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同古戈·伦别格和盖德会面之后,魏斯的境况没有什么变化,照旧是执行古斯塔夫布置的并不复杂的任务。因为比较空闲,他趁机同总部取得了联系,详细汇报了自己新近的情况,并接到了相应的指示。总部要他今后同我方派驻柏林的秘密工作领导人保持接触。

  接头地点是别尔卡耶尔大街上一家按摩诊所,离华特·舒伦堡的大本营不远。

  马克斯·施图特戈夫教授为按摩诊所规定了一些治疗程序。他亲自检查每一名初诊患者,有选择地给某些病人按摩。如有权贵求医,他就乘坐一辆车内镶着红木的老式戴姆勒牌汽车上门出诊。

  魏斯跨进办公室,看见一位上了年纪的白发大夫,脸上有几道因决斗留下的伤疤。后来魏斯才知道,这是苏联外科医生精心搞出来的。

  魏斯说出暗语,对方作了回答。魏斯以为教授会马上接受他的情报并传达指示。然而施图特戈夫却请他脱掉衣服,仔细地给他作了检查。教授填写病历时,满意地说,魏斯那次在坦克上受伤后确实应该接受一个按摩疗程。他责怪魏斯太不注意身体,导致严重的神经衰弱。然后开了些药,写上了医嘱。

  “请听我说,”魏斯不耐烦起来。“别拿您这种莫名其妙的医道让我受罪了。”

  “莫名其妙的医道?”施图特戈夫生气了。“老弟,我开始行医的时候您还戴着红领巾呢。您的双亲对您的身体曾一再表示担心。我是医生,总部直接指示我特别关照您。如果需要,甚至让您住院……”

  “真想得出来!”魏斯也火了。

  “您要明白,我在这儿很有些影响,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通知某个当权人物说您急需治疗。比如您那位古斯塔夫,就会叫人把您象小狗一样送到我医院里来。古斯塔夫的膝关节是我治好的,他在一次土匪式的行动中受了伤。所以您应当好好尊重我。现在您到会计那儿交费,先治疗一下,然后我听您说正事。”

  魏斯接受了施图特戈夫教授诊所享有盛誉的种种治疗之后,全身懒怠,十分舒适。他回到办公室,递交了情报,听取了指示。

  临别时教授说:“别忘了把本所的就诊证拿给古斯塔夫看。还要在同僚中多多宣传宣传疗效显著。您来看病不一定每次都见我。将会有一位行动比我方便的同志和您联系。要知道,我的诊所收入相当可观,对我的某些病人有很大的好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不能一帆风顺地干下去,那就太遗憾了。所以我们应尽量少见面。

  请注意听我讲。现在德国当权派中间形成了几个集团,它们同美英某些上层分子取得联系,进行秘密谈判,想搞单独嫣和。德国许诺的条件是换下希特勒这块牌子,继续实现希特勒在东方的军事政治目标,然而是在盟国军队的支持下,或至少是由盟国提供经济援助a作为补偿,德国将对西方实行一系列让步。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方案,但本质是一样的。总之,这是针对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人民的一次阴谋。

  我们的职责,是提供出某些人进行背叛活动的确凿证据,因为这些人违背同盟国的义务和各国人民的意愿,与我们共同的敌人秘密勾结,践踏了本国政府首脑曾经签署的保证。

  因此,您在这里唯一重要的任务是搞到这一类文件。所有同您联系的人都执行这项任务。必须万分小心。任何不慎都可能暴露苏联侦察机关在这个方面的活动。

  为了让您明白任务的严重性,可以告诉您:我们已经掌握了关于秘密谈判的某些材料。只要让希特勒获悉其中的一小部分,他就会立即下令处决他的许多亲信,因为他们背着他与盟国联系。

  任何一国的情报机构也许都会这样干。但是我们从未忘掉更为远大的目标。我们要消除人类未来所面临的威胁。这些证据应由苏联政府交给盟国政府,至少是交给它们的首脑。”

  “能否让希特勒看一个次要些的副本?……”

  教授笑笑,竖起手指威胁了一下,严肃地说:“希特勒本人也试图和盟国进行秘密外交谈判。可以说,我们另外有一些同志在搞帝国办公厅那方面的工作。当然,这要看元首的亲信对他们信赖的程度。”

  教授好象沉入了遐想,他说:“将来举行凯旋阅兵式,如果我们的同志穿着他们现在穿的德国军服走过红场一那会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分队……说到这儿,教授的思绪好象飞到了很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容光焕发地站起来,两手紧贴裤缝,轻声宣布命令:“亚历山大·别洛夫大尉!指挥部委托我通知您:为了表彰您在敌后的英雄业绩,特授予您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一枚。”

  “为苏联服务!”魏斯站在教授面前说。

  教授用一只手按按魏斯的前胸。

  “就这样,”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你把它接受在心里,佩戴在心上吧。”说罢拥抱了魏斯,鼻子里发出一阵呼呲声,然后将他推开了。“你走吧,快走吧。同你在一起容易动感情。马上我得去给一个讨厌的丑八怪做按摩。那是个刽子手,恶棍!恨不得格死他。可是我不得不弄平他脸上和脖子上的皱纹。走吧,祝你一帆风顺!”

