在将来的大理石英雄纪念碑上。”随后他又生气地加上一句：“不过不是在死后！”
“这个我可不敢担保，”雅罗斯拉夫笑笑说。
“你一定得担保，”祖鲍夫坚决地说。
“那么，您能够担保自已吗？”雅罗斯拉夫狡黠地问。
祖鲍夫听了不高兴。
“我是中尉，而你是老百姓。”
“可我是波兰人，”雅罗斯拉夫骄傲地说。“中尉先生，如果您倒在波兰的土地上，那么，我一定会躺在您旁边。”
“让德国人把你打死吗？”
“那可是咱俩的过错了，”雅罗斯拉夫嘿嘿一笑。
他们俩还是在冬天认识的。当时祖鲍夫和他的战友救出了一个被盖世太保追捕的年轻人。这个青年隔着栅栏把几个自制铝热炸药包投到靠近铁路路基的军用仓库屋顶上，因此遭到追捕。祖鲍夫的人把烧伤了的雅罗斯拉夫·奇热夫斯基送到一个秘密接头点，给他上药包扎。雅罗斯拉夫明白是谁救了他，彬彬有礼地说：
“非常感谢。给你们添了麻烦，真不好意思。”
祖鲍夫笑了笑说：“客气什么！这点小事……”
雅罗斯拉夫惊异地扬起细细的眉毛，停了一会，忽然高傲地说：“早晚我会用同样的话回答您。”
“口气倒不小！”祖鲍夫暗暗奇怪。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小伙子非常自信，祖鲍夫倒有些喜欢他了。
雅罗斯拉夫伤好后参加了战斗小组。他在战斗中十分英勇，并有一种矜持庄重的派头，好象运动员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场竞技一般。这样，他很快就赢得了祖鲍夫的好感。起先祖鲍夫觉得雅罗斯拉夫想在战斗中出风头，这是唯一叫他不喜欢的地方。祖鲍夫以他特有的直率，责备了这个年轻人。
出乎意料的是，雅罗斯拉夫乖乖听完了祖鲍夫的批评，毕恭毕敬地说：“请原谅。中尉先生。我是想给您留下个好印象。”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不象您，我不是共产党员。不过，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吧？！”
在祖鲍夫听来，雅罗斯拉夫的话意味深长。
最初几个月，雅罗斯拉夫对祖鲍夫下达的一切战斗命令都没有二话。但是跟祖鲍夫谈话时，他却怀着敌意一再提起帝俄专治时代波兰人民所受的迫害。
祖鲍夫在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并不比雅罗斯拉夫少。他怀着同样的仇恨肯定了雅罗斯拉夫的看法，使雅罗斯拉夫心服口服：
“你说的都很对，”祖鲍夫说：“所以我们才搞了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是你们也这么做的话，咱们一开始就能站在一起，就象现在一样。尼古拉二世是什么人？是俄国皇帝又是波兰沙皇。我们亲手把他推翻了。我们为你们跟他算账，你倒为了他拿我试问呢。我们算了一笔历史老账，到此为止吧。你在中学学过历史吧？”
雅罗斯拉夫点点头。
“可想而知，你们用的大概是柏林出版的教科书。”祖鲍夫忧虑地说；“那里面都是毒素。它要人民扭过脖子朝后看，而不是向前看。”
“是的，”雅罗斯拉夫说。“我们都是斯拉夫血统。”
“咱们是亲戚，这当然是好事。”祖鲍夫若有所思地说。“不过，光靠这一点还不够。你想想，为什么我们小组里有这些不同国籍的人，甚至还有两名德国人。请问，他俩为什么要和我们在一起呢，啊？”
“是反法西斯战士？”雅罗斯拉夫似信似疑。
“我再作一点重要补充，”祖鲍夫笑笑说。“他俩是共产党员。本来还有一个，我们把他安葬在波兰土地上了。他曾和我们一起在波兰土地上消灭过法西斯匪徒。”他叹了口气：“战争是可怕的。但是一个同志随时准备为另一个同志牺牲生命。在战争中，人身上的这些美好品质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充分……”
现在，祖鲍夫必须把一身是胆的雅罗斯拉夫撤出战斗行动。当同志们要去解决押送队的时候，雅罗斯拉夫却要去办一件无须动武的事。他必须在杜什凯维奇混入当奸细的那个波兰爱国小组里找到某个人，把魏斯搞到的材料转交给他，让他们看看这些揭发叛徒的材料，然后说服他们不要袭击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以免中了德国反间谍机关的诡计，德国人正需要一个借口来进行新的大规模镇压。
