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斯佳
娜斯佳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看自己身边之事。近期死亡的极大可能性使她对已经习惯和热爱的工作之外所发生的事产生了兴趣。“我要死了，”她思忖道，一边离开彼得罗夫卡大街的办公楼，慢悠悠地朝契诃夫地铁站走去，“普希金电影音乐厅将依旧进行新影片的首映，爱玩的人们每天晚上将依旧到娱乐厅来消遣，每天都将有人把钱花个精光离开这里，而有人则为意想不到的成功而欢欣鼓舞。这个商店也将开张营业，一批又一批新商品将会源源不断地运进来，一拨又一拨新顾客将会源源不断地拥进来。只是这些商品我将看不到了，我也不会来购买了。”
她留心看着公共汽车、穿着漂亮的人们、商店的橱窗，产生了了解的渴望，因为她昨天对此还没有兴趣，所以没有看见，也不知道这些橱窗里所摆放的东西。当一个女人来到高档商店为自己挑选裙子或内衣时，当她穿着豪华的服装，跟丈夫一起去夜俱乐部时，当她牵着狗散步时，她会有什么感受呢？
“我三十八岁了，”她对自己说，一边在地铁车厢里颠得摇来晃去，“可是在这一生中我见到过什么呢？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办公室、尸体、受害者的脸、证人、罪犯；地铁，自己的家。我可能会很快死去，可是我还没有见到和感受到我本来完全可以享受的东西，因为我舍不得时间，总是把现在可以享受的东西推到以后再说，可我现在要死了，我实在心有不甘，深感遗憾。当然，到迈阿密疗养区休假我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也没有那么多钱。卢浮宫也去不成了，但是总还赶得上享受点什么。比如，到剧院看几场好戏。”
她丝毫不怀疑，她的这些感想就是对生命的渴望，她只是想哪怕部分地满足一下这个渴望也好。
回到家里，她认真地看了看表——离奇斯加科夫回来还有半个小时。娜斯佳果断地打开了衣柜。天哪，妈妈每次到国外出差给她带回来多少各式各样的服装啊！可是这么多服装里她好像只是在结婚时穿过这件灰色西服，还有这些黑色西服裙，她也只穿过一次。而所有其他的服装就这样挂在衣柜里，连动都没动过。哪怕穿一次也好……
她的目光落在了已经准备好、但还没有用的装修材料上。它们还要在这里堆放多久呢？阿廖沙将会为装修忙坏的。也许可以放弃原则，向弟弟借钱？这样的话，装修可以快一点完工，不至于自己死后给丈夫留下一大堆麻烦事。还有什么事呢？应该坐下来考虑考虑，哪些事情应当安排就绪或完成，以免日后成为亲人们的累赘。
在奇斯加科夫回来之前，娜斯佳不仅选好了衣服，而且还化了妆。
“这是怎么了？”阿廖沙大感愕然，一进门便愣住了。
“阿廖沙，我们找个地方去撮一顿吧。”她请求道。
“为什么？”
他咳嗽起来，皱了皱鼻子。
“我是说，有什么事要庆祝吗？”
“没什么可庆祝的，就是出去吃顿饭呗。反正冰箱里也没什么吃的……”
“我带回来了。”阿廖沙打断了她，“我去了一趟市场，买了一个星期的吃的。”
“我不愿意让你现在去忙活做饭。请吧，亲爱的，我们随便找个地方。”
奇斯加科夫从容地脱下夹克，从口袋里掏出眼镜戴上，开始仔细地打量起妻子来。
“你干吗这么看我？这对我不合适吗？”娜斯佳不安地问。
“合适。这么穿挺好。”
“那怎么啦？”
“我倒想问问你怎么啦。你的状态正常时，怎么请你上饭店都请不动，更不用说让你穿好的了。我看，你甚至还描了眼线呢。”
“我还涂了唇膏。”娜斯佳补充说。
“所以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难道是我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给忘了？”
“不是。”
“那么是你有什么重大事件，想要庆贺一下？”
重大事件？是的，好像是的。难道改变对生活的态度就不是重大事件吗？这种事不常有，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赶上。何况是改变对个人的死的态度。但这能对阿廖沙解释吗？一般说来是可以的，但有必要吗？他会吓坏的，会难过，会焦急不安的。但是，不解释也不行，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应该把他当傻瓜，不应该有事瞒着他。然而，这个谈话是严肃的，是很长的谈话，总不能就这样站在门口匆匆忙忙地谈吧。
“是的，发生了一件大事，我想给你谈谈。但不是三言两语能谈完的。我们出去随便找个饭店，一边吃，我一边给你解释。”
奇斯加科夫叹了口气，两手交叉，在椅子上坐下来。
“娜斯佳，我对你想出去就餐的激情十分珍视，不过，我们改天再去吧。第一，我现在没有情绪；第二，我今天晚上要等至少三个电话。我和他们已经说好了，说我今晚在家。这都是公务电话，我不能不重视。”
娜斯佳的眼睛变得黯然无神了，胳膊垂了下来。当然，这一点本应该预料到，难道阿廖沙就该让她那未预料到的激情的支配吗？干工作干累的不光是她一个人，别人也都没闲着。遗憾的是……好了，明天也不晚。舒特尼克目前还有事要做，即寻找和杀死第六个受害者。如果他在看完今天播出的新闻之后没有改变主意的话。
