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起向利拉公司走去，边走边议论着老科切诺娃。
“这个女人真是太轻率了，您不觉得吗？”娜斯佳问塔拉金，“一些人显然是在编造借口寻找她的女儿，可她呢，对谁都相信，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觉得她根本就不在乎塔玛拉在什么地方。”
“也许她已经习惯了让女儿自行其是，不加干涉。只要女儿来个电话说自己平安无事，她也就谢天谢地了。但不管怎么讲，她都有点过于轻信别人了。很显然，她从来没有吃过亏。”塔拉金回答说，“令人极为吃惊的是，她怎么至今也没有被人骗过，也没被人抢过。要知道，谁到她家里，她都让进，连身份都不问一下。可话又说回来了，俗话说，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这是有道理的。她什么也不怕，也就什么事也不发生了。”
在利拉公司里，他俩并没有装成私人侦探的样子，讲述什么动人的爱情故事。娜斯佳认为，已经到了正式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她直接从经理开始。公司的一位经理是个健壮的年轻人，肌肉发达，就像健美运动员似的。他告诉娜斯佳说，在公司里，由调配员负责受理客户申请，而按照这些申请向翻译们安排的事儿，则由拉里莎负责，因为只有她知道科切诺娃最近签订什么合同了没有。
但是，拉里莎却让他们失望了。
“我给塔玛拉安排的最新一个合同，是同社会保护部签订的。他们组织了一个残疾儿童旅游团去欧洲旅行，需要翻译。跟我们要了两个德语翻译和两个法语翻译。这已经是六月份的事了。”
“这么说，六月份之后塔玛拉闲着没事做了？”娜斯佳吃惊地问。
“怎么会呢，”拉里莎微微一笑，“塔玛拉是位出色的翻译，她永远也不会闲着没事做。可你们要知道，她不仅仅只同我们打交道。”
“那她在九月中旬去奥地利工作的合同不是通过你们吗？”
“不是，”拉里莎摇了摇头说，“我没派她去奥地利。我好久都没见她的面了。”
“塔玛拉还同哪些公司打交道？”
“不知道。翻译们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合同，而且许多雇主也要求他们保守商业秘密，不要说出他们参加了哪些谈判，都有哪些方面的人参加。”
“这么说，您没有一点线索提供给我们？”
“没有，很遗憾，一点也没有。”
“那好吧，谢谢，就谈到这里吧。”娜斯佳叹了一口气，一边把笔记本放进挎包里，一边站起身来。
“出什么事了吗？”当娜斯佳和塔拉金都快走到门口时，拉里莎问，“你们找塔玛拉干什么？”
“我们想签个合同。”塔拉金说，“塔玛拉口碑很好，其中包括她在保守商业秘密方面的口碑。”
“刑侦局里有什么商业秘密？”拉里莎惊讶地问，她把塔拉金的话当真了。
“比方说，侦察一个有外国公司参与的经济犯罪案件。”塔拉金一本正经地解释说。
“啊啊，那当然。”
他俩出了利拉公司，默默地向塔拉金的汽车走去。
“她肯定知道些什么，”娜斯佳走到汽车旁，在等着塔拉金从车里给她开门的时候，嘴里嘟囔了一句，“她肯定知道些什么，但不想说。”
“您为什么这么肯定？”
“她问我们为什么找塔玛拉问得太晚了。也就是说，她对我们找塔玛拉并不感到吃惊，因此，她也就没有问，只是她后来醒悟过来，需要装装样子。还有，她太轻易地就咽下了您说的刑侦局的商业秘密的话。她想让我们尽快地离开这里，因此，对于她来说，任何回答都无所谓，哪怕您说想同外星人签订合同，就需要塔玛拉本人，而不是什么德语翻译，她都无所谓。这个拉里莎大概知道点什么，很显然，塔玛拉要求她对谁也不要说。”
“不会，”塔拉金发动了汽车说，“如果塔玛拉不让她说，她也不会告诉萨普林的。而萨普林好像从她那里还是得到了一些什么情况。不过，我完全同意您说的，这里面是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去哪里？”
“社会保护部。到那里去试试。”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他们都在寻找这次组织残疾儿童去欧洲旅行的人。娜斯佳很担心这个案子今天一无所获，而明天上司跟她要结果时，她却两手空空。惟一的希望寄托在科罗特科夫的身上，他也许能帮她一把。如果他查到了什么事实的话，那她今天夜里就可以对这些事实认真加以思考，明天早晨就能作出什么决定来。
