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个受害者
这没有了结。将来也了结不了。我怀着这种负罪感还能活多久呢？医生竭尽全力地救治我，天天为我忙活两个小时，我对他点头作答，勉强露出某种近似微笑的表情，假装听从他的劝告。但我不相信他。我不相信可以像我现在这样生活。我不相信能够对所发生的事心安理得。
他们认为我是疯子。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曾想要自杀。我想静静地、悄悄地离开人世，因为我再也承受不起自己的罪过。我被救了。为什么？难道我恳求他们了吗？他们干吗要这样做？可现在他们倒认为我是疯子。医生给我解释了半天，说健康人的自我保护本能特别强大，这个本能迫使人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假如这个本能变弱了，说明人有病了。天哪，难道他们能理解我吗？要这自我保护的本能有什么用？任何人都渴望减轻自己的痛苦，摆脱疼痛。莫非这不正常吗？我再也受不了这痛苦了。可他们强迫我忍住，活着并忍着。为什么我就该这样？为了什么？
除了别人的叫喊声，我什么都听不见。为什么我就没听见我的儿子在呼喊求救呢？天啊，你怎么就没让我听见他的喊叫声呢？为什么你捂住了我的耳朵，移开了我的视线？我努力回忆，我眯缝起眼睛，尽力回忆起那个可怕的日子，那个西班牙南海岸上阳光灿烂的美丽日子。我和我的儿子来到那里，度两个星期的假，丈夫把我们娘儿俩先打发来，他要再过五天才能来。我仿佛觉得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童话般瑰丽的、虚幻的和令人惊愕的世界。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休假，此前，我什么都没见过，除了那个巴掌大小的别墅、莫斯科郊外那条肮脏的小河，有幸去过一次黑海，海水浑浊，到处漂浮着烟头和吃剩下的苹果。我年纪很小就嫁人了，为了钱和虚荣。我是丈夫的第四个妻子，当时大家苦口婆心地劝我三思而行，警告说，这个婚姻不会有好结果，可是我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认为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头脑聪明，完全可以应付生活。献殷勤是短暂而急切的，送鲜花——一抱一抱的；喝香槟——一升又一升；买饰物——一把一把的。当然，为了能够在一星期内办好结婚登记手续，丈夫做了一切可能做到的。他立即就不让我上班了，让我呆在家里。我几乎一下子就怀孕了，丈夫整天围着我转，对我百般呵护：维他命，医生的监护，作息时间，营养美食，散步。后来孩子出世了——是个儿子。
我几乎足不出户。丈夫雇了一个家庭女工，操持家务。她买菜，洗衣服，做饭，收拾我们这所巨大的住宅。有时让我化妆、做头发、戴首饰，带我去上流社会，出席招待会或者为进行谈判而举行的宴会。大概就像人们随身带着金烟盒一样，想带我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觉得我成了穿戴，有如人们出门之前穿上礼服或戴上名贵的手表一样。男人们开始注意到我，可是我被严格禁止不仅不能卖弄风情，甚至也不许与他们交谈。当然，不是指几个人在一起的共同交谈。丈夫允许我参加多人交谈。有一次，我和某人跳了一会儿舞，之后，丈夫狠狠骂了我一顿。不，他不是吃醋，他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许我有，即我抛弃他而喜欢别人。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任何人——明白吗，任何人——都不能动这样的念头，即认为我在卖弄风情。他认为这会给他脸上抹黑，使周围的人把他看成几乎是戴绿帽子的人。
我就这样过了五年。突然——真是天大的幸运！——我们要外出度假了。当然，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分开走，我们应该一起乘飞机。可是就在出发前一天，我们改变了计划。我和儿子先走，丈夫随后与我们会合。
我来到了西班牙。独自一人，没有监视者。我穿着难以想像的服装，在昂贵的发廊里做了头发。我年轻，没有经验，渴求各种感受，想展示通常的女人的妩媚，得到男人的青睐。我想要别人喜欢我，我想要有人跟我调情。我没有企图背叛丈夫，我对我们的性生活非常满意，没有任何别的奢求。但觉得自己是女人——这不仅仅是丈夫想要你。
