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斯佳
她觉得这一切是在另一次生命中发生的，在许多世纪之前。她仿佛走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长长的、迷魂阵似的走廊上，不知她被带往何处，不知怎样原路返回。而这确实是发生了，只不过不是发生在另一次生命中，而是发生在一个半月之前，发生在十月中旬。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娜斯佳犹如过了整整一生。
“得先化化妆。”一个主管行政的姑娘对她说，一边打开化妆室的门。
娜斯佳皱了皱眉头。这样的情绪完全不适合化妆。
“一定要化妆吗？”她问道。
姑娘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不以为然地说：“当然。那里有照明装置……您不想看上去皮肤灰暗发干。化了妆脸会显得滋润而有光泽。”
“见鬼，随便它发干也好，有光泽也好。”娜斯佳心想，但却顺从地走进了化妆室，不再坚持什么。
好在一个主要电视频道的领导出面接待了刑侦局的领导，同意她到电视台来发表呼吁，给她录音录像。双方约定，录像将在电视上播出三次，即晚间七点、十点和午夜十二点。
她在沙发椅上坐下来，半闭着眼睛，心里一遍遍默念着呼吁书。只给了她四十秒时间。在这四十秒钟里，她必须说完她认为需要说的话，因此要竭力回应这个乖戾的人。化妆师给娜斯佳脸上打底色时，她对称呼他（舒特尼克）“你”或“您”做出了决定。当然，用“您”更好一些。如果谈的是承认优势，那么应该对对方表现出尊重。从另一方面说，称呼“你”有某种对个人亲近的人的信任的味道。也许，他能换取信任？
“好了，”化妆师从娜斯佳肩上取下化纤短罩衫，“您可以去播音室了。”
在播音室里，她坐在一张矮工作台后面，麦克风挂在制服式夹克的翻领上。这是拉尔采夫的主意——在电视上讲话要穿制服。每一个将要看到这个电视讲话的人都应该明白，娜斯佳是警察局一位警官，而不是随便什么人。舒特尼克假如能看到这个讲话，他将会掂量掂量娜斯佳采取这一步骤的严肃性。她不是作为个人在电视上讲话的，而是作为一名国家机构的代表。
“准备好了吗？”
“好了。”
“等红灯一亮，您就开始。要看着镜头。”
红灯亮了，娜斯佳说了起来：“我向杀死五名无辜者的人发出呼吁。我收到了您的信。作出在电视上发表讲话的决定对于我并不轻松，但我承认您有理，承认您有优势，您确实比我聪明。我摸不透您所用的逻辑，搞不清楚您的行为方式。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我服了。我只请求您一件事：请您不要再杀害任何一个人了。您已经向我证明了一切，不必为此付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代价。我知道，您还打算杀害两个人。我请您放过他们吧，不要对他们下毒手。谢谢您听我这番讲话。”
红灯灭了。
“三十五秒。”导演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把录音重放一遍，您可以再补充几句。”
“不用了，我想要说的都说了。”
“那好，今天就可以播出。柳霞去送您。讲话的导语我们会做好的，像我们谈定的那样。我们将提示观众回想那次电视卫星转播，援引对奥布拉兹佐娃的采访，说明您的职务和职称。”
“谢谢。”
跟着行政负责人柳霞走在漫长的、昏暗的走廊里时，娜斯佳的思绪又回到了她刚才的讲话上。她思忖道，她说了“我知道，您还打算杀害两个人。我请求您，放过他们吧，不要对他们下毒手”，有没有说错了什么。本来应该更确切地说：“我知道，您还打算杀害一个人，然后再来杀我。我请求您，放过我们吧，不要对我们下毒手。”她在录音之前一直在琢磨这句话，但她最后决定，既然她承认他有优势，那她就应该言而有信。假如她说，他更聪明，那她就应该在事实中去证明这一点。就让舒特尼克去认为她并不怎么聪明，认为她确实不明白和不了解他的行动计划。也许，这将迫使他哪怕对第六个被害者发一点点恻隐之心也好。她认为这样的推测是理智的，但现在她又开始产生了疑惑。她的讲话对吗？她通过电视就这件事向舒特尼克发出呼吁，她做得对吗？
科罗特科夫在外面等着娜斯佳。她不愿意穿着制服乘公共汽车，于是尤里提出要送她回去。
“怎么样？”娜斯佳上了车，他问道。
