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斯佳
她走在街上，几乎从来不左顾右盼，而且也不看窗户。所以她走到自家大楼跟前时，竟没有注意到窗户里全都没亮灯。她进了门，按了前厅里的开关，才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头——家里的电全部被切断了。
她小声骂着，脱下鞋，在地上摸索着找到了拖鞋，又摸索着来到厨房，打开炉子。“好在我们家还有煤气炉，”她心想，“假如是电炉，那可就彻底完了，连开水也烧不成了。”
炉盘的火照得厨房通亮，足以确定方向和不至于撞在墙上了。考虑到没电，娜斯佳把茶壶坐在火上以后，试图把近期业已通过的行动方案整理一下。电脑用不成，电视看不成，书读不成，这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躺下睡觉，已经十一点了，阿廖沙今天晚上住在父母家，不回莫斯科了。应该打几个电话，可是似乎有点晚了。最糟糕的是，没法洗澡了——卫生间里漆黑漆黑的，家里连一枝蜡烛也没有。她为什么从来不买蜡烛？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卖的……
水开了。娜斯佳沏了杯咖啡，拿出带奶酪的加肠面包，在餐桌旁坐下来。
卡扎里扬·奥斯特罗维尔霍娃太太谈了什么有意义的情况呢？
好像没有谈出实质性的东西。无论是在谋杀头一天，还是头一个星期，抑或头一个月，瓦连京从前的熟人中没有人找过他。总之，近一年来没有任何人找过他，即使找过，他的前妻也说不清楚，因为她本人不知道瓦连京在什么地方。说老实话，她根本就不想知道。娜斯佳觉得，奥斯特罗维尔霍娃在前夫面前感到有一种罪恶感，因为她在危难时刻把他甩了，所以她下意识地想要做出一副样子，意思是，卡扎里扬在她的生活中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不想回忆他，不想知道他目前的生活。
“为什么他如此轻易地就认输了呢？”扎鲁宾问奥斯特罗维尔霍娃，“生意做赔了，可这是常事，人们通常会找朋友、亲戚、过去的同事，请求帮忙找一份别的工作，或者在生意上拉一把。而您的丈夫却根本没这样做，如果您的话可信的话。怎么，他没有朋友吗？”
“朋友？”奥斯特罗维尔霍娃扬起轮廓漂亮的眉毛，“朋友多极了。只是瓦连京的自尊心更强。要知道，他是亚美尼亚血统。当个失败者是很丢脸的。没脸告诉大家你要开始新的生活，而原来你彻底栽了。这就叫做屈辱胜于自尊。我有个儿子需要抚养，他看不起爸爸的自尊，他要吃饭，明白吗？”
“瓦连京爱把熟人领回家来吗？”
“那当然，”奥斯特罗维尔霍娃微微冷笑了一下，“他喜欢侃大山，只要放任他。他好联络，在哥儿们当中是个中心人物。”
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你们不知道谁将会安葬他吗？”
娜斯佳吃了一惊，以问作答：“难道不是您吗？”
“哪里话，”卡扎里扬的前妻惊慌地说，“我没有余钱，丈夫给我的钱只够零用和买食品，其余的钱他自己支配。”
“那您就向他要嘛。人都死了，”娜斯佳责备地说，“再说也不是外人，是您的前夫，您儿子的父亲。”
“他不会给的。怎么，您在开玩笑吧？他至今还对我吃瓦连京的醋呢，他老是觉得，我只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目的是把儿子抚养长大，而其实我在爱着瓦连京。不会的，他绝不会为瓦连京的安葬掏一个子儿。瓦连京是他什么人？他们甚至不认识。”
“这不对，”娜斯佳继续坚持道，“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儿子，他应该有机会同父亲告别。如果您不出面安葬瓦连京，您的儿子怎么可能与父亲告别呢？如果这事您不办，国家将对他的尸体进行处理，到那时您连知都不知道他将在何时何地被安葬，甚至是否安葬。”
“我儿子有父亲，”奥斯特罗维尔霍娃傲慢地说，“孩子姓的是他的姓。我恳切地请求你们不要干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与你们无关。你们的工作是揭露犯罪行为和寻找凶手。我绝不许你们伤害我的儿子。”
这次会面让娜斯佳感到了极其难受的沉重，扎鲁宾也有同感。
“怪了，卡扎里扬的妻子是什么人，凶手似乎了解得一清二楚。”走在去地铁的路上，他感叹道，“他留下了安葬费。”