“好吧，”她无精打采地说，“今天不去就不去吧。我得把妆卸了。”
娜斯佳脱下深绿色丝绸上衣和长裙，走进卫生间。她打开水龙头，本想洗一洗脸，但她改变了主意，洗起了淋浴。她拿一小块蘸上专用凝胶的海绵使劲地搓着脸，心想，她反正已面临死亡，那么她所做的一切都要尽可能地不给亲人和朋友带来惊慌。第一个问题：如果她想在近几天里改变生活方式，不让阿廖沙知道自己这些悲伤的计划，这能做到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能，绝对不能。阿廖沙不是白痴，一般说是追根究底的人。在他没搞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之前，他从来都不会做。想出点什么合乎情理的谎话？可以试试和编造一个故事，但把这样严肃的事欺瞒丈夫合适吗？而且日后阿廖沙反正会猜到。他是个敏感而精明的人，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妻子，他们在一起已经……是的，二十三年了。在二十三年里，甚至一个十足的傻瓜也会摸透亲近的人的脾气和习惯，更何况阿廖沙……问题百出，而找到答案却有点难。
透过淋浴的水流声，她听见电话铃响了。过了半分钟——又响了一次。她心想，这大概不是奇斯加科夫要等的电话。令人气恼的是，要知道现在来电话，就不脱衣服和洗淋浴了，也不想拉着丈夫到饭店去了。她为什么非得急着到饭店吃饭不可？其实，娜斯佳知道她为什么老也摆脱不掉这个念头。她多次听说，那些不愿意做饭的人，平常日子里经常到饭店吃饭，根本不用等到节日和为庆祝什么大事才上饭店。她觉得，这些人都是来自另一种生活，不是莫斯科的，也不像她和她丈夫这样的国家公务员的生活。她命中注定得生活在严酷的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出现了稿酬不翼而飞和必须为这失踪的稿酬纳税的怪事以后。所以，突然想要尝试一下这种生活，哪怕一个晚上也行，就是出于好奇。
娜斯佳用浴巾擦干身子，裹上暖和的长睡衣，来到房间里。
奇斯加科夫坐在电视机前，听着新闻。更确切地说，这是她起初的感觉。因为她立刻明白了，奇斯加科夫什么也没听。他呆呆地坐着，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眼睛盯着墙角什么地方。
“怎么了？”她担心地问，“新闻不好吗？”
阿廖沙打了个哆嗦，把目光移到她身上，按了遥控器上的按钮，把电视关了。
“你可以告诉我了。”他低声说。
“告诉什么？”
“电视讲话。或者你认为，我从外人那里了解到这个情况是正常的？两个人给我打了电话——两个人！——说让我赶快打开电视，因为电视正在说有关我妻子的情况。我打开了电视，正好赶上听你的呼吁。可你不知为什么认为不需要让我知道。”
“阿廖沙，我……”
“什么”他提高了嗓门，“你的工作都是我看着进行的，你在刑侦局工作十多年了，在这些年里，你从来没有一次在电视上对你正在寻找的罪犯发出呼吁。我该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阿廖沙，你先别急着作结论，”娜斯佳尽可能平静地说，“在电视上发表呼吁，这是我采取的一个手段，尝试把新的技术运用在抓捕罪犯的工作中。假如你想说……”
“不错，”奇斯加科夫大声说起来，“我想说的正是这个！你说的凶手已经杀害了五个人，现在正打算再杀害两个人。之后，你穿上漂亮的衣服，精心地化了妆，让我带你去饭店。怎么，依你看，我是个没头脑的退化者吗？可以把我当成一只又聋又哑的公羊，用绳子拴起来牵着走吗？我是你的丈夫，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在圈椅扶手上坐下来，靠着阿廖沙，希望他像平时那样把她拥在怀里。可是奇斯加科夫微微把身子闪开了。
“你这样大喊大叫……”她说道。
“抱歉，”他压低声音嘟哝说，“不过你得承认，这是你应得的。”
“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话。你这样大喊大叫，我完全明白了：我没有作解释，你就已经知道了。你是个聪明人，你真的不理解我很难把这件事说出口吗？很难，很痛苦，也很害怕。我不能强迫自己说出要说的话，因为我不想使你无端地担惊受怕。也许这一切会过去，而你却跟着受煎熬，徒增白发。既然我不说你都全明白了，那就别逼我大声说出这件事吧。”
奇斯加科夫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周密思考他听到的这番话。他终于稍微往娜斯佳这边靠了靠，把她拥在怀里。
“你根据什么得出结论说，他要杀害你？”他完全用平常的语调问道，好像在问，他们家的黄油两天前就吃完了，她怎么又有了黄油。
“我看了他暗示我看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里有一个躁狂者，他杀死了六个人，这六个人分别体现着六种不可赎的罪恶。然后他怂恿警察把他杀死，因为他本人就是第七件罪恶的体现者。”
“什么？你为什么断定这与你的死有关？”
