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魏斯启程回德国。
霍普曼叫他亲自报告舒伦堡：老板倾向于支持预定的后选人，但宣布新元首就职应安排在盟军登陆之时，以防反政府分子趁机起事。
魏斯通过施图特戈夫教授指定的联络渠道，从伯尔尼向总部提供过几回情报，并把霍普曼上校的口头通知也及时报告了总部。
到了德国国境，值勤军官交给魏斯一份命令：留下汽车，立即飞往柏林。
机舱里除了他只有四名乘客。这些人好象互不相识，也不打算彼此认识一下。一路上四个人默默无语。
飞机在备用机场着陆，魏斯走下舷梯。和他并肩而行的一名乘客突然闪电般把一副手铐扣到他的手腕上。跟在背后的另一名乘客随即给魏斯披上斗篷，遮住了他戴铐的双手，余下的二人马上凑到他的两侧来。
一辆汽车直接驶入停机坪。车里坐着两名穿盖世太保制服的军官。车门打开，几个旅伴把魏斯推进车里，然后便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向机场大楼走去。
汽车的玻璃涂了油漆，看不见外面的东西。
魏斯转过脸对盖世太保说：“干得不坏。”
“有一点经验，”一个人应。
“也许你们弄错人了？”魏斯问道，并威胁了一句：“我可是保安局的中尉。”
“真的吗？”还是那个盖世太保说。他冷笑一声：“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些将军到我们那里也哭得跟小孩似的。”
“给支烟抽吧，”魏斯说。
他们朝他嘴里塞了支烟，打火机一响。魏斯点点头，夸奖道：“伙计们，原来你们也会讲礼貌。”
“免得太单调了！”一开始就答话的那个盖世太保哈哈大笑。
“是个快活人，”魏斯说。
“不错，”那个盖世太保说。“还是个玩笑大王！”说罢又按燃打火机，把人凑到魏斯鼻子底下。
魏斯把头一仰。
“得了，”第二个盖世太保开了口，不满地说。
“车里弄得怪难闻的。”
“没关系，让他习惯习惯，”第一个盖世太保又把打火机凑到魏斯脸上。
下颚上的皮肉被烤皱了，但魏斯一动不动。
“骨头还挺硬呢！”第一个盖世太保说。
“不要紧，骨头比他更硬的也制服过，”第二个盖世太保皱着眉头说。
他们用斗篷蒙住魏斯的脑袋。车停下了。魏斯被拉起来，带出汽车。起先走过一条石板路，然后顺石级而下，来到一个地方。途中有人不慌不忙地搜遍了他的全身。
魏斯头上的斗篷终于被揭掉了。他看见一间低矮狭小的水泥四室，有折叠床，折叠桌子和使桶。明晃晃的一百瓦灯泡照得人头晕目眩。暗黑的牢门上有一个小孔。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看守又来了，拿着一套囚衣，叫魏斯换上，但事先仔细查看了魏斯的全身，甚至瞧了瞧口腔。
魏斯默默地照办了，他知道任何抗议都无济于事。
魏斯换上了带条纹的囚衣。看守以赞许的口吻说：“你这人没有脾气！”
“怎么，这儿专门关有脾气的人？”魏斯问a
“你会明白的，”看守说罢拿起衣服往外走，顺手将一截没抽完的烟卷扔在地上。魏斯碍于尊严，一开始还体会不出：看守此举乃是大发慈悲。
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人提审魏斯。
在这段时日里，他仔细地、一步一步地回忆了自己的双重生活——一个苏联情报员同时又是德国秘密机关谍报人员的生活。
他全面地分析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把自己放在审判员的地位，仔细地对照比较，竭力要找出疏失之处，看看在什么地方露了马脚。
他从各方面检查自己作为一名苏联情报员的活动情况，忽而从巴雷舍夫的角度出发，忽而借用盖世太保凶狠敏锐的目光，或者摹拟德国秘密机关那些上司们诡诈多疑的心理来慢慢推敲。
他每每觉得自己成了秘密机关头目们争权夺刊、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这个想法对他倒是一种安慰。
只有一个念头是可怕的：作为苏联情报员，他是否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过偏差，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一－或者，是不是同他联系的人出了岔子？
他想到了在瓦利司令部工作时发展的那些人。
他曾使他们获得新生，同时也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他。他不能随便怀疑他们，那样是对自己良心的抽辱。
可是，既然他如今身陷 圄，会不会是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出了问题呢……
他想起了祖鲍夫。祖鲍夫勇猛强悍，但过分自信，不愿采取防范措施。然而他的果敢和机智弥补了这个缺点。
记得在一次战斗行动中，祖鲍夫腿部中弹。他坐到地上，使劲从伤口里挤出弹头，放在手掌上掂着，露出洁白的牙齿说：“好了，现在走路轻松了。”
说着就走起来，几乎没有瘸腿的样子。
不，祖鲍夫碰到最危险的情况也会有办法……
魏斯严格遵守狱中一切规章制度，甚至赢得了看守的好感。他把石板地洗刷得光亮可鉴，用抹布小心擦拭墙壁。他的饭盆匙子等用具也是亮 的。他每天做三次操，用毛巾在磁缸里蘸水擦洗身体。他在囚室里作数千步的漫长散步，以回忆的方式重温从前读过的心爱的书籍。
