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刑法教研室举行。参加开会的人都早早来到这里抢占座位，那些前面有桌子的座位最为抢手，坐在那里可以一边装作认真听讲的样子，一边拿出几页纸干点自己的事。如果占不到这样的座位，那就只好像尤里·奥博林所说的那样，“暴露无遗”地坐在那里，没有放小本子的地方，也不能偷偷地写点什么。刑法教研室的教员们讨厌开会，每当开会的时候总有人在下面干点别的事，要么批改作业，要么审阅论文——干吗白白浪费时间呢。
奥博林在会议开始前二十分钟就来了，占到了角落里靠窗的一张最好的桌子。他读研究生已经是第三年了，一般只在开会的这一天或者学术负责人约见的时候才到教研室来。读研的第三年最自由。在读研的第一年，每周要上三天课，学习哲学、外语、社会学和其他科目。读研的第二年最紧张，除了上课以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堂讨论和实践课。第三年主要是写毕业论文。打搅三年级的研究生被认为是不成体统的。
紧跟着奥博林来到的是副教授普罗霍连科。她年届中年，微胖，大嗓门，令人讨厌。
“嗨！”她乐呵呵地朝奥博林点了点头，“快来看看这些作品，你当一下评论家。”
她把几个文件夹放在奥博林跟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学生的参赛作品。我们每年都举行大学生优秀学术作品竞赛，难道你忘了？先由教研室推荐作品参加全系比赛，之后参加全校比赛，最后参加高校优秀作品大赛。你看一看这些作品，把这张表填一填，谈谈你的读后感。”
奥博林不想看大学生参赛作品。
“为什么让我看？”他阴沉着脸问，“难道找不到别的人？”
“不光让你一个人看，我给每个人都发了五六篇。你要知道，学生们写了那么多刑法方面的文章，我一个人能看得过来吗？切尔涅尼洛夫让我负责咱们系的征文比赛，我那里总共只有四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奥博林希望她赶快闭上嘴。她那刺耳的尖叫声简直让他受不了。他叹了一口气，把几篇文章推到自己跟前，打开了第一篇。房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嘈杂声使他难以集中精力。
终于，教研室主任切尔涅尼洛夫出现了，他迟到了十五分钟。
瓦列里·鲍里索维奇·切尔涅尼洛夫博士年纪不大，精力充沛，好像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无论去什么地方从来没有准时到达。不过，每回迟到他都能向大家表示歉意，说声对不起，解释一下迟到的原因。这一点给初次见到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间一长，大家也就知道他的道歉并非对等待他的人的一种尊重，因为他每次谈到迟到原因时无非就是那两个，一是电影院附近交通堵塞，二是地铁列车出了故障。切尔涅尼洛夫博士担任教研室主任已经四年，每当有人问起“主任怎么还没有到”这一问题时，得到的回答不是“堵车了”就是“还在地铁里”。大家对他的迟到已经习以为常，就像习惯了他那真诚的道歉和撒谎一样。
“对不起，对不起，让大伙儿久等了，在地铁里耽误了二十分钟。”切尔涅尼洛夫连连表示歉意，他谁也不看一眼，径直朝自己的座位走去，“现在开会。今天的议事日程包括四个问题，咱们先议一议最简单的一个问题，给新来的女研究生指定一名导师……”
听到这话，奥博林抬起头来环顾四周。什么，新来了一名女研究生！没错，她就坐在那里，长相不错，仿佛画中美人。
姑娘感觉到了奥博林投来的目光，朝着他这一边扭过头来。
奥博林知道姑娘已经注意到了他，心里头可能正在捉摸奥博林是不是对她有意思。奥博林给她丢了个眼色，然后低下头，继续读那篇题为《论假破产责任的法律调整》的征文。
第一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女研究生的导师由教研室主任切尔涅尼洛夫自己亲自担任。还在切尔涅尼洛夫是一级讲师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身边没有一个女人”的绰号。这下子不一样了，身边有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研究生。第二个问题是对加林娜·伊万诺夫娜·普罗霍连科副教授指导的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讨论，当然首先要由这位副教授介绍一共写了多少篇文章，在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多少次演讲，所研究的课题取得了哪些进展。副教授用她那特有的尖嗓门侃侃而谈，可惜的是没有几个人认真听她的报告，许多人在下面交头接耳，议论着当天听到的新鲜事。
