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加·列申娜心情愉快地去医院上班。阳光明媚，又是一个好天气。奥莉加的心情总是取决于大街上的天气怎样，是晴空万里，还是相反。如果说昨天是因为尤里·奥博林的事情毫无进展而令她不安的话，那么今天早晨，她作出了她认为正确的决定。奥博林住院已经四天了，但她还是没能弄清楚：塔玛拉有没有把在奥地利发生的事件告诉他。如果说告诉了他，那他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了别的什么人。万一在她把这一切查清之前，他就突然死掉了呢？也许结果会是这样的。奥博林嘛，将永远地闭上嘴，但那些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的人们依然还在。这些人都是谁呢？到哪里去找他们呢？奥博林会告诉这些人多少事情呢？
要解开奥博林这个结子，需要时间。但是，奥莉加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这事上。白天上班时，奥莉加只能抽空儿跑来找他，因为在科里丈夫寸步不离。而上夜班时，长时间地谈论“生活”也不是十分方便：尤里·奥博林和所有正常人一样，白天精神饱满地工作，而到了晚上，毫不掩饰地就想睡觉，尤其是在做爱之后。再说了，奥莉加也曾亲口告诉过奥博林说，有些人跟她那位爱吃醋的丈夫很熟悉。如果她到某个病房太频繁，待的时间太长的话，他们肯定会把这件事告诉她的丈夫。
如此说来，奥博林的事情应由别的什么人来处理。可是由谁来办呢？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大。显而易见的是，这件事要由自己人来办，而自己人的圈子又很小。
这里共有主治医生一人，病理解剖学家一人，药剂师三人，护士两人，再加上博罗丹科夫和奥莉加本人。主治医生、病理解剖学家、博罗丹科夫和奥莉加本人都不合适，三位药剂师也不能动，他们工作本来就非常紧张，如果再考虑到诊所的规定，例如，为住院者匿名，住院病人除了医生护士外，不得与其他任何人接触等等，很难想出什么借口让他们同一位住院病人频繁接触。这样一来，也许只剩下护士可用了，因为在这个科里除了博罗丹科夫外，再没有任何别的医生了。
奥莉加十分清楚，就连让护士来出面这件事也未必能够顺利办成。为了让护士对奥博林的访问显得自然，需要使护士与奥博林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哪怕是象征性的亲密关系也好。而这，鉴于奥博林与奥莉加之间的爱情关系，未必可行。
两位护士都是铁杆儿的自己人：一位是药剂师的妻子，另一位是主治医生的妹妹。两位护士没有受过任何医学教育，就连中等医学教育也没有受过。药剂师的妻子只上过十年中小学，其他什么专业也没有学过。从前，她是在一家机关里当打字员。而主治医生的妹妹是小学教师，学过教育学。对于在这个科里工作来说，这两人完全合适，因为这里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不需要给任何人打针和做别的治疗，只要能穿着白大褂给病号送饭和药水就可以了，用不着进行特别的专业训练。所有医疗问题，有博罗丹科夫和奥莉加也就足够了。
这两位护士无疑是可靠的，是经过考验的，也是对事情感兴趣的。但是，奥博林却不会同她们接触。也就是说，需要新的人，需要一个男人。
奥莉加走进环绕在诊所周围的公园，绕过中心大楼，来到一座整齐的两层小楼前。门前挂的是密码锁。在最近的半年里，它只按照从里面，也就是从治疗科里发出的信号工作，从外面按按钮是打不开它的。这是博罗丹科夫做出的规定。奥莉加按了几次门铃。
“谁？”楼里传来了值班药剂师的声音。
“是我，奥莉加。”
锁嗡嗡地响了起来，随即就开了。奥莉加推开沉重的门，走了进去。在楼道的深处，在两根圆柱子之间设有电梯。奥莉加听到了电梯运行的响声。不一会儿，栅栏形的电梯门打开了，电梯里站着的正是那位给奥莉加打开门的药剂师。
这栋楼里没有见到楼梯，当然楼梯是有的，只是位于暗门之后。这栋楼的设计思路是：假如某个外人通过大门进了楼，来到了一层，但如果没有内部人员领路，那他就上不了二楼。在一层，电梯的门是用钥匙从电梯里面锁住的，而在二层，门是从外面上锁的。这些情况当然是不能告诉住院病人的。对每位新病人的到来，都要提前做些准备。而当博罗丹科夫又带来一个试验品时，楼的大门敞开着，而电梯也敞开着门儿停在一楼等候病人。所有这一切都在病人到来前三秒钟内做好。当把病人安顿到他的病房里后，一切又在同样短的时间里恢复原状。