他仍然平静而干练地说，就像娜斯佳不止一次听到他同研究生们谈话那样。这些研究生是来向他征求对自己论文的意见的。她明白了，奇斯加科夫抛开了刚才激动的情绪，开始正常地讨论问题了。娜斯佳一向珍视他身上这种品质（这是她所不具备的）：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和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合乎逻辑的解释的能力。她从圈椅扶手上坐到长沙发上，转过身来，正好看得见丈夫的脸。
“你知道吗，阿廖沙，被我们称为舒特尼克的这个人，每次都在尸体旁留下一个陶瓷鱼和一个塑料娃娃，而且塑料娃娃被塞进鱼嘴里。我好长时间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干，这个鱼意味着什么，当时伊拉还没有想起这是大家所喜欢的波斯赫创造的一个形象。我们还是什么都不明白：这与波斯赫有什么相干？但我们记下来了。而这时，我手头正好有一部美国片《七》，于是我就……”
“我知道了，”阿廖沙打断了她，“我看见过这部片子，是萨沙和达莎送给你的。你是指盒子的外包装吧？”
“是的，”娜斯佳热情地说，“指盒子的外包装，也指影片内容本身。盒子上有波斯赫的画，就是说，他企图用自己的鱼吸引我对影片的注意力。”
“难说，”阿廖沙摇了摇头，“他从何确定你一定会懂得这样处心积虑的手段呢？你应该猜到，第一，鱼和人同波斯赫有关；第二，谁也不能保证你手里有这盘录像带。也许你不是这类题材的爱好者，从来都不看这类电影。或者你没有录像机，而且你也没有对录像带表现出兴趣；第三，你应该注意到盒子的外包装，并知道盒子上面有对波斯赫的简介；第四，你应该想到看一看这部影片；第五，看完影片后，你应该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解释。你不觉得可假设的太多了吗，娜斯佳？想用某种方式操纵你行动的人应该确信，你一定会听到命令。而这里有相当多的障碍。由于这重重障碍，命令传不到你这里。有些事情你没有考虑周全，或者你没有很好地理解。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试着弄清楚吧。”
娜斯佳低下了头，沉思起来。他是对的，假设确实太多了。为了认同这些假设，就需要再作一些假设，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假设。罪犯应当关心娜斯佳周围的人当中有谁知道波斯赫的创作和有可能议论舒特尼克制造的杀人。为了确保娜斯佳手中有录像带，那就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找到萨沙或者达莎。这太复杂了，这样不行。应当假设：舒特尼克是她周围的人，认识伊拉，认识萨沙·卡缅斯基一家，大概也认识娜斯佳本人。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论，没的说。
“阿廖沙，但这不可能是我们的某个熟人吧？”她问道，对自己声音里不知为什么显出抱怨的意味感到吃惊。
“为什么不可能？”奇斯加科夫冷笑了一下，“莫非我们的熟人有什么特别吗？你都开导过我一千次了，说犯罪分子和所有其他人都一样，他们上的也是这些学校，读的也是这些书，看的也是电视上播放的这些影片，也是在这些售报亭里买报纸，也是在这些商店里买面包和糖，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这样头疼，像我们一样到药店买安乃近。这不是你说的话吗？”
“是我说的话。”她承认道。
“既然罪犯和所有其他人都一样，那么为什么他们就不可能是我们的熟人呢？从概率理论的观点看，这是可能的，而从统计学的观点看，这也是可能的。这根本不矛盾。只是你不愿意这样思考。但这绝不意味说，思想本身不正确。坦白地说，另一种逻辑倒正合我意。”
“什么逻辑？”娜斯佳满怀希望地问。
“我更喜欢这样思考，即你的舒特尼克不是我们周围的人。这必然意味着，一切假设都没有合理依据。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推理可能全是错的。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杀害你。他也没有暗指任何影片。”娜斯佳微微笑了一下，她突然感觉心情平静和舒畅了。命运把阿廖沙馈赠给了她，这是怎样的幸福啊！他是那样可靠，那样强健，可以藏在他背后，就像藏在一道石墙后面一样，给人一种莫大的安全感，什么都不必担心。可是她却想些什么呀？如果发生了这事，如果发生了那事……认真的人们没有这么多“如果”，而舒特尼克无疑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不会指望这么多偶然和巧合，而这意味着，他其实并没有打算杀害她。她的脑瓜怎么就这么笨呢？一会儿放弃那些骇人听闻的想法，一会儿突然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想出一个比一个可怕的情景。她考虑问题总不像阿廖沙那样冷静和有条理。阿廖沙脑子好使，他的学位可不是白得的。