一直到了晚上，他们才在家里找到了社会保护部的工作人员安德列耶娃。
这是一位活泼乐观的胖女人，穿着紧身弹力裤和宽大的高领绒线衫。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时，正在喂孩子。客人来的很不是时候。不过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不悦，而是亲切地微笑着招呼客人，并请客人与她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
娜斯佳和塔拉金谢绝了她的好意，在外厅很不自然地来回走着。
“你们快请进来，”安德列耶娃热情地招呼他们，“我马上就把孩子安顿好，我把饭菜给他们都弄好，这样，我就可以同你们安心地谈事了。快请进来，快请进来，别客气。”
娜斯佳首先走进了小小的房间。在这套房子里，这个房间算是“最大的”，因为其他房间看起来比这个还要小。塔拉金跟在后面。他侧着身子，尽量不蹭着家具，疑惑不解地四下打量着。
“天哪，他们怎么住在这么拥挤的地方！连身子都转不过来。”
“哎，我说塔拉金，您还想咋的，她可不是在私营公司里打工，而是在国家部门里工作。难道您忘了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才多少吗？”
塔拉金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有说，小心翼翼地在沙发沿上坐下来。几分钟过去了，女主人过来跟他们说话。
“这么说你们想了解一下塔玛拉？”
“是的，”娜斯佳微微一笑，“请您把您所知道的她的情况都跟我们说说。”
“我知道的也不是太多，”安德列耶娃耸了耸肩，“在欧洲旅行期间我和她在一起，当然了，交谈的也很多。但塔玛拉不是个很爱说话的人，您知道吧，她是那种把一切都藏在心里的人。”
“为什么偏偏是她同您一起去欧洲？”
“是公司派的她。”
这时，厨房里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妈妈，我能往通心面上浇点番茄沙司吗？”
“不行，我的巴夫利克，你不能吃番茄沙司！”安德列耶娃喊了一声，并抱歉地向客人笑了笑。
“这么说，在您跟这家翻译公司打交道之前，从来也没听说过塔玛拉·科切诺娃？”
“没听说过。”
“塔玛拉说没说过她还同什么公司打交道？”
“好像，她没说过……不过，说实话，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些情况。我对这些也不感兴趣。”
这时，厨房里不知道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紧接着传来了尖叫声。
安德列耶娃浑身一颤，但没有动弹。这时候，尖叫声已经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哭叫声。
“您不去看看那里出什么事了？”塔拉金吃惊地问。
“不用看我就知道。是熨斗从窗台上掉下来了。又是斯韦特兰卡坐不住，转来转去，用胳膊肘碰着了。这样的事我们家里隔一天就发生一次。”
“可她哭了。万一碰伤了怎么办？”
“如果碰伤了的话，她就不会这样哭了。我了解自己的淘气包。她这只是吓着了。没关系，让她知道知道，有些事情是需要自己解决的。你们问吧，别理她。”
“也许您还记得，塔玛拉曾向您谈过她的工作，比方说，去过哪里，在哪里当过翻译，参加过什么代表会，座谈会等？”
“噢，你们瞧，是有这么回事儿。我曾告诉她说，我的丈夫是矫形外科医生，是伊利扎罗夫的学生。而她说，她在新西伯利亚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见到过伊利扎罗夫本人。当时，那里有一大帮子从莫斯科来的翻译。当然了，我们谈论更多的是这位天才的医生，你们也知道，两个女人凑在一起时，她们讨论的是人的穿戴和外表，而不是科学问题。”
安德列耶娃轻松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很有感染力。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洋娃娃一样的小女孩，她泪流满面。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小女孩迫切地问。