我昏了头了。晚上，我和又一个倾慕者坐在滨河街一间酒吧里。奏着音乐，我们一起跳舞，喝着一种香味浓郁的鸡尾酒，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手，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的眼睛，我真希望这个美丽的童话永远不要结束。明天丈夫就要来了，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自由的夜晚。也许，我喝酒太多了。也许，音乐的声音太大了。也许，我太人迷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我什么也不记得，什么也没有想，除了命运赠予我的，让我过了五天真正的、正常的、美丽的生活。接下来又是樊笼。纵然是金子做的，但毕竟是笼子。
“谁的孩子？！”
这个叫喊声至今仍然在我耳边回荡。为什么我就没发现儿子从酒吧里跑出去，到了浴场呢？为什么我就没有拽住他？为什么我就没有听见他呼救呢？酒吧里一个顾客发现了他，并喊起来。我呆住了。男人们纷纷向海边跑去。但是晚了。
第二天，丈夫飞来了。他办理了一切证件，我们带着儿子的尸体回到了莫斯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只跟我说过一次话。他问，这是怎么发生的。我知道，他后来找到了那天晚上曾在酒吧里的人，向他们打听了情况。我猜，他们给他谈了一些情况。从此，他不再说话了。他甚至没有打算与我分担痛苦。似乎死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我的。似乎这一切统统与我无关。
他沉默了三个月。后来开始说话了。天啊，他继续沉默该多好啊！他骂我是没有头脑的淫荡女人，在陌生男子面前毫无廉耻。他把一切罪过都安在我头上。难道我自己不知道我有罪过吗？难道我谴责自己比他谴责得还少吗？他不想看见我是多么痛苦。后来我明白了，他看见了，但他觉得这痛苦还不够。他想使我更加痛苦。
我试图自杀。我割断了静脉。不巧的是，那天家庭女工比平时来得早。我被救过来了，被送到了医院。医生劝我平静下来，解释说，我的死改变不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使儿子死而复生。他们怎么就不理解，我没有想要改变生活中的任何东西。生活是什么样，就让它是什么样好了。我只是不想过这种生活了。让它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吧，让它没有我继续进行下去吧。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痛苦了……
我住了半年医院。丈夫每天来看我，送来食物和药品。也跟我说话。我竭力充耳不闻，但毫无作用。半年以后我出院了。给我注射了某种制剂。痛苦依旧，从未离开过须臾。我不想像从前那样生活。只有一点改变了：我明白了，我没有力量独立了断这一切。用催眠疗法给我治疗了半年，收到了应有的效果。现在我不能依自己的心愿终止自己的生命。
我来到大街上，希望有辆大货车从我身上轧过去，或者我被抢劫者打死。有好几次，我试图跳到行车道上。我站在人行道上，选择车流最密集的那一刻。就在最后一秒钟，我豁然明白了，我不能这样做。催眠疗法的医生们，他们真该死！他们没有消除我的痛苦，没有摧毁我的心灵，但却剥夺了我独自摆脱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机会。
但是今天这个就要了断了。今天我碰见了他，偶然碰见的，在街上。他走到我跟前，问我感觉如何。他冲我微笑，这是善解人意的、富有同情心的微笑。我回答说，我感觉好极了。
“我理解您，”他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处在您这种情况下的女人一般未必会有什么感觉，除了巨大的、占据整个身心的痛苦。”
“您怎么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难道您还不明白吗？”
这时，我突然忍不住说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我看见自己面前有一位善解人意的人。他不打算指责我。我说呀说呀，说得停不下来了，好像我还哭了，因为后来我发现我手里有一块湿手绢。我和他不知朝什么地方走着，我没有看见朝什么地方，我反正无所谓。主要的是，我能够说话了，我不担心我会被再次送进精神病院。
“您想让我帮您吗？”他问道，这时我终于住口了。
“想。”
我没有问他指的是什么和他准备怎样帮助我。我就是需要帮助，非常需要。我曾准备好站在十字路口，高声大喊：“打死我吧，你们谁来打死我吧！”我不知为什么确信，他不是医生，所以他的帮助不是在治疗和催眠疗法方面。我一下子就相信他了，从我看见他的眼睛的第一分钟起我就相信他了。我相信他无所不晓，因为 …因为他应该无所不晓。没有合乎逻辑的解释，我就是这么感觉的。
“您准备和我一起走吗？”
“是的。”
“您不问问去哪里吗？”
“我无所谓。我只想您能够帮助我。”
“您可以现在就跟我走吗？”
“无论什么时候都行。哪怕现在，哪怕明天。随您。”
“什么时候对您更好一些？”
“最好现在。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他关心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脸。
