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萨普林高烧不退，躺在床上。此时此刻，他对塔玛拉的爱和恨一齐涌上心头。他知道，不能老是这么躺着，必须赶紧找到塔玛拉·科切诺娃。
他在绍林诺夫的情人卡佳的住处同绍林诺夫见面后，一出门就发现塔玛拉逃跑了，赶紧返回卡佳的住处，这个时候绍林诺夫急匆匆地正要出门，听萨普林说塔玛拉跑了，他非常不高兴。
“你说她为什么不辞而别，她是不是意识到了什么？”
“十五分钟前我不是给您说过了嘛。”萨普林闷闷不乐地说，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嘴里发出难闻的怪味。真见鬼，他在什么地方受凉感冒了呢？
“那你得赶紧找到她。”绍林诺夫一边披上外衣一边以命令的口吻说。
“卡佳，我走了！”他高声说。
卡佳从屋里跑出来，吻了吻绍林诺夫的两腮，朝着萨普林嫣然一笑，然后深情地望着他。
“您怎么了？您怎么浑身大汗，您病了？”
“没有什么事。”萨普林苦笑着说，“可能有点感冒。”
卡佳把手掌贴近他的额头。
“哎哟，您发烧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感冒，而是病毒感染。您吃什么药了没有？”
“暂时还没有。半小时以前发的病，我这就回家吃药去。”
“这就是病毒感染，”卡佳有把握地重复道，“感冒不会发作这么快。”
“卡佳，”绍林诺夫不高兴地打断了她的话，“现在不是探讨疾病的时候，我有急事，走吧，萨普林。”
“不，”卡佳突然间变得固执起来，“我不能让他这样走。你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他正在发高烧，这个样子能让他开车吗？非出车祸不可。”
“那你说怎么办？就在这里治病？”绍林诺夫恶狠狠地说。但是卡佳毫不在意地说：
“我至少能让他退烧，让他平平安安地开车回家。”她大声说道，“把衣服脱下来，萨普林。”
“谢谢，我很感谢您，但是我必须马上走。”萨普林说道，尽管他自我感觉不好。
他知道自己有这么个特点，一病起来就很厉害，病来得很快，顶多就一个小时，甚至更快。他很羡慕一些人，他们头两三天就有点不舒服，有点咳嗽头痛等轻微症状。在萨普林看来，这些人可以及时“截获”疾病，采取治本的措施，免得惊吓一场。而他却没有这份福气，进入机体的病毒在整个潜伏期悄无声息，让他毫无察觉，之后，头晕恶心、虚脱、腿痛和高烧一齐向他袭来。现在，站在门口的萨普林心里很清楚，卡佳说得完全正确，他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能去开车的，生命终究是最宝贵的。
“我没有时间。”绍林诺夫猛地一下拉开了门，回头说道，“你留在这里吧，尼古拉·萨普林，让卡佳帮你恢复知觉。”
看来，卡佳确实懂点医道，但是她所采用的治疗方法萨普林最终也闹不明白。她让他吃了点什么药，给他身上的某些部位贴上一些膏药，之后拿来一暖壶开水，向暖壶里倒进一些越南草药熬制的酊剂，再放进一片戊酸薄荷片，让萨普林用鼻子对着暖瓶口呼吸。萨普林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办，只是很听话地照着她的要求做。
“请注意，萨普林，”卡佳从他腋下取出体温计后严肃地说，“我还没有治好您的病，您必须卧床休息至少一个星期时间。但是我已经把你的体温降下去了，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内您不会头晕，可以开车回去。但是您不能走，您现在必须卧床十到十二个小时。”
萨普林确实不想走。他希望坐在这里，在卡佳的住处，坐在卡佳的身旁，最好就病倒在这里，让卡佳伺候他。
“您在什么地方学的这一套治病方法？”萨普林问道。
卡佳高兴地笑了起来：“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母亲很早就有病，不得不病退在家，三十七岁的时候她成为残疾人。父母加上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全家有八张嘴要吃饭，困难可想而知。父亲不得不外出打工，后来被招工到北极地区工作，经常寄钱回来，一家人的生活才勉强维持下去。我是老大，下面有五个兄弟姐妹。大妹妹才十三岁，都要我照顾，还要照顾残疾的母亲。生活所迫，我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给他们治病，教他们识字，给他们擦鼻涕。我断断续续上了六次中学，自己学会一点儿就回来教给弟弟妹妹，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我给做的，他们的小伤小病都是我给治的。有的时候，我甚至会产生自己亲手养大了五个小孩的感觉，因此，我至今没有成家。我充分履行了一个母亲的职责，现在想好好休息休息。”
