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斯佳
祝你警察节愉快，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祝你获得第四具尸体。是啊，节日过得好极了。这说明，目标毕竟不是塔尼娅……
她感到很丢脸，但她竭力驱赶这个念头，并去思考可以对犯罪分子的行为作出解释的其他办法。
为什么她如此坚决地向扎鲁宾声称，要寻找的凶手舒特尼克不是舒瓦洛夫呢？就是因为舒瓦洛夫关在囚室里时，舒特尼克犯了新的罪行。这是最最陈腐不堪的、生活中发生过一千次的、好多书里都描写过的情况。但如果假设，谢尔盖是对的，舒瓦洛夫与流浪汉的被杀害有关……
见鬼，干吗是流浪汉呢？难道米哈尔娜是个居无定所的人吗？不，她有单独的私家住宅。是啊，她不工作，是啊，她喝酒很凶，个人生活过得杂乱无章，但固定的住所她有。卡扎里扬？可以承认，个人住所以及户口登记他都没有。他住在他所看护的儿童营里，但这是临时工作，随时可以让他“请便”，到那时，看门人完全可以有理由被认为是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只有根纳季、卢金是惟一真正的流浪汉，他就是疱疹。更确切的说法是，舒特尼克选择的是堕落分子。虽然谢尔盖·扎鲁宾的想法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卡扎里扬被杀害仅仅是因为他跟那些流浪汉交朋友，并让他们到儿童营来过夜。
但是第四个被害者反正不属于这一连串的谋杀。一个孤寡老太婆，多年与四只猫为伴，风烛残年，衰朽不堪，几乎软弱无力。她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体力，几个星期才能慢慢腾腾、颤颤巍巍地到商店去一趟，给自己和猫买点简单的吃的东西。别的她什么也干不动了，包括收拾屋子。她屋子里简直臭气熏天，勘查事故现场的警察差点儿没恶心得吐出来。
这一次，舒特尼克没有留下安葬费，只留下一张字条和同原来一样的陶瓷鱼和塑料娃娃。他吝啬了？还是没钱了？他开始改变花样了……
沉浸在思考中的娜斯佳来到了楼前，没有发现周围有任何动静。她的情绪糟糕透了，以致连飘在楼梯平台上的香喷喷的饭菜味也没有注意到。她打开门才明白过来，奇斯加科夫回来了，而且好像不是他一个人。
“娜斯佳！”
达莎从厨房里跑出来，搂住她的脖子。
“我们向你祝贺警察节！祝你一切顺利，万事如意，反正好多好多！快把衣服脱下来吧，我们等你吃晚饭呢！”
娜斯佳假装高兴地勉强一笑，热烈地吻了吻她。
“达莎，你越长越精神了，这不合自然界的规律哟，”她开了句玩笑，“到了五十岁，你看上去也会像一年级小学生。”
脱掉夹克和皮鞋，她挤过去进了屋里。桌子上电脑旁边摆着一束非常漂亮的异域的鲜花，还有包装得很好的一大包东西。
弟弟萨沙蹲着，正在摆弄录像机。娜斯佳走到弟弟跟前，温柔地胡噜了几下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
“你好，干什么呢？”
“修录像机。声音有点不对头。你没发现吗？”
“没，没有，教授在哪儿？”
“到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去了，好像什么调料不够了。”萨沙用螺丝刀拧了拧什么地方，“瞧，现在正常了。你感觉到不一样了吗？”
娜斯佳没有感觉到不一样，她压根就不知道以前是什么声。但出于礼貌，她赞同地说：“那还用说！萨沙是巧手，了不起。”
萨沙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伸直了腰，拥抱了姐姐。
“趁你的丈夫不在，我给你提一个有失大雅的问题。可以吗？”
“提吧。”她应允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用一个极富表现力的手势指了一下垛在墙边上的一堆建筑材料。
“这个吗？萨沙，这是建筑材料，装修还没完呢。”
“拖了多长时间了？”
“八月份开始的。哎，你自己明白。”
“就是说，足足三个月了。”萨沙更准确地补充说，“依你看，这叫什么呀？”
“叫什么？”娜斯佳吃惊地说，“律师把这叫做不可抗力。谁也不能假设银行会一下子倒闭。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萨沙在沙发上坐下来，拉住娜斯佳的手，让她挨着自己坐下。
“请告诉我，好姐姐，怎么，你是摇尾乞怜者吗？你没有亲属吗？”
娜斯佳皱起了眉头。她知道弟弟为什么要做这次谈话，为什么要趁奇斯加科夫不在的情况下急着跟她谈话。阿廖沙不赞成问题的这种提法，这一点她很清楚，而且类似这样的提问方式她也不欣赏。
“萨沙，这是何苦呢……”
“何苦，因为我是你弟弟，是对你终生负有责任的弟弟，而你就像是最坏的利己主义者，不给他为你做任何事的机会，哪怕是芝麻大小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手头拮据？我挣钱是为了什么？”
娜斯佳耸了耸肩：
“我怎么知道？大概是为了觉得自己是个大款和独立的人吧。为了养活妻子和儿子，为了支付前妻和女儿的大笔赡养费，为了帮助父母。你干吗跟我没完没了？顺便说一句，今天是我的节日，可你说这么多蠢话来烦我。”
萨沙笑了，紧紧拥抱住姐姐。
“这不是蠢话，好姐姐，这是亲人之间正常的关系。你知道，我挣钱是为了让它们给我带来欢乐。比如，快乐可以给你带来令人愉悦或有益的东西。在最短期限内结束装修，还需要添多少钱？你算一算，这是我送给你的警察节礼物。”
她否定地摇了摇头，从沙发上站起来。
“不需要，萨沙，这对我们有伤自尊心。我们自己怎么都能对付。”萨沙瞪着眼睛看着姐姐，一副完全不解的神情。
“这有伤……怎么说？有——伤——自尊心？”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