进入第四项议事日程时，奥博林已经把那几篇征文粗略地看了一遍。
“现在让我们对本教研室大学生征文比赛结果进行总结，推荐参加全系比赛的征文。”切尔涅尼洛夫说，“加林娜·伊万诺夫娜，哪几个人参加了评选？”
加林娜·伊万诺夫娜说出了六个人的名字，教研室主任脸上不时露出明显不满意的表情。接下去应该听六个评选人发表意见了。
“我看这样，年纪大的先说，”切尔涅尼洛夫朝着德绍夫教授那边点了点头，“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您先说。”
奥博林心想，既然是论资排辈，那他肯定是最后一个发言，所以还有时间，他可以利用这点时间准备一下。
十五分钟过后，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请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发言，谈谈评选意见。”
他站了起来，长叹了一口气。
“我看的这几篇文章都不怎么样，没有一篇可以推荐参加全系征文比赛，我甚至认为这几篇文章都没有资格参加教研室征文比赛，它们根本不是学术著作，连论文都谈不上，只不过是一些专题评价报告，而且写得很差。”
“你说什么？”教研室主任皱起了眉头。
“我是说这几篇文章都没有资格参加征文比赛，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竟然是在我们教研室的导师指导下写出来的。”
“为什么令人遗憾？”传来了六十三岁的老教员米罗什金的声音。老头子至今还是名普通教员，没有学位，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甚至连文章也没有写过，最近十来年他不读书不看报，凭着老资格混日子。
“为什么令人遗憾？”奥博林说，“我给您解释一下。这里有两篇应征作品是同一个小组的两名女大学生写的，换句话说，这两篇作品是由同一位导师，也就是说是在莱金教授指导下由两个关系不错的学生写出来的。两篇文章的题目都一样：《死刑是特殊的惩罚措施》。我们只要读一读这两篇文章就会发现，它们是从我们大家都读过、在工作中利用过的那本《国家处以极刑》中抄袭来的，这本书在出版时我们中还有人写过书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导师本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给人的印象是他根本就没有读过这两篇文章，大概是忙别的事去了。”
“如果确实如此，当然令人遗憾。不过……我们就把这当做偶然的事情。”教研室主任切尔涅尼洛夫以调解的口吻说，“我看，应该取消这两篇文章的应征资格……”
“我不认为这是偶然发生的情形。”奥博林大声说道，“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篇文章，它也是在我们教研室的一位导师指导下写的。这篇文章准会让大家大吃一惊，文章说，慢性酒精中毒是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的犯罪行为。”
会场上先是一片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便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这种发自内心的、欢愉的笑声只有在最出色的喜剧演员表演时才能听到。那个新来的女研究生也笑得前仰后合。对教研室内部勾心斗角的复杂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的她只是单纯地认为这简直太荒唐了。
“加林娜·伊万诺夫娜难道专挑一些最杰出的作品让我阅读？”奥博林以清脆响亮的嗓音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说让我评选的文章是随便挑出来的，那我就有理由怀疑其他参评的文章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在我前面发言的人除了夸奖的话以外没有提出任何意见。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导师们并没有读过这些征文，参加评选的人也没有认真看，我的话说完了。”