萨普林一直呆到夜里两点才开车离开卡佳的住处，回到家后他就卧床休息，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卡佳介绍的治疗方法他没有学会，所以还没有退烧，浑身酸痛。他急切希望病情能有所减轻，好出去寻找塔玛拉。他一人住在莫斯科郊外，他的母亲同她的第三个丈夫住在另一个地方，他不想叫母亲来照顾自己，他恨母亲。
他的母亲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孩子，萨普林刚满六个月时母亲就把他送到遥远的乌克兰乡下。十二年中，母亲一次也没有去看他，只给他寄过钱和包裹。外祖母是位贤慧慈祥的妇女，尽管她对女儿的这种行为不满意，但老人从未在外孙面前提起这件事。相反，她经常给外孙讲，他妈妈人很好，长得非常漂亮，经常寄钱回家，寄节日礼物回来。萨普林十二岁那年，母亲来信让他回到莫斯科。从小爱听外祖母讲童话故事的他把自己当作被逐出皇宫的小王子，把没有见过一次面的母亲视为被逼无奈不与惟一亲生儿子分离的王后。如今恶人的阴谋诡计已经败露，母亲开始召唤亲爱的儿子返回。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小萨普林所想像的那样。母亲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早已经同亲爸爸离婚，再婚以后生的女儿伊萝奇卡现在都已经三岁了。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的第二个丈夫一开始就不同意让萨普林继续在遥远的乌克兰乡下生活，动员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把小孩接回莫斯科，但是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推说住房紧张，迟迟不肯把他接回来，直到丈夫的单位给他们分一套三居室住房后才勉强同意。
从乌克兰首府乘火车到莫斯科需要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小男孩对温馨家庭生活的憧憬随着车厢晃动。一路上萨普林不时想像在莫斯科的母亲盼望儿子归来的急切心情，母亲现在一定在给儿子准备许多好吃的东西。母亲可能会以为儿子一定很瘦，以为儿子在乌克兰学校学习成绩不好，担心回莫斯科后跟不上别的学生。一个星期以后，萨普林来到了莫斯科。尽管他才十二岁，但是他很快就看出母亲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在她的头脑里只有她自己，她自己的意愿，她自己的幸福。她可以同他的爸爸离婚，也可能会同第二个丈夫分手，分手后也会像对待他那样对待伊萝奇卡。当然离了婚就得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这她肯定不愿意，因为现在他们的住房实在太宽敞了，又地处莫斯科市中心，许多人都羡慕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能住上这么一套好房子。
但是母亲的第二个丈夫奥列格·彼得罗维奇对待萨普林很好。奥列格·彼得罗维奇对妻子的行为感到惭愧，想方设法赎回她的罪过，他一有时间就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带他们去马戏院和动物园，给伊萝奇卡买玩具，和萨普林一起跑步打球。三年后奥列格·彼得罗维奇因公丧生，这时萨普林才知道继父在克格勃工作。
第二个丈夫死后，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的悲痛并没有持续多久，反而觉得一切如愿以偿：那套宽敞的住房归她所有，还拿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抚恤金，而最主要的是再也没有人会指责她是个不疼爱子女的坏母亲。这时萨普林已年满十六岁，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呆在这个家中对母亲是个妨碍。有他在家母亲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不方便，碍手碍脚，萨普林一个人占了一间房，小伙子长得快，吃得多，经常要母亲给他买新衣服新鞋。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把女儿伊萝奇卡送到一所专为克格勃工作人员开办的寄宿学校。她本来同克格勃的人没有任何来往和关系，丈夫死时单位的人帮她操办丧事，她才认识克格勃的一些人，并被安排到女儿念书的寄宿学校工作，只在节假日回来。