奥莉加来到护士室，把风衣挂在衣帽柜里，愉快地向主治医生的妹妹点了点头，主治医生的妹妹刚下夜班。
“情况怎样？”奥莉加一边穿白大褂、戴帽子，一边问，“有什么新情况吗？”
“一切平安，”主治医生的妹妹回答，“毫无变化。诗人的病情有点恶化，他已经十分虚弱了。早饭时，我好容易才叫醒了他。那位导演暂时还在创作。他几天前就开始没有胃口了，倒是没有其他不良反应。”
“律师的情况怎样？他感觉怎样？”
“他没说什么。”主治医生的妹妹耸了耸肩，“他吃的很多。昨天夜里都快工作到一点钟了。十二点半的时候，他要茶，还要东西吃。我去他房间一看，满屋子都是稿纸，他正拿着个计算器在计算什么。他可真勤劳！”
主治医生的妹妹动作麻利地换好了衣服，往嘴唇上涂了点口红，抓起了挎包。
“就这些，奥莉加，我走了。”
“祝你幸福。”奥莉加呆呆地嘟哝了一句，没有看她。
换班一小时后，奥莉加来到奥博林的房间。
“我的奥莉加！”奥博林高兴地向她扑过来，“终于又见到你了！想死我了。”
他温柔地拥抱着她，看着她的眼睛，亲吻着她。奥莉加轻轻地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
“小声点，博罗丹科夫在走廊里。”奥莉加压低声说，“你的事办得怎样了？”
“太棒了！棒极了。”
“工作有进展吗？”
“突飞猛进。您怎么也想像不出，这几天里我干了多少事。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如果我在这里再待上两个星期，那么我就能全部完成论文初稿。真的，很棒吧？”
“很棒。”奥莉加赞同地说，“你感觉怎样？”
“亲爱的奥莉加，你知道，人们常说，工作就是最好的药方。看来，这话没有白说。我的自我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头不疼了，心动过速的毛病也没了。这才称得上是定时餐饮，多多睡眠，保持有规律的生活方式。”
“怎么，你过去有头疼的毛病？”奥莉加不安地问。
“经常头疼。每天一到晚上头就疼，有时候白天也疼。在这里四天了，一次也没有疼过，真令我惊奇。”
“我很高兴。不过，你不许把这件事告诉博罗丹科夫。”
“为什么？”奥博林感到奇怪。
“他马上就会让你出院。既然你一切都正常了，那么，你在这里也就没有什么好做了，明白了吗？你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你感觉自己身体不好，影响你写论文。咱们一起欺骗了他。现在，可不能后退。”
“算了，”奥博林同意了，“你给我指导指导，我应该说什么他才不会把我从这里赶走。”
“就说你身体虚弱，头晕，厌食。”
“可以！”奥博林扑哧笑了起来，“没有胃口！可护士会告诉他，说我把饭吃了个干干净净。我的胃口就跟野兽的似的。昨天夜里，还跟护士要过吃的。”
“那你告诉他，说你是强逼着自己把所有的饭都吃下去的，因为你知道正常的饮食对于保持体力有多么重要。你就说，你咽不下去，很痛苦，但你坚持吃下去。明白了？要装出痛苦的样子。”
“听你的。”
“行了，朋友，我走了，我的工作很多。午饭时再见面。博罗丹科夫从三点到五点在中央大楼接诊病人，那时候我跑到你这里来呆个把小时。说定了？”
奥博林本想再拥抱她一次，但她轻巧地躲开了，响亮地吻了一下他的腮，转身出去后，随手把门关上了。
来到走廊里后，奥莉加把奥博林房间的钥匙放进了白大褂的口袋里，快步向药剂师的实验室走去。
“列尼亚，给律师用的什么方子？”奥莉加问一位小个子、圆脑袋、皮肤黝黑的人。
“我看看。”那人应了一声，放下一件什么稀奇古怪的仪器，从案桌上拿起一本厚厚的记录本。
“噢，律师……律师……”他一边嘟哝着，一边翻弄着记录本，“在这儿，律师，二十九岁，没说什么地方不舒服，没有慢性病。是这个吧？”
“是这个，是这个。”
“第一天，用四十二号药方，从第二天开始，用四十四号药方。”
“那四十三号呢？”
“四十三号是给诗人的。博罗丹科夫说过，如果律师用四十四号药方不管事，就把四十五号给诗人，四十六号给导演，而律师用四十七号。”
“好了，列尼亚，我明白了。”
“怎么回事，奥莉加？有什么不对的吗？”
“不，不，没什么。只是律师上次说他身体不舒服，我想可能是给他开的药方根本就不对。”奥莉加回到护士室，从屋子里面把门锁好。她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这么说，博罗丹科夫成功了，他到底研制成功了这副制剂。第四十四号制剂没有任何不良的副作用，不会造成心肌和恼血管快速磨损。他实现了自已的目的。
