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行动胜利完成后，祖鲍夫总是特别卖劲地忙他的公务。这一次他是负责筹建几座金属废料仓库。
其实这些仓库本来可以不建，只需把紧靠铁路路基的站台加固一下基座就行了。但祖鲍夫支持建筑师鲁道夫·萨尔茨曼的设计方案。此人是克虏伯公司派来的，是一个经理的侄儿。他想搞几座顶盖有如棺材的气势威严的建筑，以体现出第三帝国的风格。事情就这样定下来。这当然很费时间，还要补充大批劳力，动用许多贵重的建筑材料。
祖鲍夫的办公室设在一辆带篷的轨道车里，他可以畅行无阻地在工地上巡视，手下的人稍敢怠慢即痛加训斥。
为了显示自己对工程质量一丝不苟，他常常迫使下级半途返工，说否则就有损于德国技术的声誉。
祖鲍夫忙得不可开交，魏斯在战斗行动后第二天晚上才见到他。
象过去每一次成功的袭击之后一样，关于这次打得很漂亮的战斗，祖鲍夫也只是向魏斯作了三言两语的汇报，显得十分自负。他很想让魏斯主动询问他详细情况。
祖鲍夫并不掩饰心中的得意。魏斯想利他一下，故意若无其事地听取了他短短的报告，也没再问什么。魏斯只是认真其事地向他了解，能不能让施瓦茨科普夫和被救的德国人见一面，这种会面能否对海因里希产生预期的影响。
祖鲍夫不高兴了。
“原来，你需要这些德国人只是为了和你那个党卫队聊天闲扯吗？”
魏斯矜持地答道：“要是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能站到我们一边，就是我们在这儿取得的最大成绩。”
祖鲍夫不相信地冷笑一声。他考虑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安排这次会面，但请求给几天准备的时间。他说主要的困难倒不是安排会面，而是要弄清楚，这些德国人是否适合与施瓦茨科普夫谈话。
至于雅罗斯拉夫任务完成得如何，魏斯却问得十分仔细。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雅罗斯拉夫和波兰抵抗小组接上了头，把杜什凯维奇先生早已当上奸细的确凿材料交给了他们把抵抗小组随即化整为零，转入地下。但是刺杀施瓦茨科普夫的计划不变，只是时间推迟罢了。海因里希仍然有生命危险。这事要怪魏斯，因为他没有把全部情况预先告诉祖鲍夫。
现在祖鲍夫答应尽力而为，设法保证海因里希的安全。他见魏斯对施瓦茨科普夫的性命如此关心，不禁产生了一些妒意。他从未见过魏斯象现在这样忧虑不安，即使在生死关头也是如此。他在为谁担心呢？为那个德国人。难道他对我们的事业就那么重要？这就是说，在魏斯和海因里希的关系中，除了其他种种因素之外，还有友谊。可是祖鲍夫却一直认为自己是魏斯在这里的唯一真正的朋友。结果是怎么回事？原来他祖鲍夫不过是一名执行任务的下级而已。魏斯要和这个德国人一道消磨他的全部余暇。说不定还会认为这个德国人比他祖鲍夫更重要，贡献更多呢。
看到祖鲍夫那副伤心的样子，魏斯马上觉察到，这番谈话刺痛了他。祖鲍夫的委屈显得有些天真，这正说明了他心地纯洁。有些人在死亡面前无所畏惧，但是，当生活突然迫使他们冷静严肃地思考和权衡某些问题时，他们倒张惶失措了。这一点魏斯是很清楚的。
“你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他温和而认真地对祖鲍夫说。“海因里希现在还不很稳定，象是在迷雾中仿惶。他可能投向我们，也可能反对我们。我对他……说实在的，就象对待一个病人。”
“好啦，”祖鲍夫快快不快地说。“你就去照看他吧……”
魏斯本想对祖鲍夫提一提布丽基达，又怕因此刺伤了朋友，就忍住了：这些事叫祖鲍夫够伤脑筋的了。
临别时，祖鲍夫建议魏斯把施瓦茨科普夫带到别处去暂避几天，等雅罗斯拉夫跟波兰人小组再次接上头。
魏斯对这个办法很是满意，何况他还得去办冯·克留格博士好多日子以前就委托给他的那件事。出差证件能赋予他相当的特权，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利用出差还可以向海因里希揭露贩奴勾当的另一个可耻方面。这种勾当使党卫队头子、德国实业家和帝国官员们都发了横财。