  几天后,魏斯奉命到佩尔霍夫机场迎接一名旅客,从109号路线将他送到股普林专区赫恩里亨庄园的党卫队医院。魏斯知道这不是什么医院,而是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希姆莱的大本营。

  中途他应在万德里茨停一次车,请客人到阿姆西饭店酒吧间柜台右侧第三张餐桌吃点东西。

  这位旅客仪表堂堂,举止渴洒,并不想掩饰他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点和外国人派头。

  魏斯会说英语他毫不奇怪,上车后他就请魏斯喝威士忌,抽美国香烟。

  “年轻人,你可以叫我乔尔,我知道有些头脑简单的人用这个名宇,我也是头脑简单的人。”客人自我介绍后,不容分说地吩咐魏斯:“先带我到你们的大村庄去。我想看看我们的小伙子把什么地方炸得一塌胡涂。”

  魏斯说:“我奉命按照路线走。”

  乔尔从口袋里摸出一叠勒着橡皮筋的美钞,说:“你可以拿几张带总统头像的。”

  “不,”魏斯说。

  “小老弟,听我说,我不会胡来,放心吧,我和军事谍报部门毫无瓜葛。你用我的照相机在废墟的背景上给我拍个照,如此而已。照完后把相机交给你们的人,让他们洗印一下。你们的规矩我知道得不比你差。”

  “顺着我们这条路线就有合适的废墟,”魏斯说。

  “好,开车吧,”乔尔同意了。他前靠背上一仰,问道:“你们的元首贵体如何呀?”

  “罗斯福先生身体好吗?”

  “呵,你是个机灵的小伙子!”乔尔笑了,但马上不客气地警告道;“别同我耍花招。根据需要,我对你有所了解。你在东线谍报部门任过职。喂,开快点!你对俄国人有何评价?”

  “俄国人是你们的盟友,您应该更了解。”

  “有人教你这么回答我吗?”乔尔生气了。

  “好吧,”魏斯缓和下来。“实话对您说:俄国人断言,他们将在易北河上先把手伸给你们。”

  “从你们的头顶上?”

  “从我们的尸体上面。”

  “这么说,你们要同他们打到最后一个士兵。”

  “元首说的,打到最后一个德国人。”

  “俄国人对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作何评价?”

  “他们说,第二战场已经有了。他们把欧洲各国的游击运动和抵抗运动称为第二战场。”

  “那么,如果某些人并不着忙,俄国人就完全指靠这个‘第二战场’了?”

  “反正他们是这样说的。”

  “年轻人,这很有意思。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去问罗斯福吧。”

  “我问你这个德国人!”

  “请元首接见您吧,他是帝国的头号德国人。”

  “现在他在我们交易所里不吃香了。”

  “元首准备让德军发动新攻势,到时候你们的腔调就不同了。”

  “我不是希望他的股票涨价的人。”

  “你们那儿有这样的人吗?”

  “有过……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出于礼貌,”魏斯说。“省得谈话中断了。”

  “那就随便问吧,”乔尔说。

  “我们要在万德里茨等候您的老板吗?”

  “事先说好的,”乔尔说。紧接着又惊奇地问:“谁告诉你我跟老板一道来?”

  谁也没有告诉魏斯,但他明白,乔尔并不是赫恩里亨大本营等候的那个人。平时党卫队著名人士去那儿也得持有一次性通行证。赫恩里亨方圆一带都是禁区。魏斯用胳膊肘探到乔尔腋下的自动手枪枪把,马上肯定了自己的推测。因为一个大权在握的人物是不会携带武器的。

  魏斯答非所问地对乔尔说:“不要紧,您迟早也会当上老板。这在美国很容易做到。”

  “对,那还用说!”乔尔大声说。“出这种差,我已经两次受伤住院。”既然魏斯猜出了他的身份,他也就不再隐瞒,索性公开发起牢骚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保障老板的安全?”

  “不用发愁,”魏斯安慰他说。“我们对你们老板的关照不亚于你们所有的特工部门。”

  “所以才答应派你来,”乔尔说,“派一名军事情报局的人,而不是盖世太保。”

  “你们认为军事情报局干得出色些吗?”

  “不,老板只是不想让盖世太保来负责他的安全。受军事情报局人员的保护比受盖世太保的保护要光彩得多。出于某些政治上的考虑,老板也不想和这家公司打交道。同盖世太保来往会影响到他在国内的声誉。一般选民对希特勒、纳粹党人、盖世太保以及你们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非常反感。他们是纳税人,在军队里服役,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

  “是呀,”魏斯说。“看来老板很爱惜他的选民,特意跑来求情,免得他们在西线过分挨揍。”

  “小心你自己的脑袋吧!”乔尔气哼哼地说,随后又挖苦道:“带着钢盔可躲不过我们的空中堡垒。”

  “我们会教会你们打仗的,”魏斯冷笑一声。

  “俄国人将教会你们再也不敢打仗!”

  “对呀,”魏斯说。“所以你们害怕俄国人抢先赶到英吉利海峡。”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想单独讲和了事。”

  “小伙子,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可不是,”魏斯说,“所以您和老板在这里最害怕的不是盖世太保,而是罗斯福的特务。”

  到了万德里茨,魏斯朝左拐进一条长满紫丁香的小街,在阿姆西饭店门口停下。

  预定的餐桌已经摆好。

  早餐时魏斯不大说话,乔尔却游哆叨叨说个没完。看样子,那个神情专注的侍者把他听到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下了。这家饭店的招待人员全是盖世太保。