但是，奥博林应该死在这里。这无可争议。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才会死去，那就是每天都给他原来的那种药水。不能给他四十四号药。谁说也不行。暂时就这样。为此，绝不能让博罗丹科夫知道他一切都成功了。
娜斯佳已经完全陷在当前的事件中了。
在十月初，就像是故意跟人作对似的，强奸凶杀案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
对早秋时节出现的这种罕见现象，娜斯佳非常清楚：十五六岁的少年们在假期后返回了莫斯科。一年到头，他们都同一般大小的女孩子们在教室里度过。这些女孩子们已经习惯于不认真地对待他们。后来，他们分开了，男孩子们就开始同完全不同的女孩子们交往，其中也包括岁数大一些的姑娘。对于这些姑娘们来说，这些男孩子是陌生的和生疏的。也就是说，是要相当认真地对待的。同这些姑娘们的接触，使这些男孩子们获得了一定的性经验。在返回班级，回到同龄人中间后，这些掌握了新的行为规矩和新知识的孩子们，马上跑去向同班同学和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朋友们炫耀，吹嘘他们现在多么成熟，多么酷。这种炫耀会造成性侵害和打架斗殴事件的发生。深得女孩子喜欢的男孩子被殴打，而那些允许事情发展到一定界限，而后来又因为害怕要求罢手的女孩子们也被殴打，有的当然就惨遭杀害了。
白天，娜斯佳去了南区民警分局，这里一下子发生了三起少年强奸案。她要去的办公室上了锁。但从门里传出来的喧闹声中，娜斯佳毫不怀疑里面发生的事。办公室里正在举行庸俗的酒会，并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娜斯佳没有敲门，而是走进了邻近的办公室，给尽情狂饮的民警们打了个电话。
“你们那里在过什么节啊？”娜斯佳不满地问。她明白，自己白白地浪费了时间。现在什么工作也干不成了。
“斯图卡尔金昨天已满十四岁。”娜斯佳要找的那位民警向她解释说。
“是的，这是个理由。”娜斯佳不能不同意，“我已经来了，该怎么办？”
“你也来参加吧。”这间上了锁的办公室的主人建议说，“我马上就给你开门。”
“那好，你开门吧。”娜斯佳叹了口气。
若拉·斯图卡尔金是个令南区民警分局多年头疼的主儿。仅仅在去年，分局就为他办理了十二份关于放弃刑事案件起诉的材料。他经常盗窃，抢劫比他小的未成年人，参与打架斗殴。可是，在他年满十四岁之前，不能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的犯罪行为被揭露了，而民警们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可到头来，侦查员们又得拿出关于放弃刑事起诉的文书，因为实施犯罪行为的这位，不满刑事责任年龄。
斯图卡尔金本人，倒还算不了什么。最令人头疼的是那些遭他偷窃的受害者，他们把民警分局的门槛都快踢破了。他们要求返还失窃的物品，惩罚犯罪者。若拉早就把偷来的东西挥霍一空了：或者大吃大喝了，或者卖了，或者在游戏机厅里输光了。受害者们可不能容忍这些。可是，向他这个未成年人追讨损失是不允许的，而若抓住他放荡而又贪财的父母不放也毫无益处。受害者们向民警大声喊叫，跺脚，有的甚至放声大哭。他们认为，什么刑法规定的限制，这不过是民警们想推托的借口罢了，这背后的原因则是懒惰的民警们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在过去，这类古怪的少年会被送进专门的学校管教。可现在，这种事情谁也不想管。大量的文件要办，大量的麻烦事要处理。同时，还有大量与更危险的犯罪分子的案件有关的工作要做。而民警呢，却又严重地人手不足。
在过去，各级执委会下面几乎都设有一个未成年人工作委员会，负责这类不良少年的管教工作。可现在，这些人都哪里去了呢？中小学也拒绝这类有问题的少年，转而开展名利双收的贵族式教育。只有那些最优秀的，换言之，也就是那些才能出众的、父母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学生，才能接受这种教育。而差学生谁也不要。
因此，可爱的宝贝若拉就给整个民警分局造成了恐怖。不出一个星期，他又会在建立新的“功勋”时落入法网。
“只要这小子再被抓住，”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民警大尉举起酒杯，咬牙切齿地说，“只要他再落到我的手里，我就把他送到劳改营里，判他个无期。上帝啊，真是太幸福了，现在终于可以把他送上法庭了！弟兄们，来，干了这一杯！”