“阿廖沙，我们去喝茶吧，啊？”
“为什么单单喝茶？”他开玩笑说，一边从圈椅上站起来，“我带回来好多吃的东西。如果你取消自己的葬礼，你才能得到。”
她本来打算说点愉快的事作为回答，但没来得及。
门铃拼命地响了起来。不知是谁不撒手地一直按按钮。
阿廖沙询问地看了一眼娜斯佳。
“我们在等谁呢？”
“我不等谁。”她迅速地说。
奇斯加科夫去开门。
“娜斯佳在吗？”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气喘吁吁的谢卢亚诺夫闯了进来。
“这个家伙作出了反应！”他吃力地喘着气说道，“你的呼吁七点钟第一次播出，我们十点钟就已经收到了第六具尸体。”
娜斯佳双腿一弯、不由自主地又坐到沙发上了。
“怎么？……已经……”她只勉强挤出这几个字。
“嗯……已经……教授，给我倒点水喝吧，我跑得快要累死了。你们的电梯停了，我只好跑上来。我干吗跑着来？他把尸体就给我们扔在附近，在贝加尔大街上。谢谢，教授。”他从奇斯加科夫手中接过杯子，一口气喝光了，“尸体旁边有一张字条，鉴定专家马上就拿去做鉴定了。不过我给你抄了一份。给，你看吧。”
尼古拉·谢卢亚诺夫把一张写满他那很大的、刚劲有力的斜体字的纸递给了娜斯佳。
“写了满满一张纸。不知为什么他今天倒来劲了，你看，写了这么多。他今天可真是抽风了，留下了陶瓷鱼，又留下了塑料娃娃，还留下了安葬费——整个一副绅士派头。”
娜斯佳专心看起了字条。
你聪明又敏锐，这无可争议。你好虚荣，这一点令我高兴。
我喜欢和你打交道，亲爱的。下一次，我会走得离你更近。这是让你看看我的眼色的最后一次机会。
为了不放过这个机会，你的智力够用吗？
努力吧，亲爱的，否则你会后悔莫及的。
“怎么，你喜欢这个吗？”谢卢亚诺夫问，这时他已喘过气来。
“你过来一下。”
奇斯加科夫从娜斯佳手中拿过字条，迅速浏览了一遍。
“我们不喜欢。”他淡然地说。
“等一下，阿廖沙，”娜斯佳阻止他说，“这一次受害人是谁？”
“达翁。”
“谁，谁？”
“一个有病的小伙子，名字叫达翁。二十六岁，跟患慢性病的母亲住在一起。起先，母亲把他送进一家残疾儿童收养院。不知为什么她想让他跟自己一起生活。顺便说一句，她对他的死表现得很平静。”
“为什么？”奇斯加科夫感到很惊诧，“她真的疯到那种程度，不明白所发生的事吗？”
“不，她没有病，”谢卢亚诺夫解释说，“达翁有慢性心脏病、肾炎和别的病。有这种病的人一般都活不长，活到二十六岁已经是很长了。母亲对儿子随时可能死亡早就做好了准备。我甚至认为，她感到了某种解脱，她自己一身病，还得照顾儿子，哪有这力量呢？好了，二位，我得赶紧返回去，奥利尚斯基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他在负责这件事。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给我二十分钟来给你送这张字条。让你明天下午三点钟去见他。”
“明天是星期六。”阿廖沙不满地说。
“他没有休息日。”谢卢亚诺夫摆了一下手，“我走了，你们关门吧。再见。”
他们默默地吃着饭，半个小时里只说了简短的两句话：“请把盐递给我。”“我们有沙拉酱吗？”娜斯佳害怕首先说话，由于猜度阿廖沙为什么也不说话而搞得心慌意乱。吃完饭，她洗了碗，把丈夫带回来的食品放在冰箱里，束手无策地看了阿廖沙一眼。
“我们去睡觉吧？”她小心翼翼地问。
“走吧。”
他们仍然默默地打开折叠沙发床，铺上被褥。娜斯佳麻利地脱下长袍，钻进被窝里，把身子蜷曲成一团，紧紧贴住墙壁。几分钟以后，阿廖沙从浴室里出来，关了灯，也躺下了。
“娜斯佳，我刚才说得不对。”他小声说。
“我知道。”她应了一句，声音勉强能听见。
“他对你在电视上发表的呼吁表示满意。可见，你所做所想的，正是他所想要的。”
“是的。”
“就是说，你对波斯赫的暗示和影片的理解是对的。”
“是的。”她又说了一遍。
“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个人将被杀害，第七个人。”
“是的。”她第三次用同一句话表示赞同。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
“是的。晚安，亲爱的。”
“这人不知是谁，他认识你？”
“是的。得承认这一点，不管这有多么可悲。睡觉吧。”
◎ 凶手
起先，我觉得这孩子很有希望，这使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我们家族的血统使人感觉到，虽然孩子接受的教育不正确，确切些说，我的第一个妻子没有给予孩子应有的教育——她本人文化水平不高，思想肤浅，是个愚蠢的女人，于是我不无根据地担心，亚历山大将会受到她的坏影响。但是，我和儿子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他了，他很有思想，完全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兴趣，基于这样出色的天资，他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卓越的专家、稀世之才和大名人，我也不会为他在先祖面前感到羞愧。