作为魏斯狱中生活的指南，是他一向喜爱的那些革命英雄传记，还有在革命前蹲过多年单身牢房的父亲告诉他的那些事情。当年父亲把囚室变为教室，用自修课本学习外语，读完了许多平时无暇阅读的书籍。
魏斯浮想联翩，他仿佛又回到老别洛夫献身革命的年代，仿佛是在继承前辈的业绩，在他看来，盖世太保的牢房就是当年沙皇的刑讯室。
魏斯感到不足的是，他只能象小学生那样效法父兄，走着一条前人早已走过的道路。何况他是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中训练出来的，违背了那些规范就意味着背叛。
他又十分不安。因为他身在狱中，与世隔绝，孤身独处时约翰·魏斯的特征在一点一点地丧失。亚历山大·别洛夫的性格日益明显地在他身上暴露出来。不久以前的德国式生活，如同于虚乌有的假象，正在逐渐消失。
别洛夫必须刻苦锻炼自己的意志，竭力保持魏斯的特色。他强迫自己不再沉缅于萨莎·别洛夫的愉快回忆，而只是作为德国人约翰·魏斯；作为被盖世太保非法拘捕的一名无辜的德国谍报人员来考虑过去的事情。
监禁了一个多月之后魏斯才被提审。
审讯者是个秃顶、驼背、穿便衣的人物。他冷漠而有礼貌地提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魏斯对无理逮捕提出抗议。
审讯员用火柴棒掏着耳朵，留心地听完了他的话，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火柴放回盒内，问道：“对监狱管理人员有什么意见吗？”
魏斯说：“暂时没有。”
“那就请签字吧，”审讯员把一张铅印表格推到魏斯面前，表上说明犯人对监狱管理部门没意见。
魏斯冷冷一笑：“我只说暂时没有。”他凑向审讯员说；“咱们的这套办法我很熟悉；先让犯人在纸上签字，然后从他身上剥皮，对吗？”
审讯员默默地把表格放入卷宗，命令卫兵：“把犯人带下去！”
第二天魏斯又被提审。
这一次审讯员判若两人。他不仅换了一身盖世太保制服，而且显然有什么事情使他很兴奋。他从头到脚打量魏斯，得意地搓着手。审讯员念罢魏斯昨天回答问题的记录，问他是否属实。
魏斯说：“属实。”
审讯员把脸一沉，马上显出威风凛凛的样子。
“扯谎，你不是魏斯！”他吼叫着。
“那么我是谁？”
“这一点我们会从你嘴里敲出来！”他停了一会儿，自以为证据在握，能看到一出好戏，得意洋洋地说。
“约翰·魏斯中尉先生，也就是你冒名顶替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他在一次汽车车祸中死亡！”审讯员在卷宗里翻了一阵，取出两张照片递给魏斯。
第一张照片上是汽车的残骸，一个脸朝下趴着的人被方向盘的杆子戳穿了身体，这是魏斯认识的一个信使。旁边还一具尸体，脸孔被挡风玻璃扎得血肉模糊。
第二张照片上只有那具面部扎烂的尸体。魏斯认出尸体所穿的衣服，就是入狱第一天从他身上剥走的那件上衣。他松了口气。看来，这一切都是盖世太保的安排，他不是作为苏联情报员，而是作为舒伦堡手下的人被捕的。
魏斯随手把两张照片丢在桌上，说：“小伙子真可怜！”
“你说哪个小伙子？”审讯员扬起了眉毛。
“被你们弄死的那个信使。至于第二个人，你们给他穿上我的外衣，干得很巧妙，不用说我，连亲娘都认不出来了。看得出这是盖世太保的传统手法。”他凑近些问道；“你们干吗费这些劲呀？”
审讯员不动声色，似乎魏斯在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说话，他一句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他问道：“现在你承认冒名顶替吗？”
“别跟我来这套了，”魏斯说。
“你还在指望什么呢。”审讯员抬眼望着魏斯，拿出第三张照片递给他，笑了笑。“一看就明白了，你没有什么盼头了。还是明智一点吧。”
照片上是一副出殡的担架，上面放着骨灰罐，罐子的标牌上写着“约翰·魏斯”字样，还有一些小字看不清楚。抬担架的人是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古斯塔夫、弗朗茨和一个魏斯不认识的人。担架后面跟着舒伦堡，他的旁边是维利·施瓦茨科普夫。
“怎么样？”审讯员问。“现在一切都明白了？魏斯中尉已经归天，他的骨灰封在骨灰罐里。约翰·魏斯不存在了。”
“请问，”魏斯说，“你们把那个可怜的家伙弄死当我的替身，他是否配得上这么尊贵的送葬队呢？一旦党卫队少将知道你们在捉弄他，有许多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包括您在内。”
这番话显然对审讯员发生了作用，他的眼睛里掠过了一丝恐惧的神色。他欠起身，用公事公办的腔调宣布：“第二千零十六号犯人，兹因您供述不实，按律罪加一等，本审讯员已借助确凿无疑的照片证明您罪行属实。”
隔了几天，审讯员再次提审魏斯。这一回还有另外两名便衣在场。
审讯员又从卷宗里取出一张照片：魏斯站在一辆汽车旁边——就是他充当信使运送贵重物品到瑞士去驾驶的那辆车。
审讯员问道：“您能肯定照片上的人就是您吗？”
“有点象我。”
“到底是不是？”
魏斯不吭声。
审讯员说：“这个人肯定是您。”
第二张照片上，魏斯是在瑞士银行里。第三张照片拍下了魏斯和银行职员签署的文据，证明该银行从魏斯手里接收了二十锭黄金，计重十公斤。
“这是您的签字吗？”审讯员问。