“你想得挺美，”一位三十来岁、面容倦怠、画着浓重眼影的女民警忧郁地说，“法官们现在都很善良，也很民主，他们喜欢小孩子，可怜他们，尤其照顾那些父母酗酒的孩子，绝不会判他去劳改营的。法官们会事先教他一些荒唐说法，然后，再把他推到我这里，成为我的负担。反正都一样。”
娜斯佳明白，这个女民警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处工作。
“不会推给你的，”身材魁梧的大尉一下子火了，“只要能把这个恶棍从咱们这块地盘上清走，我什么都可以去干，我可以向法官行贿。”
娜斯佳想尽快离开这里。她把她要找的那位民警叫到一边，请他把有关强奸案的材料交给她，并保证在次日前还回来。
当然了，如果在别的场合，娜斯佳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到这些材料的，任何一位民警都不会无缘无故地让人拿走这些材料。然而，第一，民警分局的这个侦查员酒后不清醒；第二，他想把这个从彼得罗夫卡来的姑娘尽快打发走，免得她破坏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再说了，这些材料里反正也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薄薄的一叠案件记录就轻易地装进了娜斯佳的大挎包里。
回去上班时，娜斯佳脸色阴沉，愤恨不已。也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破坏了她的情绪。
走进办公室，她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外衣，阿列克谢就打来了电话。
“听我说，过道里堆放着一叠报纸。你还有用吗？是不是可以扔出去了？”
“扔了吧。这是因为生气我才买的，是为了转移一下注意力，免得向科罗特科夫发脾气。”
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娜斯佳把查询资料、记录、统计表和莫斯科市区图摊在面前，全力准备莫斯科和下辖行政区的重大暴力犯罪案件月分析材料。
当她正打算走的时候，南区分局的那位民警酒醒了，就打来了电话。
“听我说，我需要那些材料。我连想都没有想，就给了你。”
“可我已经保证明天还回去。明天你就收到了。”娜斯佳反对说。
其实，这些材料娜斯佳已经不需要了。她已经把材料中感兴趣的内容都摘抄下来了。本来，她已经准备还回去了，可是，去南区分局时，那里给她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一种无法理解的恶意，使她的犟劲儿又上来了。
“不行，”那位民警坚持着，“我今天就要用。我现在就去彼得罗夫卡取。”
“你去哪儿？已经八点多了。我准备回家了。”
“那咱们在路上见。”
“这我可不方便。我们可是说好了的，明天还。明天一大早，我就把材料还给你。怎么，你打算晚上抱着这些材料睡觉？反正在明天早晨之前你什么事也不会做的。”
他们又争执了一会儿，可娜斯佳的脾气越来越大，因此寸步不让。
在耳朵里塞满了“好听话”后，娜斯佳一摔话筒，把自己用的稿纸装进挎包，抻了抻衣服，就回家了。
南区分局的那位民警放下话筒，惊慌地看了看坐在桌子另一侧的那个人。
“她今天就是不给，说要等明天早晨。”
“真见鬼！”那个人心里骂道，“她要这些材料有什么用？她拿它干什么？”
“不知道，”那位民警耸了耸肩，“她来要，我因一时糊涂，就给了她。我们这里的人都认识她，她经常来要材料。至于说为什么，我们也没有深问。有一次，上级曾下达过向她提供情况的指令，从那时起，就这样做了。”
“简短点，随你的便，不过事情还得做好。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明白，”民警一甩手，“马上做好，您放心。”
她头疼。只想钻到一个小黑屋里，面壁，不同任何人说话。她结婚总共不足五个月，而现在，她恐惧地思考着的是，等待她的并不是一间空屋，一间可以在里面沉默和放松的空屋，等待着她的是阿列克谢，是需要与之交往的人。
在这五个月里，娜斯佳第一次为出嫁感到惋惜。她是那么强烈地希望一个人待一会儿，以至于差一点儿没从地铁步行回到家里。娜斯佳一向懒得出奇，就凭着她的那股懒劲，假如她步行走过了这四站地，那功绩，简直就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不过，今天她可是一点也没有打算建立功绩，所以，最后她还是坐上了公共汽车。
娜斯佳同阿列克谢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认识了。在最近这十五年里，阿列克谢一再向她求婚。二十年的时间没有白过，阿列克谢只要看娜斯佳一眼，就足以知道她的心情如何。