魏斯认为用不着事先告诉祖鲍夫，自己将和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形影不离；万一雅罗斯拉夫完不成任务，刺杀发生，魏斯将不顾一切地搭救海因里希。
他这样做的原因还在于：祖鲍夫明知魏斯不能参加战斗行动，但是听了魏斯分配给雅罗斯拉夫的任务后，脸上依然闪过得意的嘲笑，说：“哦，很清楚：你的工作是高等数学，我们干的就象二二得四那么简单。”
魏斯不告诉祖鲍夫还因为战斗小组减少了雅罗斯拉夫，任务更重了，何必让祖鲍夫分心呢。
最后，如果预先告知祖鲍夫，魏斯便有辩白之嫌。似乎是说，我虽然不参加行动，所担的风险却一点也不比你祖鲍夫少。魏斯自己也无从预料，对海团里希的行刺将发生于何时何地。
当然，可以带一些便衣警卫保护自己和海因里希。但是这么做，波兰抵抗战士就要中埋伏。
魏斯绞尽脑汁，苦苦盘算着如何摆脱这种复杂的局面。能不能说服海因里希，叫他不要走出旅馆的房间呢？不行，海因里希现在情绪很激动，他不高兴和魏斯呆在一起，宁愿跟他带来检查瓦利司令部工作的那帮人厮混。他若仍旧跟那些柏林同事在酒馆饭店里寻欢作乐，乘机搞掉他是再容易不过了。
威吓迪特里希，迫使他放弃这次暗杀吗？这也不行。这等于把上了杜什凯维奇的当的波兰人交给反间谍机关去镇压。
现在魏斯和海因里希的命运取决于雅罗斯拉夫能否顺利完成任务了。但魏斯不想把这点告诉他。雅罗斯拉夫在行动时只要记住一条就够了：如果他完不成任务，许多波兰人都有生命危险。
魏斯来找海因里希，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很多。
主人的态度十分冷淡。魏斯马上装得憨态可掬，用几句话堵住了海因里希的嘴，否则那样的冷遇简直近乎侮辱了。
“你来干什么？”海因里希不满地嘟响了一句。
“找你呀，海因里希，”魏斯笑嘻嘻地说。他的笑容是那样开朗而和善：“你明白吗，我挺想你。”说罢他望望摆着小吃的餐桌，又望望正襟危坐、凛然不可侵犯的约阿希姆·冯·扎里茨上校，还有歪在摇椅上，手里悟着一大杯红葡萄酒的安格利卡·布赫尔，问道：“在你这儿吃点东西行吗？”然后又诉起苦来：“跑了一整天，真把我饿坏了。”
魏斯一眼看出，对房间里这三个人来说，他来得很不是时候。所以他找了一个不容驳回的借口。难道能拒绝招待一个饿肚子的人吗？那真是太无理了。
魏斯跟海因里希的客人们寒暄了一番，并不理睬上校的冷脸和安格利卡的怒容；默默地坐到桌边，专心致志地吃了起来，不久也就不为大家所注意了。
也许对他的漠视中含有鄙夷的成分。魏斯对此并不在意。他的目的达到了。在这场小小的竞赛中，他的耐力、意志和自制力都占了上风。
约阿希姆·冯·扎里茨叼着雪茄吞云吐雾，又拣起了刚才被魏斯打断的话题。他那些干巴巴的声音，听起来就象劈柴裂开时发出的动静一样。
“是的，我们德国人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跟别的民族不同的是，我们的祖先使我们的心灵和头脑里充满了狂热的理想。先取欧洲，继而拿下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为了民族的自觉，我们必须占有全世界。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统治世界各民族。”
“暴力体现着我们的自由精神，它也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扎里茨操着他那刺耳的嗓音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要把有史以来对个人和整个民族施加暴力而造成的恐惧心理，变成一种万能的武器。德国士兵视死如归，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土兵的主导思想应该是：若不视死如归他就性命难保。因此，对惩罚的恐惧解除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使用暴力的能力来自对暴力的恐惧。无论我们的天性多么反对残忍，残忍却是出于人道的需要。通过残忍可以减少一批害怕残忍的人，免得日后他们成为残忍报复的牺牲品……”
“对判刑的犯罪军人表现出任何仁慈，”扎里茨接着说，他几乎整个笼罩在雪茄烟的烟雾里，“都证明我们没能坚决消除与我们的精神格格不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病。最后我想告诉您，亲爱的施瓦茨科普夫先生，我坚决不同意您……”