  去赫恩里亨的道路两旁几乎一直是森林,这儿是狩猎区,幼鹿好几次从汽车前面一跃而过。

  乔尔不久就睡着了。公路上空荡荡的。魏斯按照规定的车速行车,并不加快。到了德国中部运河,忽然有几辆装着灰蓝色防弹玻璃的汽车风驰电掣般赶上了他们,向前驶去。

  铁栅大门边的警卫没有查看证件:他们持有魏斯和乔尔的照片。

  赫恩里亨这个希姆莱的秘密城堡,看起来象个普通的富家庄园,里面有暖花房、清澈的深水池塘、宽敞的车库。树木深处掩映着一幢瓦顶高矗的楼房,带有凉台和阳台。四周很安静。

  一个彬彬有礼的便衣上来拿过乔尔的皮箱,领他顺着石板小径来到一座不大的两层楼的厢屋跟前。便衣向魏斯递个眼色,示意他到另一座、显然是警卫人员居住的屋子里去。一个党卫队出来迎接魏斯,把他领到房间里,告诉他在此等候下一步指示。

  次日魏斯接到命令:送乔尔到离赫恩里亨十三公里的拉文斯布自克集中营去,在那里尽量满足这个美国人的要求,然后陪他回到柏林,让他看看他想看的东西,最后送往机场。

  其实乔尔未能进入集中营。集中营长官是在办公室里接待他的。办公室里还坐着几个穿条纹囚服的吃得胖胖的德国女人。魏斯一看便知:这是换了装的德国女看守。

  乔尔给她们拍了照,向她们提出几个问题,都由长官代答了。

  乔尔离开办公室走向汽车时,恰巧有一小队女犯人被押进营门。乔尔兴致来了,对长官说,他也要给她们照个相。

  长官断然禁止拍照。

  乔尔嘿嘿一笑:“让她们脱下囚衣,换上普通衣服,就象刚才承蒙您允许我拍照的那几个人一样。”他见长官无动于衷,便挤了挤眼,说:“请放心,这些照片只能说明德国妇女被战争弄得精疲力尽。请您相信,我们的参议员看到这种相片,很多人都会流泪的。”

  集中营长官是个头脑灵活的盖世太保。过了一会儿,女囚犯们穿上女看守的便服,在办公室旁边排成队伍。

  乔尔又问长官,集中营里能否找到一些小孩,也象这些妇女似的,样子可怜巴巴,令人同情。

  “孩子总是感人的,”他说。

  他的这个要求也得到了满足。

  乔尔忙碌起来,他不要妇女和孩子们排成队伍,而是让他们三五成群地随便站在那里。魏斯趁机拿出自己的“莱卡”,以集中营围墙为背景,把忙活着的乔尔拍了下来。

  返回柏林后,魏斯按照乔尔的要求,送他来到轰炸最严重的地区。乔尔一个劲地拍摄废墟镜头,忙了好半天。后来在去机场的路上,魏斯问道:

  “您把这些照片卖给报社吗?”

  “要看老板的意思,”乔尔说。“我吃他的饭,他吃政治的饭。”

  “您的照片里有什么政治?”

  “怎么没有!”乔尔惊讶地问。“我们那里的赤色分子大嚷大叫,说你们是法西斯匪徒,禽兽不如。老板可以拿出这些照片,让大家瞧瞧瘦弱不堪的德国妇女和饿着肚子的儿童,还有那些吃得饱饱的穿号衣的家伙。柏林的废墟说明欧洲文明遭到了野蛮的破坏,而这都得感谢罗斯福。明白了吗?我们是民主国家。既然美国有人主张对德单独讲和,他们就会采取自由世界常用的手段和证据来达到目的。”乔尔笑起来,拍拍魏斯的肩膀。

  翌日魏斯来到按摩诊所,将摄下乔尔弄虚作假行为的胶卷交给了施图特戈夫。教授听完汇报,说他将尽快把胶卷送到莫斯科,估计会由莫斯科转交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如果乔尔的老板企图作伪证,使馆知道怎样对付他。

  古斯塔夫问魏斯,从乔尔那里有什么收获——乔尔的真名是伦克·博伊尔斯。

  魏斯说:“没有油水。博伊尔斯对柏林的普通废墟很感兴趣,他想利用照片赚钱。他没有拍摄任何军事设施。”

  古斯塔夫鄙夷地说:“这种间谍并不保护本国飞行员的性命,所以对我国防空系统不感兴趣。也许他最关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打败希特勒,而是怎样摘掉罗斯福……”

  “不错,”魏斯说。“他对自己的总统出言不逊。”

  “对元首呢?”

  魏斯果敢地望望古斯塔夫的眼睛。

  “他的原话是;‘你们德国人应该换掉希特勒这块招牌,你们的公司才便于经营。’”

  古斯塔夫咬咬嘴唇说:“您把这句话写进报告里,其余的从略……”

  即使柏林遭到严重空袭的时候卑斯麦大街的那几幢房子里和别尔卡耶尔大街32—35号里仍然保持着有条不紊的工作气氛,似乎工人区房屋隆隆倒塌的声音不是来自同一个城市仅仅几公里以外的地方,而是来自另一个国家。

  起初魏斯以为,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这样镇定自若,是因为他们都很勇敢,临危不惧。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弄错了。其实这只不过是他们心里都有数,德国驻外谍报人员同华盛顿、伦敦的同行们私下达成的“君子协定”一定不会遭到破坏。显然,德国国际谍报部门很感激苏联的盟友们为它提供了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因此在其他许多义务之外又承担了一项义务:救护在德国本土被击落的盟国飞行员。