“是的，”娜斯佳决绝地说，“有伤自尊心。至少对于我和阿廖沙是这样。”
“是这样，”他拖腔拉调地说，跟着娜斯佳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是说，你认为接受帮助是屈辱？”
“不，我没有这样认为。帮助就是帮助，但这意味着，你陷入了困境，而你又不能独立地从中摆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接受帮助，这是正常的。但是，假如你一时陷入困境，这困境并不是惨祸，过一段时间你自己就能妥善解决，那么，拿自己的问题给别人，甚至给自己的亲人添麻烦，使他们丢下自己的事情，跑来帮助你，这就不像话了。怎么，我没地方住吗？我的屋顶漏雨，窗户坏了，地板上有窟窿吗？没有水了？这些情况统统不存在。是啊，房子现在的确乱得够呛，炉子漆皮脱落，破烂不堪，没贴壁纸等等。不错，房间当中堆了一堆破烂儿，前几天把我的腿碰破了，幸亏没把头碰破，但这根本不算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想要任何帮助，我可以平静地等一等，等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我们会独立完成装修。房子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确很糟糕，这一点我同意你的意见，但这并不可怕。好了，萨沙，辩论结束了。你听，奇斯加科夫把门弄得咯咯响。”
门口真的传来钥匙哗啦哗啦的响声。
“好吧，”萨沙叹了口气，“真不懂你。我要跟你丈夫谈谈。”
“那你就试试吧，”娜斯佳淡淡一笑，“你会听到跟我说的一样的话，只是表达方式更粗鲁一些。”
她没说错。节日晚餐后过了大约四十分钟，萨沙又说起了给姐姐家提供物质帮助，这一次他是把帮助的理由直接向奇斯加科夫提出来的，但奇斯加科夫说得比娜斯佳更婉转，同时也更坚决。他甚至不打算解释自己的观点，像他妻子做的那样，也不争取理解。
他开门见山地说：“萨沙，我感谢你的盛情好意。我知道，你爱我们，所以我请求你向我保证：假如有朝一日我们向你求援，你不能拒绝我们。不会拒绝吧？”
“说什么呀！”萨沙立刻应了一句。
“那好极了。你可以相信，什么时候真正需要帮助了，我们肯定会向你求援。诸位公民们，我提议为我们的警察女士干杯。今天是她的节日，我们可一点儿也没忘记！”
奇斯加科夫果断地示意：这个话题结束了。
娜斯佳感激他使这场刚开了头的令人不快的谈话平息下来。本来这场谈话她不能不参加，但这又有失体面，而她也根本不想参加。一般说来她什么都不想参加。所以她有一种因为连累了亲人而痛苦的罪过感。萨沙和达莎真心诚意地想使她高兴，买了鲜花和礼品，赶来为她祝贺节日，而她却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不是老这样，而是现在这会儿，这一天，今天不需要。
因为今天舒特尼克又向她迈出了一步，向她：
“我正在向你走近，亲爱的。”
这是他一星期前向她发出的警告。向她，而不是向塔尼娅。可她没明白，她在驱赶这个念头，她想，舒特尼克不是针对她的。如此一来，她就觉得轻松而简单了。
可是今天，他赤裸裸地挑明了，并亲切地关心道：“近况如何，亲爱的？”
他在肆无忌惮地当众撒赖耍横……
“情况怎么样，亲爱的？”
娜斯佳一激灵，把叉子弄掉了，一边受迫害似的左顾右盼。不过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达莎坐在她旁边，冲她微笑着，这笑容是那样令人惊叹，那样灿烂，使周围的一切熠熠生辉。
“我刚才问你情况怎么样，”她又小声说了一遍，“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样？
“啊……没什么……”娜斯佳克制住自己，竭力用正常的声音说道，“我走神了，就是走神了。一切正常，达莎。”
“你别撒谎，”达莎仍然小声地说，“你能骗了自己的亲弟弟，但骗不了我。我在一公里之外就能感觉到你。你有不愉快的事？”
“嗯，”娜斯佳闷声闷气地嗯了一声，假装在大盘子里挑葡萄干蛋糕，“没什么，通常工作上的杂事。你别挂心。最好说说我的外甥怎么样。长高了吗？”
“小孩子总是天天都在长，”达莎轻柔而缓缓地说，“你别这么对我支吾搪塞。我们今天白来了，对吗？你情绪不佳，你顾不上我们，可是萨沙还钱长钱短地说个没完……我事先警告过他，说你会生气的，可他不听我的。”
“瞧你说的，达莎，亲爱的，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令我非常欣慰的是，你们想起了我的节日，并且专程来向我祝贺。真的，真的，我说的是少先队员的实话！”
娜斯佳努力说得尽可能更真诚些，她甚至试图强迫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是真话，但事与愿违。达莎当然不相信她。
“你连我们的礼物都没看一眼，”她责怪地说，“我们这么尽心尽力，为这礼物，我们准备了整整一个月。准备好了……”
“天哪，这是什么礼物啊，需要准备一个月？是什么模型吧？”娜斯佳笑了起来，她对自己还能笑得出来而大感惊诧。
“你要是想知道，那就去看看吧。”阿廖沙说话了，“比如我吧，我已经欣赏了这智力劳动的硕果。”
“不许你对它嘲笑，”达莎立刻激烈地袒护说，“不就是你不喜欢吗？你有别的爱好。娜斯佳喜欢，我知道。这礼物是送给她的，不是送给你们。”
“上帝保佑，达莎，难道我在笑吗？我在号啕大哭。我吓得在揪自己的头发。除此以外，我们的女侦探日复一日地同杀人凶手和尸体打交道，把各式各样的刑事卷宗从班上搬回家来，把想法连同卷宗一起带回来，像咀嚼口香糖那样，整夜都在咀嚼这些想法，甚至我们现在在电视里看到的也将是流血和死亡。”