“您说了，魏斯已不在人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审讯员清清楚楚地大声说：“据我们查明，您就是魏斯，和车祸中丧生的约翰·魏斯中尉同名同姓。”他喝道：“起立！”
魏斯勉强站了起来。
两个便衣也从座位上起立，一个戴上眼镜，宣读判词。“根据法律（第几第几条），第三帝国特别人民法庭对业经查明的黄金走私犯约翰·魏斯判处绞刑。备注：鉴于罪证确凿以及该犯在监狱医院就医不便到庭，故作缺席宣判。”
“可是，我觉得自己绝对健康，”魏斯说。
“这对您无关紧要，”便衣说，一边把眼镜放入镜盒。
审讯员又对魏斯说：“既然查明您确实叫魏斯，我撤销关于您作假供的指控。”
魏斯并足鞠躬。
“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审讯员问。
“只有几句话，”魏斯冷笑着说。“我在伯尔尼曾委托一名特工转呈一封信件给华特·舒伦堡，其中谈到我可能遇上这种圈套以及来自缪勒先生方面的危险。是军事情报局特工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告诫我这样做的。”
“好吧，”一个便衣说。“这样一来，您只好更快地步施泰因格里茨先生的后尘。”
但魏斯发现，这时三位“法官”偷偷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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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尽量不想死刑的事，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意识。
他勉强能做到的一点，仅仅是不再设想有关的细枝末节，排除那些杂念。
他知道自己可以作为一名苏联情报人员被德国人处死。他把就义前应有的表现已经考虑得很细。他相信自己直到最后时刻都能保持一个苏维埃人、一个肃反人员的尊严。他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这场斗争，而不是去考虑死亡。
可是，以约翰·魏斯的身份被处死——他对这一点却没有思想准备。
直到临死他还不能，还没有权利成为他自己，这真是最可怕的事。他将作为一个德国人而被德国人处死。
这样，盖世太保不过是弄死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秘密部门工作人员，如此而已。
死得这样荒唐，真叫人受不了，能让人发疯。何必鼓起勇气迎接死亡，准备英勇就义呢。他可以痛哭流涕，低三下四地求饶。他可以在这方面不择手段。对于两大秘密部门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帝国统治人物互相倾轧的可怜牺牲品约翰·魏斯来说，这样做是顺乎自然的。死到临头，他还保持什么作人的尊严，真是大可不必的。
然而亚历山大·别洛夫决心打消这种想法。因为魏斯还存在，他变成的那个魏斯至今还存在。今天的魏斯大大不同于当初的魏斯。他已经成为某些人不能等闲视之的一个人物了。
别洛夫权衡各种自救方法，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些尔虞我诈、卑鄙无耻的匪徒之间，约翰·魏斯即使答应同流合污，也只能靠怯懦行为换来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正是为了这一点，有两个人物轮番前来向他施加压力。第一个人礼貌得有些肉麻，看样子是学法律的，一周来一次。他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劝魏斯讲出舒伦堡的秘密外交间谍在伯尔尼的活动情况。只要魏斯答应，就能得到宽恕。
魏斯对这个有教养的人态度蛮横，用舒伦堡一定会报复来恫吓他。法学家声音不高，但是满有把握地回答说：“即使您提到的那个人得悉您现在何处，他也未必会对您发生兴趣。因为他知道，这地方有办法让人开口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您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这么说，就是放我出去，那个人也会设法处置我，因为我的舌头太长了？”
“毫无疑问，”法学家说。“但是，对您的情报表示关注的另外一个人，他的神通广大，可以送您去国外，比如说到西班牙去。”
“好让舒伦堡手下的人在那儿收拾掉我吗？”
“这要看您的秘密活动才能如何了。”
“谁能阻止我从西班牙向舒伦堡报告，你们对我搞了什么圈套呢？”
“这是没有意义的。您的供词会及时呈报给舒伦堡，不由得他不信。”
“然后他就和你们的头儿达成协议，一道来决定把我搞掉。”
“一时倒不会，您可以多活一段时间。”法学家笑笑问道：“我想您能够看出，我对您开诚布公，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不是这样吗？”
“可不是，”魏斯说。“不能再坦率了！”
第二个人每逢星期五到魏斯的囚室里来。星期五是狱中执行死刑或体刑的日子。
这个人个头很矮，粗脖子，阔肩膀，挺着紧绷绷的肚皮，面孔呆板，毫无表情。