海因里希根本没问为什么，马上答应和魏斯一道去出差。魏斯决定暂不告诉他此次出差的真正目的。因为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曾要海因里希检查一下集中营当局对一项秘密命令的执行情况。这项密令的内容是：集中营当局应制定一套工作细则，以便某些党卫队人员在必要时摇身一变，混到囚犯中间去。
魏斯问海因里希，党卫队领导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海因里希不屑地说： “鬼才晓得！不过我想，党卫队甘愿受这个罪，不仅仅是为了告犯人的密。”
“那么究竟为什么？”
“你忘了吗，冯·扎里茨怎样大谈而特谈所谓恐惧心理产生的社会力量？”海因里希提醒道。“我认为一切都是出于恐惧”
“不懂你的意思。”
“怎么不懂！那些成天感到恐惧的人渴望着摆脱恐惧，随便到哪儿去，哪怕到集中营装扮成囚犯躲一躲也好。这样就可以逃脱惩罚了。”他冷笑着说：“不久前，我叔叔把他随身带在打火机里的小毒药瓶拿给我看。他动不动就摸摸上衣口袋，唯恐忘了带上这个打火机。他摸到了，就放心了，脸上就露出蛮横和嘲弄的神气：意思是说，好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随时能求得解脱，脱离苦海。”
“他当真想自杀？”
“哪儿的话！他是乐天派，决不会自杀。不过他既然掌握着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觉得有了精神头罢了。”
“那么，你叔叔认为战争已经打败了？”
“不，看你说的！他不过怕别人抓住他什么把柄，出卖他，让元首下令杀了。万一战争失败了，许多跟他地位相当或者地位更高的，他们自有良策。”
“什么良策？”
“魏斯，你真是个土包子！”施瓦茨科普夫有点火了。
“难道你不明白，元首的大多数亲信为什么要劝阻他占领瑞士吗？”
魏斯摇摇头。
“我的老天！”海因里希叫了起来。“在这个中立国家有好些大银行，帝国的大小要人都在那边拥有秘密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明白了吗？唉，你呀，真是个土包子！”
“我自然是个土包子。多想到柏林去开开眼界啊。柏林是我向往的城市。”
“好吧，”海因里希说，“等什么时候我带你逛逛柏林。”
“等到战争结束吗？”
“怎么，等急了？”
“至少是，我不想和你再次分手，”魏斯真诚地说．
“我也是，”海因里希矜持地答道。
魏斯又开始巡视集中营。这一次是到专门的儿童集中营及儿童与成年人关在一起的集中营。
魏斯利用这趟出差，把一些情况无情地展现在海因里希面前，迫使他成为那个骇人听闻的事件的见证人，让他亲眼看看几百名骨瘦如柴的孩于怎样被审查、挑选，然后出口到国外。他们是亲人们用钱赎回的。
这些孩子面色惨白，因为频频被抽血已濒于死亡。他们一个个没精打采，对什么事部无所谓。看到几位军官先生来了，他们木然地问：“我们该去毒气室了，是吗？”他们问这句话时，脸上毫无表情，毫无恐惧。世界上已经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感到恐惧了。他们尝尽了世间的一切苦难，已经习以为常，就象他们习惯于每天早上自己动手把死尸拖出营棚一样。
这一切对海因里希震动太大了，魏斯甚至担心他由于一时的绝望而自杀，或者突然拔枪打死那些陪同他俩巡视集中营的保卫人员和管理人员。
办法只有一个：在去下个集中营时强迫海因里希留在旅馆里。海团里希孤独一人，又象往常那样喝得烂醉如泥。
魏斯此外能有什么办法呢？出这趟差他得把有关事宜处理完毕，而且除了那些准备卖给亲人的孩子，还有一些孩子可以救一救，魏斯利用自已的特权，把好多这样的孩子也列入了后送名单。
魏斯已经通知祖鲍夫，要他和波兰游击队联合行动，准备袭击军用列车的卫队，救出那批没有亲人的孩子。魏斯已把这些孩子单独编成一个人数很多的小组。孩子获救后，由愿意抚养他们的人领回家去。
魏斯把列车停车地点和孩子装车时间都用密信通知了祖鲍夫，这才认为自已的任务已经完成。他还借口党卫队的商业机密，不要武装卫队专门押送，而把照顾孩子的事交给了集中营头头们的妻子，虽说这班太太里面有不少人手段残忍，抡皮鞭，使手枪一点也不比她们的男人逊色。