“是啊，您完全准备好了。这一点我现在看得出来。也好，我们走吧。”
我们乘车走着。我不知道他带我去哪里，但我知道，终点快到了。我感觉轻松一些，痛苦似乎也减弱了，我明白，不用忍受多久了。
◎ 凶手
于是，我不再害怕死。以后会有什么？住在森林里，可以迫使自己不再害怕野兽，但这决不意味着野兽不来袭击你。消除自己心中对死亡的恐惧，只是做出了这道题的一半。另一半是，如何死得其所。
根据我当时对死得其所的理解——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或一家优秀的医院里，最好在睡眠中死去，这样不痛苦，也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可以说，这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实际看来，这一切并非完全如人所愿。为了能够“理想地”死去，就得不生任何重病，躺在自己的床上（万不得已时——躺在医院里），在睡眠中悄然长逝，这是有现实可能性的，而且实现这一愿望的概率极高。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从事体育锻炼，不喝酒，不吸烟，合理饮食，减轻日常工作负担，关注自己的体重，定期而认真地在机关门诊部做体检，不要试图用短短一句“我没病”去搪塞医生，要把身体不适的各种反应都讲给他们听，以便及时遏制住生出来的病，不使其发展成慢性病。
我认为这道题的答案简单而可靠。于是几年来，我虔诚地做着为实现这一答案所必须做的一切。有一次，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医生说我有周期性胃病，没有去专门诊治胃肠病的医院。在医院病床上度过的这两个星期足够我修正关于我的生命完结的认识。首先，在医院里根本不可能谈论任何死亡，甚至在最好的医院里。我不属于国家领导人，我不能指望确实优越的医疗条件，而所有其余的办法怎么也和“体面的逝世”不相符合。肮脏的卫生间、恶臭、赤贫、半醉的女护士、文化水平不高的医生、药品匮乏、医疗设备短缺，相邻病床上和走廊里躺着散发出臭味的病人，伙食又少又难吃——这就是那些没有达到权力巅峰，忽然生病的人的必然归宿。此外，这一切的悲伤、痛苦和恐惧的先兆就飘荡在空中，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我不想说军事机构的医院也是这样，不，那里要好得多。可是即使在那里，我也感到难受。我可是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为自己设计的那种生与死中，我将像一个高龄退休者那样死去，千万不要把我送到这里，送到普通的市医院就行了，在以前探视亲属和熟人时，我对这些看得多了。但最主要的是，我亲眼看见了与老年人连在一起的疾病。于是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有一天我瘫痪了，需要把我身子下边的便器拿走，不得不干这个活的人开始恶心得直皱眉头，巴望我快点死掉。这个人会是谁呢？妻子？儿子？远房亲戚？或者醉醺醺 的女护士？不管他是谁，我都不希望自己有这样的结局。
因此，安乐死的思想成了我争取体面死亡的下一个阶段。如果给我（重病缠身，无能为力）机会自行作出离开人世的决定，那么这样的逝世我将会感到非常满意。我开始读专业书籍，翻出一大堆提出安乐死问题的报纸和杂志。我感到痛惜的是，我确信，这个杰出的思想在我们国家行不通。我真的很困惑——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跳楼或钻到汽车底下被轧死，可以上吊、投水、开枪自杀，但却不能指望给他注射一针没有严重后果的针剂，使他入睡，不再醒来？这是野蛮！是啊，当人还能够独立自主地活动时，他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一旦卧病在床，如果他不仅不能出门，而且也起不了床，那么为什么非得让他痛苦地、不知多么漫长地耗着不可呢？在这期间，他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苦不堪言，并且也给亲人带来痛苦。
我想得到在突然发病的情况下迅速而轻松地死去的保证。
突发病会使我失去独立自主的能力，把我变成一个无能为力完全依赖周围的人的人，我将成为他们的累赘。好了，如果疾病开始逐渐地支配我，那么在死到临头的时候，我还来得及作出和实现最后的决定，但是如果我得了突发病，比如中风，那该怎么办呢？或者我突然遇难，成了卧床不起的残废，我只好顺从医生的仁慈。而这仁慈，你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首先领悟到，决不能对这件事放任自流。疾病和不幸有很多，大自然不惜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人从正常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在睡眠中因心脏病发作而安静地死亡——这种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而我，一名理工科博士，不应该对这种可能性抱指望。别的怎么样不敢说，但我会计算概率。