  戈培尔曾号召居民对那些从着火飞机上跳伞下来的美英飞行员施以私刑。

  并非所有的美英飞行员都遭到这种厄运。其中一些人被送进了战俘营,不是一般的集中营,而是条件相当舒适的特别战俘营。德国国际秘密机构的人员时常帮助其中的军官及国内要员的子弟越狱逃走,井提供一切方便,而且还保证安全。

  魏斯眼下接到的任务同转移这类战俘有关。他领到一辆马力很大的奥佩尔牌带篷汽车,车内装有秘密保险柜、发报机和大容量的油箱。

  魏斯已经两度越境送人,一次去瑞士,另一次去瑞典。但他的任务并不仅限于此。

  “奥佩尔”的保险柜里装满了带有帝国银行印记的大小金条。

  这些金子都被存入保安局在瑞士银行特订的保险柜里。

  根据第三帝国法律,外运黄金是叛国罪行,非法运送黄金和货币出境者处以极刑。

  对魏斯来说,“奥佩尔”车上的乘客和货物都会带来生命危险,虽然于这种事情是经过希姆莱本人批准的。

  魏斯带有各种护照。但如果盖世太保发生怀疑,在魏斯的车上人赃俱获,希姆莱照样会毫不犹豫地签署处决他的命令,而舒伦堡也会立即提供确凿证据,证明约翰·魏斯即彼得·克劳斯根本不是帝国的国外情报员。何况魏斯现在属于舒伦堡的特别行动小组,其全体人员的档案存放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

  每个纳粹党魁在国外都有一批得力的代理人从事幕后金融活动。魏斯担负着最艰巨的差事——他成了运送金钱财宝的特使。

  魏斯感到忧虑的倒不是他经常面临危险,而是另外一个情况。他只知道,纳粹分子为了在帝国垮台后给自己留条后路,就象耗子搬家一样,纷纷把他们储存的东西转移到新的洞穴里去。除此之外魏斯弄不到别的重要情报。他还觉得,他的职务有所下降。其实他所以有这些念头是因为他在内心还是在用苏联人的眼光看问题。

  魏斯还不明白,他置身其间的这个世界,黄金和货币乃是至珍至贵之物,他被任命为“黄金特使”,其实是得到了极大的信任。而他却把这种黄金货币走私的勾当看成了对他不够信任的差事。

  有一次在穿越国境线时,他被盖世太保追踪,只得应战。他的汽车被打坏几处,但货物安全送到了目的地。魏斯感到快慰的是,他得以在保安局上司的首肯下,不违反规定地击毙了好几名盖世太保。

  魏斯把带着弹痕的汽车开回卑斯麦大街,停放在车库里,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弄得他莫名其妙。同事们仔细察看车上的弹孔,对魏斯赞不绝口,仿佛这些弹孔就是一枚枚勋章。同事们已经从盖世太保的报告中获悉:“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在穿越国境线时“打死盖世太保人员三名,重伤两名,该人自己亦显然在交火时被击毙”。

  古斯塔夫也来到车库,他若有所思地说:“事情发生后,您完全可以把自己列入死者名单,在瑞士搞到各种证件,用您的新名字将黄金和钱款存入瑞士银行,然后溜到某个中立国去,谁都会欢迎您这位新的百万富翁。”古斯塔夫说罢打量了魏斯一眼。

  魏斯正在仔细检查匆匆修补的弹孔,对古斯塔夫的话没有留意,只顾发着牢骚:“瑞士人修车大敲竹杠,真没有办法。我得亲自在汽车房里当油漆工和洋铁匠,否则只能开辆破车回来。”

  “您身边有百万钱财,您忘了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魏斯耸耸肩。“毫不相干。”

  瑞士边境出事以后,魏斯又到瑞典送过几次货。

  有一次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他到按摩诊所去,垂头丧气地对教授说:“来回折腾,就象个马车夫。现在又回到一开始的时候了。”他不大有把握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否让您的人来袭击我一下?只要伤势可信,我能够开脱自己。黄金和外币对你们会有用处。我准备好了,只要您一声令下。”

  “巴雷舍夫的高足竟说出这种话来!哎呀呀,”教授不满意地说。“您是帝国的希望,怎么能如此悲观呢……不,亲爱的,再忍耐一下。请相信,保安局迟早会重视您的功劳。您不必谦虚。”

  魏斯叹了口气:“要我象从前那样当司机吗?”

  “对,而且要避免同那些帝国执法者发生冲突,”医生说。

  “他们朝我开枪!”

  “您怕逃跑丢人吗?”

  “因为他们是盖世太保!”

  “往后禁止您那样干。”

  “自卫也不行?连我国的法律也是允许的。歹徒袭击怎么办?”

  “别洛夫,您要做个明智的胆小鬼。”

  “好吧,”魏斯只得同意了。“我试试看。”

  教授告诉魏斯,在他离去期间,在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专用的密藏点收到了几份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证明:因德军东线失利而在国内组成的一些反对派集团决定以暴力搞掉希特勒,实行军事专政,成立军人政府,在德国军界和企业界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同苏联的盟国签订妥协性和约,然后在西线投降,借助美英的力量在东线发动新的攻势。

  因此,魏斯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设法搞到第三帝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与盟国秘密谈判的文件,也就是关于单独碳和的条件的文件。

  魏斯的车尚未修好,他没有接到新任务。由于无事可做,他请求古斯塔夫准许他去探望施瓦茨科普夫叔侄。古斯塔夫没有答应,同时神秘地一笑,说一个人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期能够得到休息,就是很高的奖赏了。

  一连几天魏斯没有离开卑斯麦大街的房子。后来古斯塔夫忽然约他一同去钓鱼。

  魏斯换了衣服坐上了车。古斯塔夫打量他的装束,微微一笑:“没想到您是个钓鱼老手。”

  他们没有上湖边,而是直驶什马根多弗。

  “这是怎么回事?”