“大概是卡扎里扬自己告诉他的，”娜斯佳推测道，“他们连着接触了两天，大概谈了不少事。甚至谈到了瓦连京的所有亲人都在斯皮塔克大地震时死了。反正我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干这种事。
“什么事？”扎鲁宾没听懂。
“留下安葬费。怎么，他钱多得花不完了？”
“他也许是慈善家，从事慈善事业。”
“是啊，这样的慈善家，随时准备杀人越货。只是把钱给他们留下。不，他脑袋瓜里装的是别的什么。把他给摸透了，我们才会感到轻松一点。”
把他给摸透了……办法其实只有两个。或者是他留下的钱，因为这对他至关重要，这表达了某种想法，或者，没有任何想法，他只是想要把侦查彻底打乱，来迷惑大家。那些陶瓷鱼也是这样。干吗弄这些陶瓷鱼？为了表达伊拉说过的那个想法，还是为了把马赛克的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呢？如果能够想出使陶瓷鱼和塑料娃娃联在一起的主意，留下安葬费的主意又何尝想不出来呢！
陶瓷鱼是一样的，而塑料娃娃各式各样。这说明什么？假如凶手提前准备好了预谋犯罪，并一次买了几个同样的陶瓷鱼，那么他也会一次买几个洋娃娃，并且很可能像那些鱼一样，都是一模一样的。不过这一切并不是这样。看来，陶瓷鱼他已经准备好了，而洋娃娃他是在不同的地方买到的。为什么不在同一个地方一次买够呢？他大概不敢，因为一个男人一下子买十个相同的洋娃娃即使不会引起怀疑，至少也会被售货员记住的。鉴定专家断言，陶瓷鱼是墨西哥产的，但俄罗斯是否有卖的——要查明这件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所有经营进口的机构都进行了查询，但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作出答复，因此，能否得到详尽的答复，没有完全的把握。海关单据上注明的是“礼品”，具体是什么礼品呢？即使注明了“礼品：陶瓷鱼”，那也完全说明不了就是这样的鱼。更不用说有人可能把一整盒鱼放在私人手提箱里直接带回来了，而没有报关，因为他带回来的目的不是出售，而是送礼，但这个人可能就是凶手。
啊，真是奇思妙想！这人去过墨西哥——这已经说明一点问题了。虽然证据不硬，但毕竟是证据。
房间传来丁零零的电话铃声。娜斯佳忘了屋里黑咕隆咚的，猛地站起来，狠狠地撞在屋门口一个物体上。一时慌乱，她竟想不起来这里摆放的是什么东西。电话一直在响，她担心这会是什么紧急和重要的事，而她却来不及摘下话筒。她小心地移了两步，从一卷卷壁纸和装着油漆的桶之间挤过去。她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已经过去了，可就在这时，她绊在了堆在地板上的踢脚板上，扑通一声栽倒了。壁纸和不知什么粉末纷纷落在她身上，好像是装着水泥的纸袋子破了。电话还在响。娜斯佳吃力地站起来，觉得左膝和右腕钻心地疼。天哪，这个愚蠢的电话在哪儿呢？就在旁边什么地方响着，可就是什么也看不见！她蹲下，开始用手在地板上摸索，试图找到长长的电话线。好像找到了。娜斯佳把电话线往自己这边拽，使话机挪近些。
“喂。”她几乎是哼唧着说，因为她忘了，用右手握住话筒，疼得差点儿没叫起来。
“娜斯佳吗？”她听见丈夫惊慌不安的声音，“出什么事了？”
“摔了一跤。”她惨兮兮地诉苦。
“怎么摔了一跤？为什么？”
“屋里太黑了。整个楼里都没电，我从厨房跑过来接电话，绊在那堆东西上了。唉哟，阿廖沙，疼死我了……”
“全清楚了，”奇斯加科夫叹了口气，“要我回去吗？”
“你说什么呢，亲爱的，不用。天已经晚了。听我说，我记得我们家有盏灯，不知搁在什么地方了。好像记得你把它收拾到车库里了。你没有拿出来吧？”
“没有，在车库里，我今天还在那儿看见了。不过你一个人真的行吗？要不我就回去，我可是很棒的，这你知道。”
“你少吓唬我，”她吃力地微微一笑，“我怕你。”
“我没有吓唬你，而是提供帮助。可你，小傻瓜，还不领情。”
“因为我是有自尊心的人，而你试图拿帮助来贬损我，好像我完全是无能为力的人和笨蛋似的。”娜斯佳开玩笑说。
“这不叫自尊心，叫自高自大，你真傻。”阿廖沙笑了起来，“众所周知，自高自大是个大缺点，顺便说一句，是个致命的缺点。你在哪里学会了这些傻话呢？”
“是这样，我今天讯问了这个案子的一个女证人，她责怪自己的丈夫不要任何人的帮助，因为他自尊心很强。”
“好了好了。我最后一次问你：要我回去吗？”
“实话实说，不需要。我已经躺下睡了。明天早上天会亮的。”
“好吧，随你的便。怎么会没电呢？”
“不知道，大概是出了故障。”
“大概是什么意思？”丈夫生气地问，“怎么，你没有查清楚吗？”