死于犯罪分子的手下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俗话说，一颗炸弹不会两次落在同一个地方。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人死于凶犯之手，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就不会有危险了。也许……可是现实生活表明，这并非如此。我知道一些家庭的故事。同样的不幸会使两个甚至三个家庭成员毙命。这里所谈的完全不是疾病（假如是病故的，那倒没什么可惊奇的了，因为这是遗传基因规律），而恰恰是类似犯罪、罹难的那种不幸事件。我在某报上甚至看到过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情况：兄弟二人先后在同一个地点被车轧死，而且两次都是同一个人开的车。成为酒鬼、躁狂者或吸毒者的受害者？死于为了一百美元而准备向人群开枪的愚蠢的，没有头脑的匪徒之手？丧命于不懂交通规则、开车很愣的白痴的车轮底下？难道这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代表应有的结局吗？作为一个会计算死亡概率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我能够以正确的、安全的、有文化修养的行为方式将这样死亡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这个最低限度的结果决不是小到可以对它掉以轻心。把最低限度变为零是可能的，只是得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不要出门到任何地方去，也不要给任何人开门。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避免我认为不值得的那种死，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在不幸事件或重病还没有找到你头上时，现在立刻自杀，无需等待。经过深思熟虑，我把这条路摈弃了。首先，我不能亲手剥夺自己的生命。我不能——就是这样！我的自我保护本能发展正常。其次，自杀（我的第二个妻子纳塔利娅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引起认识你的人的困惑，而且还会怀疑你精神不健全，这一点我不能容许。此外，人们还会对我说三道四，似乎我得了抑郁症，发疯了！我干吗让人家对我说三道四！永远不会出现这件事。
还有第二条路……
◎ 娜斯佳
办公室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大张的绘图纸。娜斯佳正在把有关维克托·舒瓦洛夫和他周围的人，有关谢拉费玛·菲尔索娃以及她的邻居和熟人，有关养猫专家卡扎科夫及他交往的人，有关看门人瓦连京·卡扎里扬，甚至有关她拟定的四个作为舒特尼克的有可能的候选人（尽管这种可能性极小）的情况，用铅笔填写在画好的表格中。如果要对这些说法进行核实，那就要无一例外地统统核实一遍，而不能光凭个人的兴趣和愿望行事。米哈依尔·多岑科、谢尔盖扎鲁宾、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把这些情报给娜斯佳送来了，于是她耐心地、分门别类地登在简图和表格中，希望这些情报有朝一日在某个地方如果不能交叉起来，哪怕彼此有所牵连也好。
娜斯佳在执行戈尔杰耶夫命令的同时，为心理学家们准备好一份详尽的资料，给他们提供了凶杀案发生在星期几、几点钟、地点、手段、受害人的鉴定、犯罪现场和所留下的罪证的记录、受害人的照片、简要通报的复印件。
在处理菲尔索娃的案子时，娜斯佳费了一番斟酌。要不要随材料附上电影录像带《七》？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一切可能会成为她个人的臆测，与舒特尼克的犯罪没有一点关系，而且这只能给专家们造成混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舒特尼克真的受了这部影片的影响，那么心理学家们必须得看看这部影片。
