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采夫在夜里12 点后回来。米沙已经上床了，但没有入睡，听见他小心地用他的钥匙开了门，在前厅的墙上摸索，寻找开关。
“可见他有夜间通行证，”米沙想。原先他以为客人耽搁在他的熟人那儿过夜了。
一夜过得很平静，连米沙忘了关的扬声器也整夜没有响。
列娜睡得较早，没有听见马尔采夫回来：因此当早晨走出自己房间，看见他已穿好衣服在客厅里，就十分惊奇。
“您在家吗？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这不是吗。”
“我真不知道您在这儿……现在吃早饭吧。”
“阿列奇卡，请告诉我你们的电话号码。”这问题把女孩子窘住了。她的两颊瞬间遮上了红晕，眼睛不安地转来转去——她忘记了电话号码。
“难道您不知道吗？”她靠近电话问，“科利亚对您没有说？请记下来……您有纸吗？”
“不必，我这样记得住。”这谈话已足够使列娜接近电话，认清写在墙上的号码了。
康斯但丁·波塔佩奇没有觉察到她刹那间的困惑，他慢慢地随着列娜重复号码，在最后一个数字上不知为什么弹了一下手指。
“好了，现在我永远记住了，”他说，“我有个专门的方法……我设法教会您，阿列奇卡。您将会很容易记住一些大的数字。”
“不……我对数字的记忆很坏。比如，我无论怎样不能记住历史书里任何一个沙皇和皇帝的年代……不知怎的见了就怕。”
“就是这样……需要方法，随时随地需要方法。”当列娜冲茶时，米沙也起床了。
“您今天起得很早，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他走进客厅时列娜已经在桌子周围张罗起来。
“怎么能不这样！现在不能睡得很久，朋友们，应该为胜利而工作。结束了战争，那时我们来睡个舒服。”
“可我以为，即使战后还将有许多工作，”米沙不同意说，“需要恢复……”
“对，很对，”客人同意说，“但是这里得讲究个方法。我正好与阿列奇卡在谈方法。人应该善于安排自己的时间，为了使它对一切——不论工作还是学习——都够用。疲乏的人工作得差，他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不过，这个题目未必是你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那个年龄……”
“请坐，”列娜邀请说，“科利亚，你的糖怎样？要放在杯子里吗？”
“不，我嚼糖喝。”
“糖有，可以加糖喝。明天又会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又带来了……”
“那好吧，放在杯子里。”他喜欢甜茶，列娜对这知道。
“唉，我的朋友们！”客人叹口气开始说，“看着你们我就想……命运把沉重的担子压在你们肩上，但你们没有泄气，更坚强了。人的性格在斗争中培养，在活动中锻炼。瞧，糖也节省……当然最好很充足，不按定量，按需要；但那时你们就不珍惜它了……记得战前有些孩子怎样对待的？热烘烘的白面包涂了黄油，任性的女孩子把它扔在地上，而且还用脚去踩。不爱惜，不懂得……以为一切都是现成的……”
康斯但丁·波塔佩奇一直记着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求他这个过去的教育家的事，并忠实地完成着他的请求。利用每个方便的时刻，力求使孩子们领会某些有益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他用一种讨厌的教训方式和自以为教育者应该具有的声调说话。当然，这些劝告没有带来任何益处，何况米沙和列娜认为他是个不能相信的敌人。
讲到关于任性的女孩子，康斯坦丁·波塔佩奇指的是他的女儿，其他的例子他不知道。因此，在他的声音里听得出有出自内心的痛苦，但这一点也并没使米沙有所触动。
“谁在糟蹋粮食？”他愤怒地想，“是你们希特勒匪徒在烧毁和践踏我们土地上的粮食，是法西斯分子不尊重人们的劳动，我们列宁格勒人知道什么是粮食。”他没有把这个大声说出，虽然他很想制止这个伪善的宣传尊重劳动的“间谍”。
早饭后列娜到学校去，马尔采夫与她一起走了，留下米沙一个。他很可惜不能悄悄地从屋里溜出去，跟踪间谍所去的地方，知道他同谁见面。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严格禁止任何自作主张，要求根本忘记马尔采夫是怎样的人，忘记他们在完成反间谍任务。他们应该极其简单地装作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怀疑，只是教授的孩子。越天真，举止越是大大咧咧，就越好。