娜斯佳发现丈夫在胡闹，但他的眼神是严肃的。难道她那没完没了的悲剧、死亡和恐怖的工作真的就这样“触动”他了吗？不，那算什么恐怖呀，一般的日常老一套，疯疯癫癫的躁狂者、被肢解的儿童尸体，或者真正难缠的凶手，他们杀人的动机古怪而复杂，比如目前这个舒特尼克。但这种事情毕竟不是那么多，主要的是，她得跟刑事律师打交道。
达莎是对的，娜斯佳的表现有点不像话。应该振奋起来，露出微笑，参加大家的谈话，顺便说一句，应该去看看礼物，并对其发出惊讶的“啊呀”。
她悄悄从桌旁溜走了，小心地挪动着脚步，钻进屋里去了。旁边放着花束的亮丽的纸包里是电视录像带，整十盒。根据标签看，有些电影译成了俄语，有些是原声带，英语或法语的。娜斯佳迅速扫了一眼简介。是啊，萨沙和达莎知道她爱看什么！所有的片子都是侦探的，但不是打击毒品贩子和恐怖分子的枪战片，而是系列凶杀案的侦探片。
老话说，“找到动机，就找到了凶手。”所以娜斯佳对艺术家们凭想像力对杀人动机所虚构出来的一切都感受到强烈的兴趣，尤其是病态的动机。
“真太谢谢你们了，”她回到厨房，动情地说，“你们给我送了这么高级的礼物。”
“正好是这方面的，”她心里补充说，“因为我觉得舒特尼克很像疯狂的系列杀手。”
但不能把这话说出声来。像往常一样，胆怯的达莎害怕得要命，而活动能力极强的弟弟萨沙马上提议请保安。当然，钱他自己付。反正好奇型的人——做生意的款爷，他们中有些人，尤其是萨沙，似乎觉得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更确切地说是这样：他们似乎觉得，只要一出问题，马上就得用钱来解决。买东西、付款、赎买，等等。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钱真的能解决一切，能把任何事情都弄清楚？不，死反正是花钱也赎不回来的。
娜斯佳不善于调整自己的情绪，节日的晚上就这样草草过去了。她在亲戚面前觉得不自在，她心疼阿廖沙，因为他为准备节日的晚餐付出了许多辛苦，但她什么也做不了。不知是谁压低的声音不断在她耳边萦绕：“我正在向你走近，亲爱的。”
早晨起来，她感到脑袋发沉，但意识非常清醒，清晰地闪出一个念头：维克托·彼得罗维奇·舒瓦洛夫有同谋者。
那些罪行是舒瓦洛夫想出来的，但却是两个人实施的。所以，舒特尼克的第四次凶杀正是舒瓦洛夫被关押在囚室里时发生的。这个事实似乎证明了维克托·彼得罗维奇与那几起凶杀无关，而且预计警察将会上钩。
“那么字条是怎么回事呢？”娜斯佳立刻反问自己。
用意大利语写的字条毫无歧义地说明，第二次系列谋杀与塔尼娅无关。
不错，为了引开侦探们的视线，把注意力转移到卡缅斯卡娅身上，这倒是个妙着。既然是卡缅斯卡娅，就是说，不是塔尼娅·奥布拉兹佐娃。假如不是奥布拉兹佐娃——可见也不是舒瓦洛夫。
真聪明。
◎ 多岑科
他不知为什么坚信，如果他向伊拉求婚，她一定不会拒绝。她怎么会拒绝呢，即便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她可不是瞎子！因此，米哈依尔多岑科有步骤地继续大献殷勤，只要工作能抽出手来。他懂，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没有这个阶段，两个人不可能走到一起。而且他毫不怀疑，伊拉对此也正是抱这种态度。当然，历史还知道另一些事实。
就拿斯塔索夫来说吧，和塔尼娅相识一个星期后，斯塔索夫就向塔尼娅求婚，诚然，她一开始拒绝了，但过了三个星期，她同意了。然后，他们俩同居了。不过斯塔索夫和塔尼娅——完全是不同的情况，斯塔索夫已经结过一次婚，而塔尼娅女士在他之前已经嫁过两个丈夫。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的一切都更简单。
而米哈依尔和伊拉则应当遵循约定俗成的规矩。
几天来，早上一醒就给伊拉打电话成了多岑科的习惯，虽然他无法告诉她任何明确的东西。每次说的话大概是一样的：
“伊拉，我一点儿也想像不出，我这一天有什么安排。如果有机会见面，我一定给你打电话，好吗？”
伊拉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即使没有机会见面，你也要给我打电话，好吗？”
整天忙得团团转，就像插上了翅膀，飞东飞西不停，他真干够了。这一对翅膀天知道把他带到什么地方，更确切地说，带到为了揭露又一桩罪行所要去的地方。但米哈依尔没有注意飞行过程。他知道，一小时前他在这个地方，而此刻已经在另一个地方了，但他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一点也不记得了，因为他一路上只想着自己未来的妻子和即将到来的家庭生活。如果相信觉的话，那么家庭生活预示着的全都是快乐和满足。
米哈依尔今天负责处理前一天被杀害的那个孤寡老太婆，尸体旁边又发现了一张舒特尼克留下的令人费解的字条。
他至少要对两个问题找出答案：舒特尼克是怎样跟她认识的，他为什么打破了自己的惯例，没有留下安葬费。
严格说来，这个惯例是很不稳定的，因为第一次米哈尔娜出事时，也没有留下安葬费。后来留过两次，其中明晰的逻辑是看得很清楚的：米哈尔娜有朋友，他们把她安葬了，她好歹还有一些私人财产，变卖了以后可以支付这笔安葬费。问题可能完全不在于发生第一次谋杀后舒特尼克想出了留下安葬费的主意。但无论如何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没有给这个被害的孤寡老太婆谢拉费玛·安东诺夫娜·菲尔索娃留下安葬费。老太婆已经八十八岁了，实际上是一贫如洗。
同楼的邻居反映死者的情况时都表示同情，并很热情。有些人甚至记得，好像菲尔索娃有过家庭，但那是老早老早以前了。