根据资料的排列，事实一目了然，娜斯佳对早些时候没有用这种方法进行排列感到惊异。她没有进行排列，那是因为她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她特别相信这个花招针对的是她，而不是塔尼娅，并且极想对它们作出另一种解释。谁也不爱承认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不光是令人不快，并且还很可怕，那就更是如此了。她一向为自己不受情绪支配和思维清晰而感到骄傲，但原来，她是个普通的人，有发达的置换本能。把引起恐慌的东西从意识中排挤掉，换上五花八门的辩护理由，虚构出种种解释或伪造的事实。
“尤里，你是指定我去见具体的某一位心理学家呢，还是无所谓？”她问科罗特科夫。这时她终于把资料准备好了。
“无所谓，”他回答说，“你看中的有比我们的心理学家更优秀的吗？”
“我看中了拉尔采夫。”
科罗特科夫惊讶地瞥了她一眼，沉默了一会儿，一边取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
“你不害怕吗？”
“尤里，不能没完没了地害怕下去。我们两人都清楚，沃洛佳·拉尔采夫是一位很出色的心理学家，他在处理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麻烦。此外，我们的过失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是他自己到那里去的，是他自己撞上了子弹。”
“但我们唆使了他，”科罗特科夫说，“我记得很清楚。戈尔杰耶夫在领导他，就像用诱饵诱鱼上钩一样。而且他所做的事是戈尔杰耶夫逼迫的。”
“不对，”娜斯佳反驳道，“戈尔杰耶夫逼迫他去跟犯罪分子接触，这确有其事，但是谁也没有逼迫他去寻找纳塔利娅·达赫诺的住址并到她家去。我们的过失仅仅在于我们了解了拉尔采夫的真面貌，并且很在乎这个真面貌。难道你真的以为他很我们吗？都过去五年了。”
“好吧，假定是这样，”科罗特科夫让步了，“你确定他还在从事心理学家研究吗？”
“是的，我打听过了。自从他病退以后，他不在大学里开设专业课了，当起了顾问，给各种公司提供关于人员配置的咨询。”
“万一他用扫拉圾的笤帚把你轰出来怎么办？你可要当心，他的颅骨受过伤，受过这种外伤的人一般都变得易于发怒和难以控制。你当真要去冒险吗？”
娜斯佳笑了起来：“当然，我可以说我是去冒险。我决不撒谎，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当真？”科罗特科夫不知为什么高兴起来，“他怎么样？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跟他打交道是两年前了。”
娜斯佳忧郁地指出，科罗特科夫所说属实。跟一个人肩并肩地工作，与他共担危险，同享欢乐，可后来他走了，你还继续和他保持了一段联系，但时间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打电话越来越少，因为你们现在不在一起工作了，你们觉得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于是当机会来临，你试图回忆你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情景时，原来这已然是两年前的事了。
“尤里，你怎么看呢，是我们自己在工作中丧失了人的面貌呢，抑或大家都是这样？”她问道。
科罗特科夫耸了耸肩，仿佛打了个哆嗦似的。他走到窗前，打开通风小窗。他把长颈玻璃瓶里的水倒进电茶壶里，插上插头，开始把茶杯从桌子里拿出来，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
“要咖啡吗？”
“要。尤里，我在问你呢。”娜斯佳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别装样子了，好像非得让我回答你不可，”科罗特科夫生气地回了一句，“我和你现在就开始说教，并痛惜地大发感慨：瞧我们多么坏，多么无情无义，把沃洛佳忘了，而他孤身一人，还要带着小女儿，况且还有病。我给你讲讲我姑妈的例子吧。来参加葬礼的大约有五十人，其中只有三四个人在她生病的这些年里一直给她打电话，关心她的病情，而这三四个当中只有一个人给过她帮助。其余的人都在哪里呢？他们曾和她一起工作过，天天见面，打交道，做着同样的工作。后来她瘫痪了，”他做了一个极富表现力的手势，“他们全都消失了。人死了，他们倒都来告别了。这种事不光是你我才遇到。大家都这样。”
水开了。尤拉沏好了咖啡，把一只四周点缀着蓝色小叶子的茶碗移到娜斯佳跟前。茶碗上有一朵非常动人的小玫瑰。他自己用的是一只大杯子，上面画着一只样子凶猛的狗。
“怎么，你把水具也要按性别分开吗？”娜斯佳问道，同时怀疑地仔细看着茶碗上的图案，“给姑娘们用带玫瑰花的茶碗，给小伙子们用带执勤犬的杯子。”
“你要是不愿意，我可以给你换换，”他反驳了一句，“我用什么杯子都无所谓。你什么时候去找拉尔采夫？”
“今天。喝完咖啡就去。”
“可以代我问个好吗？”
“带个好不成问题。”