“谢谢，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切尔涅尼洛夫不慌不忙地说，“请坐下。看来，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准备好，暂时不讨论了。加林娜·伊万诺夫娜，提交参加全系征文比赛的截止时间是哪一天？”
“明天，”普罗霍连科小声说，“按理说应该是今天，后来人家答应我明天早上把征文连同评选意见一起交上去。”
“那为什么今天才开会讨论，为什么不提前一个星期做这件事呢？上星期三教研室开过一次会，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讨论？两个月以前就知道有全系征文比赛这件事，为什么您——加林娜·伊万诺夫娜拖到现在？您什么时候才把征文发给评选人员的？”
“两个星期以前。”普罗霍连科马上回答，从她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她在撒谎。
“两个星期？这么长的时间评选人员都没有读完征文，这太不像话了。我们不能不参加比赛，我们是个大教研室。有没有认真读过征文的人？能不能推荐出几篇优秀征文？”
没有人回答。“我再问一次，能不能推选出一篇好文章？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看来您都读过了，有没有发现好文章？”
“我？没有。”奥博林回答说。
“那我就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了。”教研室主任果断地宣布说，“一共有多少篇文章？加林娜·伊万诺夫娜。”
“三十一篇。”
“今天到会的有多少人？是不是十二个人？加林娜·伊万诺夫娜，把所有文章发给大家，除了奥博林以外，谁也不许走，把这些文章读完，每个人都要写出评语。如果还出现像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所说的那种情况，那我就要提出称职不称职的问题，还要追究导师的责任。”
切尔涅尼洛夫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并做了一个让奥博林跟他走的手势。
奥博林离开了座位，绕过几张桌子向门口走去。他感觉到了教研室成员们向他投去的愤恨的目光。他们当然恨他，如果不是他捅娄子，他们也可以马上离开，去忙自己的事。
奥博林跟着教研室主任走到走廊，切尔涅尼洛夫头也不回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他打开门，让奥博林先进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俩都进了办公室后，切尔涅尼洛夫开始恶狠狠地低声质问，“你以为你做了件伟大的事？你为什么就不能早点到我这儿来说一说？为什么要在会上捅娄子？”
“我不可能提前来，”奥博林不慌不忙回答说，“我是开会前十五分钟才从普罗霍连科手里接过征文的，如果我不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明天一早征文就要送到系里。你想想，比赛组委会哪怕有一个认真负责的人，那我们教研室可就丢脸了。”
“可是普罗霍连科说，她两个星期之前就把征文发给大家了。”切尔涅尼洛夫提醒说。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老母牛！”教研室主任大声骂了起来，“我早就知道她早晚要坑害我的。可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说。”
“我不喜欢把我当成糊涂虫，不愿意参与集体造假。这大概是您所不愿意看到的吧，瓦列里·鲍里索维奇，你习惯于什么都不检查，习惯于听汇报，他们也习惯于欺骗您。我们教研室每年都参加什么征文比赛，这些征文是怎么推荐出来的，只有您一个人蒙在鼓里。但是早晚会碰上一个像我这样的傻瓜，把事情捅出来，到时不会去追究普罗霍连科的责任，而只会追究您这位导人的责任。谁都不愿意老是当一名副教授每天夹着书本去讲课。想取代您当主任的大有人在。”
“你所说的都正确，”切尔涅尼洛夫冷冷一笑说，“但是不准确。你维护我的声望，我表示感谢，但是你不应该挑起事端，尤其不应该在大家面前点莱金教授的名。那一篇文章呢，那一篇说慢性酒精中毒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导师是谁？你在会上并没有点名，把污水都泼到了莱金教授一人身上，这不合适。”
“您知道吗，那篇文章的导师就是您，瓦列里·鲍里索维奇，我本来应该在会上提到这一点。”