不错，亚历山大断然拒绝接受早期专业化教育，转到偏重生物教学的学校去了，这使我很伤心，但我仍抱着希望。我最后也不是毕业于物理、数学学校，而是语言学校，对德语和另一门外语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并没有影响我考入我第一志愿的科技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我严格地监督着儿子的发展，与其说我检查他的学习成绩，不如说检查他所选择的专业，在几年的时间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应顺理成章地实现。然而，不管我付出多大努力，亚历山大还是不想继续接受教育，甚至不想上大学。他当兵去了。而我耐下心来，等着他回来。我当时深信，部队会教导他，会使他醒悟过来，他复员回家时将会变得成熟，将会意识到学习的必要性。两年就在这枉然的、愚蠢的幻想中过去了……儿子回来时的确成熟了，但这只表现在他学会了生硬而粗鲁地说话。我很快便明白了，我改变不了他。他是那样的明明白白的懒惰，同他母亲如出一辙，也和她一样，对深入系统地学习知识和功名没有兴趣。
太令人失望了，许多年的心血和努力都花在儿子身上，结果没有得到回报。假如我要能预见到这一点的话，我决不对他抱这么大的希望。我会试着给自己再找一个妻子，让她给我生一个孩子，我再也不把这个孩子交给任何人去教育。然而，我又错了……
亚历山大从部队回来和我继绝关系时，正赶上我的科研转入新的工艺领域。我的实验室起初缩减了百分之三十，后来又缩减了百分之五十，再后来就被彻底关闭了。我变成了自己祖国所不需要的人了，空有一肚子学问和经验，而我如此热爱祖国，并依然痴心不改。
开始，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惨剧所造成的影响范围有多大。我认为，困难是暂时的，是无关紧要的，但越往后，我就越坚信，我的科研因为无用而停止，没有丝毫恢复的希望了。“这有什么，”我劝自己，“可以改变专业嘛，只要对祖国有益就好。”但是随着专业的改变，一切并不像我开始所想的那么简单。机构到处在缩减，有幸抓住机会和留下来继续搞科研的人无论如何都不想把自己的位置拱手让给我。我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骄人的科研成果，赢得了不惟在我们国内承认的名望，怎么，难道我现在为了一块面包就应放弃这一切吗？或者开始搞一些阴谋活动，四处拉关系，托熟人，以便夺回我曾失去的位置吗？或者同意当一名初级研究员？所有这些方案都有损于我们家族代表的体面。此外，我根本不善于、也不愿意做我不感兴趣的事。
我有钱，而且不算少，所以面包的问题可以不考虑。我考虑的是另外一件事。我为了什么而来？学术的前程生生断送掉了，如果不放弃自己的原则，想要重振学术前程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我觉得祖国不需要我了，不过在这一点上它并没有错。情况就是这样的。作为家族传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我现在不能就这样了结自己的日子。而且我也无能为力让我的后代体面地保持这些传统。儿子不成器。而现在一切从头开始，找个妻子，再给自己生个孩子已经晚了。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在一天天衰老，我还没来得及死去，这时那个卑鄙的死神（我极想瞒哄一下它）已经暗中盯上我了。
从我清楚地看到我的寿限至今，差不多过去一年了。没有什么可企盼的了。该准备死了。
死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它意味着什么？
好长时间以来，我——受过严格的唯物主义教育的人——觉得这些问题都是空泛的、无益的。但我这一把年纪和丰富的技术工作经验提示说，我们牢牢记住的唯物主义学说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无法对大量的现象作出解释，它碰到不可理解和无法解释的事物时，便把这或者当做科学的和试验的错误，或者当做被许多狮身鹰首的怪兽遮挡住的严格保密的材料。我的意识中，死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比死是什么的问题产生得要早一些。问题既然出现了，那么在开始执行计划之前，我就应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弄来许多书籍，开始对书中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我读了拉夫林和沃森，多布罗霍托娃和莫丁，兰茨贝格和法伊耶。我惊奇而满足地明白了，有我这种观点和担心的人不惟我一个。
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下面一段话：