“没有。干吗要查清楚？”
“什么干吗？为了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和什么时候会来电。”
“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我知道不会很快来电的。不对吗？”
“对，可是明确一下也好啊。说不定故障很严重，明天，后天都不会来电呢。要是这样，就得采取措施，跟你将要在那里借宿的人说好，还有其他一些事。至少，你要确切地知道有多长时间你不能用电脑。这样不行！你简直像个小孩子，真的！”
娜斯佳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阿廖沙好像总是对的。他一贯正确，他聪明、冷静、稳重，有先见之明。她要是像他那样就好了。
“你说得对，亲爱的。”她忧郁地承认道，“我真的又蠢又没用。但我已经不会另变一个人了，所以我不去打听故障的事。我要睡觉了。”
奇斯加科夫又笑了起来。娜斯佳觉得，由于他的笑，她的手甚至不那么疼了。
“晚安，没用的人。我早上给你打电话，看电是否来了。”
“怎么，假如不来电，你就不回家了？”
“没电我回家干什么？电脑也用不成。”
“这么说，你仅仅是为电脑才回来的吗？”娜斯佳揶揄了他一句。
“当然，不是为了你，没用的女人。我很需要你。顺便说一句，如果早上还不来电，你要检查一下冰箱，把那些可能会坏的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放哪儿？”
“随便你。比如说，放在阳台上，外面已经相当冷了。把香肠带到班上，午饭时吃。”
“指示全部下达完了吗？”她尖刻地挖苦说。
“暂时全部。睡吧。吻你。”
娜斯佳放下电话，在地板上坐得更舒适一些，背靠在长沙发上。膝盖疼得厉害，所以她不敢站起来。但总不能这样坐到天亮吧，应该鼓一把劲儿站起来，回房间铺床，睡觉。早上醒来就弄明白，膝盖肿了，右手腕不能动了，水泥扬得满屋子满地。也许能对付过去？膝盖没有肿，右手腕没事了。结果她对水泥只是惊讶一阵。会有这种事吗？会有的。为什么不会有呢？
会不会有这种事：一觉醒来，原来没有任何凶手，再也没有任何人要杀流浪汉和威胁塔尼娅？
不，这不可能。唉，真遗憾。
◎ 谢卢亚诺夫
警察节来临了。谢卢亚诺夫不知为什么喜欢这个节日胜过其他所有的节日。处里正在连续开会，主题是：十一月十日如何向处长表示祝贺，以便使他感到高兴，以便使尽可能多的同事在同一时间到医院里来看望戈尔杰耶夫，而他们的头儿在这种情况下又不会因整个处不上班而找碴儿责骂他们。此外，大家都很清楚，他从来不分节日和平日，他会在任何场合一律爱挑眼地过问正办着的几桩命案。所以，在组建前往祝贺的代表团时，需要考虑到这个战术上的重要因素。只能是那些有情况要向他汇报的人去医院。同时，代表团的人数也不宜太少，因为这家伙不是好蒙的，他会立刻猜到，来的人都是“优秀者”。
“科利亚，你来主持仪式吧，”科罗特科夫命令道，“九个吸毒者都栽在你手里了，你今天是我们的英雄。”
“这可不是我抓获的，”谢卢亚诺夫挥着手说，“这是娜斯佳把他们找到的。怎么，让我说假话吗？他会问我调查的进展情况的。”
“那你就随便瞎编点什么，你又不是小孩子，”尤里·科罗特科夫断然回绝道，“不能让娜斯佳去见他，她够糟心的了。我们的女中校上次差点儿哭鼻子，他那挑剔劲儿使她受不了。”
类似这样的议论已经第三天了。全体工作人员都爱戴头儿，并想向他祝贺节日，但是所有人没有一个不害怕挨剋的。不过，害怕——话不是这么说。每天在碰头会上都挨剋，大家习以为常了，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刑事侦查局的所有部门都是这样工作的。但是，平常的日子里在办公室里挨批是一回事，而在医院里挨批则是另一回事了。你带着鲜花、礼物、最美好的祝愿和节日的好心情，兴冲冲地到医院里去探望，结果被剋了一顿，这叫什么事呀。正好比是可以每天皱着眉头，哼哼哧哧地吞服苦药一样，明明知道这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给你吃甜点心，你咬下一口后，发现里面也是那种苦药，你就会觉得自己被欺侮和被蒙骗了。谁都不愿意在节日被欺侮和被蒙骗。因为很难想像，一个侦探能把正在办的案件搞得头头是道，条分缕析。这样的侦探没有，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是肯定的。