现在弄清楚的惟一情况是，她有一个儿子，十五年前死于酗酒。儿媳妇进门三年就跑了，他没有等到她回来，每天借酒浇愁，渐渐地，酒量越来越大，变成了无节制地狂饮。从此后，男人再没有结婚，同母亲住在一起，不知在什么地方干着活，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治病，并且又不可收拾地开始酗酒 ，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喝光了。最后，菲尔索娃把儿子赶出了家门，甚至提起诉讼，让法院裁决剥夺他的住所权。
米哈依尔在警察局对这些情况得到了证实。关于被害者的丈夫，没有任何官方的消息，三十多年前，搬进这套住宅的只有谢拉费玛，菲尔索娃和儿子。
米哈依尔·多岑科耐心地出东家进西家，提出问题，倾听各式各样的回答。这些回答要么三言两语，十分简短，要么漫无边际，离题千里，抒情地描述陈年往事，喋喋不休地抱怨如今的经济状况拮据：诚实地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把身体都献给了国家的老人们，现在却靠一点点微薄的退休金过着可怜的生活，这点儿退休金似乎连买食品和药品都不够。
从住在赫鲁晓夫时期建的五层楼住宅里的居民的谈话中了解到，谢拉费玛·菲尔索娃这女人不是那么亲切随和，不请任何人到家里来做客，整天就和那四只猫为伴。应该说句公道话，那些曾经碰运气地到过孤寡老太婆家里的人，好像被开水烫了似的慌里慌忙地赶紧离开了她家，从此再也不想跟她接近了，因为她家的气味实在让人受不了。
“有一次我在楼梯上碰见她，”一个住在菲尔索娃上边一层的四十岁左右的女士说，“她从商店买东西回来了。她上楼梯非常吃力，看了不能不让人落泪。那时我们刚搬到这栋楼不长时间，我对邻居还一点儿也不熟悉，我看见了这个老太太，想帮她把包提到门口。她对我抱怨说，她几乎走不动路了，可是复活节眼看就要到了，她连给大甜面包①祝圣也办不到，因为教堂太远了。复活节到了，我决定做一件让女邻居开心的事情，便为她买了一个大甜面包，连同我自己的面包一起在教堂里祝了圣。我来到她家，把大甜面包送给了她，她表示了感谢，可我强忍着没把鼻子堵上。不，我当然能理解，她是个上了岁数的孤寡女人，收拾屋子她干不动了，可她为什么养那么多猫呢？我小心地问过她：难道就没有人来帮你做家务吗？她可以向社会保障处提出申请，会派人给孤寡老人提供服务的，这个我清楚。可是谢拉费玛·菲尔索娃突然对我大喝一声，把嘴唇一撇，说道：我从来都没让任何人进过我家，我现在老了，更不会让外人进来，眼下这世道，贼多得不得了，谁都不能相信。”
【① 专为复活节烤制的圆柱形大甜面包。】
“真难以想像，”多岑科感到很惊诧，“那您是怎么说的？”
“我建议给她做一次大扫除，哪怕就一次呢，不要钱。这对我不算什么，菲尔索娃的房子不大，半天就收拾完了。”
“她怎么说？”
“她拒绝了。而且说话那种语调就好像建议帮她做扫除的不是我，相反，是我求她给我做扫除似的。知道吗，我后来一直琢磨，是不是我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她竟然那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真是个奇怪的人，”多岑科叹了口气，“我纳闷的是，她的表现为什么这么病态？从同她的谈话中，您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吗？她不会就是怕小偷吧？您显然不是小偷，您是邻居，可她还是拒绝了您的帮助。”
“就是嘛，我也搞不明白。”那女人赞同地点了点头，“我觉得，菲尔索娃有点不正常。”
米哈依尔警觉起来：“为什么这么说？您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吗？”
“倒不是什么奇怪的……我觉得她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要知道，她拒绝我的帮助时，嘟哝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说什么纽尔卡。所以我心想，她说话语无伦次。”
“说纽尔卡什么？具体说什么了？”米哈依尔坚持地问。
“说她一定要治治纽尔卡。就是诸如此类的话吧。”
“我求您啦，请您把话说完整。”
“我也记不清了……”
“那就谈您记住的。”
那女人沉思起来，把目光移向右方，努力地回忆着。
“快想起来了……她说她一定要收拾纽尔卡这母狗。”
“纽尔卡是什么人？”多岑科问道。
“我怎么知道？”女邻居着实吃惊地说，“所以我才这么想，她说话颠三倒四的。”
“纽尔卡，纽拉，纽罗奇卡，娇小玲珑俏丽人儿，苗条又端庄①。”
多岑科心里哼着小曲，回到了彼得罗夫卡大街。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首先给伊拉打了个电话，跟她交流了两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便立刻打起精神，来到娜斯佳的办公室。
【① 这是一句歌词。】
“挨家挨户找楼里的居民谈了话，弄清了一件事，就是菲尔索娃老太太提起一个叫纽尔卡的女人，即安娜，说了她一堆坏话，而且还前言不搭后语地提到不让外人到家里来，因为他们肯定会偷东西。”他愉快地汇报说。
娜斯佳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纽拉？”她迟钝地重复说，“这是什么人？”
“据我了解，这是菲尔索娃过去的儿媳妇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是的，自打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跟菲尔索娃的儿子离婚以来，她们有二十年不住在一起了。但是完全有可能仍然保持着联系。如果根据谢拉费玛·菲尔索娃平时对儿媳的充满热情和关爱的评价来判断，她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大概就在前不久。至少有可能，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对婆婆的了解比同楼的邻居要多一些。娜斯佳，您病了吗？”多岑科关心地问。