临行前，魏斯到旅馆找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这时已经豁出去了。他说，要么魏斯帮助他把那些残害儿童的坏蛋通通打死，要么他独自去干。魏斯胆敢阻拦的话，他就把魏斯毙掉。
“好的，”魏斯说，“我一定帮助你。不过，最好是先帮我把孩子们救出来。”
“怎么救？！”海因里希喊道。“怎么救呀？”
“你还剩下几天时间。只是不能急躁。我知道一些波兰地下工作者的情况，要跟他们取得联系。我来教你怎么做。”
“那你呢？”
“我不能参与这种冒险。请你别给我添麻烦，”魏斯冷冷地说。“我可不想让盖世太保绞死。”
“胆小鬼！”
“是的，”魏斯说，“我对你并不隐瞒这一点。”
“从前你对我说过什么？你是怎样说服我的？”
“你瞧，”魏斯冷静地说。“批判地对待周围发生的事情是一回事，决心去进行公开斗争，也就是投向正在同我们交战的一方，这可是另外一回事。”
“哦，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魏斯耸耸肩。现在他已经没有气力说别的了。一种使人晕眩、不可遏止的仇恨把他折磨得浑身无力。这几天他在各集中营间奔走，感到精疲力尽，简直要失掉自我克制的能力了。
那些小小的囚徒——半大的幼小的——由于长期囚禁在集中营里，对于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已经失去了任何想象。
他们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将要被带到或用手车推到“防疫站”去，已经习惯于听天由命。所谓“防疫站”，是指那种四壁密封、没有窗户、地面倾斜并钉上白铁皮的毒气室。
从前还没有毒气室和火葬场时，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枪杀犯人。孩子们在这两天设法躲起来，大人也帮助他们躲。如今火葬场的焚尸炉昼夜不停地燃烧，躲藏已没有用。孩子们就不再躲了。
每周一次送“防疫站”的孩子不下二十人。最初送有病的孩子，后来送身体虚弱的，如果凑不够数，那些胸前缀着黄布条的孩子就知道该轮到他们了。他们很早就晓得有这一天。大孩子对小孩子说。从头到尾时间不长，也不太疼，还没有抽血那样疼。只要稍稍忍耐一下，然后就不可怕了，因为一切都不存在了——集中营、饥饿、电线鞭子等等，全都没有了。
集中营的孩子彼此说话，是用一种奇怪的混杂语言，除了他们自己，谁也听不懂。
一个一米高的小骷髅，面容疲惫不堪，跟成年人一样，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却还是孩子样的，他对魏斯说：“军官先生，今天请您别送我进毒气室。我还能抽血。”他很认真地解释说：“上一回血流不出来。大老鼠吃掉了我的口粮，哪来的血呢？”
魏斯分辨不出来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孩子们和其他犯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的个子小。所有犯人的面孔都是一样的——苍老、于瘪、呆板，象是从死人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型。
党卫队的一个一级下士拿了些糖果给魏斯，这样更便于向孩子们打听过去的情况。但是，每当魏斯把糖果给孩子，他们都吓得脸色灰白，退到一旁。有的孩子经不住花花绿绿糖纸的诱惑，接过去后仍然不敢放进嘴里。
魏斯以为他们不知道或者忘记了糖果是什么东西，就硬让他们吃下去。一个个子较高的孩子照办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朝地上一躺。过了一会儿魏斯听到他发出一阵惨叫。孩子哭喊道：他吃的是坏毒药，效力很慢，他一定要道好长时间的罪。
魏斯从纸袋里抓出一大把糖，急忙剥去糖纸，放到嘴里狠劲地嚼起来。他以此来向孩子们证明：糖果是无毒的。
那孩子哪里肯信，依旧叫喊说，给他的是坏毒药。