“那不应该，不应该，”切尔涅尼洛夫恼怒地说，“连莱金教授的名字也不应该提到，不能这样做。他那么大岁数，身体又有病，一年中有九个月时间受病痛折磨，我们都是读他编的教科书长大的，他是一位劳苦功高的学者。是的，他现在没有执教，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了，但是他有名声，他是刑法领域的国家奖金获得者，你知道全国有几个人获此殊荣？五个人，总共只有五个人！其中一人就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只能为他增光，不能给他抹黑，懂吗？”
这其中的奥妙奥博林当然明白。对于切尔涅尼洛夫来说，老教授莱金还是个用得着的人。切尔涅尼洛夫的一位好朋友要在一年之内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切尔涅尼洛夫准备把他调到教研室当教授。为此必须让莱金再当一年教授，然后让他退休，他的那位朋友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正好可以接老教授的班。如果在他的那位朋友通过博士学位论文之前就让莱金教授退休，那就会有许多人盯着这个空缺，有些领导就会争先恐后设法把自己的熟人和亲友安插到这个职位上。如果切尔涅尼洛夫长时间坚持说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学院领导就可能把这个空缺让给其他有合适人选的教研室。最近一段时间，博士和教授很吃香，他们除了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以外，还经常到各地讲学，在其他高校代课，赚计时工资和拿半薪。所以，切尔涅尼洛夫教研室的这个空缺成了许多人争夺的目标，一会儿国际法教研室来人说有合适的人选，一会儿民法教研室的人强烈要求把空缺让给他们。切尔涅尼洛夫当然要死死抓住不放，他要让老头子莱金在教研室呆到他的好朋友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为止。
“瓦列里·鲍里索维奇，普罗霍连科在会上说两个星期前就把征文发给评委了，她明显在撒谎，可是大家为什么都不说话呢？她今天才把征文发给大家，他们当然都没有看过，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替她打掩护呢？”
“你怎么了，难道你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对周围的情况毫无了解？”切尔涅尼洛夫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谁敢说加林娜·伊万诺夫娜一声不是，你难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她的丈夫是一所有军事教研室的大学的副校长，知道吗？”
军事教研室，这当然很厉害了。这种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免服兵役，和这位大学副校长的妻子交个朋友应该是有好处的。刑法教研室的人都有子女，但是奥博林知道，其中只有两个人担心儿子被送去当兵，其他的人不是子女还小就是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你怎么发呆呢？”教研室主任同情地摇了摇头，“他们都得给她送钱，自己的儿子倒还好说，还有别人的儿子呢，你知道下赌注吗？”
“下什么赌注？”
“想不当兵，就得拿出五千美金，交给有军事教研室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是交给加林娜·伊万诺夫娜，让她说情去。”
奥博林走出教研室主任的办公室后来到了小卖部，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份面包夹肉，坐在小椅子上，他旁边坐着的一对年青恋人互相对视着，对周围的一切毫不留意。
同切尔涅尼洛夫交谈后他情绪不太好，但是没有感到良心受到谴责，教研室领导人想怎么解决问题随他去，但愿不是因为他才去解决问题。他们想把这些文章送去参加征文比赛是他们的事，这他管不着，但是把滥竽充数的东西说成优秀作品，他做不到，也不想这样做。他不想装糊涂，也不允许任何人装糊涂。
旁边坐着的那对恋人使他想起了那个可爱的新来的女研究生。可能她现在还坐在那里，可怜巴巴地和大家一起读那些滥竽充数的文章，骂奥博林不应该捅娄子。要不要回到教研室，坐在她的旁边，替她读几篇呢？这倒是靠近她的好借口。然后呢？把她带到自己那里去？
想到这里他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塔玛拉，真该死，塔玛拉请求他办的事他还没有办，他必须把她的车开到车库里去，可别让人家开走了？那样的话塔玛拉非让他脑袋搬家不可。