这时魏斯打断了他的话。魏斯用餐巾擦完嘴，折好放在一边，眼睛也不抬地问道：“对不起，上校先生，照我的理解，您的意思是说，最勇敢的德国士兵同时又是头号的胆小鬼？我们之所以要变得残忍，是由于害怕不够残忍而被绞死？”魏斯歪倒在沙发椅上，用火柴棒剔着牙，不等对方回答，又对海因里希说：“按照约阿希姆·冯·扎里茨先生的意见，你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参与处决那些军人。唯有这样，你才能证明他的推论是正确的：无所畏惧地处决罪犯仅仅是由于害怕自己被指控为心慈手软，对吧？”魏斯对上校灰白的眼睛逼视了一下：“按照您的逻辑，事情就是这样。”他冷笑了一声：“毕竟这种逻辑不能使我受到鼓舞，虽然它听起来冠冕堂皇，好象一首胆小鬼的颂歌。”
“中尉先生，您有点忘乎所以了！”冯·扎里茨几乎是在尖叫了。
魏斯霍地站起来。
“上校先生，由于职务所系，我不能忘记任何有辱我们英勇德军的事情。刚才您竟敢指摘德军士兵贪生怕死。”
冯·扎里茨脸色发白，对海口里希说：“施瓦茨科普夫先生，他歪曲我的意思！请您马上证实一下。”
“算了吧，魏斯，”海因里希说。“你很清楚，上校讲的是纳粹的思想，当然，有些赤裸裸。”
“我认为，”魏斯毫不让步。“上校先生不该那样说。”
安格利卡插嘴了：“魏斯，您别这么多疑。”她伸出手来；“咱们不是老朋友吗？”
“为了您，小姐！”魏斯殷勤地说。“我可以承认自己有点急躁。”
“瞧，您真可爱！”安格利卡询问地望望上校：“您想休息一下吧？”
房门在安格利卡和冯·扎里茨身后关上了。
海因里希立刻问道：“你这是故意吧？”
“也许，”魏斯含含糊糊地说，转过来又反问道：“你是确实讨厌他的开导，还是这不过是我的感觉？”
“不，不是感觉。他在和我辩论。我说我绝不参加行刑。”
“干吗对我那么冷淡？你应该感谢我帮了你的忙：帮你让他们俩滚蛋。”
海因里希若有所思地说：“并非他一个人是这么看的。”
过了一会儿，魏斯说：“如果从集中营战俘里找几名志愿刽子手，你认为是俄国人就会欣然同意吗？”
“毫无问题。”
“要是有人拒绝不干呢？”
“为什么？处决德国人——这对他们是一大乐事。”
“要是他们非但不处决德国犯人，还打算把他们救出来呢？”
“这是不可思议的！”
“而那四个德国人曾经拒绝处死俄国战俘！”
“我真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要是你能知道呢？”
“那么，看样子……”海因里希忧伤地说。“他们将会在某些方面说服我。”
“然后呢？”
“然后，我也许会相信，在德国还有另外一种德国人。”
“于是你也就成为那种德国人？”
“于是你这位军事情报局军官，就义不容辞地把我列入那四个人之中……”
“到那时候，我倒会忘记自己是个军事情报局的人，”魏斯说。
“你打算为朋友对帝国犯罪吗？”
“为什么不能？”魏斯挑战似的说。“说到底，为朋友豁出性命——这才叫真正的友谊。”
“即使这个朋友是叛徒？”
“背叛谁？他不过是投向德国人一边。”
“可这些德国人违背了军人的天职。”
“是充当刽子手的天职吗？”
“破坏军纪就是帮助俄国人取胜。”
“要是俄国人救出这四个德国人，难道说，他们是在帮助德国打败苏联吗？”魏斯问。
“俄国人会营救他们？！这是异想天开。听到这种消息简直应当开枪自杀，不然就……”
“不然就怎么样？”
“去你的吧！你真是乱弹琴……”
“我再说一遍，”魏斯逼视着海因里希的眼睛。“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俄国人营救判了死刑的德国人，并且你还能见到他们，听他们说话，那时候你怎么办？”
“这不可思议！”
“请你告诉我，到那时你会怎么办呢？”
“我会见见他们……”
“你说话算数吗？”
“你这么追问我，真叫我怀疑，是不是有人要你来审查我。”
“谁？”
“盖世太保。”
“也好，”魏斯沉吟道。“你是对的。现在这样吧，为了得到你的保证，”他看看手表。“一小时后你给监狱打个电话，那边会告诉你，四名被判死刑的德国军人已经逃走。”
“哈！好个消息灵通的军事情报局人员。何必拖延时间呢？我这就打个电话，让他们告诉我罪犯逃跑的事。”
“不，”魏斯说。“现在太早。”
“要是我现在打了呢？”
“他们就不能得救。”
“那么，如果现在不打电话，我倒成为他们逃跑的同谋犯了。”
“就象我一样，”魏斯说。
“你干吗捉弄我？！”海因里希气恼地皱了皱眉。