  “有幸让您高兴一下,介绍一位收藏家。”

  魏斯疑惑地望望古斯塔夫。

  “过会儿您就明白了。”

  他们把车停在金鹿小饭店门口,然后步行。一所别墅座落在花园深处。仆役引他们穿过小院和花园。后边跟着两名便衣,都把右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还没有走到别墅,古斯塔夫说,他在花园的长凳上等候魏斯。剩下仆役继续领路。走进前厅,仆役止步低声说:

  “左边第一道门,第二间。您的座位是靠窗的沙发椅。”

  魏斯按照指定的方向走进去。室内空无一人。靠窗有一把沙发椅,中间隔着一张厚实的“n”形大桌子。再远一点是另一把沙发椅和一张放着几部电话机的小桌。魏斯发现那把沙发椅的扶手上有不同颜色的方形塑料按钮,显然是发信号用的。

  他老老实实坐到靠窗的沙发椅上,开始等候。半小时过去了,不见人来。窗外的花园修饰得十分漂亮,花园深处有几只孔雀在高视阔步。但魏斯已不想再看了。这时他听见一阵不紧不慢的轻轻的脚步声。

  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走进房来。他中等个,身材瘦削,穿着针叶形花纹的灰色厚呢上衣,尽管天气很热,里面还衬着件黑毛衣。他坐到沙发椅上,两手疲倦地一摊,一双乌黑的眼睛从深陷的眼窝里直勾勾地望着魏斯。

  魏斯欠起身来。那人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魏斯重新坐下,让陌生人细细打量自己,同时也仔细地端详着对方。

  那人的深色头发梳得很光,一对大耳朵,细长的鹰钩鼻,眉心有一道严厉的皱纹,从鼻翼到紧闭的嘴角间皱纹更深,颧骨尖削,两颊塌陷,眼下有深褐色的暗影。他的皮肤发黄,但不是日晒所致,好象患有肝病。以上这些特征汇集起来,倒也不很惹人讨厌,甚至还有些招人喜欢。无需列举这些特征,魏斯也能断定面前的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党卫队少将、警察少将、帝国保安局第六处处长华特·舒伦堡。魏斯继续十分好奇地打量舒伦堡,估计对方一定会因此暗暗得意。

  “您还年轻,”舒伦堡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如果这是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够改正它。”

  “也有胆量,”舒伦堡又说。

  “对不起,党卫队少将先生!”魏斯霍地站起来,挺直身子。

  “坐下,”舒伦堡吩咐道。“我说的不是您在我面前的举动,而是您在国境线上的表现。”

  “我心中有效法的楷模,”魏斯说罢,毫不畏缩地望望舒伦堡的眼睛。

  舒伦堡微微一笑。

  “而且还很诚实。这些品格集中于一人,是否太多了?”

  “对于为您效劳的人,并不算多!”魏斯面不改色。

  “您很机灵,”舒伦堡说,接着又加了一句:“您不肯向维利·施瓦茨科普夫谈您新任的职务,使他非常惊奇。”

  “我们不得谈论工作,党卫队少将先生。”

  “谁禁止的?”

  “我们的工作内容不可外传,”魏斯马上应付了过去。

  “您喜欢这种工作吗?”

  “为帝国效劳。”

  “在这种场合下应该回答:为元首。”

  “是,我的党卫队少将!”

  “看来,您对我们这一行的奥妙非常了解,”舒伦堡意味深长地说.停了一会儿,他问道:“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吗?”

  “见到您我很荣幸,我的党卫队少将!”

  “就这些吗?”

  魏斯不语。

  舒伦堡逼视着魏斯的眼睛,突然说:“记住您的另一个代号——弗列德。只有我亲自下令时才用这个代号。”他停了停,把一个塑料封面的证件递给魏斯,吩咐道:“您念念。”

  证件中写明:

  “持件人身高178厘米,体重72公斤,灰色眼睛。有权在帝国、总督辖区、法国、比利时、荷兰境内的一切路线上行驶,有权进入禁区、集中营以及党卫队和国防军的驻地,并可使用任何车辆,穿着便服或军服,携带任何乘客(人数不限)本件附照片生效。

  签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希姆莱),盖世太保长官(缪勒),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保安局局长(卡尔顿布伦纳)。”

  “这份证件权限很大,”魏斯说,恭恭敬敬将证件还给舒伦堡。

  舒伦堡随手把它丢在桌上,站起来把手伸给魏斯说:“只要您今后仍然勤于职守,您的照片也许在最近的将来就会贴到这份证件上。”

  魏斯握握伸过来的手,鞠个躬,朝门口走去。

  他突然被叫住。

  “为什么怎不向党报告冯·迪特里希上尉的某些罪行?”舒伦堡问。

  魏斯马上回过身来,果断地答道:“因为我的直接上司冯·兰斯道夫先生没有向我下达这方面的指示。”

  “您没有履行纳粹党员的义务。”

  “我首先要忠于职守。”

  “您是否想说,在党员义务和职责之间存在着区别?”

  “我没有这样说,”魏斯说。

  “我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您愿意这样理解我吗?”魏斯问。

  “您不愿意我这样理解您吗?”