“爸爸明天早上回来，今天他值班。”女主人心平气和地回答，“出什么事了？你找爸爸干什么？”
“他心疼我，”这个名字叫斯韦特兰卡的小女孩气鼓鼓地说，“我在那里哭啊哭啊，可你却不过来看我。”
“那好吧，孩子，你再哭吧，哭到明天早上，你爸爸就下班回来了。去吧，快去吧，到饭桌那里去，把饭都吃了。看着小巴维尔，别让他动番茄沙司。”
寥寥数语，就让小姑娘破涕为笑。女主人做得是那样的熟练，似乎是在不经意间就做好了。小姑娘想要得到的溺爱没有得到，但她却得到了一件武器，这使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作用——监督哥哥的权力，这可是妈妈的助手才能享有的权力。
小姑娘高兴起来，蹦蹦跳跳地跑回厨房，兴奋地喊道：“巴夫利克，你可别动番茄沙司，妈妈不让你动！”
塔拉金忍不住笑了起来。
“您真是教子有方，”塔拉金说，“您大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经验是不少，”安德列耶娃点了点头，“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在幼儿园工作，当我开始在行政部门工作时，才有了这三个孩子。我同孩子打交道从来不存在困难。”
“那塔玛拉跟孩子打交道有经验吗？您曾同她一起带过孩子，她对孩子怎样？”
“你们知道，她跟孩子不是很融洽。”安德列耶娃摇了摇头，“看得出来，她并不喜欢孩子，也不善于跟孩子打交道。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好像还向我抱怨过，说她跟孩子们接触不得要领。噢，她并不是为了抱怨而抱怨，她这个人对什么都不抱怨，只不过是觉得，她这已是第二次带儿童旅游团出国，但还是没有学会跟孩子打交道。她第一次带孩子出国，好像是同少年体校的体操运动员去参加什么比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去杜塞尔多夫市。”
“对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她一点儿也没有提吗，也没有谈她的家庭吗？”
“没有，在这方面她守口如瓶，一点儿也没跟我谈过。”
娜斯佳他们同社会保护部这位工作人员的交谈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们已经弄清，应向哪个方向继续努力，应在哪里寻找塔玛拉的踪迹。
楼梯上坐着一个女人，在低声啜泣着。奥博林本来已经打算从她的旁边绕过去乘电梯，但他还是站住了。
“您怎么了？”他关心地问，“我能帮助您吗？”
“我把眼镜打碎了，”女人悲伤地小声说，“没有眼镜，我没法走路。”
女人抬起头，把张开看的手掌伸给他看。她的手心里有一副镜框和一些碎镜片。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多大度数？”奥博林问。
“七百五十度。没有眼镜我就跟瞎子一样。”
“咱们走吧。”奥博林勇敢地抓住女人的手，“您冷静点，我把您送到最近的地铁站。在地下通道里有一个名叫‘光学仪器’的小摊，您在那里再买一副新眼镜吧。”
女人拘谨地微笑了一下，听话地站起来，跟着奥博林向前走去。奥博林紧紧地托着她的胳膊肘，领着她向自己家里走去。
一进门，他就把她送到了洗漱间里。
“您洗洗脸吧，满脸都是泪痕。”
过了一会儿，这位陌生的女人轻轻地扶着墙壁，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间。假若不是她一脸无助的沮丧表情和紧紧眯着的眼睛的话，她会显得相当有魅力。奥博林发现，这个女人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身材修长，脖颈线条优美，双肩浑圆，向下斜溜着。她坐到椅子上，两条腿叠压在一起，身子疲倦地靠在软软的椅背上。奥博林对她优美的双脚和美丽的双腿给予高度评价。
“您怎么那么不小心？”