“忘记马尔采夫是敌人！这怎么可能？”米沙想，“说说容易。你看他坐在这儿，装成学者的样子……哪有的事！这样我们就对他信任了？我们才不是傻瓜！要是我在另一个地方遇见了马尔采夫，并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反正我会一下子猜到的……”突然的门铃响打断了米沙的思绪。
“这会是谁呢？难道马尔采夫已经把这儿的地址告诉别人了吗？”走近门，米沙觉得心跳得厉害，只是手没有软，声音也很清晰。
“外面是谁？”
“科利亚·扎维亚洛夫住在这儿吗？”门外有一个男人的声音问。
这个问题把米沙的魂都吓掉了，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
“站在门外的人认识科利亚·扎维亚洛夫。完了！怎么办？……开不开门？”恐慌情绪笼罩了米沙，但没过多久，他断然下了个清醒的决定。
“开，万不得已说科利亚·扎维亚洛夫出去了，我是他朋友……在一块儿复习功课。”于是他平静地转动了锁。
门外站着个穿皮大衣，戴便帽的男子，拿了个不很大的红色小箱子，腋下夹着一只什么盒子。他的脸很熟，但处在激动中的米沙没有认出他来。
“您要找科利亚·扎维亚洛夫吗？”
“是，是……”“干什么？”
“事情不大，”男人说。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又低声问道：“你怎么啦，米沙，不认识我了吗？”现在米沙才清醒过来，并且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是谁。
“呸！您真的把我吓坏了，特里福诺夫同志，”米沙承认说，“里面请……
要知道我起初……您问科利亚·扎维亚洛夫……这真见鬼，我想，这是谁来了？竟认得科利亚。想说没有在家，或者干脆不开门。”
“那末，我究竟该怎么叫你呢？”
“这是突如其来……马尔采夫走了不久，而我又没有等谁。里面请。”
“不，我一会儿就走。吩咐给你们带来个唱机，”特里福诺夫把红色的小箱子和装唱片的盒子交给米沙，说，“把它塞在远一些的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唱机？有收音机……”
“以防万一……说不定用得上。你们想高兴高兴，跳跳舞……这就用得着唱机了，收音机现在没有什么好听的。你们这里弄得怎样了？”
“没有什么。”
“主要是别张惶失措。放心好了。当然，谨慎总是有好处的，但别害怕。
记住你们不是孤立的，我们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她怎样？……那个女孩子。”
“她吗？料理家务。”
“她感觉怎样？”
“很正常……”
“不惊惶失措吗？”
“哪儿话，特里福诺失同志！她斗志昂扬着呢。”就是说，并不张惶失措。这很好！那个人怎样？我是说那位来客？”
“去什么地方了……”
“他去哪儿，这我们知道……他与你们怎样？”
“满口说教……总在教训我们！”
“那你们呢？”“我们听着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没有叫我们跟他争论。”
“当然用不着争论。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你年轻……干什么争论？对年纪大的应该尊敬。”
“他不是法西斯分子吗？”
“这在他额上可没有写着。他不是没有进行法西斯宣传吗？”
“当然没有。”
“那就是说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布拉科夫怎么样？”
“很好，来过我们这儿两次。”
“用信号吗？”
“一次用信号，阿利娅叫的。”
“是这样……他对我诉苦，女邻居的关心使他不得安宁。拐杖使她们怜悯，因此她们宁愿搀着他走。把唱机拿走……放在这个橱里也行。”
在前厅，客厅的对门有只大衣橱。米沙转动钥匙，开了门。橱里挂着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的两件旧大衣、几件连衣裙和一套科利亚的西装。米沙就把唱机和唱片藏在这些衣服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