萨普林平时尽量少在家里呆着。同学朋友请他做客或去他们家别墅玩他总是乐意前往，各种课余学习小组和社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尽量做到少在家里闲呆，少在街上瞎逛，没有事干他感到难受，这种好习惯是养育他长大的外祖母留给他的。萨普林念完中学十年级后除了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外还有田径一级运动员证章，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的水平稍差一些。他会弹电吉他，玩打击乐，多才多艺。如果有人问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像奥列格·彼得罗维奇那样当一名克格勃特工人员。”这倒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因为他确实喜欢自己的后爸，怀念他，想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在奥列格·彼得罗维奇生前同事的帮忙下，萨普林进入克格勃高级学校学习，四年后被授予中尉军衔。在前苏联１９９１年的事变发生之前，萨普林的职务一再提升。苏联解体后克格勃精简期间他没有被列入精简对象，被认为是一名年轻和有发展前途的特工人员，因为他多次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都干得很出色。但是由于同新领导搞不好关系，他被“有礼貌”地请出国家安全机关。
离开克格勃以后，萨普林利用自己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期间所掌握的一些技能，专替人家干一些半明半暗的委托，处理一些微妙复杂的事情，从中获取报酬，积攒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
有了钱以后，萨普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购置一处住所，搬出母亲居住的房屋。母亲巴不得儿子这样做，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又和一个比自己年龄小许多的男人打得火热，有儿子在场当然很不方便。伊萝奇卡那个时候已经二十三岁，有一个男朋友，两人准备结婚，苦于没有住房。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说什么也不肯让出一间房子给这小两口用。最后还是伊萝奇卡男朋友的父母让出自己的住房给新婚夫妇居住。一年过后，伊萝奇卡和丈夫列昂尼德移居以色列，从那里去了美国。从此以后，萨普林对母亲的态度从冷漠转为仇恨。
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得知女儿要去美国的消息后，提出了随女儿一同去美国的请求。母女俩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伊萝奇卡和丈夫列昂尼德先走，因为列昂尼德家在美国有亲戚和熟人，等他们在美国定居以后，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带后来的丈夫以投奔女儿的名义前往美国定居。列昂尼德的父母也希望移居国外，但是他们不想去美国，宁肯留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也有他们的亲戚。
“能不能让我和丈夫暂时住你的那套房子。”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向女儿提议说，“我们打算把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那一套三居室出租，这样更能获利。如果你现在就把自己的住房卖掉，顶多只能卖七八万美元，而如果借给我和丈夫居住，把我的那套三居室拿去出租，每月可得租金两三千美元，一年下来就是三万多美元。过个把年头以后，等我们要出国以前，把你的房子和我的房子都卖掉，将出售两套住房的房款连同三万美元租金都带到美国给你们，这样岂不更好？”
这个建议看来确实不错，伊萝奇卡和丈夫表示同意，把自己的房子暂借给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居住，去了遥远的国度。过了将近一年后，伊萝奇卡打电话给母亲说她急需用钱。
“妈妈，尽快把我们的那套房子卖掉，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准备在这里买房，急需用钱。”
“这种事哪能很快就办好呢？”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回答说。
“怎么办不成呢？”伊萝奇卡感到莫名其妙，“卖房也就三天时间就够了，这我清楚。”
“你清楚什么？要办理各种手续，再说还要办护照、签证，麻烦着呢。”
“妈妈，我们急需用钱，越快越好。我马上就给你寄邀请函，办旅游签证，一个星期后你就可以来我这里，在我这里玩六七天后回去，等各种手续都办好了，你们就可以正式来美国居住了。”