“一位急着去赶公共汽车的阿姨从我后面冲过来，我没能站稳，就……”女人惊慌地摊开两手，“可您知道，最令人痛苦的还不是这个。我想慢慢挪到附近的自动电话亭，给丈夫打电话，让他来接我。我磕磕绊绊地向前走，脚下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就扶着墙壁走。一个外表看上去很体面的男人看见了我，就开始赶我走：瞧，年纪轻轻的，一大早就喝成这个模样，连站都站不住，还在这里闲逛，酒鬼、妓女，都是一丘之貉。一大群人围着我看热闹，人群里有一些就爱批评年轻人的老太婆。她们七嘴八舌，满口污言秽语，什么难听的话都说。我忍不住就哭了起来。您想得到吗？我完全慌了，越想越感到委屈和难过，就嚎啕大哭起来。一下子眼前发黑，眼睛疼痛，大致就这些……”女人一挥手，“我什么也看不见，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就这样我来到了楼道里。我坐在那里，只知道哭，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您是第一次打碎了您的眼镜吗？”奥博林惊讶地问。
“不是，我不是第一次打碎眼镜，我的提包里总是保留一副备用的。可是去年，我怎么也不想再做备用的眼镜了。一开始我也有点紧张，担心这惟一的一副眼镜若被打碎了不好办。后来，不知不觉也就习惯了，甚至都忘了自己没有备用的眼镜。这不，真是自找的。这里离您说的地铁站远吗？”
“正常速度十分钟就到了。您想喝茶吗？您也许饿了吧？”
“我想喝点茶，也想吃点东西。”女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奥博林发现她的牙齿又白又齐整，“可是，我很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没有您的帮助，我怎么都到不了地铁站。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我叫奥莉加，您呢？”
“尤里·奥博林。您吃热小肠吗？”
“什么都行。”奥莉加高兴起来，“您长的什么模样，尤里？”
“一般。”奥博林耸了耸肩，“最一般的外表。您在这里坐一会儿，我给您做吃的去，好吗？”
“带我一起去厨房吧，”奥莉加请求说，“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同您说说话吧。”
奥博林再次牢牢地托着奥莉加的胳膊肘，小心翼翼地领着她向厨房走去。奥莉加离得那样近，以至于奥博林都能感觉到她呼吸的气息——沉重的，弥漫着醉心迷人的芳香。刹那间，奥博林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一股柔情蜜意。
“您真的看不见我的模样？”他把她安顿到凳子上坐下，取出煎香肠的锅，问道。
“模模糊糊，”她承认说，“我看您的脸盘隐隐约约的，就像是个粉色的饼。您大概很帅吧。”
“绝非如此，”奥博林生气地说，“我已经说过了，我的外表再一般不过了。您做什么工作，奥莉加？”
“我是护士，您呢？”
“我是半个法学家。”
“那另一半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是法律系的研究生，再有一年，我就完成学位论文，至于以后干什么，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已经明确的是，我一开始将留在教研室里当助教，然后，老天保佑我，当上副教授。一个正常的人靠这点工资是没法生活的。也许我会去当律师。”
“那您为什么不去公司？现在，公司到处在挖有本事的律师，待遇也很高。”
“什么公司会用我呀？”奥博林轻蔑地撇了撇嘴，“公司里需要的是民法学家、经营人才和合同方面的专业人才。而我学的专业是刑法。”
“那改个专业不行吗？这可能也不复杂。”
“嘿，奥莉加，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想想看，假如一位眼科医生改行当了皮肤科医生，您会去找这样的医生看病吗？您会相信他的医术吗？您要知道，在医学院里这可是两个学科呀。我们的情况跟这完全一样。你一旦选择了一个法学专业，那么，你就要着手深入地研究这个你认为最好的、最中意的专业。这样的话，一切都是为了高兴，也根本用不着死读书，因为你从内心深处感觉到了这门学科的规律，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装进大脑并记住了。一个人应该干他喜欢干的事情，只有这样，这个人才会有出息。而如果只是为了多挣工资就改变专业，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成为这个新专业的行家里手，只能是毕生做个二流行家。面包您要白的还是黑的？”