  魏斯知道,舒伦堡同希姆莱关系很好,对鲍曼则视若寇仇。

  他上前一步说:“我的党卫队少将,您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

  舒伦堡抿紧嘴唇,发黄的脸上颧骨显得更尖。他沉默良久,目不转睛地望着魏斯,忽而展颜一笑,和善地说:“冯·兰斯道夫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对您的好评有助于您以‘弗列德’这个名字列入我亲自掌握的名单。我会以信任来回答您的信任。元首也许最近就要把军事情报局划归党卫队全国总队长管辖。所以您可能重逢过去的同僚,其中就有冯·迪特里希L尉。”舒伦堡再次意味深长地同魏斯紧紧握别。

  魏斯在花园里找到古斯塔夫。他根据魏斯的脸色,马上猜到了他同“上峰”会晤的结果。古斯塔夫使劲地、甚至带着几分热情地握了握魏斯的手。

  在金鹿饭店,古斯塔夫一定要喝一瓶陈年老酒来庆贺魏斯的成功,而且一人付了钱。如此破费即使在至交之间也不多见。军事情报局的军官们在这种场合下大都是各自付帐。

  教授约魏斯会面的地方,是哈维尔湖畔一个垂柳成荫的幽静所在。

  魏斯到达时,教授已经坐在一条小渔舟上。

  教授摇动船桨,一边说:“我请您来,照老家的说法,是想和您共度假日。您想不到吧。”他笑了笑:“您觉得我们能有这种福分吗?”

  “不知道,”魏斯说。

  “让我们来幻想一下,”教授说。“就算我们是在列宁格勒附近的拉多加湖上钓鱼。”

  “不大象,”魏斯叹了口气说。

  “我的妻子和女儿也说不象,”教授说。

  “她们哪儿会知道呢?”

  “对不起,”教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是有家室的人,这倒可以保障我在当地的名声。”

  “您娶了德国女人?”

  “哪儿的话,亲爱的!进工农速成中学那阵我就成家了。”

  “妻子和女儿知道您的情况吗?”

  “当然,”教授说,笑了笑。“请相信,我们组成了一个满不错的小分队:妻子是容克秘密飞机工厂的工程师,女儿在柏林防空观察站妇女辅助营干活。”他柔情满怀地说;“都是很有头脑的同志。”

  魏斯怜惜地望望教授:“您不替她们担心吗?”

  “您要知道,在目前情况下我很乐意妻子对我唯命是从,安安静静地留在家里。但是我和她同年同月入党,所以她认为我没有什么老资格可摆。看来她教育女儿也是本着这种精神。我觉得,总部批准我携带家眷是个例外。”

  “要是我,可下不了这个决心,”魏斯说。“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这还不太难……拿亲人去冒险,我没有这种勇气……”

  “我也没有,”教授承认。“可是妻子和女儿却勇气百倍。我们在生活上和履行义务方面互相帮助。我认为这样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

  魏斯用敬佩的目光深情地望了教授一眼。

  “您很早成了肃反人员吧?”

  “有年头了。”

  “您真的是大夫吗?”

  “这是我的第二文凭,”教授自豪地说。“第一张文凭是在20年领到的,当时我念完了历史系。爱好医学是后来的事,在慕尼黑上的学。”讲到这里,教授忽然改变了话题:“顺便问一下,德军兵败斯大林格勒,您是怎么评价的?”

  “我怕暴露自己,如果隐藏不住心里的高兴,那就会坏事的。”

  “不,从德国人的眼光来看。”

  “好吧,”魏斯不很有把握地说。“这是国防军的惨败,‘巴巴罗沙,计划的彻底破产。”

  “从政治上来看呢?”

  “也是一样。”

  “但是,您瞧,希特勒的宣传机器却从另一个方面利用了斯大林格勒的惨败,把它变成针对盟国反动统治阶层的一次宣传行动。

  “您晓得,希特勒对这次失败大为震惊,这些天来不能发表演说,把讲稿交给戈林在电台宣谈。您听到了吗?没有?可惜!完全是针对华尔街等地讲的。希特勒把自己打扮成大救星,要保护西方文明兔遭布尔什维克的野蛮破坏。戈培尔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先生们,我们显然对苏联的军事潜力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现在它第一次向我们显示出恶魔般巨大的力量。斯大林格勒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严重的警报信号……离十二点只剩下两分钟了。’这就是说,离德国的彻底失败已经为期不远了。为什么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被围歼以后要举行三天哀悼呢?您明白为什么吗?这是把德国士兵的伤亡变成宣传手段,借用苏联的成力来巩吓盟国上层统治集团,促使美英反动势力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为背信弃义的单独厢和打下基础。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希特勒的宣传取得了一些效果。现在盟国的外交密使异常活跃。艾伦·杜勒斯连同他的情报指挥部一古脑儿搬到了伯尔尼。德国谍报机关派出许多同杜勒斯有老关系的人,简直踏破了他的门坎。”

  “是的,”魏斯说。“这些我也知道。”

  “请您注意,”教授提醒说,“盟国向德国派来了一大批间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吗?研究德国的国民情绪和抵抗运动的实力。但不是为了支援抵抗运动,不是为了提供武器。不,他们是想弄清楚,德国战败后,这个运动是否会阻挠盟国把德国作为反苏的帝国主义国家保存下来。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杜勒斯最关心的事情是,德军在战败后仍要保持足够的力量以镇压国内革命运动。

  “这就是说,杜勒斯所代表的美国势力不是忙于制定第二战场的进攻计划,而是忙于制定一些在希特勒垮台后来镇压德国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正如您保护过的那个美国间谍所说,他们打算换掉希特勒这块招牌。美英两国人民切齿痛恨希特勒,因此,杜勒斯也许有意促成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在后他好同改头换面的法西斯公司再度达成协议。为此目的,戈林、戈塔尔和希姆莱都想登上帝国的宝座。”

  “是的,”魏斯沉吟道。“看来就是如此……”

  “‘看来’,这是个糟糕的字眼,”教授不高兴地打断他。“我说的话都是事实,有凭有据。我们的共同任务是向总部提供有关文件,不容抵赖地证明盟国正在同第三帝国反对派集团进行单独略和的秘密谈判。您能看出,现在我们要为德国工作,为未来的德国而工作。怎么样?您不反对吧?”