“不知道。晚上我们会看到结果的。”
她点上一支烟抽起来，手指在不停地哆嗦。
“你认为这有用吗？”
“不知道，”娜斯佳又说了一遍。“但应该采取点行动。尤里，你有熟悉的公证人吗？”
“公证人？容我想一想。你要干什么？”
“有一份遗嘱，我想咨询一下。”
“又是什么遗嘱？”
“我的遗嘱。”
“我不明白……”
“如果我万一出事……我想说，如果舒特尼克把他的恶毒计划进行到底，我不愿意让阿廖沙和父母因我的住宅发生问题。我知道，这是特别无聊的事情，需要搜集一大堆材料来证明谁有做继承人的权利。要把遗产公布出来，得等六个月，而且储蓄银行里还有许多结算上的麻烦事。”
“你的钱存在银行里吗？”
“哪有什么钱呀？就是阿廖沙的稿费存在国际商业银行里，现在也捉襟见肘，没剩几个钱了。你知道最令人气恼的是什么吗？他在国际商业银行开了账户，这可完全不是因为那里存款利息高。他把钱存在储蓄银行里要方便一百倍，因为分理处就在跟我们家相邻的那栋楼里。为了使国外的稿酬汇到这个账户上，他在那里开了一个外汇账户，可是钱一直没有汇来。他询问了芝加哥，芝加哥应该给他汇来二万五千美元，可是芝加哥答复说，钱早已汇出，汇款单复印件也给他传真过来了。阿廖沙急忙跑到储蓄银行，让他们看了汇款单，可是他们耸耸肩，说根本不知道，需要查一查。遇到这事，你会怎么想呢？又过了两个月，芝加哥给他打来电话，通知说，钱已退回。就是说，不知哪个坏蛋压根儿就没有把这笔钱汇到储蓄银行阿廖沙的账号上，而是把它们截流了几乎半年之久，用它们大赚了一把，然后又退回了芝加哥，声称找不到该储户。阿廖沙一气之下，便在国际商业银行开了账户，不再把这个储蓄银行看在眼里。钱第二天就到了。可是结果呢，”她叹了口气，“我们连走近商业银行都不敢啊。阿廖沙有自己的账户，在茹科夫斯克；我也有自己的账户，在莫斯科。”
“为什么开两个账户呢？”科罗特科夫不解地问。
“为了存储更方便一些。谁有时间谁去。我还有一个付物业管理费的单独的账户。对于像我这样太马虎的人来说，这项业务非常便捷。只消开个户头，把钱存上，银行就把每个月的房费、电话费、电费代缴了。我老是忘记缴费。房费倒也罢了，扣罚金就是了，可是电话不成，话费逾期不交，就把电话掐了。我记得我开户头的时候，那里有一张表格，可以在上面填写把存款所遗赠的人。我当时扫了一眼，心里发笑说，这与我无关。所以我就没填。我那会儿真傻。应该了解一下这事怎么办理。我对银行还有一个问题，我在那里租了一个保险柜，把阿廖沙送给我的礼物都保存在那里了。你记得吗，一个镶绿宝石的手镯、一对耳环。总之，他送给我的所有礼物，我都存在那里了。假如有朝一日家被盗了或者失火了，不至于太惨。如果……你明白我要说的意思，所以阿廖沙不可能就这样把东西从保险柜里取出来。这也需要根据遗嘱来解决的。”
科罗特科夫把汽车靠近人行道停下，转过身来对娜斯佳说：“你说这些当真吗？”
“绝对？”
“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我干吗要难为情？”
“因为你相信舒特尼克一定会寻机收拾你，而我们却保护不了你。”
“那他就来收拾好了。”娜斯佳平静地反驳道，“假如今天晚上电视上所播放的对他不起作用，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收到第六具尸体。到那时，收到我尸体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你干吗停车？走吧。”
“不行，我亲爱的朋友，在我们没有把话说完，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我们哪里也不去了。怎么，你不相信我们会保护你吗？”
娜斯佳勉强笑了笑，抚摸了一下科罗特科夫的肩膀。