其余的孩子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谁也不曾愤怒地、甚至不曾疑惑地看过魏斯一眼。最后，那孩子从地上爬起来，眼睛里充满着惊异的神色，他不明白自己怎么还活着，也没有觉着难受。
为了尽量救一些人，魏斯参观了几个所谓“青年集中营”。他的感受真是难以表达。他全身的神经都在紧张的抽搐，心中只有一个感觉，就是不可遏止地渴望着复仇。
魏斯这副护身铝甲烧灼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就要消耗殆尽，连应付海因里希的力气都没有了。海因里希只去了几趟儿童集中营就变得十分消沉。现在他喝得痴痴呆呆，不住喃喃地说：这太可怕了，人在本质上都是败类，以后要把地球上所有的人象臭虫蚊子那样消灭干净。
魏斯夺走了海因里希的手枪，怕他自杀或打死登门拜访的党卫队员。临走时魏斯就把他反锁在房里，让他独自喝酒。
别洛夫拿自己也毫无办法，有时觉得自己眼看就要发疯了。他发现自己仿佛站在远处，鄙夷而好奇地注视着他扮演的那个魏斯，听见魏斯在说话，在同集中营当局商谈运走孩子的细节。他听见魏斯用满不在乎、厚颜无耻的腔调说：
“先生们，不要做白痴了。路上就要死掉一半的。所以应该按这个比例增加一倍人数。卡片上的材料顶屁用！我要上交一定的头数。什么？一级下士先生，您以为这些小杂种还会记事吗？您有这种想法的话，恕我直言，党卫队前线分队比这儿的差事对您更加合适。我一定如实报告上级。什么？哦，那就太好了！”魏斯宽宏大量地说。“我想现在您已经明白您这儿是怎样的一些货色了吧？”魏斯换成友好的语气规劝对方；“老实说，您对这种货色也太花力气了。奉劝您不必火气太大。昨天您心肠软了要受到惩处，今天和明天就不一样，您若是断绝了帝国的新财源，也许会被吊死的。”魏斯以嘲弄的口吻说；“啊，这个您不知道？现在您什么也不必知道。您只应知道一点，就是您什么也不应该知道。”
别洛夫从旁边看着这个魏斯。他看到的不是活人，而是个会说话的模特儿。突然间，他起了个难以抑制的念头：让这个模特儿抬起它戴着手套的手，带着嘲弄的笑容，叉开五指，狠狠掐住一级下士那条细细的脖子。模特儿遵照他的意愿扬起手来，举到了一级下士的脖子边，但这只手突然停住不动了，然后继续向上，在那张虚胖的脸上轻轻拍了一下。这时魏斯听到的已不是他本人的意思，而是那个手势所要求的意思了：“怎么样，党卫队一级下士，您满意了吧？现在您那些笼子都空出来了，您就轻松了。”
一级下士露出满意的笑容。模特儿魏斯又用干巴巴的声音说起话来，一级下士的笑容随即消失了。
“还有，从今天起要把他们喂饱，但也不能撑坏肠胃。一路上的饮食您也得关照一下。把他们送上列车之前，若有大批倒毙现象，责任在您而不在我。”
模特儿魏斯眯起眼睛，慢吞吞地说：“您把其他用途的食品拿来喂自己的猪，这件事引起了施瓦茨科普夫先生的重视。当然了，只要您完全按照我们商妥的那样去办，我可以通融通融，让施瓦茨科普夫先生忘掉这回事。”
模特儿魏斯在几名当地长官的陪同下走向集中营大门。上车前他把手伸给党卫队一级下士。这是一只戴着手套的模特儿的手。
模特儿独自坐在汽车里。这时，好象一个魏斯把另一个魏斯吞掉了。
两个魏斯合二而一，变成了别洛夫一魏斯。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在的魏斯再也不能怀着仇恨来惊异地观察那个模特儿魏斯了。
这个远离众人的活生生的魏斯，必须在可怕的孤寂中来感受模特儿魏斯所目击的一切。他要克服内心痛苦，避免双重人格的重演，摆脱那种虽能减轻心灵重压，却充满了危险的幻术。
如果能象祖鲍夫那样参加行动，他就可以通过直接的战斗使精神、意志和神经的极度紧张得以缓和。但是，手执武器直接参加战斗，对他来说是严格禁止的。他已经冒过几次生命危险，违背了情报人员的职责。他再也无权那样做了。
他必须严格约束自己，不参加那种手执武器的战斗，以便乔装成约翰·魏斯的亚历山大·别洛夫能够完成人民所赋予的更高使命。