“我要黑的。能在您这里打个电话吗？”
“那当然，我马上就把电话给您拿过来。”
“尤里，要是不麻烦的话，请您把我的包拿来，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了。包里有一个电话号码本。”
奥博林把电话机和手提包都拿进了厨房。奥莉加从包里掏出电话号码本，拿到眼跟前，就着光亮一页一页地翻着，紧张地盯着上面的蝇头小字。过了一会儿，她俯下身子，把脸紧紧凑到电话跟前，她那高高的鼻子尖儿几乎都要碰到按键了。终于，她拨通了号码。
“是安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吗？我是奥莉加。请原谅，我今天不能去您那里了。不，怎么都不行了，在五点钟以前我怎么也赶不到您那里。什么时间去您那里合适？明天？太好了，就明天，在十点到十二点。谢谢您。”
放下话筒，她苦涩地叹了一口气。
“瞧，本来想去看牙医，又去不成了。一年前我就打算去看牙医，总是想推到假期里。我真担心明天我又没有勇气去。今天我本来做好了精神准备……”
“您害怕牙科医生？”奥博林吃惊地问，似乎医务工作者是什么特殊人物，不应该害怕自己的同行。
的确，奥莉加害怕牙科医生，但同时她也明白，一副漂亮的皓齿乃是她无可置疑的优势之一，于是，她定期去口腔科看医生，尽管每次去看牙科医生之前，由于怕疼，有两三天的时间都坐立不安，神不守舍。
“怕得要死。”奥莉加坦率地承认。
“这么说，您现在正在休假？”
“嗯，是的。”
“想去哪里？”
“想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在父母那里住了两周，从现在到假期结束都在莫斯科。”
“剩下来游玩的时间多吗？”
“只有五天，”奥莉加叹了口气，“越是美好的东西结束得越快。”
他俩一边喝着茶，一边吃着巧克力华夫蛋糕。
奥莉加偷偷地观察着奥博林，心里盘算着他该是多么“难缠”。从他随便把她领到自己家里这个轻率劲儿看，他头脑简单，行动草率。这样的话，蒙骗他并不难。可如果这恰恰是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力量和无懈可击的表现的话，那么，这场搏斗将不会轻松，将会旷日持久。第一次就会碰壁。没了眼镜，奥莉加真的看不见奥博林的面孔，也就无法观察他的面部表情。本来，根据表情可以判断他怎么评价面前的形势，可以判断他怎么看待她奥莉加。应该尽快戴上眼镜，以便搞清楚该怎么做。
“请原谅，尤里，我给您添麻烦了，可没有眼镜的话，我寸步难行。请您领我去地铁站吧。”奥莉加请求说。
“那好吧，”奥博林一下子醒悟过来，“咱们走吧。”
奥博林帮她穿上外衣，紧紧地拉着她的手，领她出了房门。
在街道上，他们慢慢地走着。实际上，奥莉加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她感到自己一点自信心也没有。在不平整的沥青路上，她时不时地磕磕绊绊，把奥博林的手越来越紧地拉向自己身边。终于，他们下到地下过道，奥博林把她领到一个卖眼镜和眼镜框的小摊前。
“姑娘，”奥博林高兴地对售货员说，“您这里有七百度的镜片吗？”
“七百度？就这一副。”
售货员从架子上取下一副模样怪诞的眼镜，递给奥博林。
“可这个镜框是男式的。没有女式的吗？”
“我刚才说过了，年轻人，七百度的只有这一副了。”
“不，这太可怕了。”奥博林坚定地说，“女人宁愿死去，也不能戴这副眼镜。能不能戴度数小一点的？奥莉加，度数小一点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奥莉加急忙答应，“什么样的都行，只要能看清东西就行。”
“那好吧，请您把那副漂亮的女式眼镜拿给我看看。”奥博林对售货员说。
不知为什么，售货员的态度一下子变得和善起来，急忙从挂在绳子上的眼镜中挑选所需要的。
“这副镜框很漂亮，五百度的。噢，这副也很时髦，是四百度的。戴上试试，我给你们拿镜子。”
奥莉加戴上那副四百度的。她的眼睛一下子酸痛起来，头也疼得厉害。原来，这副镜片是聚光的，奥莉加不合适。
“不行，这副根本不合适。您再给拿副别的。”
“试试这副。”