“真想不到，想不到，”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若有所思地说，
“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
几天过后，一名男子给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打电话说，伊萝奇卡和列昂尼德托他给她捎来了邀请函。
“我知道，买机票是个难题，起码要半年时间才能买到，这不要紧，我有关系，能够帮你买到任何一天的机票。伊萝奇卡请你尽快把钱带去，他们急需买房的首付款。如果你在大使馆那边有什么难题，我也可以帮忙解决。”
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收下了邀请函，但是有礼貌地回绝了这个人的帮助。
两个星期过后，伊萝奇卡给哥哥萨普林打了个电话。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她怒声怒气问道，“母亲究竟是什么意思，想不想给我们带钱来？我始终得不到她明确的答复。”
“我会把这件事搞清楚的。”萨普林简短回答说。一放下电话他就直奔母亲的住处。自从他和母亲一道送伊萝奇卡和列昂尼德出国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哪儿也不想去，”母亲说，“我不想去美洲的任何地方，我在这里蛮不错的。”
“那你就在这里好好活着，”萨普林附和说，他暂时还不明白母亲往下还要说些什么，“这有什么问题呢？你把伊萝奇卡的房子卖掉，尽快给人家钱，谁也不会把你硬拉到什么地方去的。”
“把房子卖掉？”母亲顿时大怒，“那我住在什么地方？”
“住什么地方？”尼古拉·萨普林不解地说，“市中心不是有你的那套三居室吗？”
“我现在是暂住在伊萝奇卡这里，又不是住在那三居室里。”
“那就把房子还给人家。”
“别来教训我！”母亲突然发起了脾气，“这不关你的事。伊萝奇卡走了，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没有责任替她付买房的钱，让列昂尼德的父母给钱吧。”
“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萨普林反驳说，“你们不是都说好了吗……她需要得到这笔钱，买这套房子的钱是列昂尼德的父母出的，房产权属于列昂尼德，不属于你，你不能这样做。”
“你给我滚！”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你那么替她着想，你什么时候想过我呢？”
萨普林砰的一声带上了房门，去找母亲的第三个丈夫。黄昏前他一切都明白了。
原来，母亲和第三个丈夫希望在莫斯科近郊有自己的一幢大砖房，里面有各种舒适设备，像西方人那样，市区有房，郊区也有房子，建造这幢大砖房的费用大概相当于卖掉他们那套三居室的所得房款。后来他们俩一合计，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打算只卖掉伊萝奇卡的那套住房，把自己的那套三居室和人家的两居室进行交换，从中得到大约五万美元的补偿金，加上出售伊萝奇卡那套住房的所得，足够建造一幢砖房和装修的所有费用。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一开始就不想出国，主要原因就是要确保莫斯科近郊那幢砖房的建造和装修。
萨普林一回到家就马上给妹妹打电话说明事情真相，伊萝奇卡听完后抽噎着大哭了起来。
“我怀孕了……我们本来不想要孩子，因为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列昂尼德的工作还没有找好。现在他有了工作，我们就开始找房子，而她……这叫我怎么办呢？……”
“你等一等，伊萝奇卡，等一等，不要哭。你产期是什么时候？可能还来得及。我再催催她，我一定设法让她拿出钱来，不过这需要时间。”
“啊呀……流产已经晚了，已经四个月了……”
萨普林知道，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通过法院解决也没有希望。要想迫使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卖掉住房把钱还给女儿，需要认真动脑筋，长时间策划，制定一套软硬兼施的办法，包括威胁她，挑拨她和年轻丈夫的关系，让她害怕女儿同她断绝关系等。这一切需要时间，而眼下恰恰是没有时间。