亚历山大·别洛夫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把建设国家的五年计划视为一场场英勇的战斗。人民向时间开战，迫使时间让路，多少世纪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展现在人民的面前。就象一支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来到人世，要把神话变为现实。”一切现实的成果，一切从人民勤劳的双手下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显得象童话那么美丽动人。
别洛夫也象他的同代人一样，对苏联人民建设强大工业的飞快速度惊叹不已。他们急不可待，跃跃欲试，坚信未来社会的新人所应有的优良品德，也会以同样的速度在苏维埃人中间出现。
这些年轻人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寻找机会来考验自己，看看能否成为未来社会的新人。他们想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认为只有那里才是他们的用武之地，而一般情况下建立的业绩在他们眼里则算不了什么。他们把不敢向时间开战看成对未来新人的背叛。急躁的情绪产生了偏激的心里。他们要求自己相当严苛，总觉得愧对那些为他们打碎了旧世界藩篱、开辟了光辉前景的前人。
所以，大学生亚历山大·别洛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甘心情愿地离开学院进入情报学校，就不足为奇了。成为一名情报员之后，他坚信自己无所畏惧，一旦需要，他将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看来，献出生命并不算最难，珍惜生命，把它当作人民的财产而不是个人的私有物，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上级同志以人民授予的权力，派他前来完成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必须不再是他自己，而要变成苏维埃人准确地称之为帝国主义可怕产物的那种人物。
别洛夫象他的同代人一样，对所谓帝国主义可怕产物只有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那些担任教官的经验丰富的肃反人员给他上课，教他如何扮演法西斯分子，他满怀自信、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各科考试。当时他认为，在未来的工作中所学的科目不一定都用得上，目前最要紧的是学成结业，日后走进广阔天地，他需要的怕倒是某些别的东西。是哪些东西呢，别洛夫当然并不知道。
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教官们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教给他什么。
老肃反人员巴雷舍夫担心共青团员别洛夫碰上这种东西，胜过于担心他在策略上的失误，虽然那样的失误对情报员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巴雷舍夫知道，从书本上了解或研究、设想法西斯主义是一回事，在实际中面对面地接触法西斯主义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苏维埃人为了履行职责而必须尽最大努力克制自己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和愤怒是没有什么药物可以解除的。不参加营救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岂不是变成了法西斯分子的间谍——这真是太可怕了。
巴雷舍夫了解这一点，所以在魏斯的请求下，也曾批准他亲自领导过几次行动，但这是与魏斯的直接使命互相矛盾的。
“是的，别洛夫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情报员，”巴雷舍夫同意那些持异议的人的意见。“但是，只要他明白自己还缺乏远见和耐性，他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情报员。”