奥博林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塔玛拉的那辆车，但是找不出合适的时机去她的家办这件事。她的那辆车报警装置出了故障，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她的车偷走，没有人会发现和报警。但是奥博林不想在不受信任的情况下驾驶别人的汽车。是的，塔玛拉给他留下车钥匙和技术说明书，他有开这辆车的权利。但是，万一被交警拦住了，那他一定会脸色苍白。他不可能证明自己是偷车贼，惟一能证明他不是偷车贼的是塔玛拉自己，是这辆车的主人。但是现在她在哪里呢？突然间就不见了，和突然来到他住处时一样。
塔玛拉在他那里住了四天，那一天奥博林回家时看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说，她找到了一份工作，马上就得走，请把她的车放好，感谢他的照顾，等等，其他的没有说什么。
总而言之，奥博林害怕去动塔玛拉的汽车，但是交办的事又不能不办，万一车子丢了，还不得挨一顿揍。
看来这件事必须去办，奥博林决定现在就去塔玛拉家里把车子开进车库，省得老为这件事伤脑筋。
萨普林已经开始失去耐心。绍林诺夫给他派来了两个人，三个人轮班监守塔玛拉的那辆车。这是最后一条线索，萨普林希望通过这条线索发现塔玛拉从维也纳回来后联系过的那个人，因为不管塔玛拉现在在什么地方，那个人应该会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
长时间的等待使萨普林心烦意乱和恼怒。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现在成天穿一件带风帽的外衣在塔玛拉的住处附近蹓跶使他失去了自制力。时值秋季，经常下雨，空气潮湿，凉风阵阵。他患重感冒后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经常头痛，不时发烧，两腿不听使唤，嘴里老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但他还是要等待。
突然，萨普林看到一个小伙子走近塔玛拉的汽车。萨普林顿时睁大眼睛，神经像绷紧的弦。小伙子年纪大概有三十岁。不像，看样子也就二十七八岁。只见他阴沉着脸，目光忧郁地走到汽车跟前，打开了车门，坐在了驾驶座上。萨普林马上从角落里跑向自己的汽车。
两天以后，萨普林已经查明把塔玛拉的汽车开走的那个小伙子是什么人，他开始拟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首先必须决定，要不要同这个小伙子接触。萨普林经过考虑后决定先到这个小伙子的住处看一看，打开别人的房门对于萨普林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趁奥博林开车去大学的时候萨普林打开了他的房门，进入了他的居室。小伙子一个人居住，这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但是这里有女人来过，而且经常有女人来，各式各样的女人。房间里有点乱，东西乱扔，但是地板干净，桌面上没有灰尘。总而言之，是个正常的小伙子，不像个书呆子，也不是个疯子。有点儿不修边幅，但是还说得过去。
萨普林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塔玛拉在这里居住过的痕迹，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一件他能辨认的属于塔玛拉的东西。他翻看了放在电话机旁边的记事本，希望从中找到一些与塔玛拉有关的老地址、老电话，从而得到新的线索。但是只找到了塔玛拉母亲的电话，显然这个电话是奥博林在塔玛拉在他那里住的时候记下来的，奇怪的是没有塔玛拉的新电话，难道这么长时间中塔玛拉和奥博林就没有见过面？为什么塔玛拉要跑到奥博林这里来，要知道她和奥博林至少有五年没有联系了。
显而易见，塔玛拉害怕了，非常害怕。她知道事情的复杂性，知道会四处寻找她，因此必须躲到一个她周围的人都不认识的人那里去。
萨普林越想越觉得塔玛拉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她并把她收拾掉。
他跪在地板上，探头向沙发下面看去，噢，有了，那下面有一张小纸条。萨普林趴在地板上，伸手拿出纸条。他马上就认出纸条上的数字是塔玛拉写的，为什么把电话号码写在这上面呢？噢，大概是塔玛拉记下某人的电话后把纸条放在桌子上，后来被风刮到了沙发下面。