萨普林很想助妹妹一臂之力，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设法赶紧多挣点钱给妹妹寄去，以解她燃眉之急。他知道妹妹和妹夫目前是租房居住，租金暂时由好心的亲戚垫付，这笔钱早晚要还人家，这事目前还能应付过去，顶多是晚点还人家钱，最糟糕的是，列昂尼德找到工作后他们就必须到另一个地方居住，住在另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根本就租不到便宜的住房。去租价格昂贵的房子住，没有人肯替他们垫付。如果让列昂尼德放弃那份工作，那就只好让伊萝奇卡到没有工作的公公婆婆那里去生小孩，这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时光飞逝，离分娩只剩下两个月时间了，伊萝奇卡几乎已经陷于绝望。萨普林之所以答应受雇杀害韦罗妮卡，是因为绍林诺夫付给他的酬金十分可观。现在还有塔玛拉，如果他能找到塔玛拉并把她除掉，还可以得到一笔钱。这些钱足够让他的妹妹在一家好医院平安生下小孩，之后把小孩送到公公婆婆那里去。要不是为了这个，要不是他那个可恶贪婪的母亲，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干这种勾当……
他病的真不是时候。眼下每一天都很宝贵，他必须尽快找到塔玛拉，把她解决掉，好向绍林诺夫要钱寄给妹妹。他打算把杀死韦罗妮卡的酬金加上自己的一点存款寄给妹妹作为购房首付款，这笔钱可以通过美国大通银行设在俄罗斯的分行寄去，因此还能赶上他妹妹使用。
现在最好能拿到杀死塔玛拉的另一笔酬金，寄给妹妹生小孩用。
一想到塔玛拉，萨普林就双眉紧皱。最后那两次的奥地利之行，来回路上和塔玛拉同行，在奥地利期间两人每天形影不离，一起上床睡觉是常有的事。倒不是因为萨普林爱上了塔玛拉，而纯粹是出于肉体的需要。
萨普林知道，自己长得很英俊，是个美男子，如果他独自一人外出，会招引一些女人注目，自然也会引起这些女人的男人对他的注意，他的模样就很容易被人记住，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一个美男子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会引来几十双眼睛，而如果这个美貌男人身旁有一个漂亮女人与他同行，那谁也不会去看他。还有那些旅馆的女服务员，她们的眼睛厉害极了，总是能准确断定这一对住旅馆的男女昨天晚上是不是在洁白的床单上做爱。还存在着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经验的眼光一下子就能从中区别出这一对男女是熟人、情侣或是夫妇，任何演技和装扮在这里都无济于事。你有没有同女人上床做爱，人家是看得出来的。鬼知道是因为什么，别人可能会捉摸出其中的奥妙，反正萨普林始终闹不明白。
塔玛拉把萨普林请她上床做爱当作一件自然而然和用不着作任何解释的事情，而且看得出来，她在做爱之前也用不着刻意地把自己修饰一番，这一点深得萨普林的欢心。还有，在他们做爱进入最高潮的时候，塔玛拉一般不是发出呻吟的声音，而是嘶哑地叫起来：“我爱你！”萨普林知道，这句话的背后没有任何其他含义，这只不过是塔玛拉的一个特点。有些女人这个时候会咬人，有的会抓人；有的人会开怀大笑，有的人会失声大哭；有的人沉默无语，有的人开始说一些淫话。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塔玛拉爱说“我爱你”，而且说得动听悦耳。和萨普林睡过觉的女人多不胜数，但是谁也没有向他说过如此有魔力的话，就是他确实喜爱的女人也没有对他说过这句话。这大概是由于他太拘谨、冷漠和内向，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清高和傲慢。
塔玛拉举止稳重，办事干练，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免不了带一点儿自己的口音。她和萨普林冒充捷克人进入奥地利，护照上使用的是捷克人的姓名。她不是那种爱唠叨的女人，也不任性，说话比较有分寸。总而言之，她是个合格的职业女性，是位称职的女秘书和译员。
塔玛拉被吓跑了，萨普林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职业的敏感使他意识到必须找到并把她除掉。但是，如果绍林诺夫不是突然改变决定，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和塔玛拉乘飞机前往奥地利之前，绍林诺夫交给他的任务是：首先和绍林诺夫指定的人接头，从他那里拿到付款凭证，之后和韦罗妮卡一手交钱一手交材料，把这件事最后办完。
在前往奥地利途中，萨普林还多次交代塔玛拉在同韦罗妮卡一手交钱一手交材料时应该怎么做，如何防止韦罗妮卡欺骗他们。
抵达奥地利后，他们先找到接头人，拿到了付款凭证后按照原先的约定给绍林诺夫打了个电话，没想到绍林诺夫改变了主意，指示他完全按照另一种方式进行——材料一到手就杀死韦罗妮卡，并答应给他一大笔酬金。
绍林诺夫要求他在两天之内备好枪支，选定行动地点。但是这件事又不能事先让塔玛拉知道，她要是知道了肯定不愿意去。如果不带她去，事后又如何向她解释。
塔玛拉是个聪明人，肯定会想到有什么事瞒住她……
杀死韦罗妮卡、弗劳·莉莉安娜·克内普凯及其儿子后，塔玛拉所表现出的那种若无其事和泰然自若使萨普林吃惊。