她吃力地抬起头，看了米哈依尔一眼。
“病了？为什么？没有，我好好的。”
“您的气色很难看。您出什么事了？”
“没有，一切正常。”
她的声音单调而无表现力，这比任何话都更清楚地说明，当然不是一切正常。不过多岑科没有追问。首先，这不像话，其次嘛……其次，他觉得想伊拉要愉快和有意思得多。
◎ 扎鲁宾
叙述一个方案很简单，但要实行起来绝不那么容易。
当米哈依尔多岑科受命最大限度地查明瓦连京·卡扎里扬和谢拉费玛·菲尔索娃周围的人时，谢尔盖·扎鲁宾应当更加仔细地把维克托·舒瓦洛夫的所有熟人一个个摸清。这两个圈子里的人应当会有所交叉。一定会的。到那时，一切将无懈可击地、完美地呈现出来。
舒瓦洛夫雇人冒名舒特尼克进行了犯罪，此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完全可能，他甚至不知道他的雇主已经被捕了。归根结底，卡扎里扬可能是偶然找到的，更不用说纳季卡和疱疹了，但偶然找到菲尔索娃老太婆是决不可能的。很难想像，某个预谋犯罪者走在大街上，同人们交谈并向他们打听，那些孤寡无助的老太婆们住在什么地方。根据邻居们的反映看，随便在商店里或楼门口结识这个菲尔索娃是不可能的，她不是那种轻信的女人。来找她的人应该知道对她说什么和怎么说才能使她打开门让他进来。但最主要的是，他应该知道，他要找的是谁和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意味着，要么舒瓦洛夫，要么他雇的杀手舒特尼克有提供菲尔索娃情况的消息来源。因此，这个圈子里的人一定会有交叉。
从这个角度看，谢拉费玛·菲尔索娃过去的儿媳妇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成为候选人的希望最大。只是要找到叫这样“罕见①”的名字、也不知道现在姓什么的一个女人，犹如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再说，离婚以后，安娜可能恢复娘家姓，也可能再嫁，改姓新丈夫的姓。
【① 反话，在俄罗斯叫安娜这个名字的人非常多。】
出乎意料的是，相当快地取得了成效。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没有再改姓，虽然她已两次结婚了。一切就此结束了，因为她在切里亚宾斯克已经生活了十二年，最后一次看见自己过去的婆婆是在前夫的葬礼上，就是说，在十五年前。她对谢拉费玛·菲尔索娃的惨死非常难过，没说她一句坏话，而且看上去她是完全真诚的。负责寻找和审讯安娜·尼古拉耶夫娜的当地警察都一致这样肯定。本来可以继续怀疑安娜·尼古拉耶夫娜与被害者有不可告人的联系，但是她对向她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使一切疑团顷刻间烟消云散。对她的提问是，她知不知道死者把一个叫安娜的什么女人称作“母狗纽尔卡”。
“当然知道，”安娜立刻做出反应，“这是安娜·扎哈罗夫娜，她跟谢拉费玛·菲尔索娃住在同一栋楼的一层，婆婆对她恨之入骨，不过扎哈罗夫娜也对她有刻骨的仇恨。”
“她们有过冲突？原因是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安娜摇了摇头，“不过她们似乎积怨已久，还在我没有嫁到谢拉费玛家的时候她们就有了过节儿。我记得，谢拉费玛·菲尔索娃老是叫安娜·扎哈罗夫娜纽尔卡母狗。就是这样，她们经常来往，谢拉费玛·菲尔索娃总是对安娜·扎哈罗夫娜笑嘻嘻的，到她家去串门，也邀请她来自己家串门，可是背后……最好还是不提她说的那些话吧。我婆婆就是那种不合群的性格，没办法。”
得到切里亚宾斯克方面的情况后，扎鲁宾十万火急地去寻找安娜·扎哈罗夫娜。她已经不住在原先那栋楼里了，扎鲁宾在查米哈依尔·多岑科交给他的居民花名册时就已经知道了。原来，安娜·扎哈罗夫娜虽然年事已高，但活得挺硬朗。她儿孙满堂，和他们一起住在城郊宽敞的房子里，房子是事业有成的女婿盖的。
扎鲁宾做事雷厉风行，立刻踏上了通往乌钦斯基水电站的德米特罗夫大道，那座城郊的房子就坐落在这里。
安娜·扎哈罗夫娜是个特别肥胖和乐观豁达的妇女。她坐在封上的凉台上宽大松软的椅子里，披着花披肩，慢慢悠悠地、深有感情地摆弄着桌子上的扑克牌。
“想玩纸牌卦吗？”扎鲁宾问道，他上了楼梯，站在敞着的门口。
“我在占卦。”
安娜·扎哈罗夫娜抬起头，微微眯缝起眼睛，不急不忙地摘下眼镜，立即从一个挺贵的皮革眼镜盒里取出另一副眼镜戴上了。
“你是谁家的？所有的邻居我都认识。请你随手关上门，不然把凉气都放进来了。你瞧，我身边放着电热器呢。”
她的声音轻柔而温和，仿佛年龄只在她的身段和容貌上刻下了岁月的无情，而不去管其他的一切。听到这个声音后，扎鲁宾暗暗皱了皱眉头。他原来想，他要谈话的人是个朴实的老奶奶，对现今的情况不甚了解，但对遥远的过去却记忆犹新。然而，他好像意外遇到了一位心灵依然年轻的从前的演员。她的嗓子保养得非常好，除了她过去是从事戏剧生涯这一点解释，扎鲁宾作不出任何别的解释。真不走运！跟善于创造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不是扎鲁宾的长项，他不善于同他们交谈。
“我是警察局的，安娜·扎哈罗夫娜，您好。我可以进来吗？”他彬彬有礼地说，一边把门关上，但仍然站在门口。
“进来吧。我们家有什么使警察局感兴趣的呢？我那几个外孙子？或者我那个可爱的女婿花的是那种钱？你请直言吧，别不好意思，我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我天天读报纸，看电视。”
“电视里说什么了？”