他们默默地喝着咖啡。科罗特科夫偷偷地打量着娜斯佳，她感觉到了他的目光，但她却不动声色，没去管他。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她会生气，但今天她惊奇地明白了，这对她没有丝毫触犯。有什么区别呢？打不打量，反正你都会再收到别人的两具尸体，然后是第三具，她自己的。在看影片《七》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恐惧被麻木不仁和异常冷静所代替了。娜斯佳知道这种冷静有多么危险，它使注意力和敏锐的理解力减弱了，人在这种情形下往往是自己去送死。这倒不是因为他想死，而是因为他看不到危险，虽然他本应该看到的。
“娜斯佳，你为什么不愿意被保护？”科罗特科夫冷不丁地问道，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假如确信舒特尼克有杀害你的企图，那你的行为可就太轻率了。”
“在他的日程表上，还将有两起凶杀，一起是因为愤怒的罪恶，一起是因为嫉妒的罪恶。他实施凶杀之时，就是该保护我之日。知道吗？”她慢悠悠地说，一边把茶碗放下，“我觉得我好像发疯了。明明知道有两个人将死于非命，他们一点罪过也没有，一点嫌疑也没有，但我没有能力去救他们——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啊。这压力我承担不起来。这个舒特尼克不知为什么想要杀我，使我吓得失去理智并坐等死神降临，为此，他需要消灭一定数量的人。你好好想一想，尤里，为了报复我，他在疯狂地杀害其他人。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情况，那么结果是，我干了什么坏事，因此要对我施行可怕的报复，结果有六个人将被打死。有四个人已经死了，两个人也将面临死亡。所有这六个被害者——都应归罪于我。假如我没有干坏事，舒特尼克就不会对我进行报复，所有这六个人就不会死于非命。”
“可是你从来没有干过任何坏事。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务，都是对的，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工作就是这样的，你的职责就是这样的。”科罗特科夫非常严肃地说，“国家为此给你发工资。难道国家会把工资发给那些干了‘坏事’——你所说的那种‘坏事’的人吗？别再折磨自己了，娜斯佳，没必要这样。”
她坐在椅子上，转来转去，眼睛直直地盯着摆在屋角处的保险柜。其实她什么也没看见。
“我做不到，尤里，”她声音极小地嘟哝说，“我不能不痛惜。我常常觉得自己有罪。”
“蠢话！”他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娜斯佳，“这是我们工作的特点，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也是对工作的付出。大家都是这样生活的，也都是这样工作的。不要犯糊涂了，去找拉尔采夫吧，也许他会说出点什么聪明的办法来。”
娜斯佳知道，科罗特科夫绝对不是那种冷酷无情和呆板迟钝的人，她给他讲的一切，他心里明镜似的。但他是她的领导，他应当表现得像个领导，而不能像是她多年的知心朋友。领导无权跟自己精神不振的部下对着哭鼻子，他应当装成铁面无私的菲利克斯，动员他们去建立功勋，至少尽职尽责地做好日常工作。
拉尔采夫因受伤病退以后，娜斯佳有五年没见过他了，虽然给他打过几次电话。
“很想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她乘电梯上楼时心想。但她马上明白了，她对这一点根本不感兴趣。她现在似乎对什么都很少有兴趣，除了两件事：舒特尼克和她自己的死。
给她开门的是一个漂亮的十六岁的姑娘——拉尔采夫的女儿娜佳。
“您好，娜斯佳阿姨，快请进，爸爸这就回来。”她说。
“他不在吗？”娜斯佳惊诧地问，“我和他约好了……”
“他到商店买磁带去了，他的空白磁带用完了。”娜佳解释说。听她说话的语气，好像要娜斯佳一定得弄明白，她所说的是什么样的磁带，以及为什么要赶在娜斯佳到来之前非得紧急买到不可。“我本来想去商店，可是烤箱里正烤着馅饼，得看着，爸爸不会。指望他准得全烤糊了不可。”
娜斯佳来到房间，这时娜佳正好在厨房里。是啊，娜斯佳最后一次来过后，这里改变了许多。其实是全部都改变了。家具换了，壁纸换了，甚至地板也换了。从前铺的是经过多次抛光的木地板，现在是脚踏上去又暄又软的地毯。拉尔采夫过得并不穷，这很好。也许真的是老天帮忙——一切都好转了？显然，从警察局病退以后，对拉尔采夫过上富裕生活是有好处的，而且现在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女儿在一起。
但是，当娜斯佳看见买磁带回来的拉尔采夫后，对自己想法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有好处倒是有好处，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背驼得厉害，最可怕的是，他的双手发抖，脑袋也有轻微的晃动，但是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仿佛这双眼睛与这位受过重伤的病人是完全分开的。