谢卢亚诺夫在娜斯佳面前有一种负罪感。她辛辛苦苦地寻找罪犯，结果找到的完全是另一个，而寻找后者的工作却得他——谢卢亚诺夫，去汇报。尼古拉·谢卢亚诺夫倒是在汇报，而娜斯佳却劳累不堪。他真心想帮一把，但不知如何帮才好。他能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要求把有关舒瓦洛夫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地讲清楚。可突然发现，他杀死的不光是吸毒者。他是有动机的，肯定有，他没有忘记使他儿子死去的那些警察，没有忘记侦查员塔尼娅·奥布拉兹佐娃。或许忘了？不，他没有忘，这一点科斯佳·奥利尚斯基在他被拘捕后审讯了他整整一晚上。
尼古拉·谢卢亚诺夫跑着跑着突然猛地停了下来。对，奥利尚斯基审讯过，可是舒瓦洛夫什么也没承认。他只承认私藏手枪一事，就再也不说话了。当然，奥利尚斯基向他提问了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和他儿子死亡的详细情况，而舒瓦洛夫对这些问题回答得镇静而详尽，但一次也没有暗示，他对塔尼娅·奥布拉兹佐娃有某种特殊的感情。他说得简直就像任何一个失去爱子的父亲那样。
显而易见，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是一个冷血的、周密的、老谋深算的和危险的罪犯。他有杀害流浪汉的嫌疑，奥利尚斯基拘留他七十二小时，并把手枪送去做鉴定。鉴定证明，杀害流浪汉用的不是这支手枪，于是准备对舒瓦洛夫进行假释，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只因私藏武器就得剥夺自由。
这时传来娜斯佳关于手枪的信息。这支手枪是第一个被打死的吸毒者弄到的，不知他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而根据子弹壳得出的结论是：子弹壳上的痕迹和在吸毒者尸体旁找到的子弹壳上的痕迹完全吻合。另一位侦查员在处理杀害吸毒者的案子，他已提出拘留舒瓦洛夫的新决定。再拘留三天。以后会见分晓的。
现在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由侦查员帕舒京负责处理。帕舒京是个好唠叨的老头子，好像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工作了，总之，很早很早以前就工作了。帕舒京真正地恨民主改革和所有的律师以及被捕的人，他一听“宣告无罪的判决”就直哆嗦。他对犯罪分子没有同情心，甚至好像连一般的人之常情也没有。应当给他应有的评价：一个非常刻薄的老头儿。要是带着“也许这不是他”的各种怀疑去登门找帕舒京，准不会有好果子吃，他对这种怀疑根本听不进去，但是提出“让我们把他跟其他犯罪行为比较一下”的建议，甚至半夜都可以叫开他家的门。谁都挺纳闷，为什么帕舒京至今仍没退休。不过大家有一个共识：在目前情形下，多一个人不碍事，何况是业务娴熟的人员呢。就算是好唠叨和有起诉倾向的老侦查员也好，无论是国家的法律还是现行政策，他都了若指掌，工作起来比年轻没有经验的、目前还不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要顺手得多。这些大学生不愿意学习。不知是因为自以为很有文化，还是因为压根不打算长期在这个办公室里待下去。
是啊，帕舒京一定会赞同谢卢亚诺夫的意见。谁说假如一个人犯了这样的罪行，他就不可能犯那样的罪行呢？他们为什么打一开始就认定杀害流浪汉和绰号叫舒特尼克的罪犯和射杀吸毒者的罪犯是两个不同的人呢？他们都是被枪打死的吗？那么他应该有两支枪，他用一支枪打死了吸毒者，用另一支枪打死了流浪汉。他把一支枪藏了起来，而另一支枪他被捕时就带在身上。为什么不可能是这样？可能的。
这一切是合乎逻辑的。虽然复杂，但要知道，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可不是平常人。他杀死吸毒者是因为他由于麻醉品而失去了家庭。一位大学的学者对贩毒者束手无策，他不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和在什么地方寻找他们。此外，贩毒者很像大商贾，都有自己的保镖和保安系统，职业杀手都未必能轻易打死他们，更不用说一介儒雅书生了。而打死那些散兵游勇的、几乎耗尽了智力的吸毒者则不在话下。于是为了发泄对社会和所有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的仇恨，舒瓦洛夫铤而走险，采取了这个损着。