  教授笑笑接着说:“也许您以为我是学历史的,在这个问题上只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可是作为一名肃反人员,我的经验能够证明:这种观点同我履行的职责完全吻合。制止新的阴谋,不许它危害已经沦为法西斯阴谋牺牲品的人民——这就是拯救人民。我的想法就是如此。”

  俩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教授又开口说:“我向您介绍家庭情况,违反了秘密工作规定。但我是有意这样做的。我知道自己在此并非单身一人,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亲人的牺牲,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瞻前顾后,处处留神。”教授恳求似的对魏斯笑笑;“希望您同样小心谨慎。既然我把家庭情况告诉了您,就是把家人的命运托付给您。我知道您比较喜欢单独行动,每每忘乎所以,但我相信您已经明白,我是以何种代价让您在通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对每一个步骤细加斟酌的。”

  老肃反战士舍己为人的决定使魏斯深受感动。这样的慷慨无私,这样的关怀和信任,——只有勇敢、坚强并善于在朋友身上发现同样品德的人,才能给别人以如此崇高的信赖。

  古戈·伦别格再次邀请魏斯上家里去,仍然在父亲的书房里接待他。魏斯发现,书架上有关苏联的书籍和资料都不见了。

  这一次古戈比较坦率。他谈到了德国的不妙处境。他说,根据军事情报局材料,苏军兵器装备比1942年秋季增加了四至五倍,作战经验也有了相应提高;看来德国已不可能依靠军事手段打赢这场战争。

  “要依靠怎样的手段才不致被打败呢?”魏斯问。

  古戈转弯抹角地答道:“美国有个强大的反罗斯福集团,他们希望把德国军事力量保存下来以威胁俄国、但是美国老百姓痛恨希特勒,使这个集团无能为力。”

  “英国怎么样?”

  古戈冷笑一声:“邱吉尔曾在1938年声称,他希望见到一个象希特勒那么有魄力的人来领导英国。可是现在他惧怕英国人民,只得压一压英国法西斯头目的气焰。”

  “俄国有什么打算?”

  古戈耸耸肩膀:“斯大林谈到苏联政府的立场时说,苏联在战争中的任务不是消灭德国,而是消灭希特勒的罪恶制度及其鼓吹者。”

  魏斯把手一摊。

  “前线几次失利后,元首撤换了不少著名的将领,”古戈说。“这等于把战役失败的责任推卸给军界了。”

  “现在这些退役将领又想把军事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元首,”魏斯挖苦道。

  古戈不满地看了魏斯一眼。

  “即使我们失败了,也只有由这些将领组成的军人专制政府,才能阻止一切革命骚乱。”他接着说;“根据保安局材料——这种材料显然对危险估计不足——目前在德国只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居民完全服从政府;百分之三十的人对现行制度不满,但尚未构成危险。其余的人是不可靠分子。后一种人正在受到惩处或分批被送往前线。居民政治思想状态的这种比例并不稳定,正在不断向糟的方面变化。也许,盟军能够担负起镇压不满分子的警察职能。但他们必须进入德国,并且不能由于我们的抵抗而削弱力量,否则他们就无法完成自己的重要职能。”

  魏斯问:“为了让盟军保存实力,我们是否应该从西线撒军呢?”

  古戈愤慨地说:“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叛变投敌,玷污了德国军官的荣誉。但是,如果一位德国将军在西线照此行事,却称得上是挽救胁国免遭革命暴动涂炭的壮举。”

  “这么说,让开西线不是背叛,而是为帝国效劳?”

  “是的,如果我们不愿失掉帝国,要使德国免除共产主义危险的话。”

  古戈正说着,一位军官走进屋来,他那严肃专注的神情使魏斯吃了一惊。此人相貌堂堂,个子又瘦又高,蒙住左眼的黑眼罩也没有使他的面容减色,断去的右臂接着假肢,戴着细羊皮的手套,左手缺少两个指头。

  “认识一下,”古戈说,“总参谋部上校克劳斯·申克·冯·施道芬堡伯爵。伯爵在突尼斯前线负了伤,刚刚出院。”然后又不无羡慕地加上了一句;“在柏林被任命为后备集团军参谋长。”古戈对施道芬堡说:“约翰·魏斯中尉。我告诉过您,他在军事情报局任过职。俄国问题专家。”又向魏斯说明:“我和上校在俄国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

  施道芬堡坐到魏斯对面的沙发椅上,说:“您知道我在非洲作过战,但是我对我们的主要敌人俄国人很感兴趣。”

  魏斯连忙说:“我没有去过东线。”

  “不过,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您接触过俄国战俘,观察过他们,并且知道他们在集中营里建立秘察组织,这一切我都有些兴趣。尽量给我们讲讲吧,”上校说。