“你好，娜斯佳！”他高兴地喊道，一边走进屋来拥抱娜斯佳，
“你知道我见到你有多高兴吗！真见鬼，来办公事，而不是为了爱，反正我太想你了。娜佳，茶和馅饼准备怎么样了？”
娜斯佳心情放松了。拉尔采夫还是原来那样，没有愤世嫉俗和自我封闭，与世隔绝。虽然根据外表看，他应该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够完美。
“你的女儿真是个烹饪高手。”娜斯佳吃了一小块馅饼，夸奖说。
拉尔采夫无所表示地“嗯”了一声，而娜佳却脸红了，感到十分难为情。
“这不是我做的，”小姑娘坦白说，“我是在商店里买的现成的发面，馅就是普通的果酱，奶奶每年秋天都给我们寄果酱来。我试过好几次要自己做发面，但都不成功。爸爸说，这需要天才。”
“这话不错，”娜斯佳同意道，“我丈夫也这么说。他不让我做肉，因为我怎么做都做不好，即便我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知道吗，这里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规律：假如你没有做饭的天才，那么你越努力，结果就越糟。”
“您丈夫是做什么的？”娜佳问道。
“教授，”娜斯佳开玩笑说，“他搞数学研究。”
“难道数学教授还亲自下厨房吗？”小姑娘大感诧异，两手举起轻轻一拍，“没这事！娜斯佳阿姨，您大概在捉弄我吧，是吗？”
“常有这事，常有这事，”拉尔采夫插话了，一边切着馅饼。看来，他食欲很好，一点也显不出他有病，“我不止一次见到过这种极惨的情景。是啊，那时他还不是娜斯佳阿姨的丈夫。好了，娜佳，我们吃饱了，谢谢你，乖女儿。我们将要干活了，你别打搅我们，好吗？”
“好的，爸爸。我来收拾。待会儿我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吗？”
“跟谁去玩？”拉尔采夫严厉地问。
“跟尼基塔。”
“去哪儿？”
“嗯……我不知道……”她不知所措了，“看他邀请我去哪里。大概去公园吧。”
拉尔采夫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这时他的眼睛里露出凶狠的光。
“去公园？这天儿去公园？天都黑了才去？不行，我不答应。”
“爸爸……”
“不行，别争了。假如你想要跟尼基塔来往，就让他到我们家来。你可以请他吃馅饼。你们可以看看电视。”
“爸爸，可是……”
“我说了不行！”拉尔采夫不容置辩地打断了女儿的话，那口气甚至使娜斯佳都不敢对他提出反驳，“给尼基塔打个电话，请他来我们家做客。出去玩我绝不允许。”
他们回到了房间，房间的一部分摆设得像个办公室。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三把圈椅，一把是主人坐的，两把是为客人准备的。这无论是谈公务，还是为朋友闲聊，都营造出一个极舒适的环境。拉尔采夫坐了一把为客人准备的椅子，打手势请娜斯佳坐在他对面。
“你可真专横，”她笑着小声说，“把小姑娘紧紧攥在手里，连气都不让她出。”
“我没有攥她，这个尼基塔……”拉尔采夫严厉地说，“她是个正派的姑娘，有了那事以后……唉，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娜佳已经坚定地接受了这个观点：应该听爸爸的话，爸爸不会出坏主意。如果爸爸对什么事提出警告，可见，危险其实已经存在了，这不是空话，也不是父母愚蠢的瞎害怕。可是尼基塔——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是青年，他受的是另一种教育。我可不能担保他。所以我宁愿让他们在我眼前转来转去，也不愿让他们去逛公园。”
“你确有把握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吗？”娜斯佳狐疑地问。
“我对对与不对不感兴趣，我认为重要的是结果。明摆着的——娜佳出落成一个好姑娘，又听话，而且脑子里没有装任何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吗？他们班里一大半同学都在吸大麻。这可是一所最普通的学校，不是什么劳教少年的特种学校。只要我对娜佳一撒手不管了，马上会有另一个人来占据我的位置。一块纯洁无瑕的地方不会白白空着，这你是知道的。好了，谈谈你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吧。”
“我把材料给你带来了。”娜斯佳伸手掏包里的文件夹。
“你把材料留下，你走以后我会看的。你谈一谈你要说的话和你的解释。我打开录音机，你不反对吧？”
拉尔采夫注意到她惊讶的目光，补充说：
“你都看见了，我的手不行。抖得握不住笔。所以我不能在纸上做记录，得用录音机。”