“当您打算去旅游的时候，您一定要有一个旅游计划，检查一下车票和住处是否全都安排妥当，您是否有外出旅游的衣服。由于命运的戏弄，大多数人对生活中最重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旅游——死亡——毫无准备。作为对死亡的恐惧的基础，这种准备的缺乏是西方文明的大多数人所特有的。在东方和非洲的文化中，在死亡到来之前就做好了认真细致的准备，有专门的死亡学校，使人们有机会了解到他们 所等待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死亡的恐惧。”
好了，我是对的。对待生命绝不能随随便便，这种思想有许多拥护者。但他们的数量与那些恐惧死亡并因此既不想去考虑死亡，更不准备与死亡见面的人相比，只是沙漠中的一小粒沙子。我所读过的这些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部西藏的关于死亡的书。我懂得了，“死不外乎是从生到死的漫长体验中的一个瞬间”。假如死去的时候保持平静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死亡的体验可能会变成精神上的解脱，但亲朋好友们的悲伤会延缓死亡，拖住灵魂离开身体，妨碍精神上的解脱。
如此一来，对于正确的死亡，我必须恪守三个条件。
第一，为了保持在死亡——转世——新生这个全过程中的意识，我应该学习“有意识的死亡”（戈乌尔德语）这门科学。如果遵循这一学说，那么在新生时应当理解重新出现的对更高层次的存在的意识。转世时，智力遭到分化，所以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便不至于在新生时变得神智不清和无意识地被复制。戈乌尔德认为，正是准备水平的差异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能感受到某种体验，并且过后能将其讲述出来，而有的人却不能。我找到了戈乌尔德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著作，特别仔细地下了一番功夫，对书中提出的这种准备方法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
第二，为了能够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死不应是出乎意料的。我应该确切知道与死亡见面的时间。
第三，不要让围在我的棺材跟前的亲朋好友悲伤。
有了这三个条件，我开始拟定能够恪守这三个条件的计划。
计划终于拟定好了。只剩下挑选这出戏的表演者和等待即将来临的时刻了。
◎ 娜斯佳
天快亮了，娜斯佳和阿廖沙尽量假装睡得很香，竭力少翻身，以免弄醒对方。
大约六点钟，阿廖沙终于睡着了。听到他均匀的呼吸，娜斯佳小心翼翼地从被子底下爬出来，从衣柜里取出一件未穿过的衣服，踮着脚尖悄悄溜进了厨房。她严严实实地关上了房间和厨房的门，匆匆忙忙地喝了两杯咖啡，吸了三支烟，穿好衣服，化好妆，努力不在前厅弄出声响，开门离开了家。
星期六早上七点，街上空落落的。昨天下了一天的毛毛雨停了，云彩有点散开了。城市像一个满含着眼泪入睡的、现在还没有完全醒来的孩子，但是早上起来却把昨天的悲伤忘在了九霄云外。现在这孩子睁开了眼睛，准备使自己的小脸绽放出粲然的笑容。娜斯佳徒步走着，不知道在朝什么方向走，但她知道她应该到地铁站。
“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发生过，”她思忖道，一边不疾不徐地在街上走着，“星期六一大早，我不是睡在自己的被窝里，不是穿着牛仔服和旅游鞋跑去上班，而是穿着体面的衣服和高跟皮鞋在悠然自得地散步。雨后呼吸真舒畅，现在汽车还很少，它们还没来得把空气彻底污染掉！我似乎有一千年没有呼吸到这样清新的空气了。”
一辆样子挺吓人的黑色吉普在她跟前停下来。
“大美人儿，捎脚带你一程？”
娜斯佳转过头来，看见吉普车里坐着三个壮如犍牛的小伙子。
“谢谢，我能走到。”她友好地莞尔一笑。
“怎么，你这是刚下班吗？”坐在驾驶座上的人问道。
“不，对于那种工作，我已经老了。”她笑了，“相反，我现在去上班。”
“当心，要不我们送你一程吧。我们都是雄健的棒小伙儿，年龄对于我们不是障碍。也许，你能给我们留个电话？”
娜斯佳否定地摇了摇头，又冲他们微微一笑，迈步朝前走去。吉普跟了她一会儿，三个小伙子企图跟她搭话，后来司机按了两下喇叭，以示告别，便飞速地向前驶去。“真想不到，”娜斯佳微微笑着，心里想道，“原来我还挺有魅力，只要稍稍打扮一下就行了。”
早上八点，娜斯佳走出莫斯科市中心的革命广场地铁站，从容地穿过红场，朝莫斯科河大桥走去。过了桥，她转到卡达舍夫滨河街，然后沿着大石桥回到克里姆林宫滨河街，经过列宁图书馆，向民族饭店慢慢走去，然后沿特维尔大街走到普希金广场。她要到达她工作的位于彼得罗夫卡大街的办公楼还需要十分钟。但她今天不去那里。她今天出来就是转悠转悠，没有一定的目的，为了转悠而转悠，随意走走，同时意识到自己看上去挺漂亮，有时还把她好像已经忘记了的那种男士们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