“电视里说，凭诚实的收入是建不起像我们家这样的房子的。你叫什么名字？”
“谢尔盖。我是警察局上尉扎鲁宾·谢尔盖·库兹米奇……”
“老天爷！”安娜·扎哈罗夫娜惊喜地叫了一声，“你是不是库兹马·扎鲁宾的儿子？你爷爷过去叫费多谢伊？”
扎鲁宾高兴地想道，看来，关于嗓子的问题，他下结论有点操之过急了。根据她的话判断，这老太太正是他所想像的。而且她认识他的爷爷和父亲，现在谈话会轻松一些了。不，不管怎样，侦探有时候也会遇到走运的事。
“为什么过去叫费多谢伊？他现在还叫费多谢伊·叶夫格拉福维奇。”谢尔盖微微一笑说。
“他真的还健在？”
“健在。”他证实道，“身子骨可硬朗了。看来您认识他？”
“那当然啦！他在我们剧团负责舞台布景。”
“哪个剧团？”
据谢尔盖所知，他爷爷从来没有在剧团工作过，难道现在这是一个误会，原来他和安娜·扎哈罗夫娜没有任何共同的熟人？真扫兴！可是谈话的开局多好啊……但这一点是清楚的：她到底是演员出身。说不走运还真的不走运！
“什么哪个剧团？就是那个业余剧团呀。你看过电影《音的故事》吗？”
“是列梅绍夫担纲主演的吗？”
“对，对。我说的就是这个剧团。那个时候，这很时髦，大家都酷爱戏剧。有的演正剧，有的演喜剧，有的演歌剧。你爷爷费多谢伊是搞舞台布景的，这个我刚才说过了，而我在《黑桃皇后》中扮唱伯爵夫人。你笑什么？我现在成了这副模样，可半个世纪前，追我的人多着呢。顺便说一句，你爷爷也为我所倾倒呢。”安娜·扎哈罗夫娜微微一笑，“没人跟你说过，今天的你就是费多谢伊年轻时的翻版吗？当年，他是那么年轻，那么机灵，那么生气勃勃。他把你父亲库兹马领到剧团来，想让他演戏。令费多谢伊难过的是，他没有嗓子。他的理想就是演戏，他热爱剧团，在工厂上完班，便跑来参加排练。我记得，每场排练他都不落。有时候，一些主要演员都做不到，而你爷爷——一场不落！甚至有时候不需要舞台布景，他也来，他坐在观众席上，认真地听。你知道吗，他说：‘纽拉奇卡，我有一个愿望，想让我儿子库兹马当歌唱家，在歌剧舞台上演出，像夏里亚平或索比诺夫那样。’你的父亲怎么样？当演员了吗？”
“没当上，”扎鲁宾笑了起来，“他像我爷爷，没有嗓子。公路工程学院毕业后当了工程师。”
“真遗憾，”安娜·扎哈罗夫娜叹了口气说，“我记得，当年他可是个英俊的小家伙。要是当了演员，所有的姑娘都得为他害相思病。看来，你不像他——不像爷爷，他鼻子尖尖的，个子不高……这个我已经说过了。你来找我有什么难事吗？谢尔盖·库兹米奇？”
“您记得谢拉费玛·菲尔索娃吗？”
“你问的是西玛？当然记得！我们在一个楼里住了许多年。她怎么了？”
“死了。”
“原来是这样……”老太太拖长声调说，“也好，俗话说，到时候了，毕竟不是小姑娘了。她比我大三岁，我今年八十五岁，她好像八十八岁。唉，算了，西玛死了，可警察局对这事有什么感兴趣的？”
“她不是自然死亡的。她被杀害了。”
安娜·扎哈罗夫娜慢悠悠地摇了摇头，把摆在桌子上的纸牌收起来。
“明白了。这是西玛因轻率惹下的杀身之祸。我警告过她一百遍了……所有的东西都被卷走了吗？”
“什么所有的东西？”扎鲁宾问道，警惕的弦绷得紧紧的，像只猎狗。看来，他不虚此行。
“嗨，就是钱呀，小饰物什么的。她家里还有什么，那我就不清楚了。”
“什么钱呀，安娜·扎哈罗夫娜，瞧您说的！她一贫如洗，只是勉强度日罢了。”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这是明摆着的。从各方面都看得出来。邻居们也是这么反映的。”
“你可千万别当真！”
安娜·扎哈罗夫娜一面说着，一面握起拳头在桌子上敲了一下，非常有力，甚至玻璃都震动了。别看她年岁大了，可她的力气真不小，而且很有威力。
“你可别信！”她又说了一遍，声音也比较平静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他们知道什么？西玛当年可有钱了，只是吝啬得要命。年轻的时候她就不舍得花一个子儿，买东西总要挑最便宜的。如果她要在商店买香肠，出门之前得算计整整一小时，看看需要买多少，千万别买多了。她把亲儿子都赶出去了，你知道吗？”
“知道，”谢尔盖点点头说，“我听说是因为酗酒被赶出去的。”
“嗯，你听说得不错，只是问题不仅仅在于酗酒，而是儿子开始想要所继承的财产。假如他只是喝喝酒，西玛不会把他赶出家门的。但他把手伸向了她的钱，这个她可就容忍不了了。”
“她哪儿来的钱呢，安娜·扎哈罗夫娜？”
“西玛出身于商人家庭。革命以后，出现了财产充公的苗头，她父亲很快把私有财产全部变卖了，换成了珠宝首饰。他把珠宝藏了起来，假装成中农，将一把不值钱的小饰物捐给了布尔什维克，说：我把家里的一切都贡献出来，支持未来光辉的建设事业。人们相信了他，甚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管理一座工厂。而那把小饰物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其余的他都隐瞒了，作为遗产转给了惟一的爱女西玛。”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扎鲁宾难过地两手一摊，“有这么多的财产，却过着这么贫穷的日子！难以理解。也许她把这笔财产干什么挥霍掉了？”
“不！”安娜·扎哈罗夫娜气呼呼地说，“想让她挥霍，没门儿！我对你说吧，她那个吝啬劲儿，你做梦都想像不到。她三更半夜地把宝物拿出来，仔细地看，逐个地挑，用手摸。她甚至都没对儿子提过这笔遗产，担心他说漏了嘴。女友们引诱她，给她打扫屋子。还有那些不知羞耻的姑娘，都觊觎她的财产。西玛在自己家里做了许多密室，把自己的小玩意分别藏起来。有一次，儿子偶然发现了一个密室，拿走一对戒指，卖了，喝了酒。这一下可好，她让他立刻搬走，像对待酒鬼那样剥夺了他的住所，这时他还没有找到别的栖身之处。你是没听见她数落着大哭这对戒指哟！她说，一个戒指是结婚时丈夫送给她的，另一个是儿子出生时送给她的。这是关于丈夫的惟一纪念品，她珍惜得不得了。她简直是瞪眼说瞎话，只是儿子没有想到，他还能在家里搞到别的东西。”