“我曾告你：半小时内你若不打电话，”魏斯冷冷地说，“你就是他们逃跑的同谋犯。”
“让我们忘掉这次谈话吧！”海口里希恳切地说。“说实在的，我们用不着这样互相考验。这一切都是扯淡。”
“不，这一切都是真的！”
海因里希伸手去拿白兰地瓶子。魏斯挡住他的手：“别喝，我请求你。”
“对，”海因里希同意了。“这时候灌酒是懦弱的表现。”
他在房里踱了一圈，在放着电话机的小桌边站住，目不转睛地望着魏斯，摘下听筒。
魏斯的手搭在枪套上。海因里希注视着他，同时拨动了号盘。魏斯握住枪柄，海团里希拨号时，他的手越抬越高。
“安格利卡，”海因里希对听筒说。“劳驾请上校接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客客气气地说：“我认为有责任向您，上校先生，表示一下歉意。我的朋友刚才失礼了。他喝醉了……是的，当然了，他很遗憾——啊不，他觉得很难为情，随后就走了……好极了，我正是这样想的：他显然习惯于用简单的形式表述元首的思想……是，当然。请接受我的担保。”
海团里希放下听筒，面带着嘲弄的神色，得意地微微一笑。魏斯脸色苍白，鬓角上渗出了汗水。
“现在我相信你了，”海因里希说。随后又用卖乖的口气问道：“怎么样，魏斯，想弄死老朋友还不那么简单呢！但你是能做到，是吗？”
“请给我倒一杯，”魏斯朝白兰地瓶子点点头。
“许你喝，不许我喝？这可不公平！”
“海因里希，你知道吗，我现在多么幸福。”
“可不是，没有让朋友流血。在我们的时代这真是福星高照。”海因里希走到魏斯身边，坐下了，“让我们静静地坐一会儿。”他点了支烟，把腿架在一张椅子上，闭上眼睛。
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默默地坐着，直到电话铃响。
海因里希睁开眼，询问地望望魏斯。魏斯看了一下表。
“去接吧！”
“你还用枪瞄着我吗？”
“现在不了。”
海因里希拿起听筒。电话里一个低沉的嗓音惊慌不安地说了些什么，他的脸色随之变得沉毅而又有些忧伤。
海因里希放下听筒，对魏斯说：“好了！ 你说对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魏斯说。
“可以吗？”
魏斯点点头。
“某些德国人认为，只有红军才能把德国从希特勒手里解放出来，看来，你是他们的同道？”
“我是他们的同道，”魏斯说。“你也应该成为那种德国人。”
“你看我能吗？”
“能。”
“现在你已经把我救了，”海因里希忧郁地说。“我曾想永远摆脱这龌龊的生活。魏斯，我很孤独，简直都麻木了。我觉得自己被囚禁在自己躯壳里，为了解脱出来……”
“算了，”魏斯打断他的话，“现在德国尚未自由，你也不可能解脱。”
“我们能自由吗？”
“刚才你还不相信能救出那四个德国人。现在他们已经自由了。正是那些为自由德国而战的人使他们获得了自由。”
“所谓‘自由德国’是俄国人在战俘中建立的组织。”
“不是俄国人建立了‘自由德国’组织，”魏斯说，“而是摆脱了希特勒统治的一些德国人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建立了这个组织。”
“为了利用这个德国人组织来征服德国吗？”
“难道我象个征服者吗？”魏斯笑了笑。
“可你不是俄国人。”
“海因里希，共产党人随时随地都在为德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你成了共产党？”
“如果共产党人在德国掌权，苏维埃国家将是德国最好的朋友。”
“大概会的……”海因里希表示同意。
“俄国布尔什维克仍然是从前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最早同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把德国从战胜国封锁中解放出来，”魏斯提醒他说。“所以，俄国人一如既往地希望德国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请你注意，”海因里希生气地说。“不要向我灌输任何信仰。我只想自由。”
“一个人吗？”
“走着瞧吧，”海因里希没有正面回答。“至少是，我不再和过去那班人在一起了。这你该满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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