他走进囚室后，首先检查犯人的双手是否绑紧，然后脱下上农，整齐地放到凳子上，卷起袖子，戴上厚皮手套，不声不响地开始揍魏斯，一次二十分钟。他揍得很有经验，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二十分钟后坐下来歇一歇，再重新开始。临走前他问魏斯：“怎么样？”走的时候随口又说：“下星期五再见。”
魏斯强迫自己在两次毒打之间同这个人搭讪。意思是他明白对方的职责，认为这不应妨碍他们之间的交往。
魏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每挨过一顿打之后，就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下一次毒打。
他可不愿被活活打死。最初一段时间，他运用过去在狄纳摩运动场拳击小组练拳的经验，挨打时闪让着身体，以减弱打击的力量。可是矮子识破了他的计谋，一边打，一边把他紧紧地逼到墙边。
打手坐在小床上休息时，魏斯疲惫不堪地背靠着墙壁，生怕倒下来。他艰难地龛动着被打烂的嘴唇，讲起狗忠于主人的故事。他说狗聪明伶俐，善于揣测人的心思。魏斯有一次瞧见打手衣袋里放着副连皮带的狗脖套，所以想用动物的故事来软化他的铁石心肠。
打手默默地听着，然后叹口气站起来，重新使劲地打魏斯。
三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矮子揍完后对魏斯说：“好，完了。”他向魏斯伸出手，低声说：“您觉得内脏没有受伤吧？为什么？实际上我和您有同样的爱好，动物当中我最喜欢狗了。”
拷打程序到此结束。彬彬有礼的法学家也中止了他的造访。他无法促使魏斯坦白交代，最后埋怨道：“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了解您。您很熟悉我们这一套方法、您的信任复合体的功能已经衰退，使我无法同您交往。”
魏斯得到了几天的安宁。
一天早晨，他被叫醒，被套上一件无领衬衫，反扣着双手带了出去。两名犯人被处死了，接着又是两名。下面轮到了魏斯和他旁边一个因脊椎受伤而直不起腰的人。俩人抬起头来准备被罩上麻袋，可他们却被押回了各自的囚室。
以后魏斯又两次被押赴刑场，每次都活着回来，但他觉得已经死过三回了。
经过三次刑场陪绑，魏斯变得心灰意懒。他发觉自己这种精神状态之后，感到十分可耻，决心再来当个模范囚徒，强迫自己行动起来，努力克服那铅块般压在心头的死亡之感。
四室里又变得洁净明亮。魏斯又开始做操，用半天时间作长途散步，一边走一边默念他心爱的作品，或者下几盘盲棋。
囚室里无昼夜之分。魏斯根据领到多少盘烂菜汤来计算日子。百瓦灯泡射出强光，象硫酸般灼着眼睛。自从那两个人停止光顾魏斯，百瓦灯泡换成了暗弱的小灯，只有一圈微微发红的钨丝。囚室里变得阴暗寒冷，好象一个坑穴。先前的强光烤暖了空气，倒也不怎样冷。现在寒冷却在无休止地折磨着魏斯。
死刑的威胁尚未解除。但他已经习以为常，置之度外了。每一夭，他给自已规定好第二天的任务。例如从莫斯科步行到巴科夫卡，往返四十六公里，去时心里想着瞧右边，返回时就瞧左边。
他为自己设计了很复杂的体操动作和数学习题。
他一度有些犹豫：是否作些让步呢？把自己知道的有关舒伦堡秘密外交活动的情况通通告诉他们，换取一个短暂的自由也罢。他仔细权衡了利弊，得出一个结论：他之所以至今未被处死，只不过因为还没有从他口中掏出任何东西。一旦他被掏空，他们就会象销毁空了的秘密文件袋一样把他消灭掉。此外，他的顽强劲头显然使盖世太保们觉得，他在政治谋报部门所担任的角色比他们预想的更为重要。
最主要的是，在舒伦堡和缪勒上面还有希姆莱，而舒伦堡是遵照希姆莱的嘱托行事的。如果缪勒利用魏斯提供的材料攻击碎伦堡，希姆莱肯定会知道，并且会充当他们的和事佬。二人和解之后（或者在此以前）就会一同来解决魏斯。当然，他可以逃避他们的报复。比如转入地下，参加祖鲍夫的小组。但这么做就断送了约翰·魏斯的前程，今后若要取得魏斯这样的地位，多少苏联侦察员又得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不，为了让约翰·魏斯活下去，必须争取自己活下去。
连监狱的看守也对这个囚犯敬重起来。一个判了死刑不知哪天就是末日的人还能如此顽强不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不肯垮下去，这在他们看来是极为罕见的。
魏斯劲头十足，把囚室打扫得一尘不染。
他是一名遵守纪律的囚徒，朝气蓬勃，和蔼可亲，但从不丧失自己的尊严。
魏斯逐渐感动了两名看守。这是两个职业狱卒，平时在他们眼里，牢中的囚犯还不如笼子里的家兔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他们认为魏斯是模范犯人，对他有了好感，开始给他一点小小的方便。现在魏斯能够看到书了。他专心读书，排除杂念，使情绪稳定下来，并且用客观的眼光来审查自己。这样，他对自己就有了信心，有了把握，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失去自制的能力。
七月末的一天，看守突然来提魏斯。魏斯心想：“一定是押赴刑场。”
他感到奇怪是，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忧伤，没有恐惧，甚至不愿去想什么重大的事情。