“晚饭在炉子上，”阿列克谢说，“你自己吃，行吗？我需要再工作一会儿。”
她点点头，露出了一丝微笑。很好，还可以有一段时间不用说话。
阿列克谢走进房间，坐到微机前，娜斯佳开始热饭。她用叉子从煎锅里叉起一块煎肉排时，突然发现煎锅里的肉很密集，一块挨着一块。好像还没有动过。原来，阿列克谢还没有吃晚饭，他在等她。不过，阿列克谢明白，现在最好别招惹娜斯佳。于是，就慷慨地打发她一个人下厨房。现在，他一个人饥肠辘辘地坐在那里……
“亲爱的阿列克谢，我一个人很寂寞！”她喊了一声，“咱们一起吃饭吧。”
丈夫是那样的高兴，以至于娜斯佳也跟着快活起来。不管怎么说，嫁给他，她是嫁对了。娜斯佳麻利地又拿出一个盘子，放好刀子和叉子。
在从窗台上的面包盘子里往外拿面包时，娜斯佳发现了整整齐齐的一叠报纸，正是阿列克谢威胁要扔掉的那些报纸。
“怎么，你没把它们扔掉？”娜斯佳指着报纸问，“你本来不是想扔掉吗？”
“我想先读读，后来心情不好，也就忘了。”
“心情不好？为什么？国家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还是你担心十二月份选举出来的国家杜马不是你所期望的？”
“我读了一位银行家的答记者问。他抱怨说，电脑诈骗行为与日俱增。他说，他期待着能够保护银行信息的电脑新程序问世，可负责拿出这项计划的单位说，编写该程序的那位天才的程序员突然去世了，没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
“那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
“报纸上说出了这位程序员的名字。他叫格尔曼·米斯卡里扬茨，是我大学的同年级同学。因此，我心情不好。要知道，他还很年轻，跟咱们是同龄人。你知道吧，我想起了他从一年级就开始追求哲学系一个姑娘的事情。格尔曼爱情专一，后来他终于娶了这个姑娘。他是那么动人地向她大献殷勤……你想想看，她还那么年轻，才三十五岁，就成了寡妇，她该怎么办呢？”
娜斯佳津津有味地吃着煎肉排，心里琢磨着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喜欢阿列克谢讲的这些。从丈夫的话里，她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消息。关于格尔曼的死，她在几天前就知道了。当时，塔拉金向她讲述了卡琳娜被害案的情况。可不知道是什么让她不喜欢，也不知道是什么让她紧张。她很清楚，现在，这种莫名的东西，将会使她精神痛苦，饱受折磨；使她失眠，不能集中精力干任何其他的事。
“大概，我会使你更伤心。告诉你吧，他的妻子也死了，她是被人杀死的。”娜斯佳给自已倒了一杯咖啡说。
“上帝啊！”阿列克谢叹了口气，“竟然全家遭遇不幸！可为什么要杀她呀？”
“暂时还不知道，我只能猜测。你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当年轻人突然死去时，周围的许多事情就开始成为泡影？是这样的。处于可为社会积极工作年龄的人，与周围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死，所有这些联系一下子也就断送了。我想说的是，这个人的生命必定是某项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这可能有点机械论的倾向。这个人有父母，他们指望着他成为他们暮年的慰藉；这个人有心上人，他的心上人热爱着他，期待着同他一起并肩走过人生路，期待着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这个人有儿女，儿女们有权盼望着得到他的抚养，哪怕只是抚养成人也好。有些事情是这个人做的，而某些人的命运则取决于这些事情的结果。而上了年纪的人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了。他们受到人们的爱护，受到人们的关心，得到人们的珍惜。但是，他们的死不会造成年轻人突然死去时的那种悲剧。你不同意吗？”
“我没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阿列克谢摇了摇头，“不过，大概你是对的。你常常遇到这类事情。反正年轻人的意外死亡事件比正常的死亡更常见。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依我看，年轻人的正常死亡率也是很高的。”