“尤里，你现在是作为领导在说话，你没有权利怀疑自己的部下，你应该支持他们的信心和精神力量。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不必欺骗我，我几乎自己骗了自己一个半月了，这已经足够了。至于遗嘱的事嘛，这对舒特尼克和你组织保护的能力没有直接关系。舒特尼克——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关键是要想到死的可能性。我不一定就是这个笨猪的第七个受害者。完全有可能遭遇车祸，被电击死，吃了变质的罐头中毒身亡或碰上一个敷衍塞责的口腔科医生，染上艾滋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随时死去，尤里。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想法，我们把它从意识中赶走，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它在毁掉我们生活的前景，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想法赶走，生活本身的安排不会改变。人是非常脆弱的生物，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坚信我们能活到耄 耋之年。为什么认为七十岁之前不要考虑立遗嘱呢？许多人到九十岁还不考虑立遗嘱呢。当我明白了舒特尼克打算对我下毒手时，我的眼睛似乎睁开了。我突然清晰地想到，我真的很快要死了。我要死了，很快要死了。”她很慢地重复说，仿佛在仔细聆听自己的话，“从一方面讲，应当积极努力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但从另一方面讲，我应做到一切可能做到的。万一我死了，希望我的死给我的亲人带来的麻烦和不安越少越好。最理想的是在墓地或骨灰盒存放处买一块地方，免得阿廖沙再为这事忙活。你知道这怎么办理吗？”
科罗特科夫惊恐地望着娜斯佳，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活了的死人。
“你说什么？”他说道，一边吃力地措辞，“你自己能听见自己说话吗？”
“能听见，尤里。我的听力完全正常。”
“你的头脑可不完全正常！”他脱口说道，“你在自我安葬吗？你真他妈的活见鬼？！”
“尤里，”娜斯佳面带微笑，曼声责备地说，“唉呀，你这样跟女士说话太不文雅，而且是跟你的部下说这么粗鲁的话。”
“粗鲁的话我还没说呢，如果你再干蠢事的话！我把你……把你……”他气得喘不过气来，“我把你锁在家里，不让你出门，直到我们抓住舒特尼克，懂了吗？”
“他会把整座楼炸掉的，他是个亡命徒。”她平静地反驳道。
“我们会派警卫队把大楼保护起来。”
“是吗？谁准许你这样做呢？我是什么，是国防部长？国家总统？以后你会看到，我们的舒特尼克是一个目的性非常强的和诡计多端的人。你知道他将对你的警卫队作出什么反应吗？他将会对这栋楼进行观察，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去同他认识，付给他可观的一大笔钱，请他把一个小包带进楼里，而这个人毫不怀疑地就一口应承了。你的大受夸奖的警卫队总不能不让居民进楼吧，而且他们也不会去检查书包呀。这就是全部情况。够了，尤里，不要再给我讲永生的道德经了。我们回局里去。”
科罗特科夫启动了汽车，一路上，他心情抑郁，一言不发。
◎ 凶手
避免那种死亡的第二条路是死在敌人手下，但我认为这样死不值得。
罪犯也可能成为敌人，而真正的敌人却是企图使我的祖国蒙受损失的人。我爱自己的祖国。从小父亲就教导我爱国，父亲是一个忘我地忠诚于自己国家利益和随时准备为她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定的爱国者。我认为“祖国”这个词本身就是神圣的，而“如果祖国需要”这句话绝对不是空话。
从小我就听父亲讲过，我们的国家是最优秀、最正义、最善良和最美丽的国家，所以我应该为我能够生长和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感到自豪，为命运给了我为自己的祖国做哪怕一点点好事的机会而感到幸福。我对父亲的话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的怀疑。当然，奶奶对这些观点是不同意的，但关于这一点只是我长大成人后才知道的。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字，说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并不是那么美好和正义。我惟一一次了解到奶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她跟父亲的一次谈话。