也许，他已经倦于想到死亡，不再感觉到死亡的可怕了。他没有被押赴刑场，而是被带到上面的一层楼上，那里是一些普通囚室。
经过走廊时，他听见开关铁门的动静，水泥地上沙沙的脚步声，还有卫兵们的何掌鞋底踏在地上的响声。
一位德国将军反剪双手，满脸伤痕，从魏斯身旁走过。两名党卫队员用冲锋枪的枪管狠劲地搡他，把他的背脊捅出了一个凹坑。
魏斯突然置身其中的这个普通囚室，倒象是一间兵营，里面挤满了军官。这些人仿佛是遭到突然袭击、刚刚向敌人投降的一批残兵败将。
敌人撕下了他们的肩章，连同军服呢子扯掉了他们的奖章。一些人遭到毒打，两个遍体鳞伤的人躺在地上。
除了军人，这里也有穿便服的人。其中一人不知为何穿着丝织睡衣，脚上套着毛皮便鞋。
书架似的三层床位全部被高级军官占据。其余的人分散在水泥地上，或是坐着或是躺着。
一个穿便服的人远离众人，背靠墙壁坐着，把血迹斑斑的脑袋垂在胸前。他已失去知觉，但是谁也不去理会他。
魏斯往金属茶缸里倒了些水，从马桶的搁板上拿下一叠纸，搓成纸球，放在地上，燃起一小堆火，烧热茶缸里的水。
魏斯用温水给伤员擦洗头部，用纸敷住伤口，然后从自己衬衫的下摆撕下一长条布，把伤员的脑袋包扎好。
魏斯发现囚犯们在注视他的举动。他料理停当，从地上站起来，环视众人，冷冷地说：“先生们，不肯救死扶伤，这可不是士兵的作风。”
“怎么，教训人吗？”一个淡黄头发的军官怒冲冲地说。
“不错，”魏斯说。“是得教训一下。”他劝那个人：“请爱惜您的神经，往后还用得着。”
一位花白头发的军官悬腿坐在床上，大概是这里军衔最高的人，因为众人望着他的时候都带有几分敬意。
魏斯走到他的床前，立正报告，自我介绍：“中尉约翰·魏斯，被判绞刑。”
“已经判了吗？”军官问道。
突然，魏斯听见上铺传来古戈·伦别格的惊叫声：“我的老天！您还活着！”
魏斯朝古戈笑笑，古戈从床上跳下来拥抱了他。
“我不能说在这儿见到您很高兴，但也不愿扯谎。纯粹从自私的角度说一句，咱们能见面真是一件乐事，”魏斯坦率地说。
“您是好样的！”
“又有什么办法呢？”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魏斯摇摇头。
古戈咬着他的耳朵说：“您还记得施道芬堡上校吗？缺一只胳膊，在我家里认识的？”
魏斯点点头。
“上校行刺元首未遂，炸弹爆炸了，希特勒没有死。据说希特勒当时说了一句历史性的名言：天啊，我的新裤子，昨天才换上的！’”
古戈的脸抽搐着，两眼发亮，瞳孔扩大。他狂笑起来。
“给你倒点水喝吗？”魏斯问。
“不，不用。”古戈止住魏斯，喘着气悄声说：“您无法想象，在这次反希特勒的密谋中，出了多少胆小鬼和叛徒！”他绝望地说：“我没来得及象有些人那样开枪自杀，现在他们要绞死我。要绞死我，是吗？”
“施道芬堡呢？”
“他和一些人在院子里被枪决了，用汽车的前灯照着干的。执行者是那些一听说元首还活着就变节了的人。他们在党卫队赶到之前先下手，为的是销赃灭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今也在这里，床上躺着的那个就是。”他狂叫道：“一切都完了，魏斯，完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用嘶哑的嗓音说：“施道芬堡临刑前最后一句话是。‘永恒的德国万岁！’”古戈满怀希望地问道：“您是否发现，我和施道芬堡的观点不一样？我若是他，就喊：‘大日耳曼帝国万岁！’”
“看来您会有这种机会的，”魏斯克制地说。他明白了古戈的意思：直到临死也要声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于施道芬堡。
不管怎么说，由于古戈的关系，被囚禁的军官们已将魏斯一视同仁了，并对他产生了信任。魏斯很快就成了这些人的头儿。这不仅由于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犯人，而且也由于他很会在各种情况下把各种不同的人组织起来。
他建议把床位全部腾给伤员和遭到毒打的人。花白头发的上校例外。魏斯说，只有老人可以照顾一下。
由于魏斯长期来在看守们眼里算得上一个模范囚犯，他还能向他们要到一点药物。
有些囚犯保存了订婚戒指，魏斯劝他们拿出来收买看守，以便按照某个地址合寄一封信给各自的亲友，每人捎上一两句诀别的话。
魏斯甚至规定了字数：每人不得超过十个字。倘若信写得太长或同时写好多封信，看守就不便藏起来偷偷捎出去。魏斯利用领来的药品做成墨水，他知道这些药的化学成分。他在一个军官的制服上找到一小段别针，这是一枚1941——1942年对俄冬季战役奖章上残留下来的。魏斯把它砸成一个笔尖。
第一周，将近三分之一的囚犯在审讯后立即被处决。
魏斯千方百计减轻军官们所受的铁窗之苦，尽管不是所有的人使他产生好感，更谈不上同情。
例如那个上校，他对党卫队师团的战斗力评价很高，只埋怨元首不想用国防军组建类似的特种部队。他认为这种部队同样能有效地履行党卫队的职能，也能象盖世太保特别队那样坚决地清除占领区多余的居民和抵抗力量。
上校对希特勒1943年12月22日颁发的一道命令特别恼火。根据该令，国防军部队中自1942年在编的“辅导军官”（所谓政治军官）均从军队反间谍系统（“HI处”）划归各级参谋长直接指挥，并改称为“国家社会党下属军官”。这类军官一般由国家社会党骨干担任，但他们没有丝毫作战经验，也从未上过前线。选拔这种军官的工作由鲍曼负责，实际上归他的党务办公厅领导。