“这副多少度？”奥莉加接过这副镜框非常漂亮的眼镜问。
“三百五十度。”
这副眼镜要好一些，镜片上的圈与圈之间的距离也合适，尽管没能把视力完全矫正过来，但戴着这副眼镜，眼睛不疼了。
“这个合适，”奥莉加点了点头，“多少钱？”
售货员说出了价钱，奥莉加就伸手到提包里拿钱包。
“噢，电话本！”奥莉加吓得惊呼一声，“尤里，我把电话号码本忘在您家桌子上了。我真是个马大哈！怎么办？没有这个本，我就跟没有手一样。”
“没什么大不了的，”奥博林微笑着说，“我们这就回去，反正您哪儿也来不及去了。”
目前，一切都在按照奥莉加所设想的进行。她本来就是故意把电话号码本放在奥博林家里的，好让他邀请她再回到他的家里。他还真的这么做了。
在回奥博林住宅的路上，他们已经快乐起来。戴着度数小一点的眼镜，奥莉加已经能看清什么了，这比没有眼镜可强多了。
“我给您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奥莉加在路上歉疚地说，“您可帮我大忙了。我简直不能想像，假如没有您的帮助我该怎么办。请允许我给您买点什么小吃吧。”
这是冒险的，但却又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从奥博林对这席话的反应上，奥莉加应该能够看出，他是愿意让她留在家里做客呢，还是只想把电话号码本还给她，让她拿了电话本就走。
“如果允许客人买食品的话，那我还算什么主人呢。”奥博林笑了起来。他来到一个商店，停住脚。橱窗里摆设着巧克力、蛋糕和饼干等食品。食品的包装新鲜闪亮。
奥莉加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很显然，一切顺利。
奥博林没有发现时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同新结识的这位陌生女人的交谈惊人的愉快。再说了，这时候的奥莉加已经不再病态地眯缝着眼睛了，孤苦无助和缺乏信心的表情也已经从她的面部消失了。奥博林明白了，这是一位魅力无穷、难以抗拒的女人。奥博林惊讶地回味起自己不久前邀请一位新来的年轻女研究生到家里做客时的冲动。自己怎么会对那个小傻丫头感兴趣呢？瞧瞧这个奥莉加，完全就是另一码事，她富有女人味，成熟、聪明。
奥博林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博得奥莉加的好感，生怕奥莉加抬头看看钟，然后收拾东西离开他。奥博林高兴地发现，奥莉加似乎也很喜欢同他交往，她根本就没有看钟。他们已经煮了四壶茶了，但依然谈笑风生，情意绵绵。忽然，奥莉加站了起来。
“也许，我该走了。”
“为什么？”
“因为跟下的情形，看起来，有点不像样子。这种情形，要么发展下去，要么就应该立即中止。”奥博林十分清楚奥莉加指的是什么，但还是愚蠢地重复说：
“为什么？人们相识后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喝喝茶，聊聊天儿，怎么就不像样子呢？”
奥莉加沉默了一会儿，走到门口，背倚靠着门框。
“因为您太像个男人了，尤里，以至于没法跟您平心静气地交谈。因为跟您在一起我感到艰难，所以，我最好还是离开。”
奥博林觉得自己的心直往下掉，嗓子眼儿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他站起身来，慢慢走到奥莉加的跟前。他忍不住要触摸她，拥抱她，可两只胳膊却沉甸甸的，像坠着个秤砣。
“不要走，奥莉加。我不想让您走。”他小声跟她说。
一连两天，娜斯佳没能过问塔拉金的事。一大堆刻不容缓的工作等着她处理。
真该谢谢科罗特科夫，他还真的积累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并慷慨地与她分享。正因为如此，在早晨的业务汇报会上她才得以免遭白眼。不过，这种侥幸不能指望第二次。再说了，对科罗特科夫也不方便。所以，对新西伯利亚医务工作者会议和少年体操运动员的事进行调查，只能由塔拉金一个人处理了。
最开始，他同卫生部取得了联系，后来就一遍又一遍地往新西伯利亚打电话，他不停地说服、解释，甚至偶尔也撒个谎什么的，而他到底还是弄明白了，是梅迪科尔公司派塔玛拉·科切诺夫去参加会议的。在这家公司里，人们对塔玛拉早就很熟悉了。她同这家公司已经合作好几年了。