她要求父亲变换一下工作的地方，转到莫斯科去，离儿子，也就是离我，近一些。但是这次谈话是她和爸爸单独在书房里进行的，不想让我听见，这是其一；其二，这次谈话奶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反爱国主义观点的印象，因为我所偷听到的谈话主要是有关父亲的情况。当时我了解到，我爸爸根本不是挖土工和装卸工，而是研制新式武器的功勋科学家，这使我这十岁的孩子的心灵充满了莫大的喜悦和自豪，以致其他一切我都没有去注意。虽然奶奶性格复杂，但她无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并十分清楚，既然我还得在这个国家里生活，那就不该给我的头脑里灌输那些影响顺利适应现实生活的思想感情。
其实，适应是很顺利的。我真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全心全意地想成为一名对祖国有用的人。不管怎样，不管政权更迭和道德价值观改变，不管经济和政治的突变——正是这些突变把“我们是最优秀的”这一理念明显置于了被怀疑的境地。英国人有一种说法：不管我的祖国对与不对，但她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爱她并为她而自豪。任何经济和政治的动荡都无法消除和动摇这一点。
于是，从上述的角度来看，我懂得了，只有死于企图侵犯我的祖国利益的敌人之手才是死得其所。
阿富汗战争那时可耻地结束了，但在“热点问题”上的武装冲突开始了。我不可能任性地到那里去，因为奶奶和爸爸在军事部门供职多年，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不允许我如此行事。我踏破了门槛，打了无数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一定要去参战。但我被拒绝了。对我的解释是，我会制造武器，但不会使用武器。战争中需要的是炮弹，而不是国防专家。当然给我说的并不是这么直截了当。应该当个十足的白痴，最好不要搞明白。冲突逐渐停止了，在可以为祖国的利益英勇献身的地方只剩下车臣和塔吉克斯坦。然而，“祖国的利益”这个概念本身不知为什么奇怪地变味了。我可能会被暗害或被抢劫，一个月以后被偷偷抛尸，这时我已被割掉了脑袋和生殖器。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认出我来，我将默默地长眠于地下，而不再被人们记起。更糟糕的是，我将被认为是叛逃到敌方的逃兵。我渴望的难道就是这样的死吗？不，不，不！
几个月来痛苦的思考有了结果。我终于想好了我要离开人世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这应该是很壮美的。这会使所有的人都记住我。而且这还会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死和对死的准备。
这应该很快就会发生，在我还比较健康和没有变成发臭的废物时。
最后——主要的是，这应该以我的祖国的名义，按照她的意志和愿望而发生。我只准备为祖国赴死。惟有如此才死得其所。
◎ 多岑科
第五个受害者是一个叫斯维特兰娜·亚斯特列博娃的女士，年龄二十五岁。凶犯又留下一个陶瓷鱼和塑料娃娃及字条，但这一次也没有留下安葬费。不过这种做法并不高明：亚斯特列博娃嫁了一个做生意的大款，筹到一笔安葬费是决不成问题的。好像，舒特尼克不再杀那些贫穷的人了，转而对这些富有的人下起了毒手。先是菲尔索娃老太太，现在又是商人的妻子。
“听我说，也许他有假共产主义思想吧？”扎鲁宾说出了自己的推测，“不管是对穷人还是对富人，都不应该……这其中有点说道。”
“你已经说了！”多岑科笑了起来，“甚至最积极的共产党员还没有这样张扬呢。”
“但他是个精神变态者，”扎鲁宾坚持说，“他脑袋里变来变去的东西够多了。你笑什么？应该有一个什么逻辑链。三个穷人，两个富人。你记得吗？小的时候读过一本艾森克的书《检查一下自己的能力》，这本书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一系列需要续上的数字和字母。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两种方案。要么三个穷人和三个富人，要么三个穷人、两个富人和一个身份尚不确定的人。”