上校皱起他那窄窄的、显出一股倔强脾气的前额，气愤地说：“我认为，作为一名军官被枪决是我罪有应得，但不应该把我以国事罪判处绞刑。因为我仍然忠于元首所追求的目标。反叛的首领们提出种种证据，说明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希姆莱知道我们对希特勒不满，并对我们持同情态度。新的军人专制政府中，将有一批经验最丰富的将军来任职。他们会无情镇压群众的不满，不亚于保安局、党卫队和盖世太保。”
“照您说，参加反叛的人受到希姆莱的庇护？”魏斯问。
“唉，这不过是一种纵容罢了，”上校伤心地叹了口气。“但是我觉得，”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全国总队长最感到恼火的倒不是有人行刺元首，而是行刺没有成功。所以他让一些为首的密谋分子有时间自杀，对另一些人则不经审讯就地枪决。”
“照您看，这只能说明他想杀人灭口，掩盖所谓‘纵容’之罪吧？”
“不，”上校摇摇头，“不止于此。希姆莱无疑是个聪明人，很有远见。他知道反叛的酝酿情况，当然也估计到它的全部危险性。”
魏斯表示诧异。
“我指的是行刺成功后帝国面临的巨大危险。那时候国内反法西斯阶层就会放手大干。赤色分子走出地下来领导他们。结果，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了导致革命暴乱的罪人，其罪之大，何止当绞，简直应当碎尸万段，泡在臭水沟里，遗臭万年。”上校激昂地说：“当我最终懂得了这个道理，我确信自己死有余辜，并且作好了准备！”
“没说的，”魏斯冷笑道，“您视死如归，是个勇敢的人。”
“但是我们的头脑太简单了，”上校悔恨地说，“不该让青年军官参与密谋，他们的思想和老一辈人不一样！最危险的是施道芬堡。他是反叛最积极的组织者。这个人心怀叵测，可惜我们知道的太晚！施道芬堡不仅主张联合各反对派，甚至左派社会党人，尤其可耻的是，他竟然要联合共产党地下组织。这还不算，他还建议同俄国举行谈判！”
“不过他在青年军官中间很有威望，很受信任，使我们难以同他较量。况且他胆识过人，性格坚强，是我们所有人当中唯一能实施恐怖行动的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所以你们只好在某些方面向他让步？”
“可不是！比如七月四号施道芬堡要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会面，我们甚至无法对这种可怕的决定提出异议。”
“会面成功了吗？”
“没有，”上校说，“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明智地报告了希姆莱，说我们的密谋组织中有一股以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危险势力，企图同共产党搞联合。这个人还报告了施道芬堡同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人会面的日期。我不知道为什么施道芬堡在预定的日子没有去会面。那一天盖世太保搞了袭击，共产党人被抓住了。后来我同施道芬堡谈过一次话。他肆意歪曲我们的目标，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主张把密谋发展为一场广泛的民主运动。他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呀，”上校沉吟道，“施道芬堡是个不祥人物，我越是想到这个人，就越加悔恨自己误入歧途。”
说到这儿他的口气又变得十分坚定：“毫无疑问，倘若施道芬堡一举成功，我们这些老军官会采取一切措施，让群众对元首的遇害感到万分悲痛和惋惜。我们是元首伟大事业的继承者，为了帝国的利益，一定要公开处死杀人凶手。老百姓应当明白，谁胆敢谋害帝国首脑及其战友，谁就是罪大恶极。”
“太妙了！”魏斯说。“原来施道芬堡不仅可能在行刺希特勒的过程中丧生，而且还可能死于密谋首领之手？”
上校神气十足地点了点头。
“不然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就要和历史上的就君歹徒们摆在一起了。”
“您是保皇派吗？”
“不。这种统治方法已经过时。唯有军事专制政府才有资格掌握全部权力。当今世界，只有这种政权能够辖制人民并以军事暴力手段解决一切国内外问题。”
“您的理论并非异端邪说，”魏斯说，“实际上同元首的思想一致。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反对他呢？”
“为了让我们比较灵活地实现元首的理想，元首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上校阴郁地说。“他把这些理想过分地集中于一身了。我们必须牺牲掉元首，才能实现这些理想。只有牺牲他，我们才能团结起来，重新聚集力量，联合西方大国，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我已经把这些思想形诸文字，就算是一份政治遗嘱吧。我认为不必给亲友写什么伤感的信件，您应该尽力使我这份遗嘱传到有关人士的手里。您明自这份文献的重要意义吗？说实在的，我不是在请求您，而是命令您这样做。”