而儿童体校的事情就有点难办了。在体操协会里，人们根本就不想同他交谈。他只得通过参考手册查到体校的地址，并设法遍访这些学校，这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他最终查明，体校与塔玛拉的合同是通过洛桑公司为中介签订的。这家专业翻译公司只提供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三种语言的翻译服务。最初，这家公司正是专门为去瑞士旅行提供各种服务才创立的。在瑞士，人们讲这三种语言。公司的名称“洛桑”也就由此而产生。
塔拉金打电话给娜斯佳，向她准确地报告了自己的调查进程。在梅迪科尔公司，人们对九月份去奥地利旅行一事一无所知。最近，公司没有向塔玛拉转发任何订单。人们在描述塔玛拉时，都说她是一个业务水平很高的翻译，很好地掌握了医学术语。此外，十分重要的是，她还懂得在医学术语中广泛应用的拉丁语。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她常常被邀请去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其他会议。
“明天早晨我就去洛桑公司。”塔拉金告诉娜斯佳，“要是在那里也一无所获的话，那就不得不对医学界进行调查研究了。当她从奥地利回来后，与她保持联络的熟人，也许就在这个圈子里。”
“尽快给我打电话，”娜斯佳提出要求。
塔拉金答应了。
然而，不论是在预定的走访洛桑公司这一天，还是第二天，塔拉金都没有出现。
最初，娜斯佳直发脾气，后来，由于事情多，忙得她晕头转向，也就把塔拉金的事忘到了一边。
娜斯佳很晚才下班回家，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阿列克谢去汽车站接到了她。他们沿着黑洞洞的街道磕磕绊绊地走着，边走边低声交换着新鲜事。
“休息日我不得不留下你一人在家了。”阿列克谢说，“下周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一个小伙子要答辩，我得帮他准备意见。审核一下论文评论员和主管机构的评语，研究一下答辩词，以免他因为害怕而做出蠢事。你怎么样，一个人能行吗？能自己喂饱自己吗？”
阿列克谢所在的学院位于莫斯科郊区的茹科夫斯基，而前来答辩的研究生们住的旅馆也在那里，就在学院的大楼里。他对娜斯佳温柔体贴，不想让旁人到家里来，免得破坏了妻子在休息日的兴致。对这一点娜斯佳很是珍惜。阿列克谢打算到茹科夫斯基去同研究生会面，再说，他的父母也在那里。
“那我就饿两天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娜斯佳笑了起来，“这反倒对身体有利。”
“我的娜斯佳，你什么时候能去掉懒病，啊？”阿列克谢责备地问，“饭菜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只要热一下就行了，就连这点活儿你都不想干。你小心点儿，用不了多久就会瘦掉一半，只剩下皮包骨头。”
“我的阿列克谢，你别生气。”娜斯佳边走边亲吻着丈夫的面颊说，“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吃饭，你也知道。”
在楼道口，娜斯佳发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就像钉入墙壁里了似的。
“阿娜斯塔霞。”一个含混犹豫的声音传了过来，而那个影子也移近了。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娜斯佳大吃一惊，“您在等我？”
黑暗中，娜斯佳看不清来人的面庞，但她觉得，似乎是有人在冒名顶替塔拉金。来人显然有些不自然。娜斯佳本能地贴紧了阿列克谢。
“你们允许我进你们家里吗？”
“请进。”
他们三人一起走进楼道。只是进了楼道，借着灯光，娜斯佳才看清了塔拉金。
他脸没有刮，眼睛深陷，面颊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痕。他的面部表情流露着惊慌和不安，而就在这一瞬间，娜斯佳明白了，眼前这一切不是假的，而是出什么事了。
“我的天哪！”娜斯佳惊叫一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您怎么了？”