而舒瓦洛夫杀害流浪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报复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他认为，由于奥布拉兹佐娃的过失，他十六岁的儿子死了。他故意给她制造恐慌，给她留字条，暗示说，他记着塔尼娅·奥布拉兹佐娃，每一次新的犯罪都在向她靠近。打死流浪汉——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报复，是深思熟虑而手段残酷的、缓慢而痛苦的报复。所以，实施这些谋杀所选用的是另一种手枪，而犯罪方式本身，原则上也是另外一种。因此，指纹是别人的，笔迹也是别人的。舒瓦洛夫知道，在针对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的犯罪中，要怀疑的正是他。假如他不是第一个怀疑对象，那么也一定是第二个，所以他采取了安全措施。而且把枪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而对吸毒者的系列谋杀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怀疑到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不必羞羞答答，而且把手枪就藏在自己家里。于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更加不会把这样不同的、毫不相像的两起凶案联系在一起。好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没的说。
谢卢亚诺夫的想法深得帕舒京的欢心。他满意地搓了搓干瘦的手，赞许地点着头。
“我们一言为定，”侦查员总结说，“我负责监视舒瓦洛夫周围的人，尤其是他的婆娘。她肯定是同谋者，或至少了解内情。你就照自己的渠道行动起来吧。我们倒要看看最后的结果。”
半小时以后，尼古拉·谢卢亚诺夫已经打了所有要打的电话，找了他所需要的人，使对被拘留的舒瓦洛夫的详细分析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他首先给谢尔盖·扎鲁宾打电话。
“谢尔盖，我知道你是莫斯科和莫斯科州所有流浪汉的好朋友。”他精神抖擞地说。
“也是妓女的好朋友。”扎鲁宾补充说，“有什么事吗？”
“需要一个囚犯。样子和举止都得有些像流浪汉。”
“这可以办到。假如你管我要野鸡，那可就成问题了。你想让我的人干什么？”
“我想探一下舒瓦洛夫先生为什么跟流浪汉和塔尼娅·奥布拉兹佐娃接触。”
“明白了，”谢尔盖拖腔拉调地说，“受到良心的折磨了，对吧？”
“跟长者说话，别自作聪明。”谢卢亚诺夫驳斥道。
◎ 扎鲁宾
谢尔盖·扎鲁宾用来打入临时在押犯隔离室，对囚室内部进行摸底的那个人，有一个奇怪的绰号，叫普林特尔①。
【① 即印刷机。原文为英语俄译音。】
这个词很时尚，是一个年轻的电子学家三年前搞恶作剧给他粘在身上的。这个电子学家是因强奸罪被捕入狱的。普林特尔，当时他的名字叫米季卡·瑟乔夫，回答别人的任何请求，几乎都用同一句隐喻：
“给一千块买烟钱。”
“我又不印钞票。”
“给支烟抽吧。”
“我又不印钞票，我自己还没钱买烟呢。”
“今天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吗？”
“我又不印报纸。”
不一而足。
与瑟乔夫同一个囚室的好色之徒电子学家脑子反应很快：“听着，你，印刷机——怎么，你是普林特尔吗？”
外号一下子就叫出去了，并永久地叫下去了。普林特尔是个精明的汉子。尽管他非常贪杯，但他头脑清楚，记忆力很强。当他走出囚室，站在扎鲁宾面前汇报时，他能把他同其他在押犯的对话几乎一字不差地转述下来，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不添枝加叶地胡诌。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号子内部的人当奸细是信息的惟一来源，侦查员将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检查信息是否可靠上，避免把罪犯臆造的假信息误以为是真的。