萨普林没有多想，他把电话号码记在自己的本子上，把纸条扔到原处。
萨普林对自己的这一新发现十分满意，他悄悄地溜出房门，下楼直奔自己的住处。
萨普林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搞清了字条上的电话号码是谁的，黄昏前他已经知道，塔玛拉同国际石油公司签定了合同，坐飞机去了中亚。
这下子好了，终于搞清了塔玛拉的去向，往下事情就好办了。
夜里，萨普林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
“你最近怎么样，哥哥？”妹妹亲切地问道。但是萨普林知道，她主要不是问他的近况，而是想打听她的事。
“不错，”萨普林振奋精神答道，“明天我要乘飞机出差，大概一个星期就回来，回来后马上给你寄钱。别担心，伊萝奇卡，一切都会好的。”
“但愿上帝保佑！”伊萝奇卡叹了口气说，“小孩在肚子里直蹬腿，我给他念叨说，别着急，再等一等，舅舅还没有寄钱来呢，别着急。”
萨普林哈哈大笑起来。谈论未来的外甥使他心里暖洋洋的，如果能和妹妹一家子生活在一起那该多好啊。没有事逗逗小外甥玩，黄昏时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同妹夫聊聊天。女人？什么女人？当然是妹妹，还有他的妻子。谁是他未来的妻子？当然不是别的什么女人，而是卡佳，把卡佳从绍林诺夫手中夺过来，娶她当妻子，让她给他生两个小孩，不，最好生三个，不，应该等一等，让卡佳稍微歇一歇。卡佳说过，她亲手把五个弟妹拉扯大，现在想好好休息休息。
想到这里，萨普林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但是他马上想起必须见卡佳一面。萨普林果断地走近电话机，给卡佳拨了个电话。
“萨普林！”卡佳高兴地说，“您怎么总不来电话？我总惦念着您，因为您还在生病，可您却躲到什么地方去，既不给报告病情，也不来电话问候我，您这样做对不对？”
“我以为绍林诺夫会把我的近况告诉您的，他知道我已经好多了。您真的替我担心了？”
“真的。为什么您总不给我来电话？”
“我怕您生气。”
“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生您的气？”
“要是打电话的时候正好碰上您和绍林诺夫在一起，那您多尴尬呀。”
“是吗？”她说话的声音中明显露出莫名其妙的语气，“我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您要知道，绍林诺夫也不是每天都在我这里。”
“卡佳，我现在可以去您那里吗？”萨普林突然问道。
“现在？”她不知所措问道，“现在这么晚了。”
“我就是想这个时候去。卡佳，我很想见到您，您可想而知，我是多么想您。我可以去吗？”
“那好，您来吧。”
萨普林马上去冲了个澡，刮了刮脸，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衬衣穿上，照了照镜子，挺合身的。
路上，他好几次把车停在地铁站附近，走到地下通道，希望能找到一个卖花的人，但是他不走运，地下通道里空无一人。于是他绕道开车前往夜间俱乐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鲜花出售。
萨普林买了一大束五颜六色的菊花，有深蓝色的，粉红色的，紫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白色的。这里还可以买到玫瑰花，小束的玫瑰花比较便宜，那种长秆的艳丽的玫瑰花售价贵得惊人。萨普林不喜欢玫瑰花，总觉得这种花过于华丽，自命不凡。不知为什么，每当看到玫瑰花，他总会联想到母亲。
在电梯里他想，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同女人会面之前如此激动过。在按门铃之前，他甚至在门前站了几秒钟。终于，他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卡佳的炯炯目光。萨普林闭上眼睛，陶醉在无比幸福之中，往下发生的一切，他似乎都没有看见。
等他稍微清醒时惊奇地发现，他和卡佳都脱得光溜溜地躺在一张大床上，五颜六色的菊花撒了一地，他在客厅脱下衣服后是怎么到床上，他已经回想不起来了。
卡佳侧身躺着，她转过身子，静静地朝他一笑，只是到这时，萨普林才看清楚，她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没有化妆，而以前他来这里时卡佳总是刻意打扮自己。这就是说，卡佳一开始就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一切将怎样结束。因此她同意他来，而且一打开门就用炯炯的目光看着他。萨普林从未体验过这种完全陶醉的幸福感。