魏斯没有答应照办：“这得看监狱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否同意不给亲人写信而只送您的这份遗嘱。”
“他们不会同意的！”上校悻悻地说。“这里人太杂，有的人甚至赞成施道芬堡的观点呢。”
“是不是把您的遗嘱告诉他们，”魏斯替他出了个主意：“您对德同的命运如此关心，而他们也是德国的一部分。”
“也许我会这样做的，”上校的口气有些犹豫。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不行，这儿有好多人我很不喜欢。”他从床垫底下拿出一叠纸，请求魏斯：“拿去吧，也许您有办法保存这个文件，把它交给什么人。”
“我不能保证把它送给您心目中的那些人，”魏斯说。
“好吧，”上校只得同意，“随便您交给谁。”随后他又自嘲地说：“看来我是出于虚荣心才答应这样办。随他去吧！”
上校在第一次审讯时就遭到毒打。他被拖回牢房，扔在地上，奄奄一息。
已有相当经验的魏斯给了他力所能及的照顾。
上校苏醒后对魏斯说：“我把对您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们，可是您看……”他想伸手摸摸脸，但没有气力……
“他们不相信您的话吗？”魏斯问。
“信倒是信了，”上校说，“但要求我供出参加密谋的某些将军。我拒绝了，因为这违背了我的荣誉观。”
“关于青年军官您也一点没说吗？”魏斯问。
“作为上级军官，我有权对他们作全面的评价，”上校含糊其词地说。
第二天，上校被押赴刑场。他表现得很刚强，拒绝了应分的一杯烧酒，也不买看守私售的鸦片九。
临行前，他看望了所有的军官，同他们—一握别，祝他们也象他一样视死如归。
他没有同文职人员告别，跨着坚定的步子走了，出门时连头也不回一下。
古戈·伦别格对魏斯说，密谋核心小组直到1943年年底还不同意杀死希特勒，害怕因此而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们只想迫使元首退位，搞一次合法更换帝国首脑的政变。杜勒斯对和他接头的密谋分子的代表说，希望他们不要在盟军登陆欧洲之前采取任何行动。
谋刺希特勒要和盟军的登陆行动取得一致。德国新政府应从西线撤军。盟军占领德国后，亲自来消灭反法西斯革命起义的苗头。这样，德军就可以腾出手来反击进攻的苏军。全部兵力都要用于这个目标。
“可是，”古戈冷笑道。“上校就不主张德国投降英美，认为这是德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他也反对英美军事占领，赞成由德军自己来镇压反法西斯势力，迫使老百姓尊重德国新政府。好一个天真的大兵！”古戈最后挖苦了一句。
“果真如此吗？”魏斯表示怀疑。
“当然。本来，我们这些军人一开始就应当依靠德国最有影响的势力，我们起事才能得到一切必要的保障a”
“什么势力？”
“帝国实业界，”古戈说。“不过，唉，他们中间许多人不赞成换掉希特勒。他们记得希特勒当年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十分坚决，并且坚持不懈地迫使纳粹势力完全服从于工业巨头的经济利益。此外，”古戈压低嗓子说，“我觉得希姆莱已经知道我们的某些将军在是否承认他为帝国新元首这件事上犹豫不决。因为这些将军获悉，提名希姆莱为新元首受到了美英统治集团的坚决支持。所以我估计，一旦谋刺希特勒取得成功，希姆莱会立即动用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全部惩治力量来对付大多数谋反分子。”
“这么说，谋反是没有指望的？”
“不，不尽然，”古戈快快地说，“如果按照施道芬堡的意见同广大民主阵线联合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不赞成这样的德国，我反对这样的德国。”
“德国老百姓喜欢怎样的德国呢？”
古戈耸耸肩。
“老百姓只有被强权夯得结结实实，才能成为国家大厦的牢固基石。”古戈一挥手，指指周围睡满囚犯的木板床，恶狠狠地讥讽道“要是这儿突然跑来一个俄国共产党，我想他一定会幸灾乐祸的。”
“为什么？”魏斯问。
“因为，”古戈答道，“俄国人需要把希特勒当作德国的可恨象征，当作一个靶子。而我们没能抽掉他们的靶子……”
“幼稚的想法！”魏斯说。“你们想用希姆莱替换希特勒。可是苏军的靶子是德国法西斯。这一点你们从收听到的苏联政府声明中知道得很清楚。”
“大概是这样吧，”古戈没精打采地说。“确实，我们最害怕的倒不是忠于希特勒的党卫队会消灭我们，而是希特勒的被刺可能成为革命暴动的信号。我们害怕苏军在英美部队开入我国本土之前就彻底击败我军。”
古戈似乎恍然大悟，连忙向道：“您为什么总是反对我的一些看法？”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在这儿被处死！”魏斯说。
“现在对我来说，作为施道芬堡的同谋犯还是作为他的糊涂思想的反对者被处死，是无所谓的。重要的只有一条：死亡面前人人乎等，一切平等。”古戈苦笑了一下；“活人各有想法，死人一样发臭。可惜我不能让您实地检验一下，因为您大概也快上绞架了。”
“是的，”魏斯用手指碰碰脖子。“谢谢您提醒我这一点。”
“请原谅我回敬了您一下。我觉得您在贬低我们这次密谋的意义……”