扎鲁宾派普林特尔去跟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接触已经三天了。普林特尔是十一月十日离开囚室的，那天正好是警察节，并向扎鲁宾详细讲述了他与舒瓦洛夫的关系。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情况不明确；另一方面，情况更加可疑。
初次蹲班房的人通常急欲与同班房的囚犯交流不幸的事。人的行为最强大的推动力就是信息匮缺。恐慌和情况不明是最折磨人的，他不了解当地的风习，他需要有人给他说如何同侦查员打交道，他极想知道是否准许会见和传话。他非常需要交往，以避免煎熬。如果一个人进了班房，避而不答，也不与人接触，这说明有几个原因。他可能是二进宫，就是说，他是个有经验的人，不需要别人出主意和说明情况。他可能的确是个看过许多电影和读过许多书的大能人，并从中得出坚定的信念，即囚室里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全是安插进来的，所以跟任何人都不能交谈和走露信息。或者，他也许是个不寻常的、心理上很坚定的人，他把信息缺乏的后果放在这个天平盘上称一称，而把自己难以遏止的不愿意同任何人来往的思想放在另一个天平盘上称一称，结果，他不愿意与人交往的想法更重一些，因为他有能力解决信息匮缺的问题。
舒瓦洛夫在囚室里没有表现出特别好与人交往的特点，但也不是那种不爱说话的人。他回答问题，自己也提出问题。但是普林特尔刚一出现，舒瓦洛夫仿佛就被偷换了似的。普林特尔穿着极富表现力的肮脏不堪的破衣烂衫，很轻易地走进了习惯的环境中，自命不凡地讲述了自己因流浪和小偷小摸被判过八次刑（“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就蹲过六次牢，我的计划非常明确：蹲一年牢——游荡半年，蹲一年牢——游荡半年。这帮狗杂种抓了人，还把那条有关流浪的法律条款给取消了，老实人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还能养养身体，一日三餐，盖着被子，枕着枕头，暖暖和和地睡大觉吗？现在只能偷点鸡零狗碎的小玩意儿，也给我判不了大刑，正好够我休息一阵，养养神。这群败类硬是把诚实的人生生变成了贼！”）。普林特尔按照扎鲁宾下达的任务，带进囚室里的第二个小童话是关于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的伤感故事：由于不幸的偶然情况，他因为她已经是第三次坐牢了。
“她理解我们的心吗！这老娘们儿——天下竟有这号人！我从前在圣彼得堡游荡，在那里我被她关起来两次。头一次，她二话没说就办了手续，把我送上了法庭。第二次，大概过了三年，她一看见我就笑。她说，你逛累了吧，想睡板床了，休息一下怎么样？她一句教导的话都没给我说，比如应该工作啦，应该像大家那样生活啦。其他侦查员还知道冠冕堂皇地说几句训诫的话，给自己装装门面，可塔尼娅一句话也不说，三下五除二，两分钟她就把我送上了法庭。真想不到命就这么苦！我搬到了莫斯科，这里人比较有钱，经常给我施舍，吃泔水都能发了家。你瞧，她原来也在这里！她看见了我——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她说，唉哟，米佳，我是想躲也躲不开你呀，你在北极也能找到我。世界可真小，不是吗？不，我告诉您吧，奥布拉兹佐娃是个少有的婆娘。她竟记得我的名字，这倒是挺让人高兴的。她说，唉哟，米佳……”
换一个普通人在舒瓦洛夫的位置上，他偶然碰上奥布拉兹佐娃这个话题，将会做出什么呢？自然，他将会进行交谈，首先弄清楚，这个奥布拉兹佐娃是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奥布拉兹佐娃。如果正是那个，他将会谈谈自己同她交往的印象，讨论一下她的优点和缺点，表达一下遇见“侦查员同志”的喜悦心情，犹如他乡偶遇老乡的那种喜悦。如果一个人想要掩饰自己真正的感情，尤其是对奥布拉兹佐娃的仇恨和企图对她实施报复，那么他将会做什么呢？不错，他将会缄默不语，不会去争辩，会佯装第一次听说侦查员的名字，而且这名字对他不说明任何问题。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正是这么干的，虽然奥利尚斯基对他审问时，他对与塔尼娅有关的问题回答得镇静自若，一点儿也没装出把她忘了的样子。
此外，他明显地回避普林特尔，毫无理由地不跟他交往。为了不看见流浪汉，他总是把目光移开，对普林特尔的问题要么极其简短地回答一句，要么干脆闭口不答。