塔拉金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第一个走进电梯。
那天，塔拉金走进洛桑公司的办公室，还没过十分钟，就被人扣留了。洛桑公司里到处都是警察。他们正在就公司副经理卡琳娜·米斯卡里扬茨被杀一案对员工进行调查。而某个私人侦探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公司里，警察是很不高兴的。
塔拉金被送到拘留所，直到弄清了他的身份和他所出示的证件的真伪。
两小时前，警察把他放了出来，也忘了向他道歉。
“还好，”娜斯佳若有所思地曼声说，“我很同情您，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这个卡琳娜出什么事了？”
“三四天前她在家里被人杀了。她，还有她死去的丈夫，都是亚美尼亚人，所以，我很清楚，警察就拿莫斯科的亚美尼亚流民开刀，着手调查。而昨天，正好调查到了她所在的公司。”
“死去的丈夫？”娜斯佳又问了一句，“怎么，他也被杀了？”
“不是，大概在两个星期前，或者更早些，他就死了。”
“真想不到，太不幸了，”娜斯佳摇了摇头，“丈夫先走了，紧接着是妻子。他们有孩子吗？”
“有个五岁的女孩儿。她当时就被亲戚给领走了，她的亲戚也住在莫斯科。”
“您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要知道，不是您审问他们，而是他们审问了您。”
“嘿，”塔拉金笑了，这是他进屋后第一次露出笑容，“人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能告诉我吗？”
“请原谅。”
“算了，我原谅您。换成我的话，也不会说的。”娜斯佳平静地笑了笑。
塔拉金说啥也不在这里吃晚饭。娜斯佳就把他送走了。
现在，她和阿列克谢一起坐到了饭桌前。
“他是谁？”阿列克谢一边把盘子里的炸土豆分摊开，一边问。
“他就是最近我跟你说的那个人。”
“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位？”
“嗯。我的阿列克谢，你别走神儿，我吃不了那么多，我会撑破肚皮的。”
“你老是这么说，而后来总是一扫而光。这个人的确有点儿不招人喜欢。”
“这只是今天。他在拘留所呆了一天一夜，还能好看得了？”
“那好，开饭，”阿列克谢演戏似的挥了挥手中的叉子，“他是个刑事律师？你可跟我说过，他是个私人侦探。莫非你说谎了？”
“他真的是个私人侦探。他就是因为这个才被拘留的。谁都可能碰上这种倒霉事。我也不例外。”
这时，房间里传来电话铃声。阿列克谢用询问的眼神儿看了看娜斯佳。
“我去，”娜斯佳点了点头，放下叉子，“这个时候的电话肯定是找我的。”
从热乎乎的厨房出来，娜斯佳觉得房间里冷飕飕的。她一边拿起话筒，一边心里想着应在冬天到来前把阳台的门修理一下，免得冷风从门缝里吹进来。
“是娜斯佳·帕夫洛芙娜吗？”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是悦耳，“晚上好。”
“晚上好。”娜斯佳木讷地应了一声，她还没有搞明白，是谁在同她说话。
“我真害怕您把我彻底忘了。您那里还好吗？”
娜斯佳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刚才心脏还跳得好好的，有节奏地驱动着血液在血管里奔腾，而现在却一点也不跳动了。心脏停止了跳动，血液也停止了奔腾，娜斯佳的手脚一下子变得冰凉。
毫无疑问，她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她太记得这个人了，永远也忘不掉。
她真愿意刚才这个电话铃声是闹钟在响，她从梦中醒来，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就让这一切是一场噩梦吧，但愿这只不过是一场梦，而不是现实。
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她可承受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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