在萨普林看来，这里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塔玛拉本来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对一下子打死两个女人和一个小孩感到无所谓。另一种可能是她被吓坏了，但是故作镇静。她大概意识到自己有被杀人灭口的危险，所以趁机逃跑，躲到什么地方，伺机离开莫斯科。因此现在必须尽快找到塔玛拉，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病倒了，已经在床上躺了足足两天。
这两天中，他有好几次想给卡佳打电话，但是每一次都是手刚伸向电话就犹豫不决起来，心想，要是刚好碰到绍林诺夫在卡佳那里就不好了，那卡佳就会很难堪，就必须在绍林诺夫面前为自己辩解。因此他每一次都没有打成，每一次都是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走到电话机前，手刚摸到电话又缩了回去，又回到了床上躺下，翻来覆去，后悔没有把自己的电话留给卡佳，然后又醒悟过来，对自己当时没有因为一时软弱而感到欣慰。是的，他没有给卡佳留下自己的电话，卡佳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干他这种事的人是不能把自己的住处随便告诉别人的。
萨普林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思念卡佳，尽管他不想承认这一点。虽说卡佳比他小十岁，但是她给了他母亲未曾给过他的东西：在他高烧卧床不起的时候给他吃药治病，体贴关怀他，使他在极度虚弱时感到有人在救护他。卡佳在给他治病过程中是那么细心周到，那么无微不至和温暖，这种母爱似的关怀是他未曾体验过的。是的，外祖母疼爱他，曾经给过他这种关爱，但这毕竟不是一回事。母亲却从来没有给过他这种关心，反而嫌弃他，觉得有他在跟前碍手碍脚。
总而言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萨普林总觉得自己非常想见到卡佳。
萨普林的奥地利之行需要有一个懂德语的翻译陪同前往，当然最好是名女翻译。为此绍林诺夫的一位熟人向萨普林推荐了塔玛拉·科切诺娃。本来萨普林可以直接找塔玛拉当面洽谈这件事，但是他经过考虑后觉得还是通过中介公司聘用塔玛拉更好一些，于是他先给这家公司打了个电话，请求这家公司帮助他同塔玛拉接上头，以便使塔玛拉确信她的电话是翻译公司的人提供给萨普林的。
利拉翻译公司位于鲁萨科夫大街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在入口处的那扇破得不像样子、看起来好像许多年没有开启过的大门上方，歪歪斜斜悬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市立第九图书馆。要想猜到利拉翻译公司就在这里面，需要具备非凡的想像力。尽管萨普林是一个富有想像力和相信奇迹会出现的人，他还是站在那扇难看的大门前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推开门，顺着散发着难闻味道、昏暗的楼梯登上了二楼。二楼看起来比较体面一些，翻译公司的牌子方方正正挂在铁门的上方，铁门上有密码锁。
接待萨普林的是一位可爱的姑娘。她圆脸、短发、鼻子上翘。她名叫塔涅奇卡，是翻译公司的调配员，她的职责是接待客户，并按照客户的要求——语种、年龄、性别、速记知识、电脑操作技能和其他特殊要求为客户挑选合适的译员人选。
萨普林博得了塔涅奇卡的好感，两人很快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
塔涅奇卡对他说，有一次，有人请公司给找一名至少有两个小孩的男译员。原来，有一位希腊商人要到俄罗斯的几个城市洽谈生意，需要一名懂希腊语的翻译。这位希腊商人特别希望一路上有人同他聊天，而且特别想同有子女的父亲聊子女的事，特别愿意听别人家小孩的轶闻趣事。如果有一天听不到人家给他聊这些事，他就觉得这一天过得没有意思。塔涅奇卡根据这位希腊商人的要求从公司的译员资料卡片中挑选了几个合适人选，送给公司经理拉里莎。
塔涅奇卡说，她的职责仅限于接待客户和提供译员人选，最后确定人选和与客户签定合同的事由经理管。
“请告诉我，怎样找到塔玛拉·科切诺娃。有人向我介绍说，她是位很称职的译员。”萨普林以恳求的口气说。他脸带微笑，并尽量让笑容使她着迷。
“您有什么要求？”塔涅奇卡认真地问，拿起了铅笔和记事本。
“懂德语，能去瑞士，会速记。”
“会用电脑？”
“会不会都行。”
“我们公司可以给您介绍……”
“谢谢，”萨普林打断了她的话，“我想聘请塔玛拉·科切诺娃当翻译。因为我去瑞士接触的那些人都认识塔玛拉，他们也都来过莫斯科，对塔玛拉的翻译水平和办事能力很欣赏。让塔玛拉当翻译，我更容易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
“那您得去找我们的经理，”塔涅奇卡一耸肩说，“请去隔壁办公室，她叫拉里莎。”
“为什么必须找她？”萨普林说，脸上露出更加迷人的笑容，