舒瓦洛夫的一切行为表明，他企图把自己对无论流浪汉还是对侦查员奥布拉兹佐娃的兴趣都掩饰起来。可见，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完全可能不仅仅是那次系列谋杀案的作案人，而且也是第二次系列谋杀的凶手。
由此得出的结论令扎鲁宾大受鼓舞，他急急忙忙去找谢卢亚诺夫。尼古拉·谢卢亚诺夫不在办公室。
谢尔盖·扎鲁宾便给卡缅斯卡娅打电话。
“娜斯佳，有新情况。你不离开吧？”
“不，我就在办公室。”
她的声音有点无精打采，也许是累了，但谢尔盖对此一点也没注意到。有多少刑侦局的同事都是这种声音啊！生活可不是糖做的，应该明白。
走过通向娜斯佳办公室的长走廊，扎鲁宾为防万一地推了一下门，谢卢亚诺夫说不定在里边呢，可门是锁着的。谢卢亚诺夫不在。
“他们大概在喝酒，”扎鲁宾吃醋地想道，“今天是节日，只有我像个傻瓜似的还在瞎忙。”
娜斯佳在办公室里。尽管办公室里已经很暗了，但仍没有开灯。
“你在这儿黑咕隆咚地干什么呢，娜斯佳？”扎鲁宾高兴地喊起来，“祝你过一个明亮的节日，中校，祝你万事如意。”
“谢谢，谢尔盖，”她无精打采地应了一声，“也祝你——”
“人都跑哪儿了？我找谢卢亚诺夫找了半天都没找着。他们已经在过节了吧？没让你参加吗？”
“他们没有过节。科罗特科夫的姑姑去世了。尼古拉·谢卢亚诺夫陪他去了，在那里帮着张罗呢。没有执行任务的其他人都到医院探望戈尔杰耶夫去了，在那里庆祝一下节日。”
“你为什么没去？”扎鲁宾诧异地问。
“咱这小铺里得留人啊。你有什么新情况？”
“娜斯佳，我有最最强大说服力的怀疑，那就是，你不仅给谢卢亚诺夫找到了凶手，也给自己找到了凶手。我在囚室里做了舒瓦洛夫的工作，总的来看，流浪汉也是他杀的。你懂吗，我的人……”
“拉倒吧，谢尔盖，”她悄声说，“这不是他。”
“你说什么？”扎鲁宾反问道。
“我说，这不是舒瓦洛夫。”
“为什么？你就听好吧，我的人说……”
“不，这事你得听我的。”
她打开了台灯，这时谢尔盖才看见她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张纸。娜斯佳把纸往他跟前推了推。
“你看吧。”
为了看得更仔细些，他俯下身，但还是什么也没看懂。全是拉丁字母，不过显然不是英语词，可是扎鲁宾又不懂任何别的外语。
“Ｃｏｍ ｅｓｔａ，ｃａｒａ ｓｉｇｎｏｒａ？”
他莫名其妙地抬起了头。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近况如何，亲爱的夫人？’——这是意大利语。”
“乖乖！原来是意大利语，我怎么能懂呢？这是什么条子？”
“有了第四具尸体，谢尔盖。一小时前发现的。而这是放在死者身上的字条的复印件。所以你的舒瓦洛夫跟这件事毫不相干。”
“为什么用意大利语？摆这花架子是什么意思？”
“因为，谢尔盖，我意大利语很好，那次电视转播时，我干了件蠢事，说我懂意大利语。这一切都不是针对塔尼娅的。这是针对我的。”
“根本不沾边！”扎鲁宾吹了一声口哨，“你对他干什么了？他干吗找你的碴儿？再者说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娜斯佳默默地耸了耸肩膀，突然抽泣起来。
◎ 凶手的儿子
长话短说，我服了兵役。我很走运，我服了两次兵役。第一次，没让我打仗，虽然我上了前线。第二次，坦克师（我在这里服过役）师长原来有一只非常出色的纯种母猫，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侍弄这只猫。常有这种事，我就亲眼见过：把一只小猫崽送给一个从来没有养过家畜的人，或者是他捡回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一看见小猫，就一下子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它，就好比侍弄自己抚养大的孩子一样——没有人教他，任何一点微恙都会引起近乎昏厥的惶恐。
有一次，师长来到我们部队，开始让大家右转左转地好一阵折腾。军官们跑得脸色惨白，把火气发泄到我们头上。我那时还是个完全不成熟的小毛头，有生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所以我真诚而坦率地睁大双眼，傻乎乎地问：
“师长干吗这么凶啊？他从来都是这样吗？”