他们在莫斯科高档商店“英国丛林猫”的二楼上悠然地走来走去。
米哈依尔跟伊拉约定在新阿尔巴特街的百货商店门口见面。警察节之前，他得到一笔可观的奖金，于是他想到在新年来临之际买些礼物送给伊拉。依米哈依尔的想法，在买送给女士的礼物方面，伊拉应该承担起参谋的角色。在与伊拉约会之前的一个小时，为了全面考虑搜集到的有关第五个受害者的情况，多岑科和扎鲁宾见了面，他们一起来到新阿尔巴特街，站在约定的地点，决定在伊拉到来之前先把工作中的问题抖一抖。可是伊拉没有按时赴约，焦急不安的多岑科给她往家里打了电话，然而接电话的是塔尼娅。她一再向多岑科道歉，解释说，伊拉在一刻钟之前从家里走的，因为她，塔尼娅，有事耽搁了，而又不能把小格里沙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至少还得等大约四十分钟。”多岑科打电话回来后对扎鲁宾说。为了以防万一，不至于错过伊拉，扎鲁宾一直站在商店门口。“怎么样，你是先走呢，还是跟我一起留下来？”
“我留下来，”扎鲁宾果断地说，“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细节。这儿冷得够呛，我们能不能往里走走？四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出来。”
“没问题。”米哈依尔·多岑科表示赞同。
商店的一楼他们不感兴趣。这里净是服装和鞋子，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不能列入多岑科新年送礼的计划中。他们觉得二层的商品要有意义得多。
“你看，这个东西多有意思！”谢尔盖·扎鲁宾兴奋地吹了一声口哨，把一个散发着奇异香味的小型木制梨拿在手里转来转去，“这是做什么用的？香极了！”
“不知道。让我看看。”
多岑科伸手把这件香气四溢、小巧玲珑的木制品拿过来，凑到脸前，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怡然自得地微微一笑。
“不错，挺香的——真了不起。姑娘，”他叫售货员，“这是什么东西？”
女售货员早已过了被称为“姑娘”的年龄，但她依然宽厚地微微一笑。她脸上的表情已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心里所想的：这样的顾客到这高档商店里来没有明确目的，甚至想像不到这商店里是卖什么的。
“这是衣柜用的樟脑球，”她解释说，眼睛望着一边，似乎对这两个年轻人全然不感兴趣，“把它们放在摆着内衣的格子上，气味就会透进去，以免虫蛀。”
“啊，啊！”米哈依尔兴奋起来，“这太妙了！你看，谢尔盖，那里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大概气味也是各式各样的。这礼物不错吧，啊？”
他们像刚下课的小学生一样，兴冲冲地挑选起大篮子里装的樟脑球，研究着不同的气味。
“你闻闻这个……”
“这个挺棒……”
“这个也不错……”
他们研究了半天气味，心满意足地继续朝前走去，来到摆放着餐具的陈列架前。这时，多岑科在仔细观看盛热菜的刻有白里透着淡绿色凸鼓花纹的大盘子。扎鲁宾抓住这一最富戏剧性的时刻，说出了一个关于“系列谋杀：三个穷人——两个富人——一个尚未知的什么人”的天才想法。
“你真聪明，谢尔盖，超出了你的年龄。”米哈依尔摇了摇头，拿着盘子左看右看，仿佛试图从盘子上看出点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来，“你认为怎么样，假如我要结婚，选这套餐具合适吗？”
“这要看跟谁结婚了。”扎鲁宾理智地说。
“跟伊拉。”
“要是跟伊拉结婚嘛，这还行。她善于持家，会了解这套餐具的作用的。”
“就这么定了，我结婚时就买它了。现在我们言归正传谈谈我们的舒特尼克，我要顺便提请注意，在询问第五个受害者的情况时出现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斯维特兰娜·亚斯特列博娃由于企图自杀，在精神病医院治疗了半年时间。跟踪观察的医生告诉我，医生们努力使她没有能力自我伤害，更不用说是自戕。但是她不想活这一情况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需要给你翻译成俄语吗？”