  魏斯开始时讲得很拘谨。后来古戈出去了,施道芬堡的提问变得愈来愈坦率。他的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好奇。魏斯隐约感到,他甚至有些赞赏俄国战俘在集中营里进行的英勇斗争。

  魏斯介绍这些情况,仿佛只是为了说明一下,军事情报局对苏联战俘的工作是非常艰巨复杂的。他说到战俘们顽强不屈、政治信仰坚定不移,似乎在替军事情报局训练间谍的工作收效甚微作出辩解。

  魏斯讲了苏联侦察员营救四名德军死囚的经过,给施道芬堡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批战俘从德国工厂逃走的故事也深深激动着他。这些战俘被抓到后,在严刑拷打下不肯供出协助他们逃走的德国工人。本来他们可以随便说出几个德国工人的名字,这些工人将同他们一起被处死。俄国人这样不仅能少受刑讯之苦,也能向凶残的德国人施行报复。

  施道芬堡聚精会神地听着;一种出自内心的激动使他那嘴角布满愁苦皱纹的疲惫的面容显得比较柔和了。他问道:“您认为在战俘和外国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抵抗组织吗?”

  “也许。”

  “那么它们同德共地下组织一定有联系。”

  “这些问题是盖世太保的事情,”魏斯说。

  施道芬堡似乎没有听清魏斯的话,若有所思地说:“他们必定同苏军指挥部有联系……”

  如果古戈这时不回来,也许魏斯能进一步了解施道芬堡对战俘抵抗组织发生兴趣的原因。

  施道芬堡见古戈进来,立即改换了话题,对他说:“魏斯中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谍报人员,一席谈话使我受益非浅。”他目不转晴地望着魏斯,赞许地说;“您物色人才的方法确有独到之处。”

  魏斯只好点头,心中暗暗吃惊:他压根儿没有对上校谈到过物色人才的方法。

  告别时,施道芬堡将左手伸给魏斯,说:“很高兴以后再见到您。”

  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魏斯担任出入瑞士和瑞典边境地区的信使,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出发都有一个受到特殊信任的特工来到车前,亲手把一包东西放进装在车里的保险箱里,然后用自带的钥匙锁好。保险箱的第二把钥匙由古斯塔夫掌管。第三把钥匙是魏斯取下模子后从教授那儿拿到的。有一次,他装作帮忙,从那个特工手里接过钥匙打开保险箱,趁机取下了钥模。

  现在教授时常派人在途中接迎魏斯。他打开保险箱,在行驶中把文件包递给来人,然后略略减慢车速,等教授的人在预定地点赶上他,仍旧在行驶中交还文件。无缘无故的停车会引起怀疑。魏斯知道车上装有停车记录器。他也知道,开启文件包取出文件的技术稍有差池,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这些利害,教授派来的人也明白。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甚至来不及看清来人的面孔。只有一次,骑摩托车的联络员风驰电掣般赶上魏斯,悄声对他说:取走的文件已由总部转交苏联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件内容无可辩驳地证明:华盛顿、伦敦当局的某些要员背信弃义,粗暴地破坏了同盟国政府首脑所承诺的义务。美英两国首脑被迫承认了这一事实。

  这是一些怎样的文件,魏斯并不知道。也许是些照相复制件,记载着帝国统治人物希特勒、希姆莱、戈林、戈塔尔、里宾特洛甫之流向盟国提议单独情和的条件;也许是反希特勒的帝国反对派集团向盟国提出的关于未来政府组阁的备忘录。不管这些反对派集团如何千差万别,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对盟国和帝国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苏军打进德国本土以及德国人民为建立新德国而进行的革命斗争。这些集团都认为,只有向西方大国投降并在德国建立军事专制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古戈·伦别格也跟魏斯讲过这样的话。

  魏斯知道,帝国首脑人物都在各自单独地进行秘密谈判。各反对派集团也是如此。进行谈判的各方都在相互监视,为了探明另一集团向盟国开出的投降价码,他们不惜绑架、拷打、杀害任何一个有关的人,即使这个人没有直接参与上述交易,而只是一名信使或联络员。至于拍板定价的那些人,他们则永远逍遥自在,不必担心有任何危险。

  反对派集团有两名信使在不同的时间被盖世太保的密探拿获。一名信使企图越过瑞士国界,另一名打算进入瑞典。他们携带的文件落到了希姆莱手里。信使未被处死,只给他们定了货币走私的罪名。魏斯由此得出结论:希姆莱了解这些反对派的底细,但出于某种原因不愿制止他们的活动。

  魏斯不知道,在他交给联络员拍照的那些文件里,有一份德国秘密外交使节同杜勒斯谈话的记录,内容涉及到未来德国新政府首脑的人选问题。杜勒斯提到了海口里希·希姆莱的名字。他预料希特勒手下的这位帝国第二号人物日后可能成为帝国的头号人物。希姆莱具有无情地使用暴力的丰富经验,德国投降后,他比谁都更能镇压国内的一切民主运动。

  魏斯知道,盖世太保保安处处长、党卫队上将缪勒渴望登上全国总队长的宝座,他在不久前逮捕了一名为希姆莱向杜勒斯递送急件的特工。缪勒将这份急件的内容报告了希特勒。希姆莱好不容易才推卸掉责任。现在缪勒和希姆莱势不两立。缪勒对舒伦堡私派的人员处处跟踪不舍,因为舒伦堡受到全国总队长的特别信托,正在代表他进行秘密谈判。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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