“你从哪儿知道的？”娜斯佳惊讶地问，“你看了统计数据？”
“没有，我读了你买的报纸。原来，有时候读读报纸也是很有益处的。”
“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常常有这样的一些文章，如‘一位年轻有为的导演英年早逝’，‘一位风华正茂的人走了’，等等。”
“可是以前也有这样的文章啊。”
“是有过，但没有这么密集。你买了两天的报纸，共有六份，在这几份报纸中，大概有五份刊登了这样的文章。讲到了好几种人，就像办报人有这种年度工作指标似的。”
“就算是年度指标吧。”娜斯佳微笑起来，就在这一时刻，她明白了，她究竟为什么那么不喜欢谈论天才的程序员格尔曼。
萨普林感到对局势失去了控制。他找到了塔玛拉。
如果考虑到塔玛拉尽了最大努力，以求销声匿迹的话，那么，可以说，萨普林办成了一件不可能办得成的事情。然而，萨普林就是会找，也还真把她给找到了。
那现在干什么？就坐在海边上干等？
假如他知道事态会这样发展的话，那他就不会接手这项工作，去寻找和消除塔玛拉了。也就是说，找到塔玛拉，并迫使她保持沉默，无论如何都是需要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可他本来完全可以自己干这件事，而不需要听命于任何人，并且会做得很好的。对了，还是无偿的。可为了妹妹，他还真的需要钱！只是为了这可恶的几个臭钱，他也就同意让杜西克雇用自己。既然答应让人家雇用，既然自愿来伺候人，那就应该听主人的话，就不能任性。否则的话，一旦有什么差错，就可能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杜西克吩咐暂时不要动塔玛拉，要等候新的特别指示，他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萨普林住在这个区的中心地带，离石油工人村大约五公里。他曾几次见到过塔玛拉。当时，她正陪同德国工人去区中心采购物品。萨普林认真地观察着塔玛拉，但尽力不让她察觉到。
根据这些观察的结果，萨普林已经制定好了一个大概的计划：在设法杀死塔玛拉之后，使某个德国人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根据这群人走路的情况，根据他们的交谈，根据他们之间相互观望的眼神儿，甚至根据他们在小面包车里的坐位情况，萨普林已经准确地确定了塔玛拉同谁睡在一起。同塔玛拉一起睡觉的有三个人，至少有三个人。尼古拉·萨普林心里想着，纠正着自己的看法。因为塔玛拉带着不同小组的德国人到区中心来过三次，而他们每一次来的时候，萨普林总能准确无误地发现在每一组德国人中，总有一人跟塔玛拉关系暧昧。根据这些，可以轻而易举地编出一个因为争风吃醋而杀人的经典故事。于是，萨普林已经做好了随时动手的准备。
可恰在这时，却莫名其妙地让暂缓行动……
萨普林焦躁不安。因为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而妹妹腹中的婴儿也在长大，她的丈夫也可能会失去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那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因为他们需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并在那里购置一套符合他的公务身份的住房。第一次交的购房款，他已经给他们了，可第二次交款的钱还没有。又没有地方可借，因为银行不给贫穷的移民提供购房贷款。
每天早晨他都去邮局给卡佳打电话，这是一天中惟一令他高兴的事情。
卡佳请他早一些，也就是在八点至九点的时候打电话，因为这个时候杜西克肯定不在。卡佳对萨普林情意绵绵，说她很想念他。不过，萨普林感觉到，卡佳的声音变得一天比一天冷淡。
萨普林想，自己真是太老实了，还等什么。
记得有一次，自己带着鲜花，狂飙一样冲到她的身边，把她拖到床上，还向她求婚。这不严肃，太草率了。当然了，她不可能等他太久。不能干了那种事后就一走了之。需要当机立断的是，或者继续搞下去，或者不再抱任何指望。
萨普林感到自己有愧于卡佳。因为他知道，清晨在卡佳的家门口碰到杜西克后，杜西克理所当然地会对卡佳产生愤恨。按照常理，在这件事后，他本应该把卡佳从这套住宅里接走，以躲开杜西克。可他呢，却抛下卡佳一个人独自面对爱吃醋的情夫，自己却一走了之。虽然卡佳在电话里一次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但萨普林知道，卡佳与杜西克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而这一切都怪他一时的愚蠢冲动。