九点整，她走到一个自动电话亭前，给拉尔采夫拨了个电话。
拉尔采夫的声音听起来半睡不醒的——看来，休息日他一般不早起。
“我可以来吗？”娜斯佳问。
“嗯，”拉尔采夫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你睡不着觉……等你吃早饭吗？”
“好吧。我二十分钟以后到。”
拉尔采夫给她开门时仍然穿着睡衣，但是脸已经刮干净了，淋浴后头发湿漉漉的。
“真有你的！”他看见娜斯佳，发了一句感慨，“你这么早就起床了，真是匪夷所思，我刚刚从惊讶中回过神来，而你的样子简直能让我休克。你这是怎么啦？”
“你是心理学家，”娜斯佳微微一笑，一边脱下带皮毛饰边的暖和的外衣。这也是母亲从国外带回来的，在衣架上挂了两年了，“你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当一个女人突然改变外表时，这意味着她打算彻底改变自己对生活的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就是打算这样做的。你答应的早饭在哪儿？”
“我们到厨房去吧。我们今天吃自助餐，娜佳和同学们出去了，出去三天。”
娜斯佳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地喝咖啡了。早晨的散步使她食欲大开，而吉普车上的几个人仍然令她感到愉快。
“你能想像吗，拉尔采夫，三个年轻人一大早就想跟我套近乎。”她一边说，一边吸着烟。
“我理解他们，你今天看上去百分之百地很美。你有新消息呢，还是我们来看看老材料？”
“发现了第六具尸体，还有陶瓷鱼、安葬费和字条。你看看吧，先生。”她把谢卢亚诺夫头一天送来的字条递给他。
拉尔采夫认真地读完字条，摇了摇头。
“一切都清楚了，娜斯佳。事态很严重，不过我要让你先高兴高兴，这不是病态的不正常现象。他完全正常。他的大脑是歪的。显然，思维很独特，用惯常的旧框框很难理解他。但据我判断，他并没有心理疾病。所以顺便提一句，你不需要做出改变。”
娜斯佳抬起头来，惊慌不安地看了他一眼。
“你想说什么？”
“想说的已经说了。你上一次对我说，你打算当这个有点怪癖的傻瓜的第七个受害者。你说过吧？”
“说过。”
“那你就放心好了。他没有打算杀害你。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愚蠢的念头。他很聪明，很狡猾，很机灵。第六个受害者是谁？”
“一个有病的青年，叫达翁。”
“多大年龄？”
“二十六岁。”
“嗯，对于这样的诊断来说，他可以认为自己不会长寿，”拉尔采夫摇了摇头，“等等，我去拿你那些材料，我得看看，别把姓名和事实弄混了。”
他离开了厨房，一分钟就回来了，手里拿着娜斯佳准备的材料。
“你看看我们掌握的东西。第一个受害者——米哈尔娜，谁都不需要的酒鬼，从前是个美人儿，芭蕾舞演员，许多男士崇拜的偶像。第二个受害者——早先多次犯有前科的根纳季·卢金，居无定所，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有病，单身，也是一个谁都不需要的人。第三个受害者——瓦连京·卡扎里扬，当过警察，后来沦为乞丐，由于惊人的来路不明的收入被赶出了公安机关，结果鸡飞蛋打，什么也没得到，靠看门人那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他也是个谁都不需要的人。第四个受害者——谢拉费玛·菲尔索娃，八十八岁，年老多病，又是一个谁都不需要的人。第五个受害者——一个不幸的年轻女人，从社会的观点看，人长得漂亮，又事事顺心如意，但经历了可怕的惨剧，一心只想死。关于她，娜斯佳，不能说谁都不需要她。她有丈夫，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最后，第六个受害者——一个不可治愈的、先天有病的青年，他不了解自己的存在有多可怕，但却把亲人的生活变成了可怕的灾难。他有亲属吗？”
“有，母亲还在。已经不年轻，一身慢性病。”
“你看，一个接一个。明摆着的，他的死对于母亲来说是卸掉了一个负担。”
“那么如何解释不可赎的罪恶呢？”娜斯佳问，“淫欲、饕餮、傲慢、贪婪……至于亚斯特列博娃，那么她的罪是游手好闲，是懒惰。她已经好多年不工作了，靠丈夫的钱生活。开始我认为，懒惰是我的罪恶，不过看来，舒特尼克打算把嫉妒归罪于我。多半是愤怒。他已经使我陷入绝境，我随时都可能发作歇斯底里。可是这个倒霉的小伙子的罪恶是什么呢？”
“有什么罪恶呀？！你最好把它们忘掉。你给了我一项任务，让我画出杀害了五个人——现在已经是六个人了——的凶手的心理画像。为此，有一点需要搞明白，即他针对的是谁。”
“是那些犯有罪恶的人。”娜斯佳固执地说。
“听我说！”拉尔采夫生气了，“你不是经常对我强调说，假如哪怕有一个事实没法列入图表，那么原因不是这一事实不对，而是图表有误。有病的人达翁不可能按照定义去作恶，因为他不懂，也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既然舒特尼克的受害者当中有这样的人，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不可赎的罪恶。”