真正的情报员要力争取得全局的胜利。然而这胜利是从局部的战役开始，而战役则是由一次次战斗汇集而成。一次次战斗把人锻炼得更加坚强。情报员不等敌人接近到适当距离就投入战斗，是因为他的神经受不住考验，这是很糟糕的。但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与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进行那次冒险的谈话之前，魏斯已经通过联络员接到了巴雷舍夫的密电。
巴雷舍夫很有先见之明，他讲到了主要的东西：“一切自酌办理。那边也有可以争取的人。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若是这种情况，设法使他离开维利。鲁道夫不愿跟他们走而被杀。儿子如能超过父亲，他所能做的将远远胜你。这将是你最好的成绩。”
这就是说，魏斯必须把海因里希发展成自己的战友。
据悉，冬季战役的失败以及德国外交官关于单独情和、开始反苏共同行动的秘密建议被罗斯福和邱吉尔拒绝后，帝国的某些头面活动家对希特勒产生了不满。他们认为这些都应归咎于希特勒，只要搞掉希特勒，苏联的盟国就会同意与法西斯德国重开谈判。
海因里希仇视希特勒，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呢？他想自杀，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流露过对希特勒的憎恨而怕遭报复。
尽管前一段魏斯的内心十分痛苦，但他并不轻信直觉，而是遵循久已养成的习惯，对海因里希的全部情况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检查。
他知道，德国有些设备完善的“教育机关”，专门收容被占领国家的儿童。这些孩子经过种族部特派员的鉴定及医疗单位的检查后，送入上述机关接受“日尔曼化”训练。他们教育孩子蔑视本国人民，让这些孩子将来利用自己的民族特征打入本国的各个领域。
这种学校扼杀孩子们的灵魂。他们血管里流着本民族的血液，却被培养成本民族的敌人。这种人类的“赝品”，就象党卫队在拉文斯布留克密室中监造的各国伪钞一样，都是用于同一破坏目的。
有一回魏斯顺便问海因里希，他是否听说有这类儿童学校。
“怎么会没有呢？”海因里希漫不经心地说。“外国血统的孩子既然在德国学校里念书，当然要学习德国的风俗和文化。”
“把他们变成特务和破坏分子！”
“你不是正在教他们的父亲那样干吗？”海因里希嘲弄地说。
魏斯真想和祖鲍夫一起去救出那些送到列车上的孩子。这样多少能减轻一点他内心的重负。但是象上次一样，他禁止自己参加这次行动，不许自己哪怕是暂时抛开魏斯的假面具。
还是在冬天的时候，波兰妇女听说有一列军用火车到达华沙，车上装满了衣不蔽体、好长时间没吃没喝、年龄只有两至三岁的犹太孩子。妇女们不顾一切扑向卫队，抢夺这些孩子，她们内有不少人中了党卫队的枪弹，倒在结了冰的站台上。
祖鲍夫向魏斯讲这件事时，嘴唇不住地哆嗦，神情惶惑而痛苦，仿佛这些妇女的死统统应该归咎于他一样。
祖鲍夫狂暴地朝自己脸上打了一拳，咬牙切齿地对魏斯说：“等着瞧吧！我要放礼炮欢迎他们……”
几天后，在开往前线的党卫队运兵列车旁边，一列满载汽油的油罐车起火爆炸了。
祖鲍夫马上乘坐轨道车来到出事地点，起劲地帮着把一具具烧得半焦的尸体从列车残骸下拖出来。
后来魏斯又见到祖鲍夫。小伙子得意洋洋地对魏斯说：“这种活儿多碰上几回就好了。活着也心安理得！”
魏斯从没有体验过这种酣畅痛快、心满意足的心情。
最近他越来越经常想到，他多么需要一个得力的战友。如果有人跟他齐心合力，而这个人又比他更容易深入帝国的统治阶层，这将会给工作带来莫大的益处。
回华沙的途中，魏斯和海因里希话不投机。
海因里希神情抑郁，脸色阴沉。也许是他酒喝多了，现在觉得很不舒服。
他睑部浮肿，眼睛通红，仍然悲观厌世，对一切漠不关心。
他一上车，马上叫魏斯加快速度。
“柏油路滑，有危险，别把车撞碎了。”