他从一对上了年纪的哈萨克夫妇那里租了一个房间。这对老夫妇的住宅窗户正对着一个广场。其实，本来这不过是一块铺着沥青的狭窄空地儿，却被庄严地命名为广场。这里进行着最活跃的商品交易。石油工人们乘坐的汽车正好开到这里。司机呆在车里打瞌睡，而那些德国人则成群结对儿地在这座小城里转来转去，寻购香皂、牙膏、刮胡膏、食品和饮料。
萨普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坐在窗前那个破旧的沙发上，观察着广场，等待着塔玛拉的到来。当塔玛拉出现后，他就跟在这群德国人的身后，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感兴趣的一切都悄悄地记下来。
有一次，萨普林突发奇想：在同德国人做爱时，塔玛拉会不会叫喊“我爱你”。如果她这么喊的话，那么，德国人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或者说，塔玛拉专业水平很高，她是用德语喊叫的？这个想法令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真没想到，回想起同塔玛拉亲热的事情，竟然是愉快的。萨普林心里想的是，对于他来说，卡佳压倒了一切。显然，在最近几个月里，对母亲的仇恨使他变得那么憔悴，以至于他的心灵迫切需要温柔，需要热情，也需要爱，哪怕这些都不是真的，只是假的。他的心灵，就像被酷暑烘干了的土地渴望雨露一样。
在这座小城里，除了那些在石油加工厂工作、到这里来采购的外国工人外，再也没有别的外地人了。当然了，这些外国工人很多。在大街上，萨普林一点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他差不多就是住在这里的惟一的一个外地人。他向这对老夫妇编造了一个神话，说他正在写一本歌颂石油工人的书，专门从远方来到这亚洲腹地，想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创作一段时间。两位没有文化的老人对他编造的神话当然深信不疑。可不管怎么说，萨普林总觉得自己待在这里很不自在。他要想不被人当做外地人，真是太难了。幸亏有国际石油公司的代表们，定期到这个盛产石油的地方来。所以，对这些有着欧洲人的外貌且衣着华贵的人的到来，谁也不会感到奇怪。
住在这座小城里，生活相当平静，并且，也没有什么麻烦事。尽管如此，萨普林还是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他渴望着赶快从这里脱身，拿上自己挣的钱，把这些钱送给自己的妹妹。他对妹妹总是放心不下，也渴望见到卡佳。
不管这事有多么奇怪，他越是为这两个女人饱受煎熬，就越不想杀死塔玛拉。的确，从本质上讲，塔玛拉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儿。再说，她已经成了一位被记恨的证人。所有这一切，有罪的首先是贪婪的杜西克。他早就该吃枪子儿了。杜西克逼迫他杀死了轻易就相信人的傻瓜倒霉蛋韦罗妮卡·施泰因纳克；杜西克收买了卡佳，用他那毛茸茸的魔爪紧紧地控制着她；杜西克……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待的时间越长，萨普林的想法就越坚定。现在还不晚，需要认真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摆脱杜西克，并且，既能把妹妹急需的那笔钱挣到手，又能保全塔玛拉的生命。
现在还不晚……绍林诺夫暂时还没有下达杀害塔玛拉的指令。
维克托·特里什坎从来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头儿如此凶狠。通常，这个老头总是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于他心情的好坏，只有那些早就跟他在一起，并且对他很了解的人才能猜测得到。
“对这件事你怎么解释？”阿尔森咬牙切齿地说，“你报告我说她在上班，而她自己告诉我说她去了小餐馆，并且不是同别的什么人，而是同杰尼索夫在一起。”
“她在撒谎，”特里什坎急忙辩解说，“难道您不知道，她会撒谎？”
“为什么？她为什么要撒谎？”