“我还不是十足的愚钝之人。”扎鲁宾委屈地嘟哝了一句，“换句话说，就是她不想活，而又死不了。我理解得对吗？”
“我就说嘛，你聪明得与年龄不符。”多岑科瓮声瓮气地说，“你知道她为什么不想活吗？”
在多岑科给扎鲁宾讲斯维特兰娜·亚斯特列博娃的凄惨故事时，他们已经看完了货架上的所有餐具，从容地来到洁具商品部。
“你看看，谢尔盖，这是什么擦子！不活了也用不着这种擦子。应该把它送进博物馆才对，而不应挂在浴室里。我的朋友谢尔盖，我绞尽脑汁地在琢磨，试图想像出斯维特兰娜·亚斯特列博娃跟一个不知什么男人跑到了什么地方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是醉鬼，法医没有发现一丝酒的痕迹。唉哟，你快看，这毛巾可真棒啊！”
“你瞎扯什么毛巾呀，”扎鲁宾生气地说，“我们谈正事。”
多岑科放下了毛巾，拿起一只木柄刷子。
“这玩意儿实用，”他赞许地说，“你还太年轻，不成熟。等你想要结婚的时候，你就理解我了。到那时我可要看看，你会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跑商店。我们言归正传，说说这位夫人吧。她为什么跟舒特尼克跑了？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光棍汉。”
“因为她跟他认识。”
“不错。还有什么解释？”
扎鲁宾沉思起来，竭力目不旁顾，因为琳琅满目的日用品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令人厌烦地诱使他对美好的、无法实现的东西产生幻想。比如，私家三层小洋楼……
“他还应该知道她的问题。他知道怎样跟她交谈，知道她不想活下去了。顺便说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她不一定就了解他。甚至很可能他不是她的熟人，否则很容易会把他算出来。而他是我们的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没有做明显的蠢事。”
“我就说嘛，你真聪明，”多岑科揶揄道，“你说得对，我也是这么认为。那么我现在给你，谢尔盖，提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一切他是怎么知道的？你得快点回答，按我的计算，再过三分钟，伊拉就该来了。”
“那我们走吧，”扎鲁宾叹了口气，“让她在楼下等不合适。”
“你这是托辞吧？你回答不上来，所以就假装成彬彬有礼的君子？”多岑科忍不住尖刻地挖苦说。
扎鲁宾匆匆瞥了他一眼，转过脸来。他们几乎从电梯上跑着下了楼，来到外面。伊拉已经站在商店门口，惊慌不安地左顾右盼，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伊拉，我们在这儿！”米哈依尔喊道。
伊拉冲他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
“啊，真好，米沙，我真担心你等不到我会走掉。你好，谢尔盖。”
“你好。好了，我走了。在这告别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将来的新郎倌：舒特尼克知道亚斯特列博娃的不幸，因为他当时就在发生不幸的现场。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剧的发生，亚斯特列博娃远非对所有的人都认识。还有，未来的新郎倌，请接受我的结婚礼品——斯维特兰娜·亚斯特列博娃儿子的悲剧发生在西班牙，而西班牙和墨西哥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两国有贸易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甚至非常牢固。请允许我吻你的手，小姐。”
一头雾水的伊拉顺从地向他伸出手来，扎鲁宾不无优雅地吻了一下。他跟米哈依尔握了握手，转身消失在人群中了。
多岑科摇了摇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就说嘛，他聪明得与年龄不符。”