“难道不通过她我们俩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不通过经理是不行的，”姑娘皱着眉头说，“我的职责是接待客户和向经理提供译员人选。没有权力直接为客户指定译员。”
“塔涅奇卡，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些中介公司说到底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您别瞪那么大眼睛看我。任何一个翻译公司都是如此，你们利拉翻译公司也不例外，通过中介赚钱，赚了钱给大家开工资。当然，你们拿到的工资要比经理少得多，这多少有点儿不公平。好了，不说这些了。请告诉我，您这里有塔玛拉的电话吗？”
“我还是不明白，”塔涅奇卡固执地反驳说，“您为什么不想找拉里莎？我当然需要钱，我不会去偷，但是拉里莎也需要钱。为什么您在我们两个人中偏偏选中了我，再说您还没有亲眼见过拉里莎。”
“是这样的，”始终保持着色迷迷笑容的萨普林发出爽朗的笑声，他亲切地拉着塔涅奇卡的一只手，贴近她说，“我想付给塔玛拉很高的报酬，因为我对她特别感兴趣，这其中的缘由我已经对您讲过。你们公司所挣的钱只占我支付给她的酬金的百分之几，如果拉里莎知道我付给塔玛拉的酬金数目，她也就知道了公司所应抽取的中介费，她就必须向税务机关送纳税凭据，这样到了年底塔玛拉就必须到税务机关缴纳税款，那样的话塔玛拉就可能不愿意给我当翻译了。因此我不想通过你们的经理，把中介费直接付给您，塔玛拉也可以不纳税，两全其美，您看怎么样？”
塔涅奇卡看来是个好说话的姑娘，她给萨普林冲了一杯咖啡，又拿出几块饼干，倒了一小杯白兰地，收下了萨普林递给她的钱，之后把塔玛拉的电话和住处、甚至连她母亲的住处都告诉了萨普林。
塔玛拉现在不会在家里，萨普林对此毫不怀疑。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按照塔涅奇卡提供的地址去了一趟塔玛拉的住处，并且查明塔玛拉这几天确实没有回来过，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可供打听的人他都找了，邻居、坐在楼前的老太太、幼儿园里的阿姨。这些人的说法都一个样：塔玛拉两个星期前去奥地利，至今未回。塔玛拉楼上的邻居说，塔玛拉临走前把房门钥匙留给她，让她每隔一天给家里的几盆花浇浇水，既然塔玛拉没有找过她取钥匙，就说明她还没有回来，塔玛拉的汽车还停在两个星期前停的老地方。
萨普林走出楼门时在那辆浅绿色的日古利轿车前放慢了脚步。看来，塔玛拉的这位邻居说的是真话，这几天确实没有人用过这辆车——发动机盖上的灰尘和车窗玻璃上的灰尘一个样。
他前往离菲列夫公园不远的塔玛拉母亲的住处，正巧她母亲在家。
塔玛拉的母亲让他在厨房里等一会儿，说她正在上德语课，一会儿就下课了。
塔玛拉的母亲阿拉·瓦连京诺夫娜是个年近五十岁的妇女，但是只有知道她有一个二十八岁女儿的人才能相信她的这个年龄，否则总会以为阿拉·瓦连京诺夫娜还不到四十岁，因为她看上去确实年轻，总是那么朝气蓬勃，脸上总挂着微笑，身材匀称挺拔。让尼古拉·萨普林感到吃惊的是，阿拉·瓦连京诺夫娜竟然那么不假思索地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进入她的住处，让他在自家的厨房里等着，尽管厨房里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但是毕竟……当然，她那里有满满一屋的正在学习德语的学生，从他们念德语的声音中可以辨别出这些学生都不是小孩子，有这些人在，她当然不怕来人会把她打死或者打劫。但是，等上完德语课后，学生们都走了，屋里不也就只剩下他和阿拉·瓦连京诺夫娜两个人了。
萨普林又感到了不太舒服，快到晚上的时候两腿发软，体温好像又上去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深蓝色塑料药瓶子，倒出三片药，从厨房的碗架上找到一个杯子，倒点水吞下药片。他感到浑身无力，连站立的力气似乎都没有，只好找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这时他多么想就这么坐着，坐着，哪儿也别去，那该有多好。
如果塔玛拉不是个危险人物，用不着四处寻找她，把她打死，那该有多好。
如果母亲答应给他妹妹钱，那该有多好。那他就可以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睡它一个星期。
如果阿拉·瓦连京诺夫娜现在走进厨房对他说“您用不着到处寻找塔玛拉了，几天前她被汽车撞死了”，那该多好哇，那一切问题就自行解决了。但是她是不会这样说的，她的那张始终安静自若的笑脸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刚刚安葬了死去的女儿的妇女是不会有这张笑脸的。
客厅里终于传来了阿拉·瓦连京诺夫娜和学生们告别的声音。门关上了，女主人走进了厨房。