“什么为什么？”维克托·特里什坎微微一笑，“她在戏弄您。她想竭力证明，她一点也没有害怕。这是最简单的做法。”
“这么说，你相信你的人？你确信他们不会疏忽大意放跑了她？”
“是的，我当然相信他们。”特里什坎笑了起来，“您连想都不用想这些。不过，如果您还坚持这么认为的话，那我就把小伙子们的心掏出来，看看他们会不会疏忽大意。”
“原来如此，”阿尔森点了点头，“那你就掏出他们的心来看看。因为我嘛，正好也希望她同杰尼索夫的会面是真的。如果他们俩不仅通过电话进行联系，而且还亲自面谈的话，那我用这个材料可以烤制出一个‘馅饼’，那可是美味。她一下子可就上我的钩了。竟然敢同黑社会有来往！过去，我们只能幻想着她去这么做，尤其是在新内务部长当政的情况下，我们更只能是幻想而已。就像那头驴盯着胡萝卜向前走一样，她闻着这个馅饼的香味，就会一直向前走来，一直走进我温柔的手心里。如果你能给我搞到娜斯佳同杰尼索夫会面的证据，我凭着这个，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她招募过来。这样吧，你尽力去办吧，我的朋友。我也请你的那些懒蛋们，也努力地去做吧。”
“我一定尽力。”维克托·特里什坎说。
和往常一样，阿尔森留了下来。在这样的见面场合，他从来不同自己的助手一起离开。
维克托·特里什坎坐上自己的汽车，开车往回走。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思绪理顺过来。
这个娜斯佳，真是厚颜无耻！不仅公开同杰尼索夫见面，而且，居然还把这件事告诉阿尔森，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她自己给阿尔森提供了整治她的把柄，自己爬到了狮子的爪下送死。
真有意思，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明白了，知道为什么了，她将采取行动了。她将假装成被招募的牺牲品，然后，抛出某个下流女人。
阿尔森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但他期待着什么时候能建议她来领导他的事业。她将会忘记自己做民警时的一切愚蠢行为，愉快地接受阿尔森的建议。又有谁会拒绝这种好事！钱是很多的。对的，阿尔森的分析总是对的，只是他把维克托·特里什坎给忘记了，这可就不对了。
为了实现自己向南区民警分局那位民警做出的保证，在清晨把材料送还给他，娜斯佳今天不得不比平时早一个小时起床。每天早晨，她总是那么艰难地睁开眼。现在，因为自己昨天像傻瓜似地固执己见，不肯把材料还给人家，她真想用最狠毒的语言咒骂自己一通。昨天干吗要为一点小事而固执！假如昨天答应在回家的路上同他碰头，把材料还给人家的话，那今天她至少还可以多睡一个小时。
然而，退路已经没有了。娜斯佳像往常一样，喝了两杯咖啡，清醒了一下，就去赶公共汽车了。
差十分九点，娜斯佳赶到了南区民警分局。令她大吃一惊的是，那位叫斯拉瓦·德鲁日宁的民警已经在那里等她了。
“听我说，你把这些材料怎么了？”斯拉瓦从娜斯佳手里接过文件夹子，放进保密柜里时问。
“我看了看。”娜斯佳含糊地回答。
“什么目的？”
“为了进行分析。我每个月都要准备一份关于本市重大犯罪情况的分析材料。包括犯罪的密度、时间、位置、受害人的特点、嫌疑人、紧急措施等等。我把这些资料输入电脑，然后，每个月充实一次，并进行分析。”
“你把这些材料也输到电脑里去了？”
“那当然。”
“为什么？这里面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也没有。”
“这是你的看法。在每一件犯罪案中，一般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可当这些案件很多的时候，那就会有大量很有趣的东西了。”
娜斯佳本来已经准备原谅斯拉瓦昨天的酗酒行为，因为他对她的工作表现出了兴趣。她正要向他讲述对统计数字进行系统分析的好处和重要性，冷不丁一瞅表，一把拿起了自己的挎包。
“我得赶紧走了，斯拉瓦，要不就迟到了。抓住你的那位斯图卡尔金！”娜斯佳向斯拉瓦调皮地挤了挤眼睛，一路小跑向地铁站冲去。
当娜斯佳跑到新切列穆什基地铁站的时候，斯拉瓦终于给昨天同自己谈话的那位打通了电话。
“她已经把材料还回来了，不过，她说她把资料输入电脑了。”斯拉瓦慌乱地说。
话筒里传来了对方极不礼貌，但意味深长和意思明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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