◎ 伊拉
“请你再说一遍，那些字条上写的是什么？”伊拉请求道。
“干吗？”米哈依尔惊异地问。
“请再说一遍吧，我求你啦。”
“我真不明白。怎么，你是侦查员吗？伊拉，我们本来打算来逛一逛这个有意思的商店，选一选礼物，可你非得扫兴不可。我刚才跟谢尔盖就这件事谈了两个小时了，而现在你想……”
“我求求你。”伊拉坚决地又说了一遍。
“那好吧。”多岑科让步了。
他掏出便条本，翻了翻，把舒特尼克留在死者卡扎里扬、菲尔索娃和亚斯特列博娃身边的字条上的文字念给她听。
“你满意了吧？”他生气地问，一边把便条本收起来。
“谢谢。”伊拉简短地回答说。
“现在请你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解释……难道她能解释得清吗？他将会嘲笑她。叫她是不大高明的福尔摩斯或智力不发达的玛尔普小姐。去年冬天，她曾吓得要死，胡乱猜疑，斯塔索夫和塔尼娅就是这样称呼她的。他们当时开心地大笑！当然，应该承认，伊拉本人也和他们一起笑了。
事情简直变得滑稽透了。冬天赶上这样的天气真是太暖和了，气温超过了零度，屋里暖气烧得很热，住宅里热得喘不过气来，可是不知为什么没有通风小窗。伊拉只好打开厨房的窗户，忙活着做饭。如果开着电炉，厨房里热得根本待不住。
邻居家传来的很大声音突然引起了她的注意。声音听得很清楚，显然，邻居也受不住热，打开了窗户，但伊拉和这家邻居还不认识。
“您敢！”一个男子的声音怒冲冲地说，“您胆敢让我跟您一起干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
另一个声音在回答他的话，也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但声音不大，所以伊拉听不清他所说的话。
“您给我从这里滚出去！……这件事我连想都不许您想！坏蛋！”
又是不清楚的答话。之后静了几秒钟，突然又响起了咕咕隆隆的声音，仿佛是沉重的身体犹如不听使唤的麻袋轰然倒在了地上。又过了几秒钟，门砰的响了一下，邻居家的大猛犬拼命地吠叫起来。
伊拉忐忑不安起来。她把沾上面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小心地打开门，往楼梯平台上一看，立马吓呆了。
从邻居家门口到电梯门口全是血迹。是还没有干的鲜血！伊拉的心猛烈地怦怦直跳，一时六神无主。发生了什么事？邻居被杀了吗？或者他把客人给杀了？或者把他打残了，但没有打死？
伊拉没有细想，便朝邻居家跑去，一边尽力不踩到血迹，使劲按门铃。狗还在狂吠，但没人给她开门。她把门铃按了一遍又一遍，心想，邻居大概只是受了点伤，他马上就会鼓起劲来开门，如果他不来开门，哪怕说一声他是否需要帮忙也好。狗在大声吠叫，任凭她如何努力，她还是听不清楚屋子里是否还有人。
过了十分钟，一切企图都毫无结果。伊拉回来，先是惊慌失措地给塔尼娅打了电话，然后给斯塔索夫打了电话，接着为防万一——给娜斯佳打了电话。
“发生了可怕的事！”她喘着气，对着话筒喊道，“有人把我们的邻居给杀了！我们的楼梯上全是血！快想想办法吧。”
斯塔索夫第一个跑回家来，他的外国牌子的汽车比科罗特科夫那辆老旧的日古利跑得快。他没有多考虑，便叫上娜斯佳一起来了。
斯塔索夫把伊拉留在家里，为防万一，便去叫邻居家的门。
令他惊诧莫名的是，门开了。邻居穿着旧运动服站在他面前，一副精力充沛而健康的样子，手里拿着湿淋淋的擦地板的抹布。
“您是说地上的血吧？”他立刻问道，“我这就把楼梯擦干净，您不用担心。”
伊拉憋不住，悄悄走近打开的门，屏声息气地听着。
“我倒是不担心，”斯塔索夫回答说，一边不引人注意地竭力往邻居家里挤，仔细察看着周围的情况。“不过，您知道吗，当屋子里传出喊叫声，然后是身子倒地的轰隆声，然后楼梯上又尽是血，这会引起不安的。您说呢……”
一声震耳欲聋的哈哈大笑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邻居笑得甚至把抹布都弄掉了。
伊拉觉得这大笑声好似地狱里凶恶的回声。“他是个躁狂者，”她心想，吓得浑身直发抖，“他杀了人，现在却像没发生任何事似的要把血迹洗掉。而且还笑！他觉得可乐！天啊，他现在还会把弗拉季克杀死，然后把我也杀死。”
“对不起，您怎么称呼？”他问道，稍微平静了一些。