“你舍得离开绍林诺夫吗？”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肩部问道。
“当然可以，如果我能去别的地方，”卡佳轻声答道，“但是我能去什么地方呢？这套房子是他买的，如果我放弃这套住房，我在这里就呆不下去了。”
“你认为他会把你赶走？”
“我在这里就呆不下去了，”她特别强调“我”字，“我，知道吗？我哪能随便离开他呢？我要生活，还有我的母亲，我的五个弟弟妹妹，他们也要生活。我父亲为了挣到钱，什么活儿都干，我可怜他。绍林诺夫能给我养家糊口的钱，你知道吗？不是我缠着他要钱，而是他愿意给我钱，每个月都给，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好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有意思，都有什么条件？他给你住房，给你养家的钱，而你呢？你能给他什么？除了跟他睡觉。”
“就是这样，我只能跟他睡觉，仅此而已。他的条件是永远不分离，不要小孩。他需要有个窝，有个去处，有个安静的地方放松放松，有个随心所欲的地方，想做爱的时候就和我做爱，不想做爱的时候我也不勉强他。用不着把我带出去旅行，带我去地中海或大西洋疗养。他三四天不来电话我也无所谓，不会觉得委屈。他可以带一些朋友来我这里，我是个出色的厨娘，做的饭菜丝毫不比饭店里逊色。”
“难道你乐意干这种事？”
“当然乐意。”
她又温柔地轻轻一笑。
“你要知道，我从来就没有过过正常的生活，我没有过正常的童年。我从十三岁开始就既当厨娘又当裁缝，既当保姆又当医生。我的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一会儿这个哭，一会儿那个闹，一会儿这个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会儿那个把什么东西打碎了。拥挤、肮脏、噪音和喧嚷声总是伴随着我。我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做功课，学习成绩勉强及格。而现在呢，现在我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宽敞明亮，舒服安详，想看书就看书，想看电视就看电视。”
“如果我能给你提供这一切的话，你会不会离开他？”
“这一切指的是什么呢？”她把枕头稍微抬高一些，“你能给我买套房子？能一个星期来我这里两次？”
“比方说。”萨普林闪烁其词地回答说。他对卡佳的这种想法并不感兴趣，他根本不是想把卡佳当做情人养起来，而是希望卡佳成为他的妻子。
“我觉得这样不合适。”
“为什么？”
“因为我和绍林诺夫有口头协议，没有他我不会感到痛苦。而你呢，我会爱你的，你每星期来我这里两次会使我感到委屈的。你不是还没有结婚吗？”
“没有，没有妻子，也就是说离婚了。”
“这反正都一样。如果我知道你不结婚，单身一人，把我养在什么地方，每星期来两次，那我非神经不可。你别和绍林诺夫比，你不能这样做。”
“如果我娶你为妻呢？”
“你不会向我提出这种请求吧？”她嘲弄地笑着说。
“请原谅，我没有这么说。如果我请求你成为我的妻子你会同意吗？”
“让我给你洗衬衣，每天给你做饭？”
“还要给我生小孩。”
“不。”
“为什么？”
“让我休息休息，胡扯了半天，该歇一歇，清醒清醒头脑了。”
萨普林仰面躺着，把两手垫在脑袋下面。快乐的情绪逐渐消退，他感到自己仿佛撞到了墙上。
“卡佳，我能够许诺的是，我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我多么希望你日日夜夜伴随着我，你完全可以不洗衣服不做饭，我一直一个人生活，习惯于什么事都自己动手。我不希望你同绍林诺夫这臭家伙住在一起，不希望。”
“别这么说，”卡佳小声说道，“绍林诺夫是个好人。他心眼好，正派，要不是他的话，我现在住在哪里？妈妈和弟弟妹妹靠什么生活？如果绍林诺夫不给我钱，我父亲为了搞到钱可能去犯罪。谢天谢地，我爸爸没有被投入监狱，妈妈没有被送进残疾人之家，弟弟妹妹们吃穿不愁。你可能知道绍林诺夫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只知道他待我很好。”