他们给我解释说，不是从来，只是他的母猫生病时他才这样凶。他们还给我讲了一个感伤的故事。我们师长的儿子，潜艇艇员，半年前给父亲带来一只两个月大的小猫崽，小猫崽身上附有一张三公里长的家谱。显然，他带回这只小猫崽是送给父亲的礼物。几天以后，他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我们的师长是离了婚的人，没有家庭，只有一个儿子。可是现在只剩下他和这只母猫了。这只母猫是他缅怀牺牲的儿子的最后纪念。当然，假如儿子带回来的礼物是一本书或一枝钢笔，师长也会对这些东西倍加珍惜，因为这是最后的礼物，是纪念品。可现在是只猫，是个活物啊，它一有不适就会感到难受。哎，我心想，可怜的人遇到了麻烦。纯种的猫是最最娇嫩的生物，只要一吸入空气中的微生物，立马儿就得病。它们要是都这样健健康康的，那就说明它们的遗传基因好，但是没有任何免疫力，因为它们是在温室里养大的，稍微有点小恙，就得立刻去看兽医和吃药。它们的机体抵御不了任何疾病。师长的这只小猫一个星期得闹两三次小病。我清楚，这些病都不严重，也没有危险，而有些病根本就不算病，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假如主人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他就整天生活在痛苦和恐慌之中，不能自拔。我不是看笑话，相反，我很同情，因为假如主人和自己的猫一起难受，这说明，他爱它。而对于我来说，这比大学毕业证书或英雄称号更重要。
那时，我连一丝一毫的贪财图利的思想都没有，我就是打心眼里可怜师长，也为那只猫担心：由于没有经验，他会把无辜的猫活活糟蹋死的。于是我跟一个人说，如果将军同志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他提供辅导，包括照看可爱的动物。大家都知道，无线电话比普通电话快。因此，第二天我真的被传唤了，并被派去照看小猫咪。
过了一个月，我成了我们师长的好朋友。当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好朋友，他是将军，而我什么都不是，一个新兵蛋子，我们是那个意义上的好朋友，即他发现我像他本人一样那么关注他的宠物猫。
一个月来，我给他读了如何照看菲利亚（根据家谱，它的名字应叫菲利齐亚·塔格尔达翁·列克斯·布柳，但是这么长的名字，一百年也说不完）的全部教程，教会了他正确地梳毛，清洁耳朵，清洗眼睛，开出一周的食谱和三天的营养餐，以备猫生病之需。第一个方案——如果猫呕吐和腹泻；第二个方案——如果只是呕吐；第三个方案——如果只是腹泻。但是，有两件事我们的师长怎么刻苦努力也学不会：喂药和查清菲利亚的呕吐物，以便确诊病因。当菲利亚吣时（两个星期至少一次），师长简直恐慌得不得了，以致什么都想不到了，更别提观察呕吐物了。总之，没有我，将军已照看不了猫了。
服役的两年平静而顺利地过去了。两年来，我极其精心地观察菲利亚，研究纯种的特点。当然，我对军官太太们和孩子们抱来的所有师里的猫都进行过“指导”。
退役后回到家里，我忍受住了爸爸三个月的发火：“你应该上大学，成为自己专业的拔尖人才。”
部队的生活教会了我要有自制力和对长官要彬彬有礼，甚至他们绝对错了也要这样。所以我与生俱来的礼貌不光够用一个星期，像从前一样，用整整三个月都够了。无疑，我是赞同做一个专业方面的顶尖人物的。但是我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假如正在做着一件事了，那就要全心全意、认认真真地全力投入进去。我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和认认真真地终生从事猫的事业，直至死去。爸爸指的是，我应做一位研究菲利亚猫的著名学者，而这无论如何与我的生活宗旨不一致。我不打算培育新品种和发明新的特效药，我只想帮助那些无人关心的猫。三个月来，我一次次击退了爸爸的进攻，精心地措词和思考所有新的论据。末了，我明白了，他根本就没听我说，对我的论据也不感兴趣，他只对维护家庭传统感兴趣，一定要把我变成一个不愧对他祖先的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再谨行慎言、唯唯诺诺了。
这种事我只让自己干一次，但这一次就够了，好使爸爸不再纠缠。我大概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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