“原来如此，”她心想，“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需要空白磁带。不幸的拉尔采夫啊！”
“这是受伤以后出现的情况？”娜斯佳谨慎地问。
“你是说手吗？是的，是受伤以后。手也哆嗦，头也发颤，简直像个年迈的老人。我刚四十五岁，看上去有一百一十五岁，对吗？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帅气荡然无存啊！”
他舒展了一下肩膀，伸了伸腰，快乐地向娜斯佳丢了个眼色。
“你知道心理学这门科学有什么好处吗？”
“它的好处就是有助于了解人们。”
“你说的根本不沾边，娜斯佳！它对了解人们毫无帮助。了解别人反正怎么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另一个人，他的思维是另一个样，他的感觉也是另一个样，而你却试图用自己的尺度去了解他。心理学的好处就在于，它使人了解自己，客观地把握形势，不要因为它与自己所想的不符而失去理智。”
“你在开玩笑吧？”娜斯佳怀疑地问。
“我？当然，我在开玩笑，”他笑着回答说，“但要是认真地说嘛……当然，我希望自己是个年轻英俊的军官，事业有成，前程似锦，能升到上校和刑侦局局长，做一个幸福的丈夫和有两个孩子的父亲，等等。可是我现在有什么呢？一个又老又有病的残疾人，因身体状况被单位赶出来的少校，丧妻的鳏夫，失去了一个孩子和几乎失去女儿娜佳的父亲。所出现的这一切都非我所想所愿。可是这一切偏偏都让我摊上了！而我继续正常地生活，工作，顺便说一句，有一份好收入，算是个有价值的专家吧，培养着女儿。你知道最令人惊异的是什么吗？”
“什么？”她顺从地问道。
拉尔采夫把声音压得极低，做出一副可怕的怪相，说道：“最令人惊异的是，喜欢我的女人还不少呢。多得我都应付不过来。可是我一照镜子，便立刻心生疑窦：她们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只要我一想起我是心理学家，我就给自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公正的问题：她们为什么喜欢我？而我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轻而易举的，十分简单的。好了，娜斯佳，这一切都是无聊的闲扯。我们言归正传吧。”
他打开了录音机，娜斯佳讲了起来。
她说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只看了一次文件夹，拉尔采夫请她把陶瓷鱼和塑料娃娃的照片拿出来看看。其余的情况，她全是凭记忆说的。
她耳朵很尖，听见大门砰的响了一声，前厅传来一个青年人压低的嗓音——显然，娜佳照父亲的吩咐做了，把自己的男朋友请到家里来了。
拉尔采夫听她在说，丝毫没有走神和显出他也听见了开门的声音。
娜斯佳快讲完时电话铃响了。拉尔采夫摘下话筒。
“是的，请讲……啊，你好，尤里！听到你的声音我很高兴。她转达了，转达了你的问候。她没有丢，”他迅速地投给娜斯佳一个调皮的眼神，“是啊，当然。”
他把话筒递给了娜斯佳：“找你的。科罗特科夫。”
她心里闪过一个不妙的预感。难道又出事了？难道舒特尼克继续在恣意妄为吗？
“娜斯佳吗？请你拿枝笔，拿张纸，我口述，你来写。”话筒里传来尤里的声音。
“我能记住。”她机械地答道，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似乎一切都顺顺当当地过去了，暂时没出任何事。
“你记不住，”科罗特科夫生气地说，“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好吧，”她用肩膀夹住话筒贴到耳朵上，拿过笔和纸。“请讲吧，我准备好了。”
……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认为，我的亲爱的，承认我的优势的时刻到了吗？”娜斯佳翻译道，“尤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哪儿，”科罗特科夫不满地甩出一句，“和其余的一切同出一源。这个大笨蛋，干起坏事来都不肯罢手了。你那边快完了吗？”
“是的，我已经全都给拉尔采夫讲完了，现在他要想一想。”
“你能跟我去一趟案发现场吗？”
“不行。”
“随你。我们明天见。”
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拒绝和科罗特科夫一起去第五具尸体的案发现场。她的拒绝是下意识的，没有动脑子，她这样一拒绝倒好像是她早已作出决定：假如再有什么事发生，她一定不去。
兴许，这就是冷漠的平静的表现？而这种冷漠的平静是多么危险和可怕啊！
兴许，舒特尼克是对的，承认他的优势的这一时刻当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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