“弗拉基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
“非常高兴。我叫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亲爱的弗拉基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为自己没有克制的行为打扰了您深表歉意。您要知道，刚才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不知他为什么要对我表示深深的感激。我的确帮过他，但决没有超出一般人的交情。看来，他的想法不一样，认为应该重重地酬谢我。他刚打猎回来，把一头屠宰好的鹿趁新鲜给我送来了半只，这就是他对我的酬谢方式。您要知道，他来的时候，一进门就把用塑料袋子装着的肉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开始讲起他是多么地感激我，我是怎样为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于是他请求我收下这只袋子里装的血淋淋的鹿肉，以示永远感激不尽。当然，我一下子失去了自制。怎么，我的声音很大吗？”
斯塔索夫犹豫起来，因为他没有听见喊叫声。这时伊拉探出头来。
“非常大，”她寻衅地说，“您应该知道，这产生了相当可怕的影响。”
邻居一副十分沮丧的样子。伊拉有点心软了。
“我使您也担惊受怕了吧？很抱歉。说实话，我没想到我们这里隔音这么差。”
“您有什么东西倒了吗？”伊拉审问似的继续追问，“好像是个人。”
“亲爱的，是屠宰好的鹿，我向您保证。您亲眼看见的。我可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人，我有的是力气，尤其是生气的时候。我从桌子上抓起这只袋子，扔到了地上，叫我的客人滚蛋，否则我会把他毒打一顿。是啊，是啊，我承认，”他又震耳欲聋地大笑起来，“我吓唬他，说了自己的意图。可并没有真的那么做。他抓起自己的袋子，知趣地扛着走了。”
“那我叫门的时候，您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所以我断定您被……”她停了一下，“哎……您出什么事了。”
“我当时确信，肯定是那个坏蛋又拿着礼品回来了，所以我就没开门。您的问题我都回答完了吧，亲爱的？”
“那血是怎么回事？”伊拉仍然怀疑地问，“哪儿来的血呢？”
“唉哟，亲爱的，那鹿是刚刚宰杀的，是新鲜的，本应该滴血的。知道吗，这是大自然安排的。袋子本来就是塑料的，我一气之下把它摔在了地上。袋子裂了，而我的客人吓坏了，认为最好不要把时间花在这包装上，扛起袋子里的猎物走了。血就是从袋子里渗出来的。”
伊拉当时对他称呼“亲爱的”感到厌恶，但她很快便把这令人不快的感受忘到了一边，因为无论是在邻居眼里，还是在斯塔索夫眼里，她都显得特别愚蠢，于是她满脑子净顾想这个了。
在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赶来之际，情况完全弄清楚了，而当塔尼娅回来时，所有的人已经跟邻居一起坐在斯塔索夫家了，愉快地拿伊拉开着玩笑喝着茶，吃着伊拉做的拿手的馅饼。
他们全家就是这时跟安德列·季莫菲耶维奇认识的。
后来，伊拉对邻居产生了好感，对邻居习惯称呼她“可爱的”或“亲爱的”也就不在意了。邻居还有一句口头禅——“那好吧”。这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里边没有任何轻慢的意思，只不过稍微有点不同寻常罢了。
现在她却完全不这么想了。他这人说话就这习惯，习惯得他连自己说话都听不见，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在说什么，甚至在写什么。
她挽着米哈依尔的胳膊，不停地给他讲着这些令人愉快的琐事，脑子里却一直琢磨着凶手留下的字条上的话：
我正在向你走近，亲爱的……
近况如何，亲爱的？
你不觉得，亲爱的……
（重要说明：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购买正版书。） 
Xinty665 免费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