“你原谅我，”萨普林朝她翻过身来，把脸靠在她肩上，“原谅我吧，亲爱的，我不想委屈你。明天我就要乘飞机外出办事，不会去太长时间，顶多一个星期，我会想你的。我走了以后，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行不行？好好考虑一下，衡量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两全之策，使我们俩既能在一起又能让你感到满意，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上午十点钟，尼古拉·萨普林走出了卡佳的住处，正好和绍林诺夫撞了个满怀，这实在让他意想不到和尴尬。
“是你？你干什么来了，找卡佳来了？”绍林诺夫不满地问。
“我是来找你的，我还以为您在她这里过夜。”萨普林反应很快。
“我从来都在家里过夜，”绍林诺夫冷淡答道，“你来干什么？”
“我来说一声，我要乘飞机外出。我已经查清楚塔玛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好样的，”绍林诺夫口气明显缓和了许多，“按照我们说的干吧，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晚上。昨天买的飞机票。”
“好，祝你一路顺风。”
萨普林到住处后很快收拾好行装，在去机场之前又美美地睡了三个小时。
在尼古拉·萨普林的眼里，多莫杰多沃机场总是那么脏，那么乱，总是有那么多的人因为航班延误坐在椅子上等着或者干脆躺在地上睡觉。幸运的是，他要坐的这班飞机准点起飞，萨普林瞧了一眼显示盘，朝登记台走去。
“科利亚①！”他听到后面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① 科利亚是萨普林的小名。】
他猛然转过身来，看见了塔玛拉的母亲阿拉·瓦连京诺夫娜。
“阿拉·瓦连京诺夫娜，”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幸会，幸会，您有何贵干？”
“我来送一个朋友。您呢，科利亚，您乘飞机走？”
“我出趟差，”他点头说，“塔玛拉好吗？她最近怎么样？她没有给我半点信息。”
“告诉您吧，科利亚，最近许多人都向我打听塔玛拉，”阿拉·瓦连京诺夫娜笑着说，“不光您一个人在找她，似乎她又碰到了一个爱上她的人。这人更讨厌，听说还专门雇了名私人侦探寻找她，您说有意思不？”
萨普林惊呆了，他刚刚开始行动，她怎么就知道了。
“什么侦探？”他极力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为什么要找私人侦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个人认为这样做更有希望找到塔玛拉，专门请人找总比自己找来得快。塔玛拉一点儿也不听话，这我可是说的实在话，”阿拉·瓦连京诺夫娜埋怨说，“让人家对她有好感，自己却销声匿迹，像玩儿童游戏。科利亚，您不要生她的气。我想，她从奥地利回来后会和您见面的，一切都会好的，您放心，到时我会替你们安排的。”她调皮地挤挤眼，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头。
尼古拉·萨普林等到阿拉·瓦连京诺夫娜从视线里消失后，赶紧跑去打电话，他心里暗暗祷告，但愿绍林诺夫现在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巧的是，他的秘书用干巴巴的嗓音回答说，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参加宴会去了。萨普林暗自骂了一声，赶紧去登记台排队。
排队的人很多，其中有不少扛着大包小包的亚洲人，队伍移动缓慢。萨普林有好几次离开队伍去打电话，仍然没有找到绍林诺夫。
他终于走到了登记台跟前，递上飞机票和护照。护照上使用的姓名是尼古拉·佩尔武申。
“行李呢？”身穿制服的女工作人员冷漠地问道。
“没有行李。”
“请去候机室。”
他又试着打了一次电话，但仍然不走运。他走出机场大楼吸烟，扩音器已经是第二次通知他所乘的这班飞机已全部登记完毕，他赶紧扔掉还没吸完的烟，穿过候机室，接受安全检查。
在安检处他装出一副十分可怜的样子问一位工作人员：“请问这里有电话吗？我只打半分钟，说两句话，我有急事，真的，请相信我，帮帮忙吧。”
可能是他的那副可怜相值得同情，工作人员允许他使用电话，这回他终于走运。绍林诺夫终于说话了。
“是我，”绍林诺夫回答说，“什么，还有一个人在找塔玛拉，什么人？私人侦探？你尽快查清楚，别给我添麻烦。”
他撂下电话，跑向送旅客登机的汽车。萨普林带着同卡佳交谈后留下的不快和同阿拉·瓦连京诺夫娜交谈后留下的惶恐不安飞往中亚。
（重要说明：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购买正版书。） 
Xinty665 免费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