“为什么谢拉费玛·菲尔索娃那么不喜欢您呢？”扎鲁宾直截了当地问，决定不再过分地谦恭。
“她干吗要喜欢我呢？”她以问代答，“我知道她继承了一笔遗产。我差不多天天唠叨她，让她不要过得那么清苦，悄悄地把东西变卖了，生活得像个人样儿。为谁保留这些东西呀？为谁珍惜这些东西呀？孤寡一个人，儿子死了，又没有孙子。有朝一日自己撒手归西，一切还不都是充公啊。这些小玩意使她心里感到温暖，她可舍弃不下它们。谢尔盖，我呀，是个乐观的人，平时好开个玩笑，现在也是这样。我对西玛说，假如她再不舍得花钱，我就让强盗来抢她。当然，我是在开玩笑。她大概当真了。她开始回避我，后来就不理我了。我跟她做邻居那会儿，我们天天在一起喝茶。要么在她家，要么在我家。我们那时都还比较年轻，关系铁着呢。后来就断绝来往了。”
“您认为，除了您，还有谁知道菲尔索娃有钱？”
“起初那会儿，她根本不避讳她有钱。她甚至还挺自豪，说她生活很俭朴，每一个戈比都花得很珍惜，就可着用那点儿工资，决不动遗产，要把遗产全部留给子孙们，以便使他们日后时常念着西玛奶奶的好。后来她渐渐地开始谨小慎微起来，担心有贼来偷她。再后来，当她和儿子闹翻了以后，她完全变了。她把随便碰到的人都当成敌人，不再和大家来往了，也不让任何人到她家里去，假如有人来，就让人家站在门口，连门厅都不让进来。我不知给她说过多少次：西玛，你不必对大伙儿那么提心吊胆的，知道你有财产的那些人早都把这事给忘了。多少年来你都过着清苦的日子，方圆左右的人都相信你过得不容易。”
“那她说什么？”
“她瞧我一眼，那样子真令人讨厌，把嘴一撇，回答说：‘你就没忘，别人也都惦记着呢。’这就是我和她的谈话，那时她已经开始回避我了。曾几何时，我们还是朋友呢！”
“安娜·扎哈罗夫娜，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您跟什么人说起过菲尔索娃的遗产吗？”
“我？当然啦！那还是许多年以前了，我说过，搬到我们这儿来的西玛那么有钱，却过着清贫的苦日子。我给大家伙儿都说过。”
“最近一段时间说过吗？”
“没有说过。最近一段时间我没人可说。儿孙们都不认识她，他们也没兴趣听我说我的女邻居。说实话，我也没必要老去想她。最近，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新闻，谁在杜马里对谁说了什么，谁打了谁的耳光，当前外汇牌价的行情。”
“那么您和菲尔索娃住过的那栋楼里有人知道遗产的事吗？”
“我怎么知道？”老太太耸了耸宽大有力的肩膀，“我想，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大家都各自搬走了，老人们去世了。我们是一九六八年搬进那栋楼的。大概在一九八五年，我和西玛还在一起喝茶，还掰着手指头数最先一批住户中谁家还住在这里。结果，除了我和她，还有两户。其余都是新住户。”
“这两户是谁，您能记起来吗？”
“记得，当然啦！列别捷夫家和斯托罗任科家。”
扎鲁宾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看了看从多岑科那里拿来的名单。名单上既没有列别捷夫家，也没有斯托罗任科家。可见，这两户人家搬走了。好吧，看来还得继续了解曾在这栋楼里住过的住户。说不定有人还记得菲尔索娃老太婆的钱财，而这个消息传到了舒特尼克的耳朵里了，因此他才没有留下安葬费。他知道，被害者不是穷人
“你的问题问完了吗，谢尔盖·库兹米奇？”安娜·扎哈罗夫娜问。
“好像问完了。
“那我们就来喝杯茶吧。也许，你想吃点什么？我把饭都准备好了，只要热一热就行了。你看呢？”
扎鲁宾看了看表。应该给奥利尚斯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在菲尔索娃家搜查的情况，必须查清那里是否有藏着珠宝首饰的密室，而那一笔遗产——多半是谢拉费玛·菲尔索娃本人杜撰出来的神话。
吃饭倒是想吃饭，天都傍晚了，这整整一天，他只在早上喝了一杯茶，吃了一片夹肠面包。
“您家有电话吗？”
“在那边，在房间里，进来吧。”
“承蒙您的允许，那我就给单位打个电话，然后十分乐意与您共进晚餐。”
◎ 伊拉
星期五。一如往常，在休息日到来之前，伊拉一大早就开始忙活着烤食品。两种馅的大馅饼和必不可少的大蛋糕是星期六午餐永不改变的保留节目，而星期五的晚饭只有小馅饼。这个规矩是她自己定的，并不折不扣地执行着。
中午，伊拉环视了一遍摆满美味糕点的桌子，下决心不能贪吃。她又做了许多大馅饼，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他们也吃不完。而到了星期天，就不好吃了。但这不要紧，有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这样出色的邻居（他喜欢吃伊拉做的饭），他的胃口好极了。伊拉把馅饼整齐地放在大盘子里，用保洁巾盖好，便去按邻居家的门铃。立刻响起了黑色大猛犬阿加特低沉的吠叫声，但伊拉始终没有等到主人急忙来开门的脚步声。有那么一刻，她仿佛觉得她听见了邻居家传出来的声音。
“也许在睡觉？”年轻女士心想，“我按门铃把他弄醒了，但他没明白过来他是怎么醒来的。”她又使劲地按了两下门铃，但仍无结果。
伊拉正在关自家的门时，听见了邻居家电话响了。第二下还没响完，铃声就断了，显然话筒被摘了。或许是自动应答器起作用了，出门的时候，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有时会把它打开。
伊拉把装着美食的盘子放到厨房里，果断地拿起话筒，拨了号码。邻居立刻接了电话，而且他的声音没有丝毫睡意。
“请讲……喂！听不清，请重拨一遍。”