“那在于什么？”
“在于死，娜斯佳。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情况——不是他们的罪恶，而那个惟一的和确凿的事实是，他们都死了。他们将被体面地埋葬，而不是被扔在停尸间无人认领。你的舒特尼克对死亡问题着了迷。在自己的犯罪行为当中，他从各方面对死亡进行了研究。就拿挺体面的卡扎里扬来说吧，如果他死了，谁都不会为他掉一滴眼泪，不会给他出安葬费。比方说那个变成酒鬼的米哈尔娜，从前她多风光，什么都有了——荣誉、美貌、男士的青睐、浪漫而无规律的生活，她什么都有了，她有许多酒肉朋友和情人，可是谁需要这样的生活呢？再比如百无一用的根纳季，像体面周全的卡扎里扬一样，没人给他操办丧事，没人为他掉眼泪。还有那个老奶奶菲尔索娃，虽然她贪婪，但她并没有堕落，可也没人给她操办丧事。如果她死了，那么在她没有被发现之前，她会腐烂在自己家里。再比如斯维特兰娜·亚斯特列博娃——完全是另一类稀奇少有的人。她想死，想自愿地离开人世，可是不让她死，强迫她治疗，给她催眠，也就是妨碍她本人做她所想要做的事。她有权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谁都不承认她有这个权利。这公道吗？最后谈谈这个有病的年轻人达翁。他为什么要活着？他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欢乐。相反，他在影响大家，成为大家的累赘。况且他反正也活不长。母亲能决定他的命运吗？他自己能决定他的命运吗？简言之，你的舒特尼克以杀人向你提出各种情况的样式，这些样式都与人的辞世有关联。你现在懂了吗？”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干？”
“唉，娜斯佳，你看过影片了，你亲自把录像带给我送来的，而现在你却问题一个接一个。”
“但是影片是关于因罪恶而杀人……”
“你就别提这些罪恶了！”拉尔采夫喊道，然后感到有些发窘，转过脸去，“请原谅，受伤以后我变得容易激动，有时控制不住自己。不错，影片是关于因罪恶而杀人，但其中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你给忽视了。说实在的，一切都是为了这句话开始的。舒特尼克要的就是让你听见并理解这句话。而你没有听见，老是琢磨那些罪恶。”
“什么话？”
“假如你想让人们听见你，光拍拍肩膀是不够的，得用大锤咚咚地敲。”
是的，娜斯佳记住了这句话，但确实没有认为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她当时感觉重要的完全是别的。莫非拉尔采夫说得对，一切根本不在于罪恶，而恰恰在于这句话吗？
“那么人们应该听见什么呢？”
“我暂时还不知道。我掌握的情况太少，不便作出推断。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舒特尼克被某种思想支配了，他企图以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向我们大家解释这个思想。”
“好吧，我想一想。那么你为什么仍然确信，我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呢？”拉尔采夫笑了起来：
“娜斯佳，你有夸大妄想症！你何苦顺从他呢？他有自己的问题。假如你死了，这个问题他无论如何是解决不了的。”
“但他可是承认了，我对他思想活动的推测是正确的。我在电视讲话中说了，他还打算杀害两个人，这一点他也认可了。你不是看了字条嘛。”娜斯佳不服输地说。
“看了，”拉尔采夫同意道，“只看了一句：他确实打算再杀害两个人，一切就此结束。”
“什么结束？”她没有听懂。
“一切。你抓捕他也好，不抓捕也好。第七个受害者之后，他不会再杀任何人了。”
“即使我不抓捕他？”
“对。”
“那我就搞不懂了！”她绝望地用手抱住头，眯缝起眼睛，“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我不明白！就算他是个躁狂者，在没有抓住他之前，他一直在杀人，这好歹还说得过去，好歹还可以理解。可是他给自己定了目标，要杀七个人，要向某人证明某事，杀完这些人就罢手，他确信目标达到了，他想要证明的，他也都得手了——我搞不懂这个逻辑。而这一切之后，你对我说，他是正常的。”
“绝对绝对正常。娜斯佳，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像光天化日一样。他想被抓起来。能做到这件事的不是随便某个人，而恰恰是你。如果这件事你做不了，那么他就不想被抓起来。要么是你，要么谁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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