青年军官尤尔根斯和布勒克经过简短的审讯后被告知，他们将被判处死刑。俩人回到牢房，情绪十分低沉。他们并不害怕死期临近（他们勇敢地接受了这个通知），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在审汛过程中他们得悉领导谋反的将军里面出了告密者。这些叛徒向盖世太保报告了密谋人员的姓名及密谋活动的详细情况。六月二十日行刺希特勒那天，一些将军优柔寡断，贪生怕死。他们无所作为，把全部事情推给施道芬堡去于。炸弹没有炸死希特勒。这些将军闻讯后束手待毙，不采取任何措施拯救参与密谋的下级军官。
整整一夜魏斯都同这两名军官呆在一起。
尤尔根斯忿忿地说，现在他明白了：许多将军团东线战败被希特勒撤职，他们参加密谋仅仅是想报复，想把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希特勒罢了。
布勒克说，施道芬堡及那些跟他观点一致的人认为，首先应当促使德军在东线投降。这位年轻军官绝望地说，现在密谋已告失败，最可怕的倒不是许多当事人要被处决，另外一些人也要死于非命。可怕的事情在于，这些人的死亡比起我们不能阻止几十万德国土兵在东线丧命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尤尔根斯听着他的埋怨，痛苦地说：“可是我们知道，密谋的首领们一致认为应该向美英投降，以便继续同俄国作战。”
“不错，但是我们拥护施道芬堡，”布勒克说。
“连共产党也认为可以同他谈判。”
“那些共产党人在哪儿？也被处决了吧？……”
两天后，监狱管理处突然叫魏斯去，通知他说，他被释放了。
监狱大门口，古斯塔夫坐在汽车里等候他。古斯塔夫拍拍他的肩胳，称赞道：“先生倒是一条硬汉子。”
古斯塔夫没有驶往卑斯麦大街，而是直接把魏斯带到了舒伦堡的大本营。
舒伦堡显得更黄也更瘦了，他脸上毫无笑容，握过手说：“关于您的表现，有人向我详细报告了。”他病态地皱起眉头，揉揉左边的腰，问道：“您有什么请求吗？”
“我愿意继续任职，请您相信……”魏斯开始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舒伦堡不耐烦地打断他。
“那么，请求您下令释放两名在押的国防军军官，布勒克和尤尔根斯。”
“您能证明他们无罪吗？”
“他们没有出卖过一个密谋分子，这最能说明他们今后还有用处。”
“用于什么目的？”
“我觉得，他们守口如瓶，至死不招，这一定会受到您的重视。”
“我已经很重视您的这种才能了，”舒伦堡的半边脸上现出了一个笑容。
“谢谢，”魏斯说。“那就全仗……”
舒伦堡再次打断他：“我本想请求党卫队全国总队长授给您一枚一级铁十字章。您要我拿另外一件事去麻烦他吗？”
“恕我再次提出请求。”
“好吧，”舒伦堡从桌上拿起一张什么纸，慢慢撕碎，扔纸进篓。“您可以走了。”
魏斯走到门口又被叫住。
“您认为他们适于做秘密工作？”
“不，”魏斯说。
“那么您为了什么？”
“如果全国总队长宽恕了他们，缪勒先生就要设法查明，他俩是不是全国总队长手下的间谍。”魏斯冷笑了一声。“缪勒自找倒霉。他的调查内容会泄露出去。这将再次证明他对希姆莱居心不良。”
舒伦堡默默审视着魏斯的眼睛，忽然微微一笑：“这倒是个妙着。我明白了，您被关了这么久，想对缪勒稍稍报复一下，对吧？”
“我的党卫队少将，您洞察秋毫，”魏斯说。“那么，我是否可以放心？……”
“不仅如此，您还可以放心的是，”舒伦堡接过他的话头说，“我立即下令重新打印一份报告，向全国总队长为您请奖。”
在去卑斯表大街的路上，古斯塔夫告诉魏斯，舒伦堡手下的罪行调查专家煞费周折才揭露了对他设下的圈套。那个无名氏并非死于车祸，而是在出事前早就被毒死的。
后来通过特工的势力，查明魏斯被关在牢里。但华特·舒伦堡不许采取任何紧急措施营救魏斯出狱。因为监狱对他是最严格的考验，再没有比这更妙的检验方法了。后来党卫队少将事情太忙，压根儿忘记了魏斯，而谁也不敢向他提及此事。有一次舒伦堡偶然看到一份希姆莱批准判处死刑的人员名单，其中就有魏斯。这时他才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不过，”古斯塔夫又说，“也许舒伦堡和希姆莱都不想在这动乱不安的时候同缨勒争吵。只是在希姆莱镇压了密谋分子，尤其是同他来往密切的那些人之后，才有可能把您从缪勒那里弄回来。”
“判决已经宣布，他们随时都可以把我绞死，”魏斯说。
“不排除这种可能，”古斯塔夫说。“也许死后会给您恢复名誉。不过，把您埋葬两次也未免太过分了。别忘了到墓地上去看看，那儿有一个很不错的碑铭：‘难忘的约翰·魏斯千古’。至少以后不用再做新的了。”
魏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照照镜子。不禁回头看了一眼。镜子里的那个人骨瘦如柴，面容严厉，鬓角、眼睛和脸颊都深深地塌陷下去。头发失去了光泽，脖子变得又细又长，嘴唇干瘪，好象和牙齿粘在了一起。
“晤，没错，”他轻蔑地说，“典型的营养不良。”他对镜子骂了一声：“你这不是给人抹黑吗？”
他几乎睡了一天一夜。
柏林城在不停的轰炸声中震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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