伊拉迅速地挂了电话，她发现她的手不知为什么在发抖。她很不高兴。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在家，但却不开门。怎么回事？他家有女人？那他就不会接电话了。干吗干这蠢事？也许他家真的有女人，所以他不开门，因为俩人都没穿好衣服，但这丝毫不妨碍接电话呀。
伊拉耸了耸肩，努力把这一切从头脑中驱走，开始做起了家务，但时不时地把念头转到奇怪的邻居身上。而且这些念头越来越令人惊慌不安。
邻居确实很奇怪。有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往坏处想，要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者发现了，但完全没在乎。有时候对什么害怕了，不由得就变得更加注意，更加小心，更加细致。
比如，邻居家。不管伊拉到过他家多少趟，她看见的只是厨房和一个卧室，其他两个房间的门从来都是关得严严实实的。更有甚者，两个门都锁着。这是伊拉亲眼看见的。为什么？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在那里藏着什么？主要的是，防谁呢？家里就他一个人。不由得使人想起了邻居的其他一些怪异行为。
有时，他出门带着狗，两三天都不露面，回来以后便笑哈哈地回答一些让人替他担心的问题，说他钓鱼或打猎去了。带着大猛犬打猎？简直可笑。可是他连一次也没有请过左邻右舍尝尝他钓的鱼或野味，甚至也没有展示过他的猎物。真正的渔夫和猎人可不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伊拉从窗户里看见邻居出门了。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西服革履，手里提着外交家牌公文包，坐进了伏尔加轿车，把大猛犬阿加特放在后座上。三天以后，他回来了，声称：“我钓鱼去了。”
穿着西服革履，提着外交家脾公文包钓鱼？
伊拉那次没有言声，因为她是个有教养和委婉的人。说到底，邻居是个美男子，岁数也不大，又是个鳏夫，换句话说，他是个自由的人，这三天他大概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谁又能指责他不说实话呢？是的，就是那惟一的一次，伊拉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了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在撒谎，但她为这个谎言我到了完全可以接受的辩白理由。现在，她经过一番仔细思量，得出了结论：邻居说瞎话不光是那一次。关于他经常外出的事，他一贯在撒谎，他根本不是渔夫和猎人。他有女人，而且这个女人老早就出现了，大概是他妻子刚死就出现了，也许更早一些，那时妻子还在世。邻居不想让人对他说“刚刚把妻子安葬了，转眼就又领回来一个。”所以他没让这个女人露面。也可能这个女人是位名人，比如，大明星，她那张脸大家都熟悉，所以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不想让邻居们知道她。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伊拉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不过，她又怀疑这种想法没有道理，是给他栽赃。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完全可以解释清楚。
当怀疑又在她头脑中活动起来时，她已经带着格里沙遛弯儿回来了，并焖好了晚饭吃的肉。
那两个房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老锁着？为什么一次都不让伊拉看看整个住宅？而所有主人通常都是领着客人把整个住宅参观一遍。
还想起一件事，伊拉有几次被他撵出来了，都是因为有人给他打来电话。他倒不是那么粗鲁地把她撵出来的，不是。
他摘下话筒，说“请稍等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伊拉亲切地笑着说：“用我送您回去吗，亲爱的？”
对，对，就是这样，用这种不留任何余地的发问的语调。对于这样的问题，能回答什么呢？只有两种回答。
或者：
“好的，好的，当然。再见，谢谢您的茶。”
或者：“哪里话，您不用麻烦，我能找到回家的路。”
没有第三种回答。总不能回答说：“你们谈吧，别不好意思，我坐一坐，听一会儿。”
在这样的情况下，懂礼貌的伊拉采取了第一种回答，起身离开了。
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有什么秘密的谈话？假如一切确实关乎女人，那就清楚了。他决不会当着伊拉的面同自己的情人说私房话，而且他对跟情人的恋爱关系保密保得这么严实。
在吸尘器（顺便说一句，吸尘器是邻居亲手修好的）有节奏的轰响声中，怀疑再次退却了，但仍留下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那两个房间为什么老锁着？
唉，要是伊拉能够对这两个锁起来的房间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她立刻会感到如释重负，并高兴起来。
怀疑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岁数不太大的邻居干什么坏事并非她所愿。他人这么好，总是那么助人为乐。但仍然没有找到解释，伊拉的情绪因此而有点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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