“撞碎吧，什么大不了！”海因里希叨咕了一句，扭扭身子，又怨声怨气地说：“身上象是起了皮炎，真想快点洗个澡。”
“你想干净干净吗？”魏斯问。
“现在你最好别惹我！”
“好吧，”魏斯答应了，又问道：“什么时候可以惹你，你会告诉我吗？”
“会告诉的。”海因里希闭上眼睛，喃喃地说：
“现在就摔成肉饼儿倒也不坏，一切就不存在了。”
魏斯回想起集中营孩子们谈论毒气室的那些话：“稍稍忍耐一下，以后就没事了，什么也没有了！”他望望合眼半躺着的海因里希，心中既没有怜悯，也没有同情。他想在那张眼泡青肿、嘴唇干裂的浮肿的面孔上找到一点决断和意志力的痕迹，结果没有找到。那是一张软弱的、丧失了自制力的绝望了的人的脸。
魏斯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人身上。他极其小心地开着车。这倒不是雨后路滑，怕出事故。不。他决心从今以后处处保护好海因里希。这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他要耐心地实行这个策略，要让海因里希懂得，当一个人把生命贡献给本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生命便成了无价之宝。
到了华沙饭店，海因里希一进房间就愁眉苦睑地说，他先要吃几片安眠药，睡一觉。
魏斯听出他是下了逐客令。
但魏斯已经打定主意：不接到雅罗斯拉夫同波兰抵抗战士谈判的情报，决不离开海因里希。他说：“我睡在这张沙发上，你不会反对吧？”说着就开始脱衣服，似乎海因里希一定会同意的。
“好象你自己也有房间吧，”海因里希嘟哝着说。
魏斯没有回答。他好象只顾在脱靴子，别的什么也没听见。
海因里希从洗澡间出来，望望魏斯，见他已经睡着了。
海因里希关掉顶灯，扭亮床头柜上带浅蓝灯罩的小台灯，躺在床上吸起烟来。
窗户敞开着，外面没有一点声息。沉睡了的巨大城市，象荒漠一样笼罩在寂静里。
海因里希心里挺矛盾，不知是喝点酒好还是吃安眠药好，后来还是决定喝点酒。他沙沙地岌着拖鞋，走到摆满酒瓶的小食橱前。
这时突然听见魏斯清清楚楚地大声说：“别这样，海因里希！”
“你没睡着？在监视我吗？”
“我只是不放心你。”
“为什么？”
“我觉得，你一个人呆着心情很不好。”
“说的对，”海口里希平静下来。“那么咱俩一块儿喝吧。”
“为什么？难道为了忘记咱们在集中营看见的场面，假装这一切都不存在，不曾有过吗？”
“你要我怎么办？”海因里希高声说。“要我怎么办？！”
魏斯爬起来，拿了支烟，走到海因里希跟前对上火，探询地瞅了他一眼。
海因里希的脸病态地抽搐着。
“我知道你很不好受。”
“我喝过酒总是不好受。”
“不对，不是这个原因。”魏斯停了停说：“你相信我吗？”
“我现在谁也不相信，连同我自己。”
魏斯躺回到沙发上。隔了好一会儿，魏斯又说：“海因里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父亲回到祖国，你认为他会替纳粹服务吗？”
海因里希默默地喝完酒，吸拉着拖鞋离开食橱。他躺下来，熄了灯。过了一会儿他又抽起烟来，突然低声说：“不会的。”
魏斯什么也没说，好象不曾听见。
海因里希侧耳听听，又说：“不会的，父亲不会替他们服务。你睡着了，魏斯？”
魏斯仍旧没有答腔。他已经听到了最主要的东西。海因里希的回答给了他希望，增强了他的信心。魏斯真想从沙发上爬起来，走到海因里希床边，把他父亲被杀的真象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但魏斯终于忍住了。他希望海因里希最终决定自己的命运时，维利·施瓦茨科普夫参与谋杀这件事并不成为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魏斯假装睡着了，他听见海因里希在烟缸上拧灭香烟，倒了杯水吃安眠药片，然后久久地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进入昏沉沉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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