“半个小时后还有一拨学生要来听课，我得抽空赶紧吃点东西，要不该饿晕过去。”她从烤箱里拿出煎锅，又从冰箱中拿出食物，“您和我一起吃点？”
“谢谢您，我不饿。我只想喝杯茶，可以吗？”
“完全可以，怎么能不给一个好人倒茶喝呢？”她乐呵呵地回答说，紧接着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句双关语哈哈大笑起来。
“您还有多长时间？”她问道。此时煎锅飘出诱人的香味。
“多长时间？”萨普林莫名其妙。
“您什么时候去？”
“去哪里？”
“去国外呀，还能去哪里，您不就是为了出国才来学德语的吗？总不会是为了读海涅的原著吧，是不是？”萨普林明白了，阿拉·瓦连京诺夫娜把他当成一个想在出国前尽快掌握德语会话的学生。
“阿拉·瓦连京诺夫娜，我是来找塔玛拉的，您知道她在哪里？”
“她出差了，”阿拉·瓦连京诺夫娜吃惊地答道，“您是谁？”
“怎么给您说呢……”萨普林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要说起来，我大概算是一个失意的恋人。但是，我希望一切还可以挽回。”
“您叫什么名字？”
“尼古拉。”
“塔玛拉好像从来没有提到过您。”阿拉·瓦连京诺夫娜若有所思地说，从煎锅上取一段焖青菜放在盘里，“一起吃点吧，很好吃，不信您尝尝。”
“太谢谢您了，您吃您的，我喝点茶就行。”
“随您的便。您很早就认识我女儿？”
“不是的，才认识两个月。我知道，她几天前去奥地利了，应该在星期六晚上回来，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星期六晚上我隔半个小时就给她住处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想，她可能故意不接电话，不理睬我，想把我甩掉，和别人好，可能现在她已经带另一个男人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阿拉·瓦连京诺夫娜，您别以为我会拿把刀同塔玛拉和她的新欢拼命去，不会的，我说什么也不会这么干。我只是想搞清楚，弄明白，如果塔玛拉再也不想见我，那她应该给我说一声，我不会指责她半句，从此以后离她远远的，永远从她的生活中消失。我是个明白人，应该相信我。我像个傻瓜似的老给她打电话，自己折磨自己，自己找罪受，搞得她也不愉快，这总不是个办法。”
“您白白折磨自己了，”阿拉·瓦连京诺夫娜亲切地说，“塔玛拉根本不是躲着您，她去奥地利确实还没有回来。”
“可她说好上星期六回来，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
“塔玛拉星期天打电话告诉我说，她要在奥地利呆几个月，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份报酬很不错的工作，好像和旅游方面有关系。按理说她应该亲自给您打电话，不应该让您这么等着，精神上受那么大的折磨，找到了我这里来。对了，您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我和塔玛拉刚认识时她就把您的住处和电话告诉我了，她说她准备去看您，如果我找不到她，那就是在您这儿了，我可以到您这儿来找她。”
“原来是这样。我的这个女儿头脑有点简单，这是她的老毛病，往往不考虑后果就作决定，考虑问题一点儿也不周到。这不，她决定在奥地利再干几个月，也不及时给您打个招呼，结果怎么样。她的那辆汽车，报警装置坏了，没有停在车库里，而是停在外头，她想起来了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我告诉您，过几天她才会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埋怨我，说我怎么不提醒她。我能怎么办呢？车钥匙在她那里，也没有留给我一把，但是我还得想办法找人来修。要不要再给您倒点茶？”
萨普林走出阿拉·瓦连京诺夫娜的家门时心想，终于得到了点消息。
看来，塔玛拉确实没有回到她的住处，而是躲到某个熟人那里，给母亲打电话撒谎说，她还要在奥地利呆几个月。这就是说，她相信自己能够悄悄地躲在某个地方几个月时间，当然不是在莫斯科。看来，她可能找到了可以去的地方，多半已经去了。没有错，很可能是这样的。
再说塔玛拉的那辆汽车。她母亲可能确实不太了解自己的女儿，塔玛拉给人的印象根本不像一个考虑问题不周到的人，尽管有时有点儿冒冒失失，但心还是很细的。
按理说她临行前会交代某个人帮她修一修汽车的报警装置，并且把车钥匙留给这个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会这么办的，塔玛拉不可能属于那百分之一的人。
看来，必须昼夜盯着这辆汽车，等待着塔玛拉从奥地利返回后同